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江西省民营银行发展道路上的金融生态环境问题

2016-01-04 02:01景德镇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王凯风
海峡科技与产业 2015年9期
关键词:江西省银行金融

景德镇学院/华南师范大学 王凯风

浅析江西省民营银行发展道路上的金融生态环境问题

景德镇学院/华南师范大学 王凯风

在江西省民营银行的未来发展道路上,金融生态环境对其发展的目标定位、战略路径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本文对江西省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各种“短板”和问题进行了剖析,并从中剖析了未来江西省民营银行发展的机遇与空间,并给出了粗浅的对策建议。

江西;民营银行;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生态”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首先在国内提出的创新性仿生概念[1]。虽然目前国内学界对金融生态、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界定仍有争议,但本文通过对国内成熟理论成果的借鉴,可以认为:金融生态是对一国或地区金融体系运行的特征、规律的生态化描述,能够形象、系统、本质地反映金融体系内外部各类主体、各类因素之间相互依存、制约的有机价值关系,而金融生态环境即指构成或影响到金融生态系统运行的各环境因素的集合[1,2]。以民营银行为代表的高层次、高水平民营金融机构较国资银行具有更高的市场化水平,对其所在的金融生态环境也存在更为独特、密切的依赖;所以,在研究江西省民营银行的培育与发展、分析其目标与正确选择的战略问题的过程中,金融生态环境研究是一项无法回避的子课题。

1 国内外研究简述

国内外学界针对商业银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私有、民营银行为主,而在我国则涉及国资、民营的产权结构差异问题)所面对的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由来已久,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从较宏观的视角研究商业银行体系的地位与外在环境,研究各类因素间通过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所构成的有机系统,并根据需要采用了各具特色的量化研究方法。例如,邓淇中(2012)等采用了Cronbach’s系数法、方差累积贡献率计算法等,通过信度和效度检测对涉及金融生态环境的因素指标体系进行检验、整理与筛选,确定了经济水平、诚信环境、政府效率、人文氛围等七大类环境因素,建立了国内各地金融生态环境的定量评测指标体系[2];刘晔、陈雁云等(2013)则进一步将视角对准江西省,采用因子分析和AHP方法,从八个大的层面筛选出具体指标,评价、测算了省内各地市的生态环境现状,指出了其中体现的弊病、问题和各地金融生态环境构建的不平衡性[3]。其二则是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信用及法制因素等较微观的层面出发,研究不同因素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例如Merton&Bodie(1995)的的金融服务理论认为合约、市场、金融中介构成的体系需要合理安排,以优化并提供金融服务,而且金融体系优化的重心应是建设促使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发挥作用的健全市场环境[4];卢福财等(2014)国内学者也通过研究指出,民营银行能够按市场机制自主运作、减少受政府干预的程度,但这只有在发达的经济与金融体系、有效的外部监管、健全的信用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能成为一种优势[5]。

综合现有研究成果,不难对国内(尤其是江西相较于其它省份而言)的金融生态环境现状做出初步分析、得到大体认识。例如前述邓淇中的评测结果与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大陆29个省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区域差异。在我国首批五家民营银行中,有四家位于广东、上海、北京这三个评测分值为8.0以上的省市,而江西省的评价得分仅为1.0,在各省市中列倒数第七位[2];无论是从夯实银行业的经济基础、更好防范金融风险的宏观视角来看,还是从创新银行业务、打造普惠金融等微观视角来看,我国民营银行的先期试点工作都需要选择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较高水平、金融体系健全、政策与制度保障到位、法制环境好、金融债权得到有效保护、信用意识强、银企关系融洽、人口素质高的区域来开展,所以金融生态环境水平相对低下的江西省未能在首批民营银行试点中“分一杯羹”,自然是在意料之中。那么,江西省金融生态环境是否有望满足未来民营银行培育、发展的实际需要;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我国首批民营银行诞生地相比,江西省金融生态环境的特质、差距有又主要体现在哪里?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将有助于因地制宜地回答江西省民营银行发展的目标定位与战略选择问题。

2 江西省金融生态环境现状与主要问题

借鉴现有研究,结合统计数据、课题组调查反馈信息等,我们可以将导致江西省金融生态环境水平低下、民营银行发展相对滞后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具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2]:

2.1 经济基础差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下,江西省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日益受到重视,金融业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也得到一定改善——江西省在近几年已是全国经济增速最快的省份之一,而且已基本实现了主干产业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但从全国来看,2013年江西省GDP为14,338.5亿元,人均GDP为31,771元,在各省市中仅属于中等偏下水平,属于典型的中部欠发达省份[6]。同时江西省的财政收入、城乡人均收入、工业增加值与利润率等主要经济指标同样落后于东部地区,无疑制约了发展民营银行所需的社会需求。同时,经济基础的薄弱也制约了一些民营银行所需要的创新要素的积累;例如目前我国民营银行的主要发展途径之一是网络银行,江西省通过这条途径突破民营银行发展门槛的希望目前却仍旧渺茫——在落后的经济水平制约下,江西省的网络应用水平与互联网产业发展现状堪忧,江西省的网络域名总量在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中列第19位[7],排名甚至远低于重庆等直辖市,省内居民的互联网普及率更是长年名列各省末尾,为数不多的省内互联网科技企业、电子商务企业也大多处于上游服务商、下游分销商与客户“两头在外”的状态,缺乏孵化、衍生出互联网金融企业乃至网络银行的基础。

2.2 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

近年来,江西省金融机构的数量稳步增长,布局趋于合理,组织结构日渐完善,但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发展水平仍有不足,金融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偏低,相关的指标不理想。通过年鉴数据可进一步揭示出,与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民营银行先发地区)相比,江西省银行体系中的信贷规模小、信贷结构不尽合理(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与不同产权类型企业得到的信贷支持不平衡)、存贷差总量偏大(储蓄存款转化为有效投资的程度不够),以2013年为例,江西省存贷比约为66.65%,低于全国总体水平(68.88%),金融相关率指标(FIR,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额与同期GDP 之比,反映区域经济发展与金融的相关程度)计算结果为2.26,虽然已连续三年保持上升,但仍低于3.10的2013年全国总体水平[6,8]。以上两方面数据均反映出区域内金融资源匮乏、金融效率低下,银行业对区域经济的贡献程度差。由于现有银行业机构在服务上的缺位甚至歧视,使得不少个人与企业的金融需求只能通过期限短、利率高和隐蔽性强的地下融资来满足,这虽然也可以实现融资目标,但无限责任及法律保障缺失会大幅放大其风险、形成畸高的利率水平,势必会加重企业负担。除了规范性差、隐蔽性强的地下融资外,江西省自2009年起也启动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以期以更规范形式满足民间金融需求,并取得了相对瞩目的成绩:2014年全省已设有224家小额贷款公司,全年累计发放贷款近281亿元,超过了北京、上海、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省市,在大陆各省市区中名列14位。从前述环境分析中可以看出,面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缺位,江西省民营银行的生存空间同样是相当可观的,地下金融、小贷公司的发展已经能说明省内民间金融的萌发、成长是难以消除的自然趋势。

2.3 诚信意识薄弱,信用环境差

李扬等(2005)曾指出,越是金融生态环境差的地区,金融滞后、政府干预、地域保护、业务垄断、法制缺陷和诚信缺失等问题便越是层出不穷,银行业机构难于通过市场化的信息机制获得企业相关信息并作出有效评价,或是虽能准确评价但也在外部干预下无法做出最有利于避免信用风险的业务决策,令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信用环境要素愈发成为一块短板[9]。以上分析同样能够很好地概括江西省的现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约束,江西省社会诚信文化较弱,公众尚未充分形成产权保护意识,信用体系与法制建设也有待加强,使得金融诚信保障条件还不完备。近年,在转方式、调结构和经济下行的“新常态”下,江西省部分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困难,导致银行业机构不良贷款风险的累积不断加快,部分金融机构贷款不良率较高、省内借贷款纠纷案件数量逐年上升。有调研显示,在上述情况影响下,江西省金融资产质量在全国范围内来说是处于中下水准的(甚至不如西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10]。如上所述,信用环境的问题对发展民营银行(尤其是在吸引区域外资金参与本地银行培育)带来的负面作用将是不言而喻的。

2.4 法治环境、政府服务待改善

法治环境的完善意味着金融法制健全、执法力度到位,但目前江西金融业面对的法治环境尚存在以下几种问题:首先是行政干预、地域保护等导致的权高于法、有法不依等情况时有发生;其次,司法部门往往缺乏足够执行能力去维护法律的权威,在一些金融案件的审理和执行过程中,依法收贷不能落实、金融犯罪惩处追究不力、金融纠纷赔付困难等问题屡见不鲜。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需要的是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而此类问题将意味着其培育与发展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驾护航,其抵制违规干预、防范金融犯罪、解决金融纠纷的成本将会变得很高。

从更全面的政府服务视角来看,江西省及下属地市的一些政府机构在履行自身职能时,没有真正充分地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行政效率的提高,政府机构职能划分与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较严重;部分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也与新常态下的社会经济实际要求难以匹配,存在某些不作为、乱作为乃至寻租现象。此外,涉及金融业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也存在缺失,例如,省内至今缺乏成熟的信用中介机构准入与退出制度以及规范,这使得省内金融信用中介业务缺乏严格的风险防范和制约机制,加大了信用信息的收集与运用难度。

3 基本对策与建议

在江西省民营银行发展尚有待实现突破的现状下,重视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将能够有效地防止各类金融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 促使未来江西省民营银行尽早确定合理的目标定位与战略选择,并有效地抑制和根除民营银行发展中可能滋生、累积的风险, 使未来具备浓厚地域特色的江西省民营银行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真正发挥出降低金融运作成本、提高金融资源使用效率的预期效能。

面对这一诉求,国家以及地方政府都不应一味以限制或禁止性的手段控制民间金融风险,而应当是努力实现一个金融运作成本低、效率高, 对金融主体行为具有良好的正向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的制度安排,在发展民营银行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对现存制度与政策措施体系的缺陷进行改造、优化, 形成正向激励机制,更好地引导民间金融资本运作从地下向地上、从无序向有序转变,将民营金融乃至未来民营银行的发展真正引入良性轨道。首先,为了更好把握当前政策机遇、克服金融生态环境中的“短板”,政府机构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国家政策,结合当前金融生态环境的客观实际,加快制定民营银行发展远景规划。规划要按照合理布局、改革创新和市场运作等原则,充分体现建立普惠、绿色和可持续发展金融体系的理念,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发展措施等,力争使编制的规划具有科学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其次,各地市应尽快研究、落实促进民营银行发展的具体政策,尤其是要认真研究近期国家、江西省围绕民营银行准入、监管等问题出台的意见与措施,拿出具体、可行的政策措施并落到实处,从行政层面为本省民营银行的发展做好第一道铺垫,为缺少规模优势、不具备政府的信用担保、风险自担的民营银行创造平等的发展氛围。其次,是要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与诚信环境,在充分落实前述的规划、政策的基础上,依法严格保护民营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帮助其远离行政干预,并加大依法审理金融侵权案件的力度、着力提高已诉贷款的执法回收率,解决其起诉难和执行难的问题,严惩企业和个人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保护民营银行的合法权益。再次,是要完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和第三方征信机构建设,建立统一、开放、有效的企业和个人信用评级体系和评价制度,根据市场规则逐步形成完善的制度、有序的管理、齐全的手段、强有力的监管。

[1] 杨枝煌,构建科学的中国民营银行发展的金融生态[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6(3):92-100.

[2] 邓淇中,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构建及竞争力评价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5(6):75-80.

[3] 陈雁云,刘晔.江西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J].江西社会科学,2013,(5):77-81.

[4] 孙宗宽.中国中小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3.

[5] 卢福财,张荣鑫,中国银行业发展问题研究—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5):5-9.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DB/CD].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OL].http://www.cnnic. cn/,2015-07.

[8] 中国金融学会.中国金融年鉴-2014[DB/CD].北京: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2014.

[9] 李扬,王国刚,刘煜辉.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3-60.

[10] 张丹,伍艳.中国银行业金融资产质量的区域差异分析[J].海南金融,2009,(6):7-9,16.

当前金融生态环境下江西省发展民营银行的目标定位与战略选择研究, 江西省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专项课题(14ZT24),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4年立项;江西省金融生态环境现状与民营金融发展问题研究,景德镇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景德镇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5年立项。】

王凯风(1983-),男,山东栖霞人,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景德镇学院经济与管理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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