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政治“偏房”

□吴钩

皇帝与政治“偏房”

□吴钩

中国人以前很讲究名分’因为名分是权力的合法性源泉。

妻妾争权只是官场故事的一个隐喻’因为帝王对国家权力的分配’也存在着“正室—偏房”的复式权力结构’“正室”指以宰相为首的官僚系统’他们在名分上是国家权力的正式代理人；但帝王往往又在正式官僚系统之外’另起炉灶’另立“偏房”’代行权力。

“偏房”是些什么人

《清稗类钞》记录了晚清开明官僚郭嵩焘的一则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郭氏所列举的与君主“共天下”的人物’绝大部分都可以归入隐权力集团的行列’在名分上’这些人并无治天下的正式权力’只不过凭恃与权力中枢的特殊关系’得以把持权柄、操纵朝政。相对于正式的官僚系统而言’这一隐权力集团就是受宠得势的政治“偏房”。

问题在于权力被谁“分寄”

如果与宰相共治天下’则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者与象征’而宰相作为政府首脑’理当“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这是明代之前的正式政制。君王与宰相自古就有分权’宰相的治权是有制度可依的’因此’“西汉与宰相共天下”的权力分治格局是名正而言顺的’正式的权力制度就是这么安排的。

在“正室”之外另设“偏房”’在正式权力系统之外’另置副权力系统’始作俑者是汉武帝刘彻。皇帝要亲躬政事’宰相显然是最大的障碍’甚至宰相领导下的官僚系统也会碍手碍脚。为了越过这些制度性障碍’刘彻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汉初的尚书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将作为正式权力系统的“外朝”撇在一边。

不过’内朝官权柄虽重’但终究是“偏房”’“妾身未明”’缺乏名分所赋予的合法性’只能完全依附于皇帝私人的关系网络’这也使得内朝系统十分便于君主操纵指挥。刘彻因此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君主独裁。然而’刘彻始料不及的是“偏房”也可能变得位高而权重’尾大不掉’不受人主控制。刘彻在世时’尽管擢用外戚近臣’毕竟还能操控局面’刘彻死后’西汉终于无可避免地出现外戚擅权干政之祸’最终葬送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就是外戚。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迎回汉献帝’第一件事就是让献帝赐予其“录尚书事”之权。而君主要夺回权柄’就扶植宦官建立一个副权力系统’东汉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轮流专政。

东汉皇室与权臣的明争暗斗’以后者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东汉天下被门阀士族瓜分、颠覆’其后’唐代君主为限制正式官僚系统之权’防止权柄下移’也另立宦官参与朝政’但是这个副权力系统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经启动即无法制止。晚唐的宦官’权势越来越大’不仅架空正式权力系统’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在其手中。

相对而言’到宋代才有了对正式权力系统的尊重’宋代少见地没有形成副权力系统’女宠、宦官、外戚、皇室秘书、幸臣等隐权力集团大体上都受到遏制。即使是贵为天下主权者的君主’对于政事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南宋时’内廷国手赵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职非皇室私器’随便予人是有违政制的’因此赵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开恩。宋孝宗答复：“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让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坚执不从”’并且表示：“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孝宗唯有一声浩叹：“书生难与他说话！”

赵鄂终日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按说是颇有隐权力的’但宋代比较健康的权力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隐权力’连皇帝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个权力结构。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至明清又出现了与宰相、太监’与胥吏共天下的难堪局面。

从汉代一路看过来’不难发现：另立“偏房”架空“正室”之权、借重隐权力集团钳制正式的官僚系统’正是历代君主搞独裁的不二法门。

皇帝之所以要煞费苦心地对付官僚系统’是因为从汉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对君主独裁权力构成最大制约的不是民主、宪政’而是一个复杂、完备、科层化的官僚系统’因为权力在科层化结构中流动’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规范性、程序性的规制’科层化越高’权力受到的规制就越大。如果把权力比喻为流水’科层化结构就是管道’约束着流水的横冲直撞。权欲旺盛的雄才之主当然难以容忍这些管道分流了权力’于是绕过正式的权力管道系统’利用亲近的私臣组建非正式的简陋的权力容器’因其简陋、非正式’也就更便于人主操纵。

但是’这些临时性质的权力容器难免会慢慢固化、复杂化’甚至变成正式权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过来分化了独裁权力。换句话说’“偏房”掌权日久’往往又会演化成“正室”’如汉代的尚书’原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到了唐代则是名正言顺的宰相机构。后世的君主为“尽收威柄’一总事权”’又另设一个易于指挥的权力容器’然而’时过境迁’又重蹈前代“偏房”坐大之覆辙。历史简直给独裁者下了一道反复发作的恶咒。

那些叨念着“大权不可旁落”的独裁者不会明白这样的道理：分散在复杂管道的权力尽管不易为君主任意摆布’但颠覆性不高’因为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敢逾越名分的界限’并且受到程序性与规范性的限制；相比之下’摆脱了科层束缚的隐权力虽然便于指使’但一旦失控则如洪水决堤’一发而不可收拾。

人主欲借“偏房”尽收权柄’殊不知’高度集中的权力更容易被亲近的隐权力集团假借、窃取’只要人主软弱、荒怠’立即授人以柄。我们姑且称之为“偏房的陷阱”。这也是为什么历代一再发生近臣乱政的根本原因。

（摘自《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