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画运动的前哨战——鲁艺木刻工作团新年画创作

2016-01-28 08:03中国艺术研究院100027
大众文艺 2016年4期

陈 苏 (中国艺术研究院 100027)



新年画运动的前哨战——鲁艺木刻工作团新年画创作

陈苏(中国艺术研究院100027)

摘要:新年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规模开展的新年画创作。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鲁艺美术系学子曾在“创作与实践相结合”的口号下进行美术宣传并在“艺术大众化”口号下探求与民间美术的结合。其中1939年在太行山脉地区进行木刻宣传的“鲁艺木刻工作团”以少数成员、广泛的影响力及对民间美术的成功借鉴,推动了建国后新年画运动的发展。

关键词:新年画创作;鲁艺木刻工作团;新年画运动

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前身为“鲁艺木刻研究班”,1938年成立于延安,12月木刻研究班胡一川、陈铁耕、罗工柳、彦涵、华山、杨筠等人组成了“鲁艺木刻工作团”前赴太行山脉地区进行抗战宣传活动,胡一川任团长,沿途举行了全国木刻展览会。这只队伍被称之为抗战时期的“轻骑兵”,为中共抗战美术宣传大众化、民族化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9年2月沃渣和江丰自刻自印创作套色新年画《春耕图》(一说为《五谷丰登》1、一说为《春牛图》2)和《保家卫国》,这两张年画用三色套版印制,各印了四十份。在延安东门外远郊区拐峁镇被分发给农家张贴在窑洞大门上。在江丰回忆中这幅作品中“男女农民并肩立在画的中心,男执红樱枪,女持当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两人身前站着背木刀的男童。画面用黑红蓝三色套印。”被认为是抗战时期的新年画运动起始。

鲁艺木刻工作团在进行新年画创作时面对的是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年画无法进入解放区。时值新春,解放区人民对年画的需求无法满足。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年画中的落后因素,大量印发社神、钟馗等“神判”(判官图),并印上“中日亲善”、“大东亚新秩序”等反动口号,企图在思想上麻痹群众,侵华年画在解放区泛滥。3这一现象引起了中共对民间艺术和美术宣传工作的重视。1939年冬在北方局敖垴村召开了以部队文艺干部为主的晋东南文艺界座谈会,朱德在座谈会上提出:“对敌人的宣传我们应当给以回击,我们应当宣传我们党和人民团结一致抗日的政策和八路军的战绩,这才是文艺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当下“笔杆赶不上枪杆”,要求美术工作者“笔杆必须赶得上枪杆”。在进行新年画创作之前,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宣传工作也面临着如何将作品融入群众问题。早期在鲁艺学习使得美术工作者的作品中带有浓重的西化审美倾向,工作团在前往晋东南的过程中举办的木刻作品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谢春在《抗战时期关于中国新兴木刻“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文中提到鲁艺木刻工作团早期作品在展览过程中被观众认为“作品内容不够深刻,不够丰富,不够生动,最好有头有尾”,“形式不美观,满脸毛,不好看,最好有颜色。”这些意见使木刻工作团工作者意识到了“民族化”的重要性。1940年春节前夕胡一川、杨筠、罗工柳和彦涵四人遵照北方局李大章创作新年画满足群众需求的指示。请了刻字工人,买来廉价的有光纸,用民间染布颜料创作出了《春耕大吉,努力生产》《努力织布,坚持抗战》、《军民合作》《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保卫家乡》八幅套色木刻年画,趁赶集时摆摊出售,反响空前。

彦涵创作了两幅新门神画,描绘了肩扛步枪的八路军战士和身背大刀的民兵并肩走在一起,另一张图中妇救会员和儿童团员,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上书“保卫家乡”四字。此外,还有槽头画《春耕大吉》(受传统《春牛图》的启发)(一个扛犁的农民赶着一头牛朝田野走,表现民众为支援前线努力生产。画上刻有“努力生产”四字。)在《保卫家乡》年画中为了适应门画而采用均衡对称的构图,颜色上采用了喜庆的大红大绿。在图中彦涵将妇救会员的脚刻成了一双小脚。据彦涵回忆这是受当时解放区妇女大多都是小脚的影响,无意识的举动。数十年后一位美国人认为这幅作品中“连小脚妇女都拿起了武器,这样的民族是不可征服的。”胡一川创作了《军民合作》和《开荒》两幅年画。吴继金在《论抗战宣传画》一文中认为胡一川到延安之后的作品与早期作品有明显差异。早期作品明显受到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后期由于在敌后的工作开始探索油印套色木刻,并融入了民间剪纸风格。并认为这种新型的版画为其后续的年画创作提供了“新路子”。《军民合作》以老百姓给八路军送子弹为题,切合时局。这幅作品在创作中当地民众以生活经验为胡一川提供建议,全部悉心听取。罗工柳的《实现民主政治》反映了抗战解放区通过民主选举方式来实行的民主政策。《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描绘了民众在战士的引领下团结在中共红色旗帜之下的景象。杨筠的《织布》和《纺线》反映了解放区的生产劳动实践。

鲁艺木刻工作团新年画在新年画运动中取得了两个方面的成果。其一是推进了木刻本土化进程。鲁艺木刻工作团早期木刻作品受西方艺术样式的影响,不被群众认可,新年画的实践为其吸收本土艺术特色融入群众提供了契机。在木刻工作团的新年画创作中做的第一个实践就是接受旧年画作坊,掌握旧年画制作流程和工艺,这为年画的大规模生产打下了基础。另外,胡一川等人在接受了改造新年画的任务后,请到了原在新华日报工作的王姓刻字工人又寻访到了民间套色水印师傅赵思恭,将他们请入工作团内帮助美术工作、推广木刻水印技术。在此之前,延安新年画大多用油墨手印,印刷数量受限发行不广。套色水印技术的引入以及旧年画作坊,使得新年画每种画稿印数多达成千上万份,因而能够挤进旧年画市场满足群众需要4。此次新年画发行量达数万张,在宣传力度与艺术效果上远胜于沃渣和江丰的新年画。在题材方面,木刻工作团的新年画继承了沃渣和江丰的新年画创作的经验,将把军民作为主题的新年画的样式进一步确定下来,取代了“神明”图像,强调群众的主体性,军人才是真正的守护者,更加贴近民众生活。正是由于群众审美与新年画创作的结合,加之套色水印技术在质量和产量上的优势,使得这批新年画摆脱了旧年画以及西方木刻技法的桎梏,扎根于本土之中。

其二,木刻工作团新年画采用了市场化的销售模式。沃渣和江丰二人的新年画在传播过程中采用了散发的方式。彦涵《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年画和木刻活动》在文中提到了木刻工作团的新年画最初是想要通过组织手续散发下去,后来一些当地民众听到消息后提出想要用钱买,因此觉得“可以通过出售办法考验一下新年画的效果。”同时罗工柳回忆中提到李大章同志认为赠送会使老百姓认为这是共产党宣传品而不喜欢这些年画。因此,在农历腊月二十三日,“由胡一川和杨筠带着这些新年画到襄垣县西营集市上摆地摊出售。集市上摆有两种年画,一种是小商贩的旧年画;另一种是工作团的新年画,成为鲜明的对照。”5很快赢得关注,新年画定价“角钱八张”“不一会儿就被赶集的人抢购一空”,此后一个月中印出的年画全部售完,标志着新年画市场化初步成功。

在鲁艺木刻工作团新年画运动取得初步的成功之时当即受到杨尚昆等同志的表扬。彭德怀得知后在1940年的2月7日专门给木刻工作团送来了表扬信(现存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信件中高度肯定了木刻工作团的新年画工作,认为“许多艺术工作者口喊着大众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做到,而你们则已经向这方面走近一步了。”朱德在鲁艺报告中也提道:“在图画木刻方面,有‘鲁艺’派到前线去的木刻工作团创作的年画,极受群众欢迎,一出版,群众马上来买光。”王博仁在《走向“大鲁艺”的前锋—“鲁艺木刻工作团”纪实和研究》在文中也认为“新年画的创作和销售震动了晋东南,它在新木刻运动史上成为了一件大事。”活动结束后,木刻工作团在在长治筹备成立的木刻工场印制了大量新年画,孙玉石《庆祝新春,庆祝胜利》、彦涵《保卫家乡保卫祖国》、杨筠《妇女做军鞋支援前线》等大受欢迎。木刻工作团成员则在各个根据地继续推广新年画。由于新年画在群众之间的好评,鲁艺成立了年画研究组从理论研究上指导根据地的新年画创作。这都使木刻工作团的新年画得以继续传承推广。

解放战争之后新年画运动持续发展,1984年全国出版年画品种为3500余种,发行量高达7亿多张,在三十多年中增加了近百倍。在新年画运动中鲁艺木刻工作团新年画创作推动了新年画的发展,在年画创新、民族化与大众化上打出了一场漂亮的前哨战。

注释:

1.王琦.我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先驱[J].美术,1983(2).

2.江丰.温故拾零——回忆延安美术活动散记及由此所感[M].《江丰美术论集》编辑组.江丰美术论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3.薄松年.中国年画史[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86(1).

4.江丰.回忆延安木刻运动[J.美术研究,1979(2).

5.彦涵.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年画和木刻活动[J].美术,1957(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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