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期刊二百年：厚重 精彩

石 峰

中文期刊二百年：厚重 精彩

石 峰

1815—1911年，自晚清到辛亥革命的期刊。这一时期是中国期刊的萌生和初创期，重在探寻中国期刊生长的本土“基因”。从史学者的角度，纵览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现象，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对西方列强的疯狂入侵和掠夺，对以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力量可歌可泣的抗争，以及近代中国人期刊观念的嬗变，都做了全面客观的评析，向读者呈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期刊成长的时代景象和风采，可谓艰难曲折。

中文期刊的真正兴起是在清王朝覆灭前的十几年。随着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以及革命思潮的发展，中国百姓日益觉醒，期刊成为仁人志士手中强大的思想武器，期刊业得到了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期刊和办刊人以及期刊业呈现的特征，《中国期刊史》都作了详尽而客观的介绍。

1912—1949年，民国时期的期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风云变幻、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中国期刊的生态环境光怪陆离，思想文化领域杂草丛生，而反映人民心声的进步期刊，在夹缝中生长，其战斗性得到了充分洗礼，涌现出一批革命性、思想性、斗争性都很强的期刊和办刊人。辛亥革命以后产生了一个具有这一时期标志性特征的刊物《新青年》。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距离第一个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正好是100年时间。而《新青年》的创刊到2015年中国传统期刊在数字化大潮中出现转折，又正好是100年。在这两个100年中，《新青年》在中国期刊的发展历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期刊在社会变革中开始走到历史的前台，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为人民群众拨云驱雾，为社会生活注入生机活力，无论是传播力、感召力、影响力都实现了一个大的提升与飞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处在社会大转折、大变动中，民族矛盾激化，军阀混战加剧，社会思潮四起，对期刊业的发展赋予了全新的使命。明清时期的士大夫阶层有崇尚“清议”的传统，也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舆论形式。一些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经常在一起议论国是，对社会现象高谈阔论，对人对事评头品足，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使他们意识到“清议”不能救国。于是他们从西方报刊舆论的影响力中得到启发，纷纷投身办报办刊，以扩大自我政见的社会影响。这是知识分子阶层以言论影响政治的一种自我觉醒和升华，也是中国舆论形式的一次大转折。

期刊的“战斗性”日益彰显，是这一时期期刊业发展的内生动力。该卷着重介绍了在解放区和“白区”创办的较有影响的期刊，特别是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或由革命先驱者直接参与创办的期刊和杰出的办刊人都做了全面介绍，同时还原了当时出现的一些期刊现象。当然，社会是多元的，对期刊的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因此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其他流派和性质的期刊，作者也择其要者进行评介，包括20世纪2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刊物，以反映当时期刊出版的生态。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1950—1978年的期刊。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期刊的重建和探索阶段，是为新中国期刊业定性、定调、定方向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教训，经验和教训都极其宝贵。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清除腐朽的上层建筑，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制度、新体系，成为这个新时代的主题。一切“从新”成为这一时期最耀眼的主题词。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期刊业，既要承接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期刊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更重要的是要“再造”一个全新的期刊业。新中国之初期刊业的这个“再造”过程，称之为新中国期刊业的“奠基”。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对社会舆论的独特作用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深谙包括期刊在内的出版工作在新中国新政权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在建立新中国的千头万绪中，即对新生的出版事业进行精心部署。1949年2月成立了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着手设计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建制和布局。同年10月3日共和国成立第三天，该委员会就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为大会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朱德同志在开幕讲话中，号召全国出版工作者准备迎接随着经济建设高潮而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勉励大家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发展人民出版事业”这一条变成事实。这次会议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在方向上、政策上、组织上、制度上、业务上奠定了基础。会议结束的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为副署长，并于11月1日召开出版总署成立大会。与此同时，10月25日《人民文学》杂志创刊，这是新中国第一本全国性文学刊物，毛泽东主席为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11月15日《新华月报》创刊，毛主席为之题写刊名。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对出版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关怀。

1950年9月在中宣部出版委员会召开的第一届出版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改进期刊出版工作的决议》。1952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加强报纸期刊出版发行工作的规定》，这对期刊出版工作而言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同时，有关管理部门还先后作出了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如不允许成立私营出版机构，期刊定价不得有地区差价，期刊只能交邮政发行等。回顾这一时期中央人民政府对期刊业的种种规范和要求，对社会主义期刊事业来说，有的是根本性的，至今仍需坚持；有的有其为巩固新政权、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或政治运动所使然，是阶段性的，当须与时俱进；也有对期刊业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对期刊的市场属性尊重不够带来的缺憾，这在探索社会主义期刊事业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们需要多维度地去考察。

胡愈之先生是新中国期刊业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之一，他是新中国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对旧中国期刊业进行的整合改造，对新中国期刊业发展方向的确定和体制的建立，对新型期刊业运行机制的规范和扶植政策的制定，以及亲自主持创办《新华月报》的实践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期刊业的形成过程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他的理论建树和办刊思想，影响深远。新中国成立之初创办的许多刊物直到今天仍有较大影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特别是逐步形成的“中国”“中华”“人民”等字头的系列期刊，成为新中国期刊的一个重要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党刊系列，至今仍是党的建设和解读党的主张的重要阵地。地方刊物也曾伴随新中国的脚步得到长足发展。对这一时期期刊发展脉络和经历曲折全面的梳理和介绍。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也出现过一些昙花一现的刊物，书中也作了客观描述。而因政治、经济因素造成的期刊出版大起大落现象，作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以求留下前车之鉴。至于“文化大革命”对期刊业带来的摧残，作者力求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述，也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1979—2015年，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期期刊。这一时期的中国期刊业，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沉淀，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带动下，发展过程尽管有起伏，但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中国期刊业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期刊事业最充分的时期。期刊品种由1979年的1470种增长到2015年的10014种，总印数由1979年的11.84亿册增长到2015年的28.78亿册（2012年曾达到33.48亿册）。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期刊的生存发展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首先是政治环境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平稳有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虽说这种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不由自主地带来悄然而深刻的变化。期刊出版也不例外，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都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党的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解放运动，真理标准大讨论，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管理机构改革等，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对期刊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以后首先着力的方面，而且持续深入、跨步前行。从承包制到绩效挂钩，从鼓励个体经营到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从确立市场主体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从股份制到混合所有制，从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等，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全方位的渐进式的颠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这个目标的逐步实现，整个社会的所有经济活动无一例外地都必须经历深刻变革。期刊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虽然有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但同样要经过市场环节才能发挥其功能，它的商品属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期刊经营也要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走进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就要求期刊从业者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创新机制，在确保党的领导和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营模式，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其三是社会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认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把它作为我们认识当前社会矛盾、制定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须承认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由此又出现了社会思潮、利益诉求空前活跃。而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社会矛盾空前凸显，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紧迫而艰巨。执政为民理念深入人心，老百姓的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又增加了社会工作的复杂性。期刊作为社会思想、文化理念、价值取向的传播载体，从内容到传播方式都必须进行改革创新。

其四是文化环境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思想文化领域首先要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是这一时期期刊出版工作面临的首要任务。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推进，文化领域的改革也日益活跃起来，文化工作的体制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成为期刊出版舆论导向的根本要求。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并采取了一系列扶植激励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政策措施。习近平总书记更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到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的高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认识的新境界。期刊出版工作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期刊业的改革发展要求更高、任务更重、责任更大了。

其五是媒体格局和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数字技术借助互联网在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各种新兴形态的媒体应运而生，其发展之快、影响之大、冲击之猛，出乎人们的想象。媒体格局的变化，传统媒体面临新的严峻考验。有人甚至用“柯达”的终结来警告传统媒体的未来。但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为传统媒体带来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传统媒体可以利用互联网和数字化整合内容资源，创新传播形式，提升传播速度，扩大传播范围等。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将给传统媒体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这些变化对期刊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李频博士对改革开放以后期刊业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特征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对这一时期期刊业发展轨迹和概貌做了客观清晰的描述，对新时期出现的期刊现象进行了多维度的思考。他把改革开放30多年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三个时间段，深入分析了不同阶段期刊业发展的主要特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期刊业呈现的独特景象，他认为在世界期刊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很有研究价值，为此他做 了重点介绍。同时，他对某些期刊在特殊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热点事件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他对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若干期刊，进行了认真调查研究，用较大的篇幅进行剖析，以期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或者启示。

这一时期期刊业的发展也不平静。1985年针对出版物庸俗化倾向，对包括期刊在内的出版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1989年针对自由化问题在报刊中的表现，又对全国报刊进行了清理和压缩；2003年为减轻基层和农民订阅报刊的负担，整合停办了一批利用权力摊派发行的报刊。这三次报刊的治理整顿，对端正报刊出版工作方向、规范报刊出版秩序、改善报刊经营环境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在中国期刊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作者系中国期刊协会会长，本文题目为编者拟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