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版应体现精神高度与思想深度

刘永红

学术出版作为出版业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正日益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与高度重视。因为，学术出版是一种独特的出版类别，既关乎“出版”，又关乎“学术”，体现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高度与思想深度。

学术出版的概念及其辨析

学术出版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与重视。迄今为止，探讨学术出版的论文发表了不少，但鲜有给学术出版下定义者。笔者窃以为，学术出版应该是以推进科研、探究学问、弘扬学术、传播新知为根本宗旨，以学术著作、学术论文等为基本形式，以学术成果的发布、展示、传播以及交流为基本内容，遵守出版管理规定与一定的学术规范，涵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范畴的一种出版形态。

关于这个概念，需要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学术出版的根本旨趣在于科研、学问、学术以及新知，是一种学者层面的相对严肃的学术出版活动。第二，学术出版物包括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等基本形式，既包括传统的书报刊基本形态，也包括新兴的数字形态的书报刊。相应地，学术出版机构则主要包括传统形态的学术出版社、报社、学术期刊及其数字化转型升级版，等等。第三，学术出版不仅要遵守一般的出版管理规定，还要遵守一套严格的学术出版规范。第四，学术出版的范畴既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覆盖了自然科学领域。

明晰了学术出版的基本概念，我们还需要对学术出版的概念做两个辨析。第一个是辨析一下学术出版与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以及专业出版三者之间的关系。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以及专业出版是现代出版业的三大基本结构，这主要是按照现代出版业所承载的娱乐（文化）、知识和信息三大基本功能来划分的。实际上，学术出版都或多或少地承载了娱乐（文化）、知识和信息三大基本功能。例如，学术出版里面涵盖了不少学术普及类的大众图书，这可以看作是学术出版与大众出版的交集;学术出版涵盖的知识量无疑是最多的，教育出版范畴中形形色色的教学参考用书大都属于学术出版的范畴，两者有着很大的交集部分;学术出版蕴藏着海量的信息，国际上大的学术出版商如爱思维尔、威科等出版集团往往同时也是专业出版的佼佼者，扮演着专业信息提供商与方案解决服务商的角色。

第二个是辨析一下学术出版与大学出版的关系。大学出版包括大学学报和高校出版社两大部分。可以说，学术出版是高校出版社与大学学报这一群体最为突出的特征与鲜明的标签，也是高校出版社与大学学报最为引以为傲的资本。

学术出版的价值追求

学术出版的价值追求，体现的是学术出版机构和学术出版者在学术出版实践活动中，对学术出版价值的探索、感受、理解及反思。有什么样的学术出版价值追求，就有什么样的学术出版活动的开展以及学术出版物的呈现。学术出版的价值追求，应该是在坚持出版工作的“二为”方向和“双效”原则前提下，对学术出版机构和学术出版者提出的一种更高远的要求。

学术出版最重要的是要体现出出版物的学术价值与学术高度，而不应像大众出版那样一味迎合市场。学术出版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就是学术出版物的学术性标准，而不是利润指标或者其他。早在20世纪70年代，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的小赫伯特·S.贝利出版了《图书出版的艺术和科学》一书，他认为“出版社并不因它经营管理的才能出名，而是因为它所出版的书出名”。出版好书，是一个出版机构的天职之所在，也是一个出版机构的立足之本，应该成为出版机构孜孜不倦的价值追求。对于学术出版机构而言，能够有幸发表或者出版高水准的学术成果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是一种价值追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反映了学术出版的价值与生命力。能否源源不断地发表或者出版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将决定着学术出版的价值大小以及生命力之强弱。

享有较高声誉的《自然》《细胞》和《科学》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147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1543年）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之所以能成为学术出版的常青树，就在于他们无论是过去抑或是现在都或发表过或出版过不少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获奖之前的论文或著作。在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国人都在深深反思为什么我们国内的学术出版机构没有发表过或者出版过诺贝尔奖得主获奖之前的论文或著作。随着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历史被彻底地改写了。

实际上，在当今的学术评价体制下，高水准的学术成果与优秀的学术出版机构具有一定的匹配度，优秀的学术出版机构往往能够吸引到高水准的学术成果，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往往也会优先流向优秀的学术出版机构。在对SCI的顶礼膜拜之下，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在《自然》《科学》等国际优秀学术期刊发表，本土优秀学术论文资源的流失，不但不利于本土学术期刊的出版与发展，而且，由于这些高水平论文的生产往往都是在国家相关经费的资助下完成的，一旦这些学术成果在国际优秀学术期刊首先发表，我国政府每年还要花费相当高昂的费用才能将这些优秀论文数据库资源买回国内使用。这不啻为损了夫人又折兵。

能否获得诺贝尔奖，关键取决于研究者们的学术造诣，取决于使他们成功获得诺贝尔奖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不是学术出版机构培养或者挖掘出来的，仅仅是通过出版或者发表等手段公之于众并且实现传播而已。一句话，诺贝尔奖主要是靠获奖者研究或者创作出来的，而不是依赖学术出版机构的出版得来的。学术研究者与学术出版机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学者提出，“在学术研究生产中，学术出版不应只是一个摘果子式学术研究总结，而应主动与作者一起选种、种树，学术出版人要以其编辑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劳动，来组织、推动、引领和规范学术研究。”这句话告诉我们，学术出版对于学术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引领与推动作用。当然，我们必须明白，学术出版只是策划选题，无法策划出高水准的学术成果。没有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学术出版机构也只能落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处境。我们不要无限制地让我国的学术出版机构承担过多的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

可见，只有学术界踏踏实实做学问，才有学术出版的尊严与荣耀，学术出版成果通过哺育、滋养一代代前赴后继的学术研究者，为学术出版创造源源不断的优秀学术成果。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反之亦然。学术出版无法代替学术创造，但是可以有效地引导学术创造，及时反映并客观评价学术成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有具备浓厚的学术氛围、深厚的学术素养，才会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才会有辉煌的学术出版。

（作者系《新华文摘》杂志读书与传媒专栏编辑、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