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贼

张栓固

村子里，保亮是个再规矩不过的人了。认识保亮的人听说他做了一次贼，打死也不会相信，但是，保亮确确实实做了一次贼。

不是你相信不相信的问题。要说做贼，上溯到二十世纪的六十、七十年代，村子里除了过年时贴在大门上的门神外，谁都要多多少少当过一次两次或十次二十次的贼，那些都是大家心明肚知的贼。干活的时候，譬如女人们摘棉花，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明白摘棉花当中，要往自己身上的口袋里、腰间塞上几把棉花，塞多塞少要看自身的心狠心轻，也要看穿的衣服能不能揣了棉花后还不显山不露水，让别人看不出来。如果是下晌路过玉米地，看四下无人，就钻进地里面，喀嚓、喀嚓掰上几穗玉米揣进腰间，或放进草筐里带回去，煮熟后，一家人可以顶上一顿饭。下雨天到庄稼地的地埝头上给生产队的牛割草，看到熟了的豆子，半生不熟的瓜果，都要不失时机地弄上一些，装进筐子里。这是顺手牵羊的偷东西。还有一种办法是下夜，夜深人静后，就有人悄悄地打开院门，手里拿着包袱，潜进黑暗里，或是去偷白天看好的生产队的葱、萝卜、白菜、倭瓜，或是树上的杏、桃子、李子，或是刚刚成穗的麦穗、豌豆、黑豆、绿豆，地里的棉花、玉米、红薯。反正只要能吃能填饱肚皮的都在偷之列。这里所说的生产队是一个泛称，那个年代，什么都属于集体所有，都称之为生产队，个人是啥也没有的，一切都要靠生产队分配一年的吃穿所用。偷地里的庄稼不一定是自己所在的生产队。据我所记忆里，凡是去地里偷东西大多是去别的村子地里偷，有时要走上几里路，十几里的路。并不是一个人，往往要集结上两三个人去偷，一路上还可以消磨孤独和寂寞。这样一说，会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说我们这里民风不好。其实，我们这里真的民风淳朴，很少有恶人。主要是在那个年代，人们实在是经常肚子填不满，去做一点小偷小摸实属无奈之举。现在，你敞开地让他们去偷地里的庄稼，他们还真懒得去费那个精神。那种小偷小摸，若是被生产队看护庄稼的人逮住了，无非是把你装东西的家伙没收，包袱、筐子连同你已经偷了的庄稼留下，你自己回去。严重的要踢上一脚，以解心头之恨。若偷的是自己所在的生产队的庄稼，逮住了要开你的批斗会，罚几十个工分，那样就太失算了。

保亮是村子出了名的大肚汉。一年三百六十天，他很少有把肚子填饱的时候。我的印象中保亮那时应该是二十岁出头，大眼睛，方脸盘，中上等的个子，长得敦实憨厚。穿的是大众化的自家做的粗布衣服，夏天是白色的粗布汗衫，秋天是黑色的粗布夹袄褂子，冬天是黑色的粗布空筒棉袄，粗布棉裤。空筒两个字需要说明的是在冬天穿棉袄，里面是什么衬衣呀、毛衣、绒衣都没有，只穿一个棉袄。若当时在冬天身底穿衬衣、毛衣、绒衣被认为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保亮的脾气大大咧咧的，从来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天大的愁事在他那里啥也没有一样。再乐呵的人也无法抵挡饥饿的袭击。保亮也有吃饱肚皮的时候，就是一年一度生产队吃油饭。于是，保亮总盼望一年一度的吃油饭。吃油饭是生产队在秋天收完了地里的棉花后，给公家的粮棉收购站上交过皮棉后，拧下的花籽榨油。生产队有个规矩，打油的人可以尽饱吃，而且吃的是油饭，就是打下的棉籽油也可以随意地吃，叫做吃油饭。再说为生产队榨油也是个力气活，还要弄脏一身衣服，就特别地优惠一些。榨油的窑洞或房子，统称为油坊。先是将棉花籽在水磨上磨碎，再拉到油坊，人们在地上放几根铁圈垛起，将磨碎的棉花籽放进去，用脚踩瓷实后，放进用柏木做的油机里，放到十个八个后，开始加楔，然后才五六个人拉起吊在空中的油杵开始榨油。油杵很大很长，几乎是一整棵大树囫囵地剥过树皮后，原封不动地吊在了屋梁上。榨油是个力气活，油坊里面也闷热，人们打到酣畅时，几乎脱得精光在榨油。榨油活最难的是抱油杵头，后面的人在嗨呼嗨呼地高唤着用力送油杵，抱油头的人要对准某个新加上去的楔子，对得歪了，很容易出危险。所以，抱油头的人首先要力气大。这个人非保亮莫属了。几个人抱着一个大油杵，在嗨呼嗨呼的喊声里，咚、咚的油杵声，如同天边响彻的闷雷，轰轰作响，声音传出几里地外。油槽里就会哗哗啦啦地流出了清亮的棉籽油来，那些放进油机里的厚厚的棉籽饼一点一点地收缩、变薄。油坊里就弥漫着一股股的香，令人感到了一种充实和向往，心里面的喜悦就洋溢在一个个油乎乎的脸膛上。

吃油饭是他们一生里面毫无节制的奢侈。做饭的时候，就在刚刚榨出的油桶里，用勺大方地舀出一勺两勺的油，倒进锅里，等油热了，放进擀好的面条，或是馍，几乎是油炸面条了。面也是生产队的面，尽饱着吃。保亮一次能吃几大钵碗，一开始连保亮自己都吃得不好意思，但大家都是那样可着肚皮地吃，一直吃到肚子里再也装不下了，就是说吃到了喉咙眼上，才不再吃，保亮最高记录是吃了六大钵碗，相当一顿吃了近四斤的面。一年就那么一次吃得极其地奢侈，大家都很好地享受一番。社员老六一家八口人，一年到头吃的饭难得见到油星星，正好那年生产队派他去油坊打油，他趁没人看见，竟然用勺舀了一勺油喝进肚子，你想一勺生油喝进肚子，哪能受得了。老六不但没有打成油，一连拉了七天肚子。过后，人们和老六谈起此事，老六不但不后悔，还津津乐道地说，我总算是美美地喝上了一勺油，把一辈子的油都吃了！

我对保亮印象较为深刻的应该是六十年代初，那会儿正是越南战争红火阶段，都在反美援越，时兴起了一阵演活报剧。活报剧的剧情十分简单，几乎是没有什么情节，几个美国佬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衣服出场，脸上画得红黄黑绿的，歪戴着帽子，挎着一杆枪出场。他们或已经喝得醉醺醺，或东倒西歪唱着小调，或在枪尖上挑上一只鸡，在台上胡乱表演一会儿，就有一帮革命群众出场，高呼打到美帝国主义！美国佬滚回老家去！这帮正在丑态百出的美国兵就在一片喊声中慌忙跑下台去。保亮在一次活报剧里演一个美国军官，他把自己的棉袄反穿在身上，戴了一顶纸糊的军官帽，手里拿一个酒瓶，醉醺醺地上台，后面跟着一个勤务兵。他演得极像，一边往嘴里灌酒，一边哼着家乡小调，现在想来那样子，不像是美国军官，倒很像旧社会国队的军官。不管咋说把台下的观众逗得哈哈大笑，已经演得很成功了。看了保亮演出后，我对他十分佩服，觉得保亮很了不起。

以上保亮的那些旧闻轶事，应该属于边缘的东西。作为一个农民，正经的是干农活干得咋样。保亮可谓是干农活的好把式，他似乎对于农活的操作本身就有着一股灵气（尽管农业活简单，还应该有个学习和熟练的技术过程）。先说锄地，会锄地的和不会锄地的就是不一样，不会锄地的容易伤到庄稼苗，脚法也是凌乱的，前面锄过去，后面的两只脚又把地踩得瓷实了，起不到松土的作用。会锄地的人们，锄地的时候，脚步稳健扎实，迈出的每一步都有一定的距离，尽管手中的锄左右轮换着前行，脚步从来不乱，锄过去的身后，是一长溜整齐的梅花脚印，像两排整齐划一的队伍，或像一朵朵开放的花朵，或像两行唱彻的音符，看上去心里面有着舒坦和享受。保亮锄地时，会常常进入到一种境界，嘴里哼着悠扬的小调，手中的锄在自由地抽动，显得轻松自如，只见有晶亮的汗水悄悄地从他黑黑脸膛上滚过。他锄过的地不用队长检查，不藏一点的奸，不像有的人为了偷工减料，锄一锄把硬地盖上一锄，看上去虽然也是松过的土，可草仍然长着。保亮一边干活一边唱，他的嗓门很嘹亮，也很好听，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听保亮唱。那个时候，已经文化大革命了，旧戏不允许唱，就唱《红灯记》李玉和刑场上：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或唱郭建光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我之所以喜欢听保亮的唱，最主要还是他唱这两段后面的拉腔，觉得他唱的虽然是地方上的蒲剧，可那拉长的腔调和电影上的几乎一样的好听。保亮一唱，四周干活的人们都在听，他却全然不觉，唱着干着，整个身心浸沉在一种幸福里面。还有犁地和磨地，同样是技术活，犁地你得会使牲口，扬起的鞭子并不真的需要抽到牲口的身上，牲口会在你吁吁哦哦的吆喝里，听从你的摆布；你手中的鞭子只需在穹隆下的原野上，对着蓝天白云一圈圈地划着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弧线，绑着红绳的鞭梢，在阳光里就显得窈窕美丽，仿佛是少女的红头巾，在飘扬着生命的活力。犁过的地翻过的湿土是一片飘送着让农人们感到亲切惬意的味道，像飘送过酽酽的酒香，熏得人们的心在醉。犁地人的身后就是一片波浪起伏的大海，而犁沟则是荡漾在蓝天之下的波纹，那些褐色的波纹一直隐没在一片绿色的庄稼地里，隐没在一片飘动的云彩里，隐没在一道无法逾越的深沟沿上。磨地是为了保墒，把犁过的地覆盖起来。保亮磨地的时候，总是光着脊梁，而头上还要系着一条白羊肚毛巾，他的身子就像船上高扬的帆，在辽阔的田野上起伏有致。磨地可以说是农活里面较为难的，你站在磨上，还要吆喝着牲口前走，若是牲口猛的一拉磨，要是没有站稳，非摔倒不可，若牲口猛的一停脚步，你也要摔倒的。磨地还需要和牲口很好地配合，再说你站在磨上，比船员在颠簸的海上还难站稳脚跟，你的身体得随着地的起伏而活动着起伏，磨过去的地就平平展展，像一面硕大的镜面。保亮是磨地的好手，他站在磨上的自如和悠闲，曾引起人们多少的羡慕和妒忌。还有挑水，当你挑上满满一担水，无论是往地里挑去栽红薯苗、抗旱，还是往生产队饲养室里挑喂牲口，你也要会挑，当你的身体随着水担的起伏而起伏，桶里的水也随着你起伏的节奏起起落落，就不会洒出桶外，这就是你会担水；若是生手，腰板挺得像一根木棍，挑起担子不能和水担形成和谐的节奏，桶里的水会一路走一路往出洒，令你感到无限烦恼。还有摇耧、扬场、簸簸箕都不是不学就会，都要经过一段时日的锻炼，才会做好，做好了这些，也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庄稼人。

以上的那些农活，保亮可以说都能拿得起放得下，村子里的大人小孩都清楚。只是保亮家庭人口太多，上有爷爷、奶奶、父母亲，加上他们兄妹四个，全家八口人，嘴多劳力少，父亲长年有病，母亲在生产队只能算半个劳动力，保亮是全家的顶梁柱。甭说吃饱饭，就是那衣服也是大的穿小了，小的穿，小的不能穿了做补丁。保亮最大的愿望不是衣服穿得好坏，是他这么大的肚子什么时候能填满，他就心满意足了。正因为他是全家的劳动力，母亲每次吃饭，都要给他吃上一个馍，除了他和父亲，别的人一律都不吃馍。但他是大肚汉，只有在生产队打油的那几天能吃饱肚子，别的时候，他会经常感到肚子饿。保亮自有解决的办法，地里干活时，趁人们不注意，就会跑到玉米地里，给人的印象是到玉米地解手，实际是跑到玉米地里掰一穗还没有熟的嫩玉米，啃上一穗两穗的，从玉米地出来，嘴角还残留着玉米白嫩的汁液，如果注意，还能闻到一股青苗的味道。到了茄子地里干活，他会摘上一个大的嫩茄子，小的不顶事，把一个茄子连皮一起吃进肚子。有一次，他实在饿了，就到柿树上摘生柿子吃，生柿子特别涩，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吃进嘴里的，也不知道他吃了后肚子是否好受，他啃柿子的时候，自然没有啃玉米穗、茄子那样顺口，只见他咬柿子的同时，嘴一咧一咧的。我曾好奇地把保亮吃生柿子的事讲给父亲听，我以为父亲会笑保亮个二百五，父亲听了后沉默了一会，道，娃肚子饥！我当时对父亲的态度有些失望，到了懂事后，也就明白了父亲的沉重。

那年保亮十九岁了。十九岁的保亮还没有说下媳妇，不是他憨，是他的家太穷。一家八口三代人，挤在两孔破旧的窑洞里，只要有人给保亮提亲，女方到保亮家实地一考察，大多就彻底死心了，亲事自然告吹。所以，保亮的亲事让父母亲愁得一夜夜地不能入睡。为什么发愁呢？十九岁的保亮并不大呀。我们家乡到了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还按过去的风俗，时兴定娃娃亲，一般的孩子到了七、八岁，最多到了十一、二就都已定好了亲事，我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家里大人就做主给我定下了一门亲事，女方比我小一岁，上的是小学二年级。作为小孩是做不了主，做主的是大人们，定下个什么样就什么样了，一般情况是不允许退亲。这里面牵扯到双方的经济利益，男方不愿退亲是从定亲之日起，每年都要给女方买两身衣服，夏天一身，冬天一身，还有女方家有什么事情，男方给女方拿彩礼。一旦男方不愿意女方，提出退亲，这些年在女方身上花的那些钱和物就打水漂了。女方一旦不愿意男方，提出退亲，就要退给男方这多年给的所有彩礼；平时一点一点地给，不显山不露水，没有觉得多，多少年的彩礼加起来一算，可不是个小数，令人咋舌！有了经济利益的牵扯，只要定下娃娃亲，基本上都成，不成的也有，比例很小。男孩和女孩到了十五、六岁，还没有定亲，村子里的人们就要说三道四，或议论女的找不下婆家，男的说不下媳妇。保亮已经十九岁了，能不让大人为他发愁？

家里太穷。保亮其实能干得这么好的农活，就是想通过好好劳动，改变家庭贫穷的现状。他怎么好好为生产队干活，家里仍然是个穷，他常常在心里面发出无奈的叹息。他走路吃饭都想着发家致富，甚至做梦也梦见自己家盖起了三间宽敞明亮的瓦房，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梦醒来总是一场空。保亮虽然年龄大了，还是有好事的媒人上门给他提亲，一生产队的社员竟固就给他操心，到山里给他说了一门亲事。我们说的山里，是指离我们村子稍远的伏牛山深处住的人家，他们相对比我们这里还要闭塞、落后、贫穷一些，愿意把自己的闺女嫁到山外，就是我们这一带村庄。女方一听媒人竟固上门提亲，说是山外的南梁村，就满心地愿意，可一说已经十九岁了，就对十九岁的保亮持怀疑了。如果不是有什么地方出现缺陷，怎么会这么大年龄还没有定亲？他们再怀疑，也经不住竟固巧如弹簧的嘴巧辩，就愿意和保亮见面了。农村初次见面的地方都是安排在菜园街的会上，也叫相面，如果初次相面双方（包括家里的大人）都没有了什么意见，再经媒人从中进一步撮合，就可以谈论定亲的事。如果双方没有相中，或有一方没有相中，给媒人一说，就不再说这门亲事，双方都不会觉得难堪。保亮去菜园街会上相亲，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母亲从箱底翻出了他过年才穿的那条新裤，搭在院子晾了晾，鞋也是现成的；就是没有现成的上衣，不难，保亮自己跑到同学冠军那里借了一件军上衣，还顺便把冠军的一顶军帽也借了来。那两年时兴的是穿军衣，更时髦的是戴军帽，能穿上黄军衣，戴一顶黄军帽，走到马路上就会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而自己也备感比别人多了几分神气。冠军当兵刚退伍不久，家里非常地热闹，他的军衣军帽经常地被人借去，保亮一说相亲用，他也一百个愿意借。

保亮穿一件真正的军衣，戴顶军帽，也真的比平时精神气了很多，帅气了很多，跟着媒人竟固走在去相亲的路上，心里面竟也多了几分的自信。保亮手里还拿着一个粗布手绢，里面包着五块钱，若是看上女方，女方对自己也没有意见，再由媒人竟固发话，双方交换手绢，算是相面成功，可以进行下一步工作。女孩比保亮要小几岁，穿着一身农村织布机上织的花柳布做的粗布衣服，虽然有几分俗气、土气，但无法掩饰在女孩身上所透出的那种质朴和漂亮。女孩虽说几分羞涩，但也大大落落地和保亮说了几句例行的话。保亮十分满意，愉快地交换了手绢。七天以后，女方回家看，相亲时可以借衣服，人家来家里看你住的光景，总不能借个窑洞吧？女孩倒没有什么意见，女方的大人走后通过媒人竟固回话，说只要保亮家能再给他结婚准备一孔窑洞，这门亲事没说的；若还是这两孔破窑洞，闺女嫁过去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还咋过日子？要说女方大人提的问题也在情理之中，却一下把他们一家人难住了。一孔窑洞打土坯要雇人，要花钱贴粮食；到了固窑时，还要有粮食。我们那里固窑只给匠人工钱，当下手的活泥、搬土坯之类的活靠的是村里的人们来义务帮工，不用花钱，得管饭。这是村子里多年形成的规矩。今天你家里固窑我们去帮忙，明天他家盖房你去帮忙，给别人干活，也等于给自己干活。你给人家帮过了忙，你若固窑、盖房，别人不用请，就自觉地来给你帮忙了，工钱一律没有，饭得管。保亮家里的粮食本来就紧张，这样一算，固一孔窑，对他们这样的家庭，是个天文数字。弄得一家人开始为此事发愁和烦恼了。

最最发愁和烦恼的还是保亮自己，这样的心理状态一直到了那年秋末，保亮才似乎在那样的忧愁和烦恼里解脱出来。那是生产队收棉花的季节，保亮突发奇想地想到了弄点棉花卖掉。那个时候，生产队的棉花是统销统购，社员每口人一年也只分到国家规定的半斤或一斤棉花。分到的那点棉花大多的家庭连为自己一家添置衣物还不够用，哪有剩余的去卖钱？尽管是个空想，不知为什么，保亮对自己的想法充满了信心。他想他会想出一点办法来。棉花当时是农村的主要经济收入，一斤棉花卖给供销社要两块多钱，社员们年底分红，生产队要买化肥之类的东西，全要靠棉花卖的钱。保亮要在棉花上打主意，的确是个聪明的决策，不说多，弄上二十斤棉花也值四十多块钱，至少可以把固窑洞的土坯让人给打好，打好了土坯，固窑的事情也就可以想办法了。有了窑洞，等于自己有了媳妇，他可以在村子理直气壮地做人了，他可以不比那些富余户的同龄的年轻人缺少点什么了。

收棉花的工序也够麻烦的，先是社员们（主要是妇女们）腰间系着包袱，到棉花地里将开放的棉花一朵一朵摘下来，叫籽棉，把籽棉送到晒粮食的大场摊开晒干，再拉到拧花房将棉花籽拧掉，成了皮棉。皮棉再在大场晒上一遍，打包入库。棉花包不像粮食袋，小而好扛。棉花是个虚物，农村也没有现代化的装法，全靠人工装，就需要硕大的棉花袋。人们不叫袋，而是叫棉花包。棉花包里装的棉花没有多少的斤两，顶多一包二百来斤，但是个庞然大物，又粗又高，粗的需三个人伸开胳膊才搂得住，高的有两米高。人们在场里若装粮食，都叫扛包或背粮食。收皮棉装包却一律叫抬棉花包，棉花包一个人无法扛，必须两个人抬才行。向公社的供销社里交棉花时，一辆架子车上也只能拉上两包，就装得小山一样了。保亮是生产队里的棒劳力，大场上收棉花少不了他。棉花在生产队的仓库老占地方，第二天得赶快拉到公社供销社上交，剩下的一点棉花再分给社员。保亮往仓库抬最后一包棉花时，一向好说好笑的他突然沉言寡语了，这样的表情一直持续到了下工。吃完饭后，保亮一个人走了出去，来到生产队装棉花的仓库四周徘徊起来。

秋夜的月亮升上来了，把他身边的村子映照得异常美丽。仓库后面的一棵柿子树上挂满了柿子，在秋风的摇曳下，柿子树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如同遥远的天籁。已经熟透的柿子在树叶的遮掩下，不断地露出明亮的脸膛，又不断地被枝叶所掩盖，像涧河水翻滚的波浪，明明灭灭地闪烁有致。大场上空落落的一片苍茫，像保亮此刻空落的心境，他忽然感到那些个折磨了他几个月的忧愁和烦恼从明天起又完全回到了自己身上。自己那个并没有想得清楚的希望又要彻底破灭了。

一直到了下半夜，月亮落进了西边的山巅之间，夜更加宁静，只有野草丛里那些蛐蛐的叫声越来越清晰，涧河的流水也比白天唤叫声大了起来，人们从梦中发出了呓语和恬静的鼾声，让乡村的秋夜显得那么地静谧而迢遥。保亮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明白自己应该怎样行动，是进到仓库里偷上几十斤皮棉，还是偷上半包棉花。偷一包不行，他知道自己日弄不了一大包棉花，两个人抬着还十分吃力呢！他终于下了决心，来到仓库门前，无需撬门撬锁，他早已留心了仓库门可以卸下一扇门。那时，农村安装的木门，不用合页，只在门的两头弄两个门钻，在门框上下再装两个门栓，把门就装了上去，既然人工能装上去，就可以卸下来。上了锁的门卸着难度大一点，并不是不可以卸，凭保亮的力气，卸一扇仓库门还是不成问题的。保亮没费很大劲，就卸掉了一扇门，他进到了仓库里，看着那些堆得小山一样的棉花包，竟不知道该怎么个行动。他不用害怕，生产队里这会儿绝不会有人想到棉花包的安全问题。那时，一般的人们都没有那个胆量，偷国家统购统销的棉花，要犯法的呢！保亮那阵只想到要媳妇，根本顾不到犯法的问题。想到了媳妇，想到了那个山里的漂亮清纯的姑娘，保亮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气，保亮腰一弓，两手抓住一包棉花包，棉花包就到自己的脊背上了，他一迈步竟然把一大包棉花包背着上了路。出了仓库门，他才发现又犯了个大错误，这么大一包棉花，自己那两孔破窑洞根本藏不下，用不了两天，就会被发现。他也是急中生智想到了临村刁庄舅舅的家，背着棉花包出了村子，向刁庄奔去。

刁庄和我们村子隔着一条涧河，平时在大白天走在涧河岭上，那条通往刁庄的小路疙疙瘩瘩，坑坑洼洼的，非常难走。可保亮扛着大棉花包，却如履平地，不知不觉中就走出了涧河岭，他一直把刁庄舅舅的门敲开，才把棉花包扔在了院子，身上没了一点力气，瘫了似的半天才爬起来，藏好了棉花包，又连夜赶回村子。

生产队的仓库被盗，而且丢了一包棉花，自然惊动了上上下下。县上公安局来人，还牵着一条警犬。可是现场早被人们来来往往给破坏了。公安局的警犬也没有真正派上用场，公安局的人员开了三天的社员大会，找线索，也没有找出个所以然，带着警犬回县城了。可是，生产队的干部对于这么一大包棉花的丢失十分地痛心。一包皮棉二百多斤，值四、五百块钱，能办多少大事哩！经过公安人员分析，做案的至少是两个人，一个人无法把这么大一包棉花扛走。保亮在公安人员带着警犬来到村子的几天，精神紧张极了，连做梦都是被公安局的人五花大绑带走了，要不就是警犬把他扑倒在地，咬得他全身鲜血淋漓。他几乎要崩溃了，几次想要投案自首去，到了第三天，他实在无法忍受了，再不说，他的精神要错乱了，他一早起来，就跑到了公安人员住的院子，可是，院子静悄悄的，原来，公安局的人员带着警犬走了，保亮长长松了一口气。

公安局破不了案，生产队的干部不甘心，队长欢畅总想把那包皮棉找回来，把偷棉花的贼抓住才解气。于是，就遵循人们有些传统迷信的办法抓贼。他让生产队会计同盛端着半碗棉籽油，在油碗的边上放一把女人们用纺车纺好的花眼，拿到了村子门前的那棵槐树下。特别是到了放学的时候，会计同盛一点也不敢马虎，他坐在油碗前的青石头上，叫我们放了学的孩子一个个来到油碗前，朝油碗里面看。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破案办法。据说，用这样的方法，叫还没有成年的孩子看，孩子们可以从油碗里看出偷棉花的贼的面孔来。我们一群孩子依次朝油碗里看，轮到我的时候，我曾认真仔细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碗里倒是有一张面孔，是我自己的。当我抬起头来，面对着会计同盛期待的目光，心里面一片茫然。看到是谁了？同盛问。我摇了摇头，老实说，看是看到了我的脸。这样的油碗在村头摆了十多天，也就不了了之了。也许，人们根本就不相信这样的办法，只是尽到一点心意，或者是为了对贼人的一种痛恨。我记得在我向油碗里张望时，旁边就坐着保亮，他不慌不忙地看着这一切，脸上露出了无动于衷的神色。自从公安局的人走了后，保亮就又恢复了过去的自信，他知道连公安局的人都破不了案，别人还能有日天的本事！

也是活该保亮出事。就在人们对棉花包丢失的事渐渐忘记时，快要过春节了，女方家要保亮为女孩买一身过年的新衣服，买新衣服也是当时女孩子们的时髦。凡是有了婆家的女孩，到了年关，都要通过媒人向男方要衣服。衣服自然是到合作社去买洋布，条件好的要到县城里的百货商店去买洋布，中午还可以在“国营饭店”吃上一顿饭。买回的洋布，自己到裁缝那里量身材做是了。到了正月初一，女孩子穿的新衣服都是让婆家给买的，她们走到一起相互观赏，看谁穿的布料好，谁的布料不好，说是相互观赏，也是一个亮相的机会，可以比一比，谁向婆家要来的衣服好，嘴上说不好，若是别人说好时，心里面暗暗得意。没有婆家的女孩或婆家没有给买衣服的，就不好意思去凑热闹了。

媒人竟固来到保亮家说了女孩要过年衣服的事，把个保亮父母愁得不得了。保亮却说，我想办法。原来他偷生产队皮棉的事一直瞒着父母。到了菜园街有会的那天，保亮跑到了刁庄舅舅家，从大棉花包里掏出了大约五、六斤皮棉，用一个包袱包着到会上去卖，那时的棉花是统购统销，私人是不准做棉花买卖的。那些想办法弄点棉花的人，都是偷偷地把棉花藏到一个地方或者熟人家里，先到外面看着有人想要棉花的样子，两人先说好了，才一块儿到藏棉花的地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保亮把棉花藏在菜园街上小学的同学家了，他在外面转悠了很久，才找到一家买主，两块五一斤，棉花五斤半，一共卖了十四块二毛钱，保亮刚把钱接到手，市场管理人员走进了同学家的院子，把他们逮个正着。把保亮带到了市场管理办公室，保亮说不清楚棉花的来源。正好人们想到了我们生产队棉花曾经被偷，就抓住了保亮不放。最后是三问两问，保亮把偷棉花的事说了出来。

这一下了不得了，人们谁都不相信保亮做的贼，可是真真切切是保亮做的贼。人们在惊叹之余，又都摇头叹息，说保亮这下毁了，还不进去坐上两年。公安局的人员听了报案，也是几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村子，走的时候却没有像人们猜测那样，把保亮五花大绑地带走，到了晚上，队长敲响了铁钟，吆喝着：晚上开批斗大会，全体社员参加！

晚上社员们来到了生产队的办公室，保亮已经早早地站在了主席台上，等待着人们的批斗。他被抓了后，似乎早已经准备着进去，头也剃得光光的，在耀眼的灯光下，还熠熠闪烁。保亮如实交代了自己偷棉花的过程，人们有点不相信，说，保亮，你把这包棉花重新背上一次。保亮说好，就去背棉花包，这次保亮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却再也背不起来那包棉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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