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铁军研究虽苦犹乐

赵东云

九年前的盛夏，我还在东南沿海的一座小城教书，弟弟发给我一则“天地英雄”杯《我知道的新四军》征文活动消息，这项活动由《新闻世界》杂志和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联合主办。那时，我正为写一本长篇小说而日夜酣战，但仍然抽出时间，写了一篇题为《爷爷是这样离开的》文章，投给了组委会，没想到，几个月后获奖名单中居然有我。细细想来，或许这就是我与新四军历史研究的最初缘起吧。

2008年，我辗转来到合肥一所高校工作，初干编辑后搞教学。偶有一次，获知合肥有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想想自己对历史和历史研究情有独钟，何不加入，或许能多一个与自己有共同兴趣者交流的机会？不久，我就参加了合肥市新四军研究会和省新四军研究会。从此，我进入了一个以前极少涉猎的研究领域。

一

历史研究是辛苦的。学术界有句话叫“板凳要坐十年冷”，意思是说，搞学术研究的人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还得有相当的恒心、毅力和钻研精神。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我将时间、精力大多用在军史、党史研究上，尤其是新四军历史研究。每当夜深人静，众人安卧之时，我总是在灯光下查找资料，在案头电脑上敲打键盘录入文字，我与“青灯冷灰”相伴了一个又一个夜晚。

这些年来，我购买、收集了很多与军史、党史相关的书籍、资料，墙角的书柜、案头书桌早已塞得满满当当。书桌上，椅凳上，电脑边，床头前，甚至卫生间的盥洗台上，处处都是翻开、折叠的书籍、资料。

在合肥几年中，由于租住别人的房子，不得不多次搬家。每每搬家，总要扔掉一些“破衣烂衫”，但那些书籍、资料总是片纸不少地带在身边。妻子对此似有不解，我告诉她，维持人的生命需要两种食粮，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上的，对我而言，书籍、资料、文献就是精神上的食粮。

阅读和研究军史、党史已成为一种习惯。这两年，由于教学任务很重，每周要上三四十节课，还得备课、开会、搞教研，因此课余时间十分有限，只能常常在深夜挑灯夜读了。我时常提醒自己：“脑子越用越灵活，思维越想越活跃。”因此，在夜阑人静之时，或潜心读书，或求索钻研，或奋笔疾书，让自己思想的源泉涓涓流诸笔端，唯有如此，学问方可精进。

二

爱因斯坦曾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由于“兴趣”，我在新四军历史研究中并不感到艰涩，相反，我从中收获良多，也感受到许多快乐。

这收获与快乐，来自于思想的交流。当自己与一批有相同志趣者相聚，坐而论道，似鹅湖之会，又似华山论剑，既有思想火花的碰撞，又有内在情感的共鸣，你可以抛砖引玉，也可以采撷他山之石，开阔视野，启迪心智，提升境界，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事吗！

这收获与快乐，来自于揭开历史之谜。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历史之谜。新四军在抗日救国、发展壮大的征程中，也有许多待解之谜，诸如皖南事变的原因，叶挺、项英之间的关系，“高敬亭事件”等等。就“高敬亭事件”而言，笔者花了相当的时间、精力，但对于高敬亭是否抵制军部命令要求四支队“停止前进”这一重要情节，学界存有很多争论。一次，笔者在阅读《赖传珠日记》时，其中恰好有关于这一命令的文字记载。见此文字，茅塞顿开，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又是谁能轻易感受得到的呢？

这收获与快乐，来自于对于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多年的军史、党史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些并不太久远的资料中，先辈们用青春、汗水和热血书写的历史，铸就了一座座精神丰碑。方志敏的坚定信仰，袁国平的钢铁意志，彭雪枫、黄克诚的爱民情怀，周恩来、董必武的廉洁奉公，无不使人感慨万端。我将这些感人的材料充实到我的《红色文化》课程之中，看着青年学子们那专注的眼神、敬佩的神情，我深知，先辈们的生命虽然终结，但那高山仰止的精神，却在静默中注入了我们时刻涌动的血脉。

三

又到夜阑人静时，我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摆脱缰绳的思想之驹在自由的原野上奋力驰骋，我仿佛看到，晨曦驱散了黑夜，旭日染红了天际，我在崇山峻岭间跌宕蜿蜒的山间小径上跋涉、攀登、前进，不知疲倦，更不会退缩。因为，远处立于高峰之巅的那面红旗，在旭日辉映下，格外绚丽，她给人以无穷的力量，促使我铆足了劲头不断奋进……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