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国联网严歌苓口述：我再也无法轻歌曼舞

小时我最喜欢的是唱歌跳舞，歌唱得好，舞当时也觉得跳得好，但后来到了文工团，才知道自己其实条件不好，身体不够柔软。

当时，进部队参军是件光荣的事情，而且出路很好。为了参军我先去了北京。正巧成都军区也在招兵，我过去给他们朗诵诗词，又跳舞又唱歌。表演完了，考官觉得还行，就说这个孩子我们要了。

在文工团就是唱歌跳舞加训练，日子都差不多，一晃过去几年。在文工团后期，大家发现我会编舞。领导就说，要不你就编舞，去舞蹈学校跟着搞创作。在舞蹈学校学了三个月，我的舞蹈语汇丰富得很快，还参加了专业组排练，编了许多舞。编舞就要写歌词，写歌词就要写大纲，要写出来，这个歌表达的是什么、主题是什么，其实就像写一个个小故事。我那时歌词写得好像不错，领导比较满意，而且写大纲时速度也挺快。团支部发现我会写，就让我业余来编墙报。那时慢慢发现，自己好像真是能写，挺会写。大概这个时候，已经进成都军区七八年了，我十八九岁了。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我就说我得上前线，心里想的很简单：当兵的，不上前线怎么行呢。当时很缺记者，领导就同意了，给我发了个特别通行证，又配了一把五四式手枪。乘火车到了川滇边境的攀枝花，下了车，坐当地军分区的汽车，到会理的野战医院。按程序先报到，住进简易房，紧接着就开始工作了。

医院里全是前线拉回来的伤号，到处都躺满了人，连走道都堵住了。当时越南那边声称，中国的战士如果死了，反而是减轻了负担，所以要让我们受伤，要残废，这才造成负担。他们把地雷挂在丛林里的植物上，比较小，看不清，我们的战士前进的时候，拿手一撩，雷就响了，手臂就炸断了，胳膊就没了。一夜之间，医院就能多出上千个伤号。

说是做记者，其实我也不会采访，就跟着护士，待在医院里，哪个战士愿意跟我说话，我就跟他说几句。他们其实很难开口，大部分人，打仗前一天还是边境上的庄稼汉子，结果一爆发战争，第二天就被招兵了，就去打仗了。他们认生，也没经过训练，有时候我问半天，他们才憋出一句话来。我更不敢拿本子记了，有时我发现，本来好不容易说几句，我一拿本子出来，对方就僵住了，又没话了。我只好争取不拿本子，纯凭记忆。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的虚构能力很强，新闻内容不够我就凑，拿想象去编。

有一个士兵让我特别难过，特别难忘。他是个孤儿，被一个女孩子家里收养了，做成了“摇萝亲”，就是说，在摇萝里面就定亲了。长大以后，本来他就等着跟这个女孩子结婚，但是战争来了，他当兵了，刚上前线，就一颗炸弹，把他的生殖系统炸坏了。护士跟我说，我们发现他有自杀倾向。有一回，我跟护士进去帮他量体温，不小心挠到他了，他就格叽格叽地笑起来了，我就放心了，当时觉得，这个人已经好了，他能笑了，应该不会自杀了。但是后来，我回了成都，听医院那边的人说，他还是自杀了。

回到成都，我就没法跳舞了，我觉得自己成熟了，轻歌曼舞没意思。再加上我的作品在《解放军报》和军区的报纸上发表了两篇，变成铅字，我马上有点膨胀。政治部和文化部的领导就说，你别去跳舞了，就去搞创作吧。我当然就答应了，很快开始写作了。

不久以后，我调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去写剧本。那里条件就更好了，铁道兵全年免票，坐上火车，全国到处可以去，哪里都能采风，感觉特别优越。在北京，我接触了一大帮文学青年，也开始接着读很多书，那时读书不再局限之前的经典，也不再只是苏联文学，而是读一些在当时很当代的美国文学，还有后现代主义的法国文学。当时我们聚在一起讨论文学，就像俱乐部一样的小团体。

现在看，如果当时在成都军区，没有去参战，我可能都不会写作。

（摘自2015年8月19日《报刊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