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国际智库论坛会议综述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国际智库论坛会议综述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国际智库论坛于2016年5月10-11日在广州举行，“海丝”国际智库论坛在国内尚属首次举办。论坛以“互商互信、共建共赢”为主题，论坛通过《广州宣言》，宣布成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网络。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200多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与会，共商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增进战略互信、扩大经贸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加强海洋协作的新路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智库论坛；互商互信；共建共赢

2016年5月10-11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国际智库论坛”在广州顺利举行。论坛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指导下，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主办。论坛得到了中联部、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教育部等中央、国家部委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上述部委均派出有关领导参加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互商互信、共建共赢”，论坛通过了《广州宣言》，宣布成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网络。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汤加、中国等20多个国家近50家知名智库及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200余人出席本次论坛。论坛期间，中外专家学者共商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作共赢、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理念与新路径。

会议包括主题报告与分论坛两部分，与会专家就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增进战略互信、扩大经贸合作、促进人文交流与加强海洋合作等主题发表见解。本文将论坛的主要观点予以提炼展示，供研究参考。

一、有关增进战略互信的基本观点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战略互信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且是长期积累的过程。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互惠共赢，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史蒂芬·尼古拉斯（Stephen Nicholas）认为“一带一路”由中国提出，但不仅属于中国，“一带一路”不会带来对抗，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实现一体化。他同时认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首先要了解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人文状况，但目前中国对沿线国家并不十分了解。斯里兰卡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萨曼·克勒贾玛（Saman Kelegama）认为很多亚洲的国家，特别是东亚的国家，他们都需要美国在安全方面的庇护。这使他们面临一个双重的困境，一方面依赖亚洲区域外的国家提供安全支持，另一方面希望与亚洲国家有更密切的联系，这是“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载贤（Lee Jaehyon）表示，中国应当阐述清楚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议的利益意图，以减少其它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错误解读。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应当与沿线国家加强高层接触、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等多维度接触，深化人民友谊，增进人民相互了解，以增进战略互信。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耀认为增进战略合作，就要加强政府间的对话，建立更多的对话机制，不仅是中央政府，还包括地方政府。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席哥哥莱（Ko Ko Hiaing）认为信任的建立应该以相互理解和相互的善意为基础，通过建立良好的媒体和社区等公共关系来增进战略互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阮宗泽也认为增强互信要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当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世界经济下行、基础设施不平衡等挑战。

关于南海问题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学者认为各国需通过对话与合作加以解决。缅甸学者哥哥莱（Ko Ko Hiaing）认为中国和美国是战略竞争的关系，如果中国派出舰队在南海巡航，会对附近小国形成非常大的不安因素。同时，哥哥莱相信中国不会把南海争端变成“一带一路”止步的因素。各方应搁置争议，在正确的轨道上推动我们的合作的机制，共同应对人口贩卖、毒品贩卖、安保等问题。我们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通过协商来组织起一个共同的防务和巡航，东盟的国家都可以参加。菲律宾学者卢奇奥·皮特洛（Lucio Pitlo）坦言不少国家开始疑虑“一带一路”是不是在往西推进的过程中往东和南延伸势力，菲律宾对此非常敏感，因为其他的小国在中美之间并不想做出一个选择。

二、有关扩大经贸合作的基本观点

扩大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也是论坛讨论最热烈和深刻的问题。与会专家从宏观到微观，大致从产能合作、区域合作机制、基金支持等方面进行讨论。

在产能合作方面，与会专家认为“海丝”建设应发挥沿线各地人民的智慧，激发创造力，积极探索在国际产业方面的合作，通过在工程管理、投融资等领域的合作创新，不断推进产业研发、科技和制度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的引领，调整产能合作方向、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完善产能合作框架、拓展产能合作空间，推动沿线国家、地区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综合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重要领域。斯里兰卡学者萨曼·克勒贾玛（Saman Kelegama）提出，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之下，加强产能合作和基础建设应该是双赢的结果，如果不是双赢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在各国加强产能合作的时候，应该要特别考虑到各国当地的实际情况，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一定要采用不同的合作方式和建设方法来指导产业合作建设的推进。印度尼西亚的东盟能源中心项目主任拜内·苏亚迪（Beni Suryadi）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能源问题，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环境问题，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共同的。中国与东盟进行能源合作，在“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工作推进之下有更多合作机会和潜力。我们需要探讨我们和多少对话伙伴开展双赢的合作，怎么跟我们的对话伙伴合作。孟加拉国政策对话中心执行主任马斯塔菲祖·拉曼（Mustafizur Rahman）认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昆明为中心，在东北联通了孟加拉，在西南一直通到了印度的班加尔，目前主要进行了交通、贸易、能源、投资4个方面的合作。此外，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带来蓝色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合作。越南社会科学院教授杜进森（Do Tien Sam）认为中越可基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越南“两廊一圈”倡议对接的合作框架，加强互联互通，加强两地产能合作。通过加强基础建设合作，加紧制定具体的产能合作规划，并建立良好的谈判机制解决海上分歧问题，推动越中双边产业贸易额朝着更均衡的方向发展，鼓励中国对越南出口高附加值产品同时越南向中国出口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一步一步缩小两地的贸易逆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建议应遵循国际产业发展的历史规律，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建，互利共赢为理念，和相关国家一道创新国际产业合作的模式和路径，这是属于包括海丝国家在内的各国的创举。广东自贸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广俊认为通过建设“丝路”新型产业合作园区，优化沿线国家产能合作布局，建设若干制造业合作示范园区，资源开发园区，农业、渔业合作示范基地，加快推进广东海洋工业园等境外重点园区的建设。通过与若干沿线自贸园区作为首批合作示范点，发挥园区优势和特色，重点突破，务实推进，构建以标志性产能合作项目推动潜在项目合作，以合作促进发展的良好的合作机制。

在合作机制上，迄今为止，“一带一路”沿线存在六大合作机制，包括以孟中印缅为代表的经济走廊机制，以RCEP和TPP等为代表的区域和跨区域机制，以朝俄为代表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以ECFA和CEPA为代表的特殊境外合作机制，以及以BIT和FTA为代表的双边合作机制等。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方银认为亚洲地区或者“一带一路”沿线是不缺少制度安排的，目前“一带一路”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去政治化。萨曼·克勒贾玛（Saman Kelegama）认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是没有约束力的协议，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些国家参加了TPP，有的参加了RCEP，但并没有加入“一带一路”战略的框架，原因就是因为“一带一路”没有约束性和法律效应的。亚洲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如果说大亚洲的话，它还包括了非洲和欧洲的部分地区，希望未来可以建立像欧盟一样的亚洲经济共同体。在越南、缅甸等国学者提及“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对接问题时，更多学者关注新机制与原有机制的融合问题。新西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杰生（Jason Young）就提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和其他国家存在合作倡议，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在太平洋地区如何能够很和谐地与已有合作倡议相兼容·菲律宾学者卢奇奥·皮特洛就认为，“一带一路”当然会涉及中国之外的各类项目，这些项目与现有项目之间如何兼容。以及亚投行的项目和“一带一路”的项目如何兼容也是外界关心的问题。印度学者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顾问达尔（Dhar）指出“一带一路”应当被放在更宏观的亚洲经济一体化背景之下，不局限于RCEP等协议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诉求，也不仅仅是促进国家间的监管一致性，而是更加充分地考虑地区差异，整合区域内机制框架并提升其政策弹性，从而更加融会贯通的实现多边合作。

与会专家指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愿意在沿线区域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包括规则和资金在内的公共用品。在建立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需加强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协调互动。各国希望中国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为沿线国家和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蒙古人民党区域委员会主席巴桑多日·甘巴塔尔（Baasandorj Ganbaatar）认为区域合作和区域安排通常会经历不同的时期，在初级阶段，要有主导的国家让他来敦促其他国家积极参与以及率领其他国家积极参与，我们需要看到中国更加积极引导和敦促大家积极广泛的参与，我们需要要有一个领头羊的角色。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的安德鲁·艾力克（Elek）也谈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领导力问题。中国是很愿意承担融资的责任，但是中国的钱袋子有多深，终究有底，因此，需要大家合作。亚洲式的合作不必有一个僵硬的规律。只需要建立一个行为的规范，大家遵守这个规范，并不需要一个很明确僵硬的细节的条框。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资金支持，需要解决融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中国需要厘清三组关系，一是，“一带一路”和丝路基金以及亚投行的关系，二是，亚投行与亚开行等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三是，“一带一路”沿线未来可能构建的新型机制与现有合作机制的关系，方能在未来的多边框架建设中做到有的放矢。马来西亚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希康（Yong Hee Kong）发现亚投行实际上只有一部分成员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成员，同时也发现“一带一路”的很多项目也是来自于中国的国家银行和其他国家的政策性银行，对于“一带一路”的倡议的实行可能会有不同的导向，因此他认为这些来自于国家政策性银行的投资是可能是有别于“一带一路”的倡议的原则的。他同时认为亚投行只有1千亿美元的资金注入，世界银行有2600亿美元，亚开行有1600亿的资金，因此亚投行的注入资金还是比较少，所以PPP（公私合作模式）非常重要，必须要让当地的政府相信这个基础设施的融资对发展是有实实在在的好处。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部主任万广华认为中国在亚投行的资本大概30%不到，但是30%可能是不足以控股的，所以要通过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比较困难的。而亚投行总裁金立群也曾表示亚投行不是为“一带一路”设定的。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认为本身亚投行跟“一带一路”不矛盾，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希望可以通过双边的投资谈判来达成一个对中方投资者的投资权益的保障的协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约翰·科顿（John Kirton）认为“一带一路”的愿景很宏大，但是中国不可能承担全部融资，而且亚投行的资金也不够充足，因此需要通过与亚洲开发银行和其它银行进行合作，通过一系列的标准做一个对接方式，从而吸引更多的融资。

学者也谈论到在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中重点注意的事项。汤加议会渔业和农业常委会主席威利·辛佳诺（Vili Hingano）认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能够有更多的海洋产业合作机会，建议中国企业更多的到汤加铺设零售渠道和网络，帮忙其发展旅游业、酒店业等当地亟需发展的产业。然而有些中国人到汤加进行投资提供的是廉价质量低的产品，性价比不高。他也提出了在汤加土地的所有权是不能出售的，产权制约因素成为部分沿线国家吸引海外投资的障碍。泰国正大管理学院校长助理洪风（Natee Taweesrifuengfung）也提到土地问题，在泰国土地是私有的问题，民众的土地不属于国家不属于政府，不是政府签了一个合同就可以实施的，希望在未来一带一路涉及到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要考虑和民众相关联的问题。洪风同时认为中国传媒在宣传“一带一路”建设有待加强与深入，多宣传企业“走出去”成功的案例，让国外相信中国，打好“特色牌”，讲好“中国故事”。加拿大学者约翰·科顿认为丝绸之路可以推动中国与沿线的合作伙伴进入创新、可持续、经济效益和生态兼顾的新时期。其中在发展区域经济贸易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可持续的生态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引起重视，避免由此引发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灾难。这意味着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需要构建生态文明愿景和目标，按照生态足迹保护原则来契合原生态的丝绸之路建设。中国社科院徐秀军也指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倡议态度过于积极，从沿线的国家来说，太积极很容易引起他们警惕或防范的心理；中国对于“一带一路”的倡议投入过大，带来了资源分配的失衡；中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步伐很快，对风险和挑战考虑不足；中国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领域过于集中，加剧了投资风险，容易引起当地民众反对。

三、有关促进人文交流的基本观点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人文交流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得到沿线国家人民的支持，加强人文交流，能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从而增强战略互信。专家大致围绕教育交流、智库合作以及媒体宣传三个方面展开。

在教育交流方面，印度尼西亚学者阿德里亚努斯·瓦沃仑图（Adrianus Waworuntu）谈到印尼副总理去年在印尼大学的讲话中谈到要建立印尼大学的友谊中心，受到印尼高校的一致支持。目前，印尼还没有设立中国中心，也没有收到任何来自中国高校的讯息来合作创设中国中心。但是印尼已经建起日本中心，专门进行涉及到印尼和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对于在印尼学习中文的学者来说，建立中国中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中国中心，坚持长期研究中国和印尼的两国关系。通过中国和印尼高校间的交流搭建起人文沟通的网络，增进两国的青年人之间的相互了解。澳大利亚学者张锋建议中国的投资不应仅投资于基础设施，也投资于教育和学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可建立更多的合作创新中心，各方共同合作探讨如何分配资源，来创造研究成果，这个协同创新的理念并不一定仅限于中国，也可以放到各个国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刘中华教授以会计人才的培养为例指出了专业性人才的跨国交流方法，他认为中国高校应该开展实质性的专业课程和重点课程的合作，把合作落实到实处。与此同时，与会专家也提出了红火的教育交流背后的问题，正如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胡昊研究员总结时指出加强中国国内的高校与国外的高校联合的硕士培养，文化的展览、加强高校之间专业性人才的培养，要持久推进。

在智库合作方面，与会专家认为海丝沿线国家智库之间的交流是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对接的有效途径，建议主要包括，一是，海丝沿线国家智库论坛设立为智库间交流的长效机制，定期举办专题讨论，为政府“一带一路”合作决策提供建议，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提供建设性的政策参考；二是，定期开展互访活动，派遣研究人员进行访问研究，特别要加强青年研究人员的互动和交往。加拿大玛德琳·科奇（Koch）认为，智库为学界和政府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将学界的长期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为政府提供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中国可以借鉴中外智库与国际组织的合作经验，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更大的作用。南开大学赵龙跃教授强调，智库和高校都要加强对“多边问题”的研究，即：加强对多边问题的研究；促进参与多边问题研究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访；培养就有专业化、国际化水平的能够参与国际多边事务的人才培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隋广军教授建议建立海丝国际智库网络，以政策协调、沟通为主要目标，建立常态化，机制化的海丝国际制度的合作体系，交流思想、分享信息、推进研究。

在媒体宣传方面，与会专家指出中国媒体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传媒合作。在议题选择、传播形式、传播途径、宣传手段、方面不断提升国际化水平，增进海丝沿线国家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同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搭建沟通的桥梁，引领国际舆论的宣传导向，夯实国家间人文交流的民众基础。其中不少外国学者希望中国能阐述好“一带一路”建设的涵义，并阐明中国的利益诉求。所以中国应该更多走出去，要向各国人民去宣传“一带一路”，让他们知道“一带一路”是什么。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应该能够以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来接受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甚至是批评的声音。这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实施推进“一带一路”。

四、有关加强海洋协作的基本观点

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唐丹玲建议沿线国家共享海洋和自然灾害数据，这样，科研机构就能更好地进行分析、评估与管控。此外，她也认为，从科学合作的角度来说，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有利于中国，也能够让区域沿线的海洋国家受惠。澳大利亚学者艾立克（Elek）表示，在现代化港口建设中，信息化不仅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还涉及到国家监管的边界问题。要实现数据共享，需要多国打通关卡和障碍才能够实现大数据的使用。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与沿线国家海洋协作的领域非常广泛的，但维护领土完整实施海洋协作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随着各国进一步经济的发展，对港口的使用度会更高。中国与沿线国家应加强港口城市间合作、实现港口互动和港与港之间连接的问题，中国需要发挥资本和港口建设优势，与沿线国家合作，支持落后国家的港口建设，并探讨关于港口治理的问题。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研究中心奥斯本·桑尼塔（Osborne Ogis Sanida）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将会进一步扩大，逐步包括南美和拉美的沿海国家，这个倡议实际上是海上丝绸之路将会发展很多的港口，高速公路等等。如果要建立联系肯定需要建立很多道路，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巴新的人民都是住在岛上的，交通是一个长期棘手的问题，也是中国与巴新的合作重点所在。广州港务局袁越分享了广州在港口发展方面的情况，广州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港口进行海运贸易往来，广州港一直致力于与世界港口的合作，已和30多个国际港口建立了友好关系。不同的港口合作可选择双方作为关心的问题和最容易实现的项目为切入点，需要合适的范围和深度。

本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论坛讨论的问题涉及面广，新观点、新视角精彩纷呈，对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在理论、实践之间的衔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与会专家学者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网络，有助于形成国际研究合作与信息共享机制，为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积极有效的合作打好基础。学者们建议以国际智库网络为平台，结合一年一度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览会，举办年度海丝国际智库论坛，介绍和分享相关国家的发展理念和经验，就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相关国际问题开展深入研讨，力争打造海丝沿线国家各界进行综合研讨的高端平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隋广军也期望在未来以政策协调、政策沟通为主要目标，以本届海丝国际论坛启动为契机，建立常态化、机制化的海丝国际智库的合作体系，广泛开展联合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组织人员交流互访。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供稿，执笔人：黄亮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