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俄侨民报刊新闻视野比较——以《中兴日报》与《霞光报》为例

孔祥雯



20世纪初中俄侨民报刊新闻视野比较
——以《中兴日报》与《霞光报》为例

孔祥雯

20世纪初期在中俄两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侨民移居国外的浪潮。基于侨民在国外的文化和信息需求建立起来的侨民出版业也随之兴起并发展壮大。在十分相似的动荡的政治背景下，两国侨民报刊发展有相似之处，同时在很多方面也各具特色。文章主要通过对典型的华侨报刊《中兴日报》和俄侨报刊《霞光报》发展过程的梳理和比较，探究二者的报刊定位和新闻视野是如何确立和演变的，并对二者呈现的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内涵作比较和分析，探究侨民报刊是如何承担起作为民族凝聚力载体的重任，继而达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文化借鉴意义。

侨民报刊；《中兴日报》；《霞光报》；新闻视野

20世纪初期的中俄两国都经历了历史性的大动荡——中国的辛亥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这两个事件都在各自国家掀起了滔天巨浪，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深刻改变了两国自此之后的发展轨迹。

一、侨民格局的形成

20世纪第一次华侨大规模移居其他国家的浪潮出现在本世纪上半叶。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时受国外和国内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19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欧美列强出于想把亚洲瓜分为各自殖民地的野心需要控制劳工资源用于殖民地建设，因而在东南亚各国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侨民，移民基础良好。其次，国内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以及一触即发的政治体制大变革的复杂环境已无法为普通劳动人民提供相对稳定的居住环境，因此很多人把充满希望的目光投向东南亚国家，这其中不乏怀有先进的民主思想的政治家和有实力有经验的实业家。再加之在1893年清朝政府已正式解除海禁。自此闽粤移民大量南渡，东南亚华侨人口数量大幅增长，20世纪初的新加坡华侨人数已经超过20万，占当地居民数量的80%以上。[1]在此时期，同乡会馆和宗亲会馆等华侨团体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

同时期的俄国自十月革命以来，也出现了大量俄国侨民移居中国的现象。自1918年初起，大批俄国难民蜂拥抵沪，据英文《大陆报》报道，仅1918年1月至4月间，“俄人避难来沪者，共有1000余人。其中既无谋生之路，又无度日之资者，颇属不少”。由此可见，大部分俄侨是被迫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寻求避难之所。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域由中国东北地区逐渐扩散到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地，且其人数也逐渐增加。尤其在上海，根据《上海法公董局公报华文公报》(1931—1941)的数据显示，年旅沪俄侨人数在上海外侨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在1931—1936年期间由37.4%增长到50.6%。

中俄两国侨民构成有很大不同。移居到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大部分是中国普通劳动人民，是作为劳务资本大规模迁移至南洋的。而俄国侨民中则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旧俄贵族、资本家、文武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他们因为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而逃离俄国。因此从侨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以及文化素养上来看，华侨与俄侨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

二、侨民报刊的兴起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流亡东南亚，掀起了东南亚华侨办报的高潮。据有的学者初步调查和统计，辛亥革命前后，海内外华人出版的各种报刊达七八百种之多。据不完全统计，从兴中会创立到讨伐袁世凯结束期间,海外华侨报刊至少有一百多种，约占同期报刊总数的七八分之一。[2]可见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数量众多、规模庞大、分布广泛(散布世界各地)的新闻队伍。在这些海外华侨报刊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是伴随着华侨的革命活动出现的革命侨报。革命侨报在南洋刚刚兴起时，华侨报界皆站在保皇派一边，并且革命主张不为华侨所认同。因此，作为带有鲜明民主革命思想的华侨报刊《中兴日报》在新加坡创办初期曾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但是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逐渐变化，海外华侨思想日益趋向于革命派。1907年和1908年两年间，《中兴日报》日销至4000份，打破了保皇派报刊在新加坡华侨报界的垄断局面。

让我们再把目光移到此时的俄侨报刊。伴随着俄侨人口的快速增长，20世纪上半叶在华俄侨创办的报刊与杂志也发展得既迅速又蓬勃，并且这一过程几乎是伴随着俄侨的迁入而同时进行的。随着十月革命爆发与中国东北地区形势逐渐紧张，大批在哈尔滨聚集的俄侨也开始向南转移至上海和广东等地，俄侨新闻出版业的重心也逐渐南移。自大批俄侨抵沪之后，上海俄侨报刊业便同时形成(由于侨民迁移造成的时间先后顺序，因此上海俄侨纸媒形成规模的时间略晚于哈尔滨)。文学、艺术与时政等等各类出版物层出不穷，不论是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这些出版物的存在时间上来看都令人惊叹。旅沪俄侨期刊出版物多达185种，报纸(包括日报、晚报及周报等)64种，杂志(包括周刊、半月刊、月刊、季刊、年鉴及不定期刊物等)121种。[3]在俄侨移居中国之初，其实最先出现的并不是大众生活类报刊，而与华侨报刊一样，是大量政论类报刊，主要是由于此时期俄侨刚脱离国内的政治环境，并且经历了国内政权更迭的大震动之后，俄侨需要自由的媒介平台对未来俄国政治何去何从进行思辨和个人意见的表达，因此导致这一时期政论类纸媒发展迅速，并形成了规模性影响。但后来政论类纸媒却逐渐与情报信息传播发生勾连，并且中国当局也开始关注俄侨报刊的政论类评论和新闻，严格把控关于与宣传共产主义相关的言论，以防止其在中国国内传播。[4]当局的操控再加上俄国侨民逐渐厌倦了每日无休止的政治辩论和预测，政论类纸媒发展的繁荣并没有维持多久。取而代之的则是以《霞光报》为代表的文化综合类报刊。

三、侨民报刊该“立”于何处？

《中兴日报》是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浪潮中出现和发展的，作为当时革命派宣传工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新加坡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准备，同时争取了一部分华侨支持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生。除了在思想政治上引导华侨由改良转而支持革命，《中兴日报》的创办也提高了华侨本身的政治思想能力，目的在于向华侨灌输先进的民主革命思想，逐渐把在外华侨从保皇派或摇摆不定的状态中争取过来。孙中山先生亦曾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中兴日报》上发表过3篇政论文章。可见该报力图广开民智、推行革命的迫切愿望。

《霞光报》是20世纪上半叶俄侨在华期刊中的重要代表，1920年它在哈尔滨创刊(创刊人是连比奇，1891—1932)，是当时哈尔滨出版时间较长、拥有读者最多的俄文报刊。5年后连比奇继续在上海创办《霞光报》(与哈尔滨《霞光报》为姊妹报)。随后上海《霞光报》又逐步发展成为上海外文报纸中发行量第三的报刊(仅次于英文《字林报》及《大美晚报》)，在俄侨新闻史上存在了近三十年之久。《霞光报》之所以在俄侨社会拥有重要地位，首先与其从创办初期就准确找好自身的定位有极大关系。作为一份综合性报纸，《霞光报》不拘泥于社会的政治性讨论与批判，而是关注俄侨大众的日常生活。在笔者看来，《霞光报》的格调可以用“包罗万象，立足民生”8个字来概括。它始终坚持服务俄侨的办报宗旨,全面反映俄侨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事件,努力“庇护侨民利益”。自设立之初，《霞光报》就开辟了多个专栏，如妇女专栏、文艺专栏与汽车专栏等等，极大丰富了读者的视野。尤其在上海《霞光报》创刊初期，评论文章大多围绕民风民俗的介绍，为初至沪地的俄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值得一提的是，每逢俄罗斯传统节日来临，《霞光报》都会刊登相关的庆祝文章，不仅带领广大俄侨一起重温浓浓的节日氛围，还着意提醒在华的俄国年轻人要时刻牢记本民族传统。

20世纪的中俄两国侨民报刊的新闻关注点在其发展初期是具有一致性的——利用国外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进行政治讨论，借助能够引起身在异国他乡的侨民们广泛关注的话题，吸引固定读者，增强民族群体凝聚力。但在之后逐渐发展过程中两国侨民报刊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以《中兴日报》为代表的华侨报刊继续议政论政，自始至终都坚守其宗旨与内核——批判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和暴政，在国家危亡之际激发人们的民族情感，号召革命救国。而以《霞光报》为代表的俄侨报刊则走亲民路线，不再仅仅关注国内政局的是是非非，避免将严肃政治作为报道重点，而是更为关注俄侨群体内部的民生民风与关注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并且，《霞光报》在其经营模式上也有所拓宽，它不仅仅着眼于在纸媒上的新闻内容呈现，而是意在营造一个立体且丰满的媒介平台。这种承载着多种信息互通渠道的平台主要包括经营印刷厂对外承接印刷订单与设立《霞光报》书店与图书馆，以及定期举办面向读者的文化沙龙。以上这些手段虽然都是由《霞光报》报刊主体经营衍生出来的，却为《霞光报》的品牌形象树立与业界影响力的扩大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媒介经营手段的创新性融合可以为媒体带来新的生命力。当传统纸媒的运营方式看似被固定之后，可以继续挖掘其周边的潜在的可拓展经营手段，从而达到相辅相成又相得益彰的宣传效果。在新闻呈现形式的拓宽方面，华侨报刊显得比较单一，其中原因可能涉及到很多方面。首先，革命侨报的性质和定位自创立之初便得以固定，它限于宣传革命思想，为国内革命筹集资金，带有比较强烈的目的性。此时的侨报专注于同一类型新闻信息的大批量输出，力求达到直观有效的民众反响效果，在风起云涌的动荡局势中树立新型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政治色彩和目的非常明显。值得一提的是，《中兴日报》的小说刊载量亦令人吃惊，曾跻身于晚清华文报刊小说刊载量前十名，但细究其刊载的小说类型则以政治题材及娱乐性文本为主。[5]大部分文学作品的主题都与政治紧密相关，讽刺论敌保皇派思想，夸大小说的社会功能，而不看重其应具备的文学创作性。娱乐休闲类小说则以消遣为主，并未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的风俗人情、文化传统。其次，华侨报刊的品牌意识不够强，它只被革命派拿来当作与保皇派论战的平台和工具，其作为纸媒的信息承载多元化与平台建设创新性等方面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拓宽；新闻内容的内核还是紧紧围绕政治，受众也局限于热心政治的华侨。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为它政治导向性强，运营模式单一，革命侨报在20世纪初期成为了东南亚华侨爱国情怀和民族忧患意识的集中载体与论争平台。

报刊的内容是随着侨民社会发展进行实时更新的，因此与民族文化的脉搏跳动更为契合，不论这种民族文化是含义广泛的包罗万象的还是在具体的某一层面得以体现。作为侨民报刊，《中兴日报》和《霞光报》都是同类侨报的代表与典范。在上文的探讨中，我们可以发现，20世纪初的华侨报刊着眼于政治层面的民族凝聚力的承载，而同时期的俄侨报刊则极力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内涵。虽然《霞光报》从新闻内容的选择上看并不像《中兴日报》那样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但它却在媒介与受众的平衡中把握住了自身的位置，使得读者群在其周围得以固定，从生活的方方面面触动着俄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思乡之情，这种思乡之情即怀念曾经生活的环境与共享的社会资源，汇集在一起便可形成在异邦捍卫同一文化的民族凝聚力，继而民族特性与文化生命力也被鲜明地凸显出来。

四、结论与反思

虽然《霞光报》综合运用了多种经营模式，但以其为代表的大部分俄侨报刊所刊登的新闻内容都只面向俄侨，例如《霞光报》的新闻语言使用俄语，其举办的选美活动仅允许俄侨参与投票，经营的书店中只出售俄文书籍。固然其中个别版块内容涉及到中国本土文化的介绍，但是都是出于使得刚刚定居于异乡的侨民更好地了解当地社会的目的，再加上语言上的障碍使得俄侨文化无法真正与当地文化产生交流和融合。因此，可以说俄侨报刊界本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成果只限于本民族中个体享有的媒介传播环境。在这种隐藏在俄侨传媒背后的文化排他性的驱使下形成了一种出于本能的文化保护功能，它最大程度地维持了本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保证传统不被周边复杂环境同化和干扰，但同时也在异乡构筑了一个文化“孤岛”，切断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沟通和联系。

《中兴日报》则紧紧把握政局与各方关系，鲜明地阐述本报的政治立场，在激进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与保皇派报刊争夺侨民的舆论支持，凸显中国有志之士革旧立新的信念与决心，同时和中国国内局势遥相呼应，也形成了在外侨民中的民族凝聚力。但它作为革命派的政论后方，终究只是一个政治派别的言论发表工具，只有革命派观点在其中大放异彩，忽略了作为侨民的受众需求与反馈。虽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将部分读者群体固定下来，但随之而来的募捐集资活动也在慢慢消磨侨民对革命活动的热情和兴趣，而后随着孙中山等人离开新加坡，《中兴日报》的辉煌难以继续维持。由此可见，如果把单一的经营模式和新闻内容作为媒体运营的倚仗，最终无法规避单一支柱动摇则报刊全局改变的结局。

反观上世纪初侨民之所以远离家乡在异域寻求生存之路的原因，大部分人是基于国内动荡的社会局势的向外推力，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个体，至少在第一代侨民身上是具有同质性特点的，即居住于本国的居民与侨民之间共享同一文化背景，因此从侨民心理层面来看，与故土之间的联系和牵挂始终难以割舍。如若能更侧重把握侨民的精神与文化层面的需求，既引导其组成异国的民族共同体，同时也帮助侨民顺利地融入当地生活，避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立局面，也能够最大程度上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完整和传承。

[1]杨群红.新加坡华侨与辛亥革命[J].史学月刊，1988(4)：71-75.

[2]任贵祥.辛亥革命时期的华侨报刊[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4):75-81.

[3]汪之成.近代上海俄国侨民生活[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317.

[4]王迎胜.1898—1949年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新闻报刊事业史研究[J].黑龙江史志,2006(8):21-24.

[5]谢仁敏.晚清南洋革命派的小说观念及小说品格——以新加坡《中兴日报》为样本[J].东南亚研究，2009(6):86-91.

[责任编辑：赵晓兰]

孔祥雯，女，博士生。(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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