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兹克奖2016新标向

2016-01-22 18:58杨鹏
三联生活周刊 2016年4期
关键词:社会参与

杨鹏

在刚公布的最新一届普利兹克奖的颁奖词中,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崭新的关键词——“集体解决方案”、“多重角色”与“社会参与”。被这些词形容的,是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

路标的转向

作为建筑界的路标,今年的普利兹克奖再一次把建筑界人士的目光,引向一个令人惊奇的方向。希望以建筑“让更多人受益”的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的加冕,被认为是“价值观的胜利”。

向建筑师授奖的传统,大致与“现代建筑”同时诞生。从1848年起,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每年向一位建筑师颁发奖章。1907年,美国建筑师协会也开始效仿,设立了“金质奖章”。1979年,美国富商杰伊·普利兹克创立了普利兹克奖,开创了以私人家族的名义重奖建筑师的先河。杰伊的长子托马斯·普利兹克后来解释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生活在摩天大楼诞生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路易·沙利文、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密斯·凡德罗等建筑伟人设计的经典作品,因此我们对建筑的热爱不足为怪。”

1979年的首次获奖者,是美国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约翰逊很可能是20世纪作品风格最多变的建筑师。他一人占尽了有名有姓的三四种主义,还有无从命名的五六种风格。以他作为首届获奖者,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开端,奠定了普利兹克奖风格多元的基调。迄今为止的30多位获奖者,颇能显示当代建筑界的“多样性”。贝聿铭毕生只利用最单纯的几何形,弗兰克·盖里则钟爱自由曲面,安藤忠雄执著于混凝土,伦佐·皮亚诺尝试过几乎所有种类的建筑材料。他们对建筑的理解差异之大,犹如安格尔与葛饰北斋、柴可夫斯基与马勒之间的对比。这种多样性,一定程度上帮助普利兹克奖后来居上,在全球的知名度逐渐超越了两个老字号的专业协会评奖。

普利兹克奖不是“终身成就奖”。除了丹麦建筑师伍重、德国建筑师奥托是在年近90岁时获奖,大多数获奖者都只有50多岁——以建筑师的行业标准,正值年富力强。普利兹克奖章,让他们有机会把各自擅长的风格进一步发挥到极致。每一年,在全球无数建筑师和数量更多的建筑专业学生面前,都会多一个新的路标。

过去的十几年来,建筑的发展似乎陷入了一种粘滞的状态。随手翻开一本建筑杂志,就会看到一些像大腿、像石块的建筑奇观。这些千姿百态的巨型雕塑,比同一棵树上的树叶还要彼此相似。精巧的表皮化装饰,也趋于泛滥。坚硬的混凝土、金属板编织成的图案,显得柔弱无力,如同昔日贵妇身上的蕾丝。造成这种局面,普利兹克奖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往届的某些获奖者,正是某些乱象的重要推手。搅动死水的重任,仍要落在普利兹克奖的肩上——即便是冒着矫枉过正的风险。

价值观的胜利

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是继墨西哥建筑师巴拉甘、巴西建筑师尼迈耶与达·洛查之后,第四位获奖的拉美建筑师。然而,他的作品没有三位前辈作品中浓厚的拉丁美洲气质。更准确地说,他希望向全世界建筑师展示的,并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做过哪些与建筑相关的事情。

阿拉维纳1967年出生于智利,后来在智利天主教大学学习建筑。1994年,在圣地亚哥创办了自己的事务所。他的建筑代表作,如智利天主教大学的科研楼、美国圣爱德华大学学生宿舍,以及中国上海的诺华制药办公楼等数量不多的公共建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中规中矩。即便是非建筑界的人士也能猜到,他获此大奖的理由,应当来自比建筑更广泛的领域。

自2001年以来,阿拉维纳一直是“ELEMENTAL”(意为“元素”)公司的执行董事。这家设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公司,主旨是设计低廉的社会保障住房。它提出一种名为“半成品好房子”的产品概念,刻意在设计方面为居住者留出自己改建的余地,让他们自己动手完善空间,提高生活水平。

2010年智利发生里氏8.8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阿拉维纳和他的团队参与了重建的总体规划。除了设计灾民使用的临时性住宅,他还设计了饮水供应方案,把塑料瓶填到轮胎里面,用滚动轮胎运水。此外,他还提出了海啸预警和撤离计划、营造沿海林带等一系列防灾措施。

2010年,他为维特拉家具公司设计了一种前卫的“无椅解决方案”。用一根环状的带子绕着腰部和两个膝盖绷紧,人就可以随处在一把无形的座椅上坐下。

在几年前的一次记者访谈中,阿拉维纳非常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建筑哲学:“我真正关心的是用建筑设计的工具,解决非建筑的问题。我企图想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能够让每个人受益,就连那些走在大街上的人都能受益。”

所有这些行动和宣言,都指向同一个焦点,正如阿拉维纳的公司名称暗示的那样,他的目标是要重新划定建筑界的基本元素。

在评委会对于往届得奖者的评语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空间、形式、材料、技术、光影等等。它们都是100多年来现代建筑的“规定动作”,也是从金字塔时代以来建筑世界的氢氧碳氮。

在普利兹克奖的官方网站,上星期刚刚公布的获奖评语写道:“他(阿拉维纳)的团队参与了为弱势群体提供住房这一复杂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力求为居民和社会争取最大的利益,力争为建筑环境寻求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解决方案。正在寻找机会影响变革的年轻一代建筑师和设计师,都可以向阿拉维纳学习,承担多重角色,而不仅是一名营造住房项目的设计师。阿拉维纳集中体现了更加注重社会参与的建筑学派的复兴。”

狭义的建筑元素不再出现,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崭新的关键词——“集体解决方案”、“多重角色”与“社会参与”。

望远镜与放大镜

某一位建筑师如何划定建筑的“元素”,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然而,作为风向标,他要挑战的对象,就不再是现代建筑的某一种潮流,而是建筑师这一职业的定义了。

Arauco Vivero林业公司食堂和办公楼(阿拉维纳作品)

英文的“建筑师”(Archi-tect)一词,和“大主教”(Archbishop)有着相同的前缀。它和大多数欧洲语言一样,是两个古希腊语单词“?ρχι”(总管)和“τ?κτων”(工匠)合并而来。一望而知,“建筑师”的本意是“总管的工匠”。抛开掉书袋式的考据,也可以说主持设计了索菲亚大教堂、泰姬陵和拙政园的人,就是建筑师。进入20世纪,赖特、柯布西耶、阿尔托、密斯和路易·康这些名字,就足够定义建筑师是怎样一种职业。

每一位建筑师,都自然而然地身兼“多重角色”,在业主、设计合作者、分包商和施工队各色人等之间联络协商。每一座杰出的建筑,都必然是“集体解决方案”——整体布局如何让人享受到更多阳光?庭院空间的比例是否宜人?窗子的通风效果怎样、开启是否方便?这面墙是用钢板还是木板?那根柱子再细一些,会不会显得更优雅?冬季之前能顺利完工吗?负责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人,就是建筑师。

在发展中国家智利长大的阿拉维纳,显然和一位瑞士或者美国建筑师,对于自己的职业有不同的理解。从印度到智利,贫富差距的总体状况,并没有因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而改变。世界各个角落的贫民区里,狭窄的街道旁仍旧挤满一排排小窝棚。从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开始,地震、海啸、火山喷发和洪水频繁发生。电视屏幕上,时常能看到灾民们在帐篷外排队领取食物的画面。对于这些弱势人群而言,精巧的建筑设计似乎就是爱马仕的丝巾,是毫无意义的奢侈品。不过,赈灾用的临时性住房固然紧迫,其重要性仍难以和大量普通住房、学校和医院相比。让居住者动手改造自己的家,毕竟是少数情况下的特殊对策。

说到社会化的低成本住宅,芬兰建筑师阿尔托也进行过类似的尝试。“二战”期间,他投入大量精力,希望设计一种能够便捷地批量建造,同时保持文化趣味的低成本住宅,以备战后芬兰的快速重建。谈何容易!天才如阿尔托,被公认为有机建筑和人性化建筑的领路人,他的构想也受制于种种制约,最终未能实现。

广阔的视野和细致的处理,就像望远镜和放大镜,对于建筑师缺一不可。当建筑师思考整个社会,他当然需要举起望远镜,而一旦投入具体的本职工作,他必须全神贯注地在放大镜下完善每一个细节。战争破坏、建造成本、居住舒适性和社区环境,这些因素都在阿尔托的望远镜的视野里。而同一个阿尔托,最擅长在放大镜下创造建筑奇迹。在寒冷地区,他在屋顶天窗旁专门设计了加热融雪装置。他为医院的病房特意设计一种洗手盆,减弱溅落的水声,以免影响同室的病友。图书馆里充满明亮的自然光,却看不到刺眼的光源。

即便是在贫弱已久的南美洲,也不乏类似的奇迹。在阿拉维纳刚刚出生的60年代,乌拉圭建筑师埃拉蒂奥·迪埃斯特设计了大量实用性极强的公共建筑。为了降低成本,建筑通体采用本地出产的红砖。无论是厂房、仓库还是中学体育馆,它们的屋顶不仅有造型优美的曲面,还有面积充足的天窗利于照明节能。结构工程师出身的迪埃斯特,专门设计了便于工人操作的施工机械,实在是“集体解决方案”的典范。

阿拉维纳设计的智利天主教大学圣华金校区UC创新中心

建筑师注定不是能够“让每个人受益”的行业。一个建筑师毕生勤勉,也不过设计百余个方案,其中有幸落成者往往只有半数。能够让数百人或者上千人切实的受益,已经是建筑师无上的荣耀。阿拉维纳为灾民运水设计的特殊装置、在海滩与城市间设置防灾林的提案,无疑是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却超出了建筑师职业的框架。他仿佛紧握着望远镜,而丢掉了放大镜。

而建筑作为一门已经积累了数千年经验的行业,仅仅在约定俗成的框架里尝试微妙的变化,就足以让无数从业者耗尽一生。而框架范围的变化就像是大陆漂移,意味着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渐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一部自传: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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