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在诗歌与批评间展开

陈 超

同时在诗歌与批评间展开

陈 超

一

现在，当我面对霍俊明的诗歌批评要说点什么话时，我想起了我们之间的两次谈话。记得八年前，当霍俊明以绝对高分通过硕士入学考试站到我面前时，我在教研室和他认真地谈过一次话。内容大概是他说这一生立志要搞诗歌研究和写诗，而我则说，先不必急于定什么“志业”，学习一段再看。因为与其他文学批评工作不同，研究诗歌的人，除去刻苦的知识积累和良好的理论训练外，他还一定要真正热爱诗歌，且要有足够的感受力和穿透力的天赋，包括一点“怪癖”，才可能把这件事做到位，做到底。多年来，我所招收的一直是更宽泛的“当代文学研究方向”研究生，就是考虑到专事诗学之人才的可遇不可求性质。但马上俊明有些委屈地对我正色道：“我相信，我很适合干这个。”当时真给我逗乐了。俊明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三年就读期间，他勤读苦练，发表了十余篇诗学论文及一些诗歌作品，成为同届学生中的翘楚。毕业后，俊明考博，同时考中两所高校，在郑重征求我意见时，这次谈话则是我力主他跟随诗学家吴思敬教授学习，而放弃了另一所更著名的高校。其实，当时俊明也是作如是想的，不过他可能还需要我这个老师加朋友的最后的鼓励和“教唆”。当我们同时亮出掌心的底牌时，不禁相视朗笑，浮一大白。

霍俊明的诗学理论批评和诗歌创作，真正“出道”是在读博期间，至今仍然处于持续活跃上升状态。与理想主义的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相比，在他出道时诗学理论批评界的“蜜月期”已经结束。想凭着几篇白热的、时新的、走偏锋的文章而引人注目，确立自己的位置，已不大可能。在我看来，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理论批评进入了持续的“疲惫期”。除专业人士外，那些关心诗歌状况的普通读者已很少阅读严格意义上的批评文章，而铺天盖地的所谓“媒体评论”、“舆论化评论”乃至“恶搞评论”却迎来了自己的“蜜月期”，它们赢得了可观的读者群，并自诩已经成功地“取代”了专业的诗学批评而行使其功能。

与此相应的是，诗歌批评专业人才的大量流失，也构成了当下困扰诗学批评的“生存处境”之一。我不无怅惘地看到，21世纪以来，诸多本来有能力的诗歌批评家朋友也丧失了对诗学本身的热情——有的专注于去做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纵论普泛的社会道义、历史批判命题；有的回到“做学问”，其实是以“做材料”或“准文献综述”的方式，来显示自己诗歌史研究的“学术化”、“学理化”；有的一门心思并不在研究诗歌文本，而是借作品操演自己刚习得的时新的“后某某”或“文化批评”框架；有的则在“边缘的边缘”的低回感受中，对诗歌现实长久地失语，去写一些泛文化思想遣兴式的随笔、小札；有的去做高俸画评、乐评、楼盘广告策划人，如此等等。

霍俊明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度过了自己的诗歌理论批评生涯的。他是自始至终对诗歌创作和诗学抱有浓厚的探询、言说兴趣的人，加上不断扎实的理论积累，良好的批评素养和精敏的审美感受力，使他陆续写出了一些令同行关注的诗歌史论、诗人论和思潮研究文章。特别是近几年来，他接连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名作欣赏》《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诗刊》《诗探索》《山花》《光明日报》等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并完成了两部学术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当代新诗史叙事研究》，已成为目下极少数对此时代诗学和诗坛真正有效的言说者。能在人们对诗学理论批评普遍冷淡的时代“出道”，并一直保持颇为旺盛的写作状态，其难度可想而知。由此，也可看出霍俊明对自己专业的近乎“忠良之士”的虔诚和才干。

二

霍俊明的诗歌研究，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前者如《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当代新诗史叙事研究》等理论专著，以及论文《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深入当代与“底层”的诗歌写作伦理》《暧昧强夺的“个体”与躺椅上的“集体”休眠》《重回纵横交错的历史场阈》《经典的纪念碑与阴影：“朦胧诗”的再反思》等论文。后者是十数篇诗人专论，如对郑敏、牛汉、绿原、穆旦、洛夫、郑玲、邵燕祥、彭燕郊、蔡其矫、叶维廉等老诗人以及对北岛、多多、王家新、陈超、大解、江非、李小洛、路也、邰筐、李轻松、阿毛、李少君、谭克修、沈浩波等中青年诗人的深入论述。在写作意识上，他不仅从系统的文本细读出发，同时注重于历史的考古挖掘和诗歌史的重新审视，从复杂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的生存情境以及诗人的精神履历出发，以求言说有据地得出个人的结论。

但我注意到，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在霍俊明的理论批评写作中，诗歌的“本体”和“功能”都得到了平衡的阐释，它们牵动了诗学批评、文艺美学与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关联域，使诗歌形式本体论趋向于与之相应的生存、生命本体论。霍俊明自觉地将对诗学的省察，与对生存的省察交织在一起，从人的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去把握诗歌艺术的美，使语言不再作为狭义的修辞学意义上的“美文”，而是人与生存之间真正的临界点和困境来考察，并进而挖掘出某些诗歌现象和特定文本的深层的文化精神，这种诗学批评方法的自觉，对思维空间的拓展具有很大的意义。

多年来，寻求诗歌批评文本介入当下写作语境的活力和有效性，始终是诗歌批评家们心仪的目标，但真正做到这一点是不太容易的。我满意地看到，霍俊明诗歌批评的根系，自觉地扎在对人的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上。据此，数年来，他能不断地给自己的审美体验赋予“存在”的意义的结构，并对即将来临的话语可能性给予了某种历史想象的参与。由于霍俊明的批评文字从价值确认、诠释模式、运思向度，直到措辞特性上，都有开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和细致的文本解读相结合的特点，我想将这种批评称为“综合性的语境批评”。

我这里所说的“综合性的语境批评”，决不是指批评家将各项维度打磨得温吞吞而“客观全面”，而是对语言和生存双重关注的理论批评自觉。比如，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就在寻求并成功体现着“综合性的语境批评”的可能性。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70后诗歌的专著（先期以单篇系列论文形式发表），作者不仅深入挖掘了代表性诗人的文本和精神完型，而且从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对它们进行了准确的分辨和命名。他指出，这是处于种种临界点上的特殊的一代人，一种教育规限了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理想，但是另一种真实生活却为他们跟随社会大潮完成一次次思想转型，预设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他们出现的矛盾、尴尬、悬浮、边缘，使之成了清醒而困惑的一代，理想而务实的一代，守旧而背叛的一代，沉默而张扬的一代……总之，体现着新异的人的沉沦与抵抗沉沦的悲喜剧。在此，霍俊明是以同代人的视角表达着自己的“历史想象力”，他从不同方面辨析着历史与人，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化，历史与语言，历史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没有像时下许多论文所做的那样从现成的理论观念出发，来套框具体的鲜活的一代人诗歌创作的实际，而是坚定地从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在反复阅读了大量作品以及相关文献后，在细读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升发出具有历史思辨性的力量来。从而对这代诗人的创作道路、话语形式、文体特性的论析，基本做到了由表及里，从形到神的独特的揭示。霍俊明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简化问题的复杂性，他承认自己这一代就置身在诸多价值龃龉和分裂中，但就在对这种龃龉和分裂的动态把握和整合中，他们才得以创造出与自己的生存处境相对应的开阔而真切的表达。霍俊明在这部著作里归纳出来的许多观点，有不少是发前人之未发，具有很强的理论想象力和原创性，从而把“70后诗歌”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视域，在同行中引起很大反响。

再比如，作者对朦胧诗的论述，也没有认同文学史的主流叙述，而是关注具体历史语境与话语的社会生成：“无论是说到梁小斌、说到朦胧诗都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和所谓的此后的新时期，可能很少有人会对朦胧诗人的“文革”时期或“文革”结束之后的写作的‘真诚’抱怀疑的态度，但是像梁小斌这样的自我反思、批判、忏悔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值得重新反思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梁小斌在“文革”时期写的诗作被自己批评为‘献媚式’写作。而实际上，著名的白洋淀诗群的重要成员多多在白洋淀时期也写了很多模仿毛泽东的诗词，而后来的很多被后人称道的诗作几乎都是回北京之后写成的。换言之，作为同时代的或稍晚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能不具有双重（写作）性格。很难想象在“文革”中成长的年青人不受到“文革”政治文化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写出主流的‘媚俗性’的民歌化、革命化的诗作就不足为奇了。关键是很多诗人、当事人都没有呈现真实的自我和整个一代人的勇气，所以我们在“文革”结束以后，在这么多年的新诗教材、研究专著和新诗史和文学史就一起塑造了另一个文学形象：反思的，控诉的，伤疤的等诸如此类，这也就难怪被舒婷称为‘童话诗人’的顾城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为什么如此耳熟能详了。‘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文学之间的关系，此间写作者隐密而复杂的心态都不能不成为重新反思的话题，尤其是当历史的烟云已经逐渐散尽有足够的空间来反思的今日。”——作者深入到对象的价值错位中，实际上连根托起了“启蒙神话的危机”这个关键问题，在肯定朦胧诗个体主体性和文学本体意识的初步自觉的前提下，同时也准确地揭示了其文化悖论的内在性质，如此等等。

三

在一些长篇的诗人论中，我也看到霍俊明对“综合性的语境批评”意识的展示，或称为“历史文化诗学”方法论的自觉。比如在《化血为墨迹的持久阵痛——绿原诗歌论》《一个时代的考察：史料的发掘与穆旦的新诗史状貌》《在良知与批判之间展开的诗学空间——对郑敏80年代后期以来诗论的一种考察》《1949—1976：当代新诗思想史视阈中的邵燕祥》，以及对当代诸多中青年先锋诗人的论述中，作者都不满足于就诗论诗，而是平行附之以话语的历史生成的观照角度。在对诗人的代表性作品进行言说有据的细读分析，厘定了其被忽视的特殊的揭示生存的价值后，也对他们的精神危局乃至话语困境进行了冷静的辨析，使自己的诗人研究获具了历史语境的纵深感。

这些诗人论文章都程度不同地在努力实践着一种以话语的历史生成为重心，并由此激活文化阐释的新的综合批评模式。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霍俊明的“综合性的语境批评”，也并没有忽视诗歌的本体依据和文体研究。它们不过是扬弃了以往诗歌文体学把文体局限在语言形式单一范围内的狭隘观点，而是把文体看成一个系统。这里的文体就是话语体式，文体作为话语，包含了各种复杂因素。文体首先体现为外在的物质化的以语言学为核心的文本体式，其中包括语言样式、吟述方式、隐喻和象征系统、功能模式以及风格特征种种。第二个层次则是通过文本体式折射出来的诗人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结构，它与诗人的个性心理紧密相连。第三个层次则又与诗人所在的时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相联系，体现的是支撑诗歌话语的纵深的文化场域。这样一来，诗歌研究就成为思想与语词共存的场所，从历史话语与文体学融会的角度的切入，大抵就可以做到从形式到内容的层层剥笋式的整体研究，从而比较有效地打通了内容与形式，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说到底，他是不满足于在封闭的诗歌语境中论诗，而想努力从一个诗人，扩展到更真切的历史语境，排除假问题，凸显真问题。而用一句大白话说，就是批评家要有能力“拔起萝卜带出泥”。萝卜应是值得拔的大萝卜，才会带出深处的泥（萝卜生长的具体历史语境），找准一个诗人，最后拎出一个历史框架来。这些论文当时发表时，就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兴趣，现在重读依然能感到它的理论敏识力、穿透力。

霍俊明的诗歌批评、理论文章，大都做到了紧贴诗歌创作的实际，不发空言，在学术上训练有素，又很少以生硬的既成“理论框架”去硬套文学现实，对诗歌文本的细读、论述大多能够直入腠理，令人会心。他的批评话语，不乏生动的措辞，但又准确、硬实，读他的文章，人们不难感到与当下诗歌难题的正面交锋，这带来了阅读的紧张，也同步带来了阅读的愉悦。

比如，当个人化和日常题材逐渐被极端化、狭隘化并成为唯一的潮流和时尚的时候，作者及时感到诗歌写作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带有了病态的味道。基于此，他认为有必要对个性化诗歌写作的误识进行重新的过滤和反思。当我们再次“乐观”地提到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写作的最大限度的个性化并为此而津津乐道时，“人们实则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在所谓的摆脱了政治话语、集体话语的宏大话语规训的光明背景中，在所谓的个人化（私人化）写作经过短期的有意义的尝试之后，带有‘个人性’、‘叙事性’、‘口语性’、‘日常性’、‘身体性’的诗歌大旗铺天盖地以唯我独尊的姿势而大面积涌起的时候，无数个诗歌写作的个体和‘个性化’的诗歌文本实际上已经不约而同地沦为一种毫无个性可言的集体化行动。个人化、叙事性、口语化在一定程度彰显出重要的诗学意义的同时，这三者也被狭隘化和庸俗化。”霍俊明及时而尖锐地指出——“个人化排斥了诗歌写作的共性特征、整体意识、历史感和形而上精神的探询，甚至个人化还排斥了诗歌的本土和优异的古典诗歌传统（尤其是在诗歌精神和诗人经验层面）；叙事性排斥了诗歌的抒情特质并忽视了诗歌的叙事性特征仍以抒情性为前提（程度不同的）；而口语化的狭隘和卡拉OK化更是去除了汉语诗歌语言的特征和隐喻特征（语言层面），这就导致了诗歌写作的自恋性和自慰性，唠叨聒噪和粗俗语体。反过来，诗人和诗歌批评者都应该注意到诗歌写作的包容性，也就是诗歌的所谓个人化、叙事性和口语化与历史感、抒情性和隐喻化并非是二元对立的，而恰恰是应该包容弥合的”。（《暧昧强夺的“个体”与躺椅上的“集体”休眠》）

而当“朦胧诗”的历史叙述被“共识化”时，他更执着于对它的“史前史”的探询。这个“前史”究竟应该追溯到哪里？在“地下诗歌”研究和90年代以来的新诗史叙事中，白洋淀诗群已成为经典。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与朦胧诗、前朦胧诗以及新诗史写作范式的转换都存在着密切关系。在注意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论者还注意到了白洋淀诗群是如何被经典化以及其中的女性诗人是如何被“去经典化”的。著名学者刘禾在阅读了《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一文后感慨道：已有的当代诗歌研究中所出现的“经典化”有没有问题？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研究的范式本身就有问题？不仅如此，霍俊明还过细地追问道：白洋淀诗群中那些曾经非常活跃的女诗人的名字（赵哲、周陲、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陶雒诵、夏柳燕等）为什么在当代诗歌史中消逝得踪影皆无？他的疑问并没有在这里停止，他还问：当我们翻开一本本当代新诗史，50多年的诗歌历史总共有几位女诗人受到了诗歌史家的关注？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挖掘，到底有多少女诗人被历史有意或无意地删减掉了呢？“什么是历史，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当历史叙述在不断因各种情势而进行或大或小的转换的时候，总有历史大海中的一些岛屿被冲洗和显露出来，也总有一些岛屿处于不断漂移之中并最终被淹没。”霍俊明的这番感想，之所以令著名学者刘禾十分认同，我想除了论者锋利的学术问题眼光和审美敏感，更在于他将某些诗学话题伸延、廓清、引向历史语境的深处，给人以货真价实的启迪。

这些年来，我高兴地目睹了霍俊明扎实的精神成长和事业精进。他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现了一种我所欣赏的新的思路和方法。他以更为开阔的新历史主义视域，有效地深入具体历史生存和诗歌文本，在勤谨而充满理论激情的挖掘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见解。总之，在我看来，对生存—文化做出反应的同时，对语言（文本、文体）做出反应，从而将“史—论—细读”兼容并治，寻求“综合性的语境批评”的活力和有效性，是霍俊明诗学研究的显著特点。而在我看来，它其实也应是当下有效的诗歌批评写作的宽泛的通则。因为，只有对语言和生存的双重关注，才能使诗学批评保持深入具体历史语境的活力和持久的价值感。

我祝愿俊明在自己选定的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就。是的，我也相信，他的确“很适合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