事业因艰巨而伟大 人生因奋斗而辉煌——一位老教授的人生感悟

余广海

（西南大学，重庆 4100715）

常言道“十磨九难成好人”，我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婴儿总是哭着坠地的，从未见过笑着来世的孩子，这似乎预示着人生一世总会经历许多磨难。

我出身于隆昌县麻雀岩一个贫苦农家，童年不仅家穷，还逢国难，当时正值日寇侵略中国，在八年抗战的烽火年代，国家通货膨胀，人民饥寒交迫……家距学校较远，天天走读，冬天下雨道路泥泞，就在赤脚上挽个“草溜溜”。中午不能回家，下午放学后饿着肚子赶回8公里以外的家，到家后放下书包就得割草放牛。年幼的我挑煤炭、背菜卖钱换盐巴，扯秧子、割稻子……什么都干过。目不识丁的父亲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常鼓励我说：“要努力读书，才有出息”。

身处逆境的我，意识到根深才能叶茂，志坚方有作为，所以自觉勤奋读书，1947年我考上初中，因成绩优良，获得了免交学费的照顾。班主任施朝尹（地下党员）对我给予了不少关心与鼓励。后又考入师范校（免学费），得到班“妈妈”蒋裕康的帮助。在学校我被第一批吸收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任县学生联合会秘书长，那年我才16岁。

后来，我遇到一个招聘机会，学校教务长薛国安推荐我去县人民政府建设科，作为县上的“种子兽医”进入川南农林厅兽疫防治所学习，于是背床烂棉絮，我就参加工作了。由于成绩优秀、工作踏实，我被曹振华所长留下担任了训练班辅导员。两年后我又以调干身份被保送参加高考（当时按成绩有的进中专，有的进大学），我顺利考取了四川大学畜牧兽医系。在学校学习期间，我担任了川大第八届学生会主席，并于1954年入党。1956年毕业时我荣获了“三好”积极分子称号。

大学毕业我被分派到四川农大当助教，但还不到一年，整风“反右”开始了，我们的教研室主任夏定友教授由于给省里提意见被打成 “反革命”，我因受牵连也被划为“右派”，并开除公职与党籍送农场劳动改造。这期间，孵化、育雏、喂猪、挑粪、炊事、农活，什么活我都干过，我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尽管如此，我对党和革命的忠心始终未变。直到1963年我才恢复助教职务，一直到1978年才升为讲师，恢复了党籍，并担任教师支部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

1988年，我迎来了人生又一个新起点，四川省委调我到平昌任科技副县长。这期间我身先士卒，70%的时间在乡下，引项目、搞扶贫，作脱贫致富报告32场，引来了世界银行的贷款，还推广养兔、养牛蛙技术。全县60几个乡镇都留下了我的足迹。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年华，常常回忆起那些工作场景和质朴可爱的乡亲们，我都会潸然泪下。

1990年我调任四川畜牧兽医学院副院长，主管科研、教学、人事、财务、产业开发。我提出了“团结、奋进、严谨、创新”的校训，在我的领导下，校办产业一年给学校上交100万元（那时全院一年的办学经费才300多万元）。在全省高教工作会上，我作交流发言后，原副省长韩邦彦说“你们要向四川牧医学院学习，小学校办大企业”。除校行政工作外，我还亲自上教学第一线，我校的《兽医微生物学》被列为省重点课程，我因此获得教学成果一等奖。我还为吉尔吉斯农业大学、俄罗湟什农业大学讲学，并获得荣誉证书。

如今，退休已19年的我退而不休，先后担任了十八个公司的高级顾问 （或服务总监）和三所院校的客座教授，完成了3 400多场讲座，印发五万多份科学养猪手册，诊疗畜禽十几万头（次）。被誉为“农民”教授、“华夏第一刀”（小挑花阉猪吉尼斯纪录），被授予科普专家特别奖和学会特殊贡献奖，荣获“2005年中国十大风云人物”和2011年“振兴中国畜牧业十大杰出人物”称号。

工作65年来，我发表论文200多篇，获得的11项科研成果奖填补不少兽医领域的空白。撰写了《余广海作品集》、《跌宕起伏的百味人生》、《动物微生物学》等26本著作。几起几落的曲折人生，使我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但我从未颓废过，正如四川农业大学校长文心田所说：“余教授从不向命运低头！”。

我现已步入晚年，幸福中亦有几多感悟：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失败和困难是教科书。二、实践出真知，劳动是幸福的源泉，践行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论”，走产、学、研结合的道路，才能培育出众多英才。三、永远当个小学生，不断学习新知，才能与世俱进。四、事业因艰巨而伟大，人生因奋斗而辉煌，顺利时乘风破浪，困难时逆流勇进，每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条艰辛道路。五、精读一书，开创一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丹心一片，奉献一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也是我的座右铭。只要人正、心正、路正，不畏挫折、艰苦奋斗，终会踏平坎坷、修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