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弗莱堡时期的“现象学哲学体系”巨著计划
2016-02-02 11:26倪梁康
哲学分析 2016年1期
倪梁康
胡塞尔弗莱堡时期的“现象学哲学体系”巨著计划
倪梁康
摘要：从1918年开始，胡塞尔就在计划出版一部“体系著作”或“基本著作”。他为此断断续续地准备了二十年的时间，直至1938年去世。虽然他最后没有将这样一部著作提交出版，但从这里作为附录发表的两个纲要来看，他已经完成了总体的构想。而他在此期间发表的、未完全发表和未发表的一些著作，如《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笛卡尔式的沉思》《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现象学》，实际上是这部体系著作的阶段性成果。它们分别代表着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的结构体系、方法体系和历史体系。
关键词：胡塞尔后期；现象学哲学；体系著作
1916年，当胡塞尔应聘到弗莱堡大学担任这里的讲座教授时，他已经57岁。大约在两年后，他开始有了撰写一部“现象学哲学体系”著作的初步想法。①耿宁（Iso Kern）认为：胡塞尔是从1921年起开始准备这部重要的体系著作，以“取代以前计划过的《观念》第二、三卷”（参见I. Kern,“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Zur Ph覿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覿t. Texte aus dem Nachlass. Dritter Teil. 1929-35, Husserliana XV,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 1973, S. XXII）。他依据的是胡塞尔1921年11月25日给英加尔登的信。但下面的引述会表明这个时间点还可以向前推至1920年乃至1918年（以下凡引《胡塞尔全集》均直接标明“Hua”、卷数与页码）。为此计划而产生的最初文字是他于1918年3－4月间在贝尔瑙度假时写下的14页手稿，它已经带有“体系”的标题，主要讨论“各种逻辑学（各种存在论），尤其是价值学和实践论”。事实上，关于“所有存在论的体系”的核心观念已经在此文稿中得以形成。②参见胡塞尔手稿：A III 13/30-44；参见：A III 4/95b，以及参见：Husserl-Chronik. Denk- und Lebensweg Edmund Husserls, hrsg. von K. Schuhmann, Hua Dokumente, Band I,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 1977, S. 223（以下在正文中直接标明“年谱”与页码）。随后，在1920年10月为《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撰写的“前言”中，胡塞尔对此计划做了公开的暗示：“我在弗莱堡的新教学工作也要求我将我的兴趣朝向主导的普遍性和体系。”①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II/2,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1984, B III.海德格尔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后来的准回忆录“我进入现象学之路”中同样引用了胡塞尔的这段文字，并且甚至据此而将胡塞尔的“体系发展”的趋向追溯到1913年发表的《观念》第一卷：“胡塞尔……本人对《逻辑研究》已不再感兴趣了。在他的学院活动的新领域，他的思维激情和努力比任何时候都更转向了对《观念》中所表达的那种规划的体系发展。”（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5页）
可能是在1920年7月3日写给美国的观念论哲学家、他的哥廷根时期学生霍金的信中，胡塞尔最早透露了这个体系著作的想法：“我以最大的强度在继续钻研一门‘现象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和体系，而且大概不会在两年内完成它。”②参见E. Husserl, Briefwechsel, hrsg. von K. Schuhmann, Hua Dokumente, Band III/1-10,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Boston/London, 1994, Bd. 3, S. 165（以下在正文中直接标明“书信”、卷数与页码）。随后在同年9月22日给他的另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哥廷根时期学生贝尔（W. P. Bell）的信中，他更明确地说：“我想在一种全新的精神中将逻辑学③这里的“逻辑学”不是指形式逻辑或现代逻辑，而是指胡塞尔当时（1920-1921年冬季学期）开设讲座中的“超越论的逻辑学”。构想为整个哲学的最普全的形式原理学。在主要纲领上我达到了一个——体系。”（书信III，20）
至此之后，“体系著作”（Systemwerk）或“基本著作”（Grundwerk）的想法和计划一再出现在胡塞尔的书信、文稿以及他人对胡塞尔的谈话的记录中，最多出现胡塞尔致其哥廷根与弗莱堡时期的学生英加尔登的信函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在相关方面长达十多年工作的具体进展、变化与结果。
一
1921年11月25日，胡塞尔在给英加尔登的信中写道：“现在我自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仔细处理我的那些分量过大的手稿，并且正计划一部重要的体系著作，这部著作是自下而上地构建起来的，可以用作现象学的基本著作。”（书信III，213）但胡塞尔似乎很快便发现了这里的困难。在1922年2月1日写给P.纳托尔普的信中，他提到正在准备四次伦敦讲演的文稿，并且已经开始抱怨说：“我的情况远比您的要糟糕得多，因为我的毕生工作的绝大部分都还滞留在我的手稿中。我几乎要诅咒自己无能力完成这项工作以及我只是这么晚——部分地只是现在——才获得了这种普全的体系的想法，这些思想是我迄今为止所有个别研究所要求的，并且它们现在也迫使我去改进所有这些个别研究。一切都处于重构的阶段！也许，我以人所能鼓足的一切干劲来做的努力都只是为了我的遗稿而工作。无论如何，只希望它圆满成功，并且不会来得太迟。”（书信III，151－152）接下来，当舍勒于1922年4月26日去弗莱堡拜访胡塞尔时，他报告说，胡塞尔“立即向我阐释他将在伦敦演讲的‘体系’”（年谱，259）。
这里两次提到的“伦敦讲座”是胡塞尔应伦敦大学的邀请而于这年的圣灵降临节在那里所做的四个题为“现象学的方法与现象学的哲学”的演讲。它可以说是胡塞尔这一时期的“体系思考”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这次伦敦讲演的几个月后，胡塞尔在1922年9月1日致其哥廷根时期学生阿道夫·格里默的信中写道：“我最近又一次透彻地思考了现象学的原则思想和方针。我据此而选择了我的伦敦讲演的论题。……我刚刚步入‘最佳年华’，我必须进行‘盘点’，在此期间，一个体系的主要思想得以形成，并且迫使我去追究它们，而不是去完成我理应完成的老的东西。我需要每一段完好的时刻，每一份微小的力量。”（书信III，85－86）
伦敦的四次讲演包含一个引论：现象学哲学的一般目标，以及四个篇章：（1）通向本我—我思（ego cogito）的笛卡尔式道路与现象学还原；（2）现象学经验的王国与一门现象学科学的可能性。超越论现象学作为超越论主体性的本质科学；（3）超越论现象学与可能认识、可能科学、可能对象性与世界的问题；（4）一门作为科学论的逻辑学与所有存在论的体系。未来现象学哲学的具体目标。①这些讲演稿在鲁汶胡塞尔文库中一直放到2000年才发表。参见E. Husserl, ,,Ph覿nomenologische Methode und ph覿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然而，胡塞尔迟迟没有将他的四篇伦敦讲演稿付诸发表。即使在当年年底纳托尔普、普凡德尔和他的伦敦讲演的邀请人希克斯（G. D. Hicks）都致函胡塞尔，催促他早日出版这些讲演（书信V，160；II，173；III，45），胡塞尔仍然不为所动。其中的原因他在1922年12月13日致贝尔的信中已经有所表明：“希克斯向我保证可以很快地、以尽可能简短的形式发表伦敦演讲，并因此:在英国唤起对现象学的最初的严肃兴趣。是的，智慧的希克斯，你很有道理！但是我（始终如一[semper idem]）无法成为实际政治家，纵然是为了现象学及其成就也做不到。我不能为了‘名气’这道小扁豆菜（Linsengericht）而在英国出售我的灵魂救赎。（这种‘小扁豆’我很不喜欢吃，尤其是自现象学成为时尚以来。）希克斯很看重将这些文字放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我会用拖延、有可能也通过扩展的方式来将它打发掉。”（书信III，45－46）胡塞尔在这里似乎并不在意现象学在英国的影响，尤其不愿意以简本的方式发表这些演讲。他更想将它们扩充为体系著作。这一点可以在他1923年8月31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读出：“我没有将伦敦讲演加以付印。我将它们扩展成了一个每周四小时的冬季讲座，而且我会在下一个冬季对它们做更近一步的深化，并且会与我的研究助手一起为它们的付印做准备。（它将成为在现象学的意义上以及在第一哲学沉思集形式上的一个哲学体系的原则提纲，这些沉思必定会作为‘开端’而（从本质上）开启真正的哲学。）”（书信III，218）胡塞尔在这里提到的“研究助手”是1923年开始为他工作的L.兰德格雷贝，而“每周四小时的讲座”是指题为“哲学引论”的1922—1923年的冬季讲座，这个讲座的文稿后来也与伦敦讲演稿一样，在胡塞尔身前都未得发表，而是在近80年之后才作为《胡塞尔全集》第三十五卷于2002年出版，其中也作为补充文字而收录了2000年曾在《胡塞尔研究》上单独出版过的“伦敦讲演”。
胡塞尔没有出版相关讲座稿和讲演稿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在耿宁的分析中找到：“那些为1921—1922年的一部‘重要的体系著作’所做的准备工作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然而这些准备工作所包含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没有被加工到可以出版的地步。这是由胡塞尔的特殊工作方式所决定的：当他想撰写一部著作时，他通常不会在一开始就立即拟定一个确定的计划，而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去实现它；相反，他会首先尝试在他的文字‘独白’中从思想上把握全部的资料；并且希望能够在这样一种思想掌控的基础上于短时间内写下作为这种掌控之结果的文字论述。”①I. Kern,“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in Hua XV, S. XX.这意味着，如果他最终没有能够完成他的出版计划，那么可能的原因只有两个：要么是他还没有在思想上掌控全部材料，要么是他无法在短时间里完成文字上的阐述。
在伦敦讲演之后，胡塞尔的体系著作设想似乎暂时告一段落。虽然按照“伦敦讲演”编者谷森斯（B. Goossens）的说法，“胡塞尔对于伦敦讲演的兴趣始终贯穿在整个20年代”②参见E. Husserl, ,,Ph覿nomenologische Methode und ph覿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与对待伦敦讲演稿的方式不同，胡塞尔此次开始认真计划将巴黎讲演稿加工成《笛卡尔式的沉思》出版。是年12月2日，胡塞尔在给英加尔登的信中说：“我愈发重视将《笛卡尔式的沉思》德文版充分地扩展为我的系统的‘主要著作’。但愿它在1930年底完成，接下来是各个具体阐述的著作——在材料上已经有了极其丰富的准备。”（书信III，254）
这条从伦敦讲演到巴黎讲演的思想发展线索构成胡塞尔“体系著作”之构想和准备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或者说，首要的部分。谷森斯曾描述过这个部分的方法论特征：“在这里标示出的从伦敦讲演到《笛卡尔式的沉思》的道路上有众多的构建、发展和在方法上完善现象学引论的新纲领的尝试。与此起点相联结的是胡塞尔在超越论哲学转向之后对现象学方法论的再次彻底化，首先是在现象学成为‘严格的科学’的要求方面，以及与此相关在能够完成最终论证的要求方面。”①参见B. Goossens,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in E. Husserl, ,,Ph覿nomenologische Methode und ph覿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二
然而1929年与胡塞尔计划的“体系著作”相关的写作还不只是《笛卡尔式的沉思》这一部，它的法文版拖延到了1931年才在巴黎出版。事实上在1929年10月真正得以出版的是另一部与“自然与精神”体系思想方向相关的《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②关于《笛卡尔式的沉思》和《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的形成、出版与核心内容，笔者已有专门文字论述。它们都可以被视作胡塞尔后期体系著作思考的一部分。胡塞尔在1928—1929年冬季用几个月的时间全力以赴撰写并最终赶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十卷上发表了这部导论性著作，其主要目的在于指明一条从形式逻辑通向超越论逻辑的道路。关于这部“逻辑书”以及后来与此书密切关联的“第二逻辑书”《经验与判断》的产生原因，兰德格雷贝在他为后者撰写的“编者导言”中已有交待。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一部著作的撰写和出版，在胡塞尔这里并非首次：1913年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也是以这种方式完成的。它们都符合耿宁所描述的胡塞尔的写作方式——当然，《逻辑研究》除外。
《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看起来是胡塞尔为自己的七十岁生日所做的某种方式的庆祝或纪念。它发表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十卷上。这一卷年刊因为胡塞尔的七十诞辰还专门出版了一个作为补充卷的纪念文集。③参见Festschrift E. Husserl zum 70. Geburtstag gewidmet. Erg覿nzungshand zum 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 und ph覿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Max Niemeyer Verlag: Halle a. S. 1929。无论如何，《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应当被视作胡塞尔后期与体系著作相关思考的一个部分。
可能是受到《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出版的鼓舞，胡塞尔次年年初继续尝试去完成“第二逻辑书”。胡塞尔将他称作“逻辑研讨”（Logischen Studien）。在1930年3月5日④这封致格里默的信在舒曼编辑的《胡塞尔年谱》中标明的日期是1930年3月5日（年谱，359），但在他编辑的《胡塞尔书信集》中标明的时间是1931年3月5日（书信III，89）。致格里默的信中，胡塞尔曾预告说：“两部篇幅更大的著述将会在年内付印；系统的主要著作若无意外会在明年付印，那时还必须在文字上展示十分重要的具体研究，它们在思想上已经完成。”（书信III，90）这里所说的“两部篇幅较大的著述”很可能就是指兰德格雷贝于1928年受胡塞尔的委托开始编辑整理①按照兰德格雷贝的更为严格的说法：“我在1928年受胡塞尔——当时我是他的助手——的委托，将属于超越论逻辑问题范围的手稿归集到一起，从速记稿中誊写出来，并试着对它们做统一的、系统的整理。”（参见L. Landgrebe:“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in E. Husserl, Erfahrung und Urteil. Untersuchungen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 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 1985, S. XXI），但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的《经验与判断》，以及《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德文版；而“系统的主要著作”则很可能是指胡塞尔后来一再说他“十年前就在准备的体系著作”。
但这些预告后来都没有实现，甚至在两个星期后他便打算暂时修改这些著作的出版计划。他在1930年3月19日给英加尔登的信中解释说：“因为我从手稿中（或者说，从兰德格雷贝博士将它们统一联结后完成的草稿中）突然明白，在松散片断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统一的思想从隐蔽处凸显出来，而且现在有必要在它的原则领导下进行一个全新的系统的起草加工，同时还要加入其他旧草稿的补充部分。我看到，我为此将还需要四至六个月的时间，而我却不能将《笛卡尔式的沉思》德文版的加工拖延那么久。”（书信III，262）胡塞尔在这段时间里显然更看重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德文版的加工出版，他在这封信中将它称作“我一生的主要著作、一门对我而言逐步生长起来的哲学的纲要、一部方法的基本著作和哲学问题的基本著作”，接下来他还写道：“至少对我而言它是个了结，而且是我所能够倡导的并且可以随之而安心辞世的那种最终清晰性。”（书信III，262）因此，《经验与判断》与体系著作的计划被搁置，胡塞尔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对《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德文版的加工上。
当然，胡塞尔只是暂时搁置了体系著作的计划，但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它。此后他的工作还一再地徘徊于《笛卡尔式的沉思》的德文版和“体系著作”之间，并且偶尔还有将它们合而为一的想法。1930年6月21日，列夫·舍斯托夫在弗莱堡拜访了胡塞尔。他后来回忆说：胡塞尔正试图像李凯尔特那样在死前完成他的“体系”。（年谱，363）
这个时期的工作带有很大的强度，它很快使胡塞尔感到疲惫不堪，时而病倒，时而陷入忧郁状态。1930年7月16日，他在给吉布森的信中写道：“我曾有过一段长时间的极度强化的工作，并且还将会有一段长时间的极度强化的工作。在此期间我已经疲惫至极。这部新的著作会非常显著地完善现象学的系统问题范围，并且表明，事实上在它之中包含了哲学（包括所有真正的科学）的全部问题域，而这部新的著作实际上需要年青的力量。”（书信VI，140）胡塞尔在这里所说的“年青的力量”已经实有所指：他即将全薪聘任的私人助手欧根·芬克。
三
芬克自1927年开始旁听胡塞尔的讲课（年谱，323），1928年开始接替已获得德意志科学紧急共同体奖学金的兰德格雷贝，担任胡塞尔的私人助手（年谱，337）。到了1930年5月，胡塞尔哥廷根时期的学生、时任普鲁士教育部长的A.格里默答应胡塞尔，为他支付一个私人助手薪酬的经费。芬克因此可以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为胡塞尔文稿的构想、布局，以及手稿的整理、誊写、加工、编辑等工作中。1930年8月13日，芬克将他与胡塞尔商定构想起草的“现象学哲学体系”的布局交给胡塞尔，整个布局有六页纸。①胡塞尔手稿：P 1314：“布局草稿”。耿宁在他编辑出版的《胡塞尔全集》第十五卷的“编者前言”（Hua XV, S. XXXVI-XL）中全文刊载了这两份草稿。这就是后面作为“附录”译出的分别出自胡塞尔和芬克之手的两份体系著作的构想草案。
此后胡塞尔一直与芬克密切合作，甚至在度假时也让芬克同行，以便在工作中随时可以进行商讨。这样的做法也就使得度假不再是度假，而是成为某种异地工作。1930年8月底，胡塞尔与芬克一起到意大利基亚瓦里地区“度假”。是年9月23日，他从意大利的基亚瓦里地区致函凯恩斯说：“我与我的出色助手芬克博士一起在制定超越论现象学的一个新的系统设想（直至伦理—宗教问题域、直至‘形而上学’的诸问题）。但愿这个设想可以在1931年出版。”（书信IV，25）但他在那里因患气管炎而病倒，卧床14天后才能起身从那里回到弗莱堡。胡塞尔认为他为此而失去了两个月的宝贵时间（书信III，268）。
但到该年11月13日，他已经可以向格里默写信报告说：“我正在做我一生的全部工作的总结并且将它加以系统的完善。（书信III，89）他在三天后给奥尔格·米施的信中写道：“希望这部十年前就在准备的、现在确实已经生成的书作为完全系统的构建将会提供最完善的清晰性。”（书信VI，282－283）20天之后，他在致亚历山大·普凡德尔的信中已经谈到具体的出版计划：“我现在考虑在明年出版一部对于德国读者来说合适的、篇幅较大的著作，取代《笛卡尔式的沉思》德文版。”（书信II，177）
这里格外需要注意的是，胡塞尔在1930年11月27日致米施的信中还谈到了这部体系著作的内容：它不仅涉及目前正在加工的“对一个普全（构造性的—现象学的！）哲学的框架的描画”，而且还会表明，“‘非历史的’胡塞尔之所以时而不得不与历史保持距离（他极度地关注历史），恰恰是为了在方法中能够走得如此远，以至于可以对历史提出科学的问题”（书信VI，283）。胡塞尔的这个说法一方面表明：他在1930年时便已经有了后来在维也纳讲演中才明确表达的历史哲学研究与思考，另一方面也说明：此时胡塞尔的体系著作构想的三个方向已经基本形成：结构的、方法的、历史的。
此外还有一个方向的构想事实上在胡塞尔此时的体系著作的构想与撰写中一再出现并也得到他的关注和思考：形而上学的方向。胡塞尔在1930年12月21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按序谈及最后这个形而上学的方向：“在我这个年龄，我首先牵挂的当然是系统的现象学基本书，我内心里实际上已经为此准备了十年，现在正在对它进行加工整理。……首要的、也许是最大的困难在于现象学还原方法的彻底无成见性。单单它就已经是一大篇章，而后是对‘在先被给予的世界’的构造分析，而后还有发生现象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域，它在特殊的现象学的意义上是形而上学的。”（书信III，269-270）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问题域”是指与死亡、出生、无意识等等相关的问题域。例如胡塞尔在这年的6月便曾关注地讨论过这些问题（手稿：A VI 14 a/1-34）但它们并不像胡塞尔提到的前三个方向那样受到过他的系统加工处理，并通过后期三书的形式得到一定程度的系统阐述。“形而上学的问题域”在目前为止发表的胡塞尔遗稿中始终只是他零星思考的论题。
尽管总的轮廓已经显现出来，胡塞尔面临的工作与困难仍然很多。他在年初致曼科的信中就他的这部“基本书”写道：“自1929年秋以来，我就已经在准备了（但实际上我十年前就在准备这本书），但还是没有得到誊清加工。需要将丰硕的思想、大量的旧的、不断进步的设想加以综合，可以说是将一批无限的、地理学的‘照相’材料加以系统的统一化。”（书信III，474）胡塞尔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必须将20来年的具体研究工作加以“自由的集思（Zusammendenken）、补充、均衡、相互比照、相互联结，同时始终还要进行原则的、方法的反思”。最终的结果“几乎与自己的期待相背”，这是“一个在生成中的和已经生成的自成一体的体系，当然，它是科学无限性的一个体系。”（书信III，280）他在致格里默的信中再次告知：“体系的主要著作若无意外会在明年付印”（书信III，89）
但在接下来的近两年时间里，胡塞尔始终处在为此体系著作而进行的激情四溢的工作中。从他在这段时间所写书信中所表达的相关情况来看，他时而对此系统工程感到极度的悲观和力不从心，时而抱有信心十足和极其乐观的心态。他一次次地预告这本体系的基本书即将完成和即将出版，但一次次地重又因为遇到绕不开的困难而放弃出版计划。
与此相关，《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在1930年出版了第十一辑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出版，其主要原因固然在于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施行了反犹政策，胡塞尔自己的以及他主编的著作无法在德国国内发表；但在1933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年刊》的没有编辑出版也与胡塞尔自己一再没有完成自己的体系著作出版计划有关。他在1931—1932年的书信中多次提到他会将他的“体系著作”或《笛卡尔式的沉思》德文版放在《年刊》的第十二辑上发表，但最后都无果而终。例如在1932年1月7日致吉布森的信中他报告说：“我重又拾起了暂时放弃（为了一部全面的系统著作而放弃的）的修订德文版《沉思》的打算。我希望能够在《年刊》第十二辑上发表它，也许连同一个附加的讲演（1931年6月在柏林康德协会上的讲演），再加上1917年的时间研究。”（书信VI，142）胡塞尔此时再次信心满满：“所有的缺口都弥合了，而且，尽管对具体的和与方法及系统性相关的研究做了不同寻常的扩展，已经有把握看到它的完成：即对构造现象学的一个统一的、多卷本的系统奠基。今年将会出版一个引论性的著作和具体研究的一个部分。但这仅仅是开始。”（书信III，93）但几天之后他在致英加尔登的信中就已经写道：“当然，就《年刊》而言我有些狼狈——究竟何时能够开始付印，因为我始终还滞留在我的大系统论述上，《沉思》的加工首先留给芬克博士去完成他的前构想，所有必要的东西都已经得到通盘的透彻讨论。如果他完成了，我还必须亲自进行加工，这会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此外，看起来新的《沉思》的篇幅将会大得多。”（书信III，283）然而与前几次的预告一样，这次预告最终也以再一次的出版推延为结局。胡塞尔这年4月或5月①这封致格里默的信在舒曼编辑的《胡塞尔年谱》中标明的日期是1932年4月3日（年谱，405），但在他编辑的《胡塞尔书信集》中标明的时间是1932年5月3日（书信III，94）。还在“克服在我对现象学所做的一个最终成熟的系统阐述的尝试中无法绕开的困难”（书信III，95），但在两个月后，他告知他的老朋友阿尔布莱希特：数月来他又一次处在忧郁状态，就像他自青年时代以来一旦过度疲劳就会发生的那样。原因在于，如胡塞尔所述，“我不可能感到满足，我的意图几乎超越了人的力量和时间。我的手稿在近几年里增长极快——思想上十分丰硕的年头，它们给了我极多的启示，将我引向了高处，通向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的通道在这里得以开启，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即它们在我的方法工作以及在此从下而上开启的问题域的体系进程中成为工作问题。我是多么想至少为问题域的体系提供一个普遍的勾画，自下而上，直至这个最高的顶点，但属于这里的还有多少具体的个别阐述、细微而单调的要素分析啊！”（书信IX，82－83）
这个状况一直延续到1933年。是年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扬·帕托契卡于夏季学期来到弗莱堡，随胡塞尔学习现象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时而我也被带着参与胡塞尔和芬克习惯于每天都进行的‘哲学散步’，在此过程中他们讨论最新的工作成果。”此时的德国已经处在纳粹的统治之下，作为犹太人的胡塞尔及其家人已经开始被孤立，并且随时可以感受到来自纳粹的威胁。已经退休的胡塞尔还被大学通知再次“休假”，以此而被阻止进行教学活动和进入学校图书馆。但胡塞尔似乎无所顾忌，或者至少毫不在意。帕托契卡回忆说：“一个大学生很少会将尊敬的老师看作一个有烦恼、有苦痛、有人的困境的人。两位哲学家当时所过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新奇的事情。他们似乎并不关心那时在围绕着他们周围的、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都决定着他们命运的压抑政治现实。他们有自己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他们生活得更为敬业，并且他们当时给了我第一个范例：在全然的公共性之外，一种真正的意义上的精神生活如何能够不顾一切地盛开。”②Jan Pato觬ka, ,,Erinnerungen an Husserl“, in Walter Biemel（Hrsg.）, Die Welt des Menschen-Die Welt der Philosophie. Festschrift für Jan Pato觬ka,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 1976, S. IX, S. XI.
四
胡塞尔对“体系著作”的撰写、修改、加工的过程至少一直可以追溯到1933年底。从胡塞尔1933年10月11日致英加尔登的信中看出，这项工作在这年的冬季学期仍在进行之中，但这里有新的构想表露出来：“我必须做出许多调整，进行内部的联结，完成系统学。关于在构造的时间化中的时间（1917—1918年贝尔瑙的‘个体化’问题）的第一卷已经由芬克根据手稿和谈话做了加工——几近完成（会以两个人名义出版）。”（书信III，291）这次预告的体系著作第一部的具体内容与时间和时间化问题相关。两个月后，在1933年12月30日致阿尔布莱希特的信中，胡塞尔写道：“我希望，一部基本书的第一卷（关于时间和时间化）在复活节［1934年］时将会得到付印，预计在1935年初会轮到第二卷。除此之外，也许我还会振作起来去从事《沉思》的德文加工——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尽管这里关系到的是，或者毋宁说，因为这里关系到的是对我的整个哲学的系统提炼，即关系到对所有领域、所有手稿（几千页速记稿纸）的迅速支配的能力，换言之，关系到完全自由的头脑和心灵的活力。”（书信IX，98）
胡塞尔在这里提到的“时间与时间化”文稿与他后期加工的时间构造研究手稿有关。他一生在现象学时间研究方面留下了三卷文稿（全集卷十、全集卷三十三、全集资料卷八），其中只有一部分由海德格尔编辑并于1928年出版，题为《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关于三卷本的产生经过，笔者在“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译后记”中已经给出基本的说明。这里所说的时间文稿是胡塞尔在1929年10月至1934年9月期间对时间问题进行的最后一次集中深入的探讨，在整个过程中有芬克的参与。虽然文稿“几近完成”，胡塞尔还是放弃了将它作为体系著作第一卷出版的计划。
尽管这个系统著作的新出版计划最终也未落实，但初看起来这里又有一个体系著作的新方向展示出来，一个不同于结构的、方法的、历史的、形而上学方向的第五方向：时间方向。但更为仔细的考察会表明：这个方向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方向，而只是历史方向的一个部分。而这整个方向与其说是历史的方向，不如说是发生的方向：发生现象学的方向，它将时间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包含在自身之中。
紧随1934年时间与时间化研究文稿之后的写作和出版计划是与维也纳—布拉格讲演有关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胡塞尔于1934年受到维也纳“文化协会”以及布拉格的几个哲学学会的邀请，计划于1935年5月前后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做几个讲演。为此之故，胡塞尔从1934年开始投身于维也纳—布拉格讲演的准备以及此后对《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的构想和撰写，直至他1938年去世。这段历史自成一体，笔者会在《危机》的书评中给出说明。但“自成一体”并不是指它与胡塞尔的体系著作的构想没有关系。实际上，它仍然是胡塞尔的体系构想的一个部分，即发生现象学中的历史哲学部分。这个方向的思考并非胡塞尔为讲演而从体系著作构想脱身出来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如前所述，是他1930年相关体系思考的再次拾起和延续。
在1935年6月19日致凯恩斯的信中，胡塞尔写道：“现在我正满怀激情地在加工我在维也纳所做的讲演。但现在是做文字上的规整，为1935年的德国读者加入相应的深化、论证——手稿越增越多！……现在，历史哲学的沉思完全占据了我的老脑袋，实际上这是整个现象学的具体化的一个更宽泛的阶段，通过这些沉思，最终的东西、预期的目的论和仅仅被触碰到的‘边缘问题’会变得伸手可及。实际上我想给出对现象学还原的大阐述，并且由此出发继续前行，而后对《沉思》（不是巴黎讲演）的真正体系进行加工。我们考虑将维也纳‘讲演’作为引论放到前面。”（书信IV，50－51）
这意味着，胡塞尔在他的体系著作构想中计划将维也纳讲演当作巴黎讲演的引论，或者说，将《危机》的历史哲学沉思当作《笛卡尔式的沉思》方法沉思和体系沉思的引论。这也意味着，他想将历史的考察纳入到体系的考察之中！甚至可以说，在维也纳讲演后，世界体系和方法体系的著作计划已经转变为历史哲学体系的著作计划。体系著作的视角从结构系统的和方法系统的转变为历史系统的或发生系统的。胡塞尔在1935年6月中旬致考夫曼的信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立即重拾我的那些因［维也纳］讲演的构想而中断的历史哲学研究，它们实际上是对超越论现象学的自身说明和系统构想的最高结算。”（书信IV，210）
但很可惜，整个《危机》的撰写计划由于胡塞尔于1938年4月24日的因病逝世而中断。随之而中断的还有他的体系著作的撰写和出版计划。
胡塞尔的体系巨著最终没有能够完成。但它在其后期的三地讲演（伦敦、巴黎、维也纳）中得到表露并在此后期三书中以分散的、未完成的方式得到发布：或者作为自然与精神以及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关联的总体世界现象学体系（《形式逻辑与超越论逻辑》），或者作为通过现象学还原开启的全部哲学的方法进程的体系（《笛卡尔式的沉思》），或者作为观念发生的整个历史现象学体系（《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它们分别可以被视作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的结构体系、方法体系和历史体系，或者说，它们代表了现象学在结构、方法和历史方面的系统自身规定和自身刻画。而从后面给出的胡塞尔30年代的两个布局构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体系的总体构架，它非常有助于我们对胡塞尔后期的现象学哲学做出总体概览的把握。
五
这里最终还是需要对以上一再使用的“体系”（System）一词做一个说明。它与“系统”一词是同义的。笔者在本文中所使用的“体系”，如有必要，都可以改写为“系统”。这里之所以还是使用“体系”这个随德国观念论时代的过去而往往带有贬义的中译名称，乃是因为在胡塞尔的相关思考中的确表露出建立体系的意向。在这方面，胡塞尔不仅有意维持德国古典观念论的体系哲学传统风格，而且他作为数学哲学家也在很大程度上抱有与罗素、弗雷格、希尔伯特等人相同的数学—逻辑体系的构想。
恩斯特·布洛赫曾宣告：“体系的时代已经结束。”①Bloch, K./Alelbert, R.（Hrsg.）, Denken heiβt überschreiten. In memoriam Ernst Bloch 1885-1977, Ullstein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2, S. 21.他一方面赞赏海德格尔“有时甚至可以做到不需要体系”，另一方面批评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一种“脱离此在”的知识的典范，“此在被加上了括号”，它像数学一样，“人为地远离开所有反映着它的实在关系”②E. Bloch, Das Prinzip Hoffnung, Bd. I,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59, S. 265.。科学哲学的体系化追求与人文研究的非体系化特点在这里已经被鲜明地对立起来。这种对立让人联想到狄尔泰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划分和对置。然而两者还是有不同的偏重。狄尔泰认为精神科学的方法是理解的、描述的，而自然科学的方法是因果说明的。这里的问题在于，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研究可以是系统的吗？接下来，哲学可以或应当是系统的吗？从当代系统论的视角来看，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都可以是系统的，即使是不同类型的系统。而从胡塞尔的角度来看，意识现象学的构造研究可以分为意识发生的本质研究和意识结构的本质研究，它们都应当是严格科学的，因此都可以是系统的：历史系统的和结构系统的。“科学的”和“系统的”在这里几乎就是同义词。
在通常用法中，我们常常将“系统的”一词作为“历史的”一词的对立面来使用。胡塞尔本人也常常在这种通常的意义上使用“系统的”一词。例如在1935年6月19日致凯恩斯的信中便谈及“历史的和系统的现象学自身刻画”（书信）。在此意义上，胡塞尔的“体系著作”构想就应当是“非历史的”。但胡塞尔显然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来标示他的“体系著作”的构想。
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回溯到“System”（“体系”或“系统”）这个词的原初意义上去。它源自古希腊词“σvστεμα”，其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意义是“我安排”或“我聚合”。我们这里可以参考海德格尔在其1936年夏季学期的弗莱堡讲座《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中借讨论谢林的《先验唯心论体系》之际而对“体系”一词所做的语源学分析：“体系”或“系统”这个说法可以包含两个极度对立的基本含义：“内部的接缝（Fuge）”和“单纯的挤轧（Geschiebe）”。而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的就是“体系”的核心含义：框架（Rahmen）。据此也就有真正的体系和非真正的体系之分。③参见Heidegger, Schelling: 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1809）, GA 42,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8, S. 44f。在此意义上，“体系”是一个中性的哲学概念，它可以带有贬义，也可以带有褒义。
胡塞尔在其最后20余年的时间里所努力追求的超越论现象学的“体系性”的含义，可能最接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体系”，即“我把体系理解为在一个观念下的杂多认识之统一。”①参见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A 832/B 860。海德格尔曾用这个定义来比照谢林的“体系”概念。参见Heidegger, GA 42, a.a.O., S. 64。
六
耿宁曾对笔者谈过他的这样一个印象，即胡塞尔在进行具体的现象学描述分析时，其工作十分细腻娴熟。但在进行体系的构建时则会让人感觉不那么得心应手。笔者深有同感，同时也发现，胡塞尔本人在研究过程中常常会因此而从体系的思考转入具体的研究，并深陷其中，不能自已，忘记了体系的任务。
胡塞尔的体系著作最后没有完成，这是事实。而它最终究竟是否能够完成，这是问题。假设胡塞尔没有因为1937年8月偶然滑倒，摔伤肋骨，引起胸部炎症而去世，而是在芬克的协助下继续辛勤地工作十年，那么他的“体系著作”设想能够实现吗？
历史容不得假设。对于胡塞尔本人而言，这个设想的实现是毫无疑义的：“我对未来绝对有信心，完全有信心，永远不再可能有旧式风格的哲学了，随着超越论的现象学，哲学的方法、意义、问题域已然经历了一次总体的和永恒的变化。这样一种信念难道不是一种骄傲自大？但根据最冷静的和经过无数次检验的工作，我必须这样来看待它。”（书信IX，99）然而按照胡塞尔当年助手、也是胡塞尔体系构想最直接的参与者芬克的看法，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的体系构建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过笔者认为这仍然只是芬克个人的信念，而非他的证明。因此这有别于哥德尔对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系统之不可能性的形式证明。或许由此也可以看出形式逻辑的系统与超越论逻辑的系统的基本差异。
无论胡塞尔的体系著作或基本著作的撰写能否成功，今天对这个思想史事件的重审并不只是为了迎合与满足历史学的好奇想象，而更多具有对于胡塞尔思想研究而言的两方面现实意义：
一方面，它表明在胡塞尔身前发表的文字与未发表的文字之间不存在一个截然的界限划分。在所谓胡塞尔为自己撰写的研究文稿中实际上有许多部分也是为他人撰写的准备发表的文字。因而对胡塞尔思想的研究不能像保罗·利科所主张的那样②扎哈维在其《胡塞尔现象学》中也是依照胡塞尔体系著作构想而对利科的这一说法做了反驳。参见扎哈维：《胡塞尔现象学》，李忠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或像英美哲学界早期所施行的那样③道恩·威尔顿在其著作《另类胡塞尔》中力图对此英美现象学研究中的传统趋向做出矫正。参见威尔顿：《另类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视野》，靳希平译、梁宝珊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仅仅依据经胡塞尔本人认可并在他身前出版的文字，而是必须关注他一生的所有思想记录。莱布尼茨所说的“谁要是仅仅从发表的文字来了解我，他就不了解我”，不仅适用于海德格尔，同样也适用于胡塞尔。①参见M. Heidegger, Anmerkungen I-V（Schwarze Hefte 1942-1948）, GA 97, Vittorio Klostermann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15, S. 325。
另一方面，胡塞尔的体系著作构想至少为后来的现象学研究者勾画了一幅总体的现象学思想蓝图，提供了现象学的各个学科领域连同其相关思想资源的精神脉络：世界现象学、时间—空间现象学、本我现象学、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宗教现象学、伦理现象学、静态现象学、发生现象学、世代生成的现象学、历史现象学、政治现象学、现象学的直观理论、语言理论、判断理论、社会理论，现象学的意向性与前意向性理论，如此等等。它们为今天的研究者们所提供的巨大助益是显而易见的。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胡塞尔文集》中译”（项目编号：12&ZD124）资助。
作者简介：倪梁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B516.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6）01-004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