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影响因子与学术评价：若干问题反思

姚 申

学术期刊、影响因子与学术评价：若干问题反思

姚 申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相关学术机构追求数量管理，评价指标单一，急功近利，成为一味追求数量、“泡沫论文”乃至“拷贝论文”批量生产的“指挥棒”。片面强调“与国际接轨”，导致出现“影响因子崇拜”。而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应该有利于形成对学者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水平的基本评价；有利于鼓励创新意识；有利于形成与质量并重的评价机制；有利于抑制浮躁，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实现人们所追求的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数据的最终解释权交给学术共同体的美好愿望。

学术评价主要是对学术产品和学术成果进行评鉴和判断，其对象包括学者和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成果，学术成果发表载体，甚至包括学术评价机构。在某种意义上，学术期刊是学术评价的重要起点。大多数学术产品和成果生产出来即要求进入流通渠道，希望“藏之名山、留待后人”的情况应该少之又少。一篇学术论文要面世，就必然会面临学术评价。多数情况下，学术期刊是学术产品和成果重要的评价主体之一。在大量生产的学术产品中，真正能得到发表的毕竟仅占少数。学术产品和学术成果如何从零次文献转变成为一次文献，其能否面世进入流通渠道，真正发挥学术作用，学术期刊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学术期刊拒绝什么样的产品，发表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产品必须按照编辑意图修改后才能发表，不管愿意承认与否，这就体现了一种学术评价，这是学术评价的第一道关也是重要一关。为何当下学术界会呈现突出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现象，为什么包括一些著名期刊会屡发有失水准的文章，这正涉及一些学术期刊在学术评价上的“失范”，其背后包括“著名刊物的评价权力”（也包括不那么著名刊物的权力）运用等其他问题，关于这一点在讨论与学术评价相关问题时涉及很少，论者较多的是关注对学术成果发表载体——学术期刊的评价，而学术期刊作为学术评价“第一道关”的意义，其实是非常值得认真思考和反思的。

正因为学术期刊之于学术成果的重要性，才使得对学术期刊的评价如此引人关注，当然学术期刊评价最终目标应该体现为对学术成果的评价，包括学术期刊评价在内的学术评价机制是现代学术体制运行机制中的重要一环。我们知道，我国现行学术体制主要是由政府组织推行，而学术体制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学术体制内部的运行规则的制定，正如我们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应该更广泛地征求和听取学术界的意见，由更具权威性的学术共同体作为制定主体，如此方能发挥学术体制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点恰恰做得非常不够，现行学术体制下各学术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偏离了应有方向，而现行学术体制的主要缺陷表现在学术评价机制失范，科学评价制度不尽合理，其中也包括对学术期刊的评价。

笔者曾经指出，就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学术评价而言，在相关学术机构追求数量的管理模式下，评价指标单一，急功近利，成为最为突出的问题而不断遭受诟病。正确的学术判断需要深厚的社会科学学养，而量化指标操作以“简捷性”为目标，有时甚至只需拥有简单计算能力者即可胜任。实际上过度追求量化指标，推行的是一种庸才策略，是一种学术不作为，其已成为一味追求数量、“泡沫论文”乃至“拷贝论文”批量生产的“指挥棒”。需要指出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科学评价中单纯追求量化甚至片面强调实用性（能否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否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规律，能否通过学术大跃进、学术GDP来创造所谓“政绩”、跻身各类排行榜，片面强调应用性等），实际上反映了现行学术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自然科学、实用性技术科学的话语霸权。 其实，量化指标所推行的与自然科学、实用性技术科学的话语霸权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源头，就是片面强调“与国际接轨”。

很长一阶段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在学术评价方面一味模仿甚至照搬自然科学界那套模式，就学界目前最关心的评价手段而言，“影响因子崇拜”可谓最具代表性。影响因子不仅成为学术期刊评价工具，也成为学术工作者学术科研的评价标准。而这正是“与国际接轨”的产物。自1975年以来，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每年都会发布上一年度其所收录期刊的引证报告，将学术期刊按引证的频次和影响来划分等级。期刊影响因子也因其具有某种标杆意义而为一些研究机构所采用，成为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影响因子作为定量评价的重要工具被引入学术期刊评价曾起到先前定性评价难以达到的清晰、直观作用，因此被认为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但一旦人们将其作用无限放大，作为唯一的甚至万能的指标，就会走向反面。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来说，决非“影响因子”越高代表刊物质量越高，反之亦然。不同学科的学术期刊，所呈现结果有很大不同。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的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和属于人文学科的哲学、文学和历史学等学科，其影响因子会体现出很大差别；而影响因子作为定量评价工具被引入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后，所形成不同学科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相差悬殊的“不合理”局面，这方面已有不少论者做过深入分析。其实，即使如社会科学中某一可使用计量研究方法的同类学科期刊也未必能以“影响因子”多寡来判别刊物质量的高低。例如，某财经类学术期刊社所办三本期刊，其中两本较有影响，包括在国内较有声望的老牌财经刊物，第三本以发表财经专业博士研究生文章为主。而根据CSSCI历年统计结果，后者“影响因子”要远高于前者，主要原因是后者所刊发多为翻译的国外经济学发展综述文章。再如，某著名外语院校两本国家管理部门认定的外语类学术期刊，一本以研究纯理论学术问题而著称，一本以外语教学问题研究为主，在晚近披露的“最新版中文核心期刊影响因子排序”中，前者的影响因子排名居然落后于后者90余位。上述两类情况，我们能够据此指称前者的质量远远不如后者吗？此外，有很多例证可以说明，一篇因非学术因素广受关注或批评的文章也会使刊载该文的期刊“影响因子”大幅提升。

学术期刊评价之所以不容小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行学术评价机制的核心就是学术期刊评价，通过对学术期刊的评价来间接地评价学术成果，即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 学术期刊评价的偏差，最终会导致和体现学术成果评价的偏差，单纯强调影响因子的作用有可能带来严重问题，这并非危言耸听。

在我国，看到并指出与“影响因子”相关问题的论者有之，但并不为多，呼声尚弱，这就是影响因子被作为当前最科学甚至唯一管用的评价数据至今在我国学术界仍大行其道的原因。时至最近，依靠影响因子排序作为期刊评优唯一依据有之，依靠错误数据和“影响因子”分析做论文获奖有之；一些机构引人瞩目地每年发布《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即自近年始；晚近在互联网和新媒体流传的另一“最新版中文核心期刊影响因子排序”就牵动了不少期刊人的心绪。如何提高论文和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被引频次，一时成为多少期刊人内心主要的焦虑问题。“影响因子崇拜”之风起于国际学术界，20多年前SCI论文即以“与国际接轨”的名义被引进我国。当人们强调必须“与国际接轨”，当人文社会科学学术领域模仿自然科学界构建学术评价标准（比如“SSCI”实际系复制“SCI”而成），然后再被引入中国之时，近年国际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对此反思的新动向却未引起我们重视。

日本学者田中耕一于1987年递交一篇会议论文，在高分子研究领域提出了性质界定和结构解析的想法。该论文未被SCI收录因而也没有影响因子，但却受到了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其想法被欧美科学家逐渐发展成一套高灵敏度和高精确度的生物大分子分析方法，对当今蛋白质组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作者因而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一案例背后的意义当年或并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但却在十年以后引起国际学术界深切反思：“影响因子”真的那样重要吗？

2013年或许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年头。根据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公布的2013年度SCI影响因子报告（该报告涵盖82个国家237个大类10927本期刊，2013年新增了379种期刊，同时也剔除了33种期刊，原因是它们“自引率高”，貌似很科学），《自然》《细胞》和《科学》在2013年分别位居全球80多个国家10000余种期刊前三，再度问鼎国际学术界“顶级期刊”。

然而，恰恰针对这三本2013年度国际顶级期刊，该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诺贝尔奖得主兰迪·韦恩·谢克曼博士在当年做出了猛烈抨击。2013年11月9日，英国《卫报》发表谢克曼题为《〈自然〉〈细胞〉和〈科学〉这类顶级期刊如何损害科学的》一文，该文强烈呼吁“科学界应该推翻顶级期刊的暴政”。谢克曼认为，现行机制使那些最时髦但不一定是最好的研究获得了最大回报，这就像丰厚的分红导致金融业扭曲一样，一些专业性的奖励，扭曲了科研界。在对“顶级期刊”的诟病中，谢克曼主要提到了期刊影响因子的负面作用。他认为，影响因子是一种噱头，这种衡量方法有重大缺陷，引用与质量并不完全相关，“一篇论文被大量引用可能是因为它是好的研究，也可能是因为它吸引眼球，或者是挑衅式的甚至是错误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因为影响因子被汤森路透公司奉为世界顶级期刊的美国《科学》主编布鲁斯·阿尔伯特居然也对“影响因子”做出了直接抨击。也是在2013年，布鲁斯在专为该年5月15日出版的《科学》所撰写的社论中大声疾呼，停止使用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评判科学家的个人工作，滥用影响因子会毁了真正的科学。布鲁斯认为，对影响因子的狂热追捧，最终会给科研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事实上，改变“影响因子至上”的科研评价体系渐成国际科学界的共识，就在《科学》主编布鲁斯发表社论数月前，2012年12月，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在内的75家机构和150多位知名科学家，在美国签署了《关于研究评价的旧金山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认为，科学界应该停止使用影响因子评价科学家个人的工作；影响因子不能作为替代物用于评估科学家的贡献，以及招聘、晋升和项目资助等的依据。

如此看来，呼吁改革现行的评价体制机制并非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孤独的呼声，当我们一味强调“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国际学术界的新情况、新发展和新动态理应受到重视，其中所体现对现行科研学术评价可能造成危害的深切忧虑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其实，任何评价手段和评价指标在其“合理性”的背后都有其局限性，包括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它引量、被摘率、点击率、下载率乃至各类评奖等。随意夸大和贬低其作用或择取其中某一指标否定其余，一项独大，以为可以解决一切评价问题，这无疑是轻率和短视的。本来影响因子、被引频次等只是一个数字，用以表示一本学术期刊一定时段内所发表论文被其他论文引用了多少次。客观的说，它的诞生是一种进步，从此学术期刊有了显示学术影响力大小的清晰指标。然而，影响因子即使仅用来评价学术期刊也毫无疑问存在无法弥补的局限性，更何况将其作用无限放大，以至论者认为已影响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至于“滥用影响因子来评价科学家个人工作”，则“成为危及世界科学界健康的病害”。

影响因子从被推崇备至到遭受国际学术界“群起而攻之”这一事例说明，任何评价手段、指标乃至评价机构都不能“包打天下”，所谓物极必反，包括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及的“学术共同体”。言及学术共同体问题我们看到，在当下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环境下，被认为是学术共同体及其代表的“同行评议”所呈现的种种变异、相关传闻，可谓并非空穴来风。针对这一现象有论者痛切陈词：“‘异化’最明显、危害最严重的，莫过于‘同行评议’”，并因此追问：在“权力支配，人情主导、标准缺失”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真有学术共同体吗”？由此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如何建立起一套真正具有公信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规范绝非易事——事关现行学术体制尤其是现行学术评价机制的重大改革，其中的重要内容便是不仅要改革以往备受诟病的“重数量，轻质量”“重定量，轻定性”的评价方式，更重要的是必须认真思考如何重建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对于缺乏自律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同样无以寄予厚望。

笔者坚持认为学术评价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应该做到“四个有利于”，即学术评价应该有利于形成对学者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水平的基本评价；有利于鼓励创新意识；有利于形成与质量并重的评价机制；有利于抑制浮躁，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在坚持“四个有利于”的条件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总体说来，仍要遵循定量与定性互不偏废的原则。至于如何真正做到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如何使文献计量部门有关学术成果、社会反响的统计数据和学术共同体、社会公众评价、专家意见结合起来，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具体而言，评价指标仍应坚持多元化，包括影响因子、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它引量、被摘率、点击率、下载率或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等数据，既要清醒地看到它们的局限性，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其特定范围内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分别赋予不同权重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重新加以研究，综合考虑，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损其作用。与此同时，应该特别关注社会公众评价、本学科专家意见，尤其要重视学术共同体的重建。学术共同体之重建，在当下中国国情的特殊情景中，或会遭遇种种困难与阻碍。尽管如此，重建依然是必须的，唯有在重建起一个能够自律的良性循环的学术共同体之基础上，方能实现我们所追求的“把数据的最终解释权交还给学术共同体”的美好愿望。

（本文作者系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杂志社总编；本文摘自《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