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以抗战时期知识界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为中心

郑大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以抗战时期知识界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为中心

郑大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摘要：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展开了热烈讨论，而“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主流知识界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使全国人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使各党各派能够真诚地团结起来。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民族是不可能复兴的，而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国家才有可能实现长久的统一。同时，民主政治本身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要求和目标。。

关键词：抗战时期；民主政治；民族复兴；知识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的愿望和追求，但“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想则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概而言之，清末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思想的孕育或萌发期；五四前后是其初步发展期；“九·一八”后的抗战时期是其进一步发展并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期*详见郑大华：《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萌发》(《中国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在五四时期的发展》(《安徽史学》2015年第2期)、《论“九·一八”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史学月刊》2015年第6期)。，当时的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而“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主流知识界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使全国人民享有各种民主权利，使各党各派能够真诚地团结起来。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民族是不可能复兴的，而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国家才有可能实现长久的统一。同时，民主政治本身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要求和目标。但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鲜有学者涉及到“九·一八”后的抗战时期知识界有关“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的讨论。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关于抗日战争的时间，采纳“14年说”，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复兴从思想发展成为一种思潮，而且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的日本投降，知识界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认识也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

一

“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中国知识界希望通过抗战来实现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陈启天即撰文指出，中华民族已无退路可言，“中国要起死回生只有对日作战”，只有坚持对日作战，才可以改造我们衰弱不振的民族精神，才可以鼓舞人民的斗志，使一般国民打消个人的和家族的观念，不得不共赴国难，因此“对外作战是创造斗争的民族精神之最好方法”*陈启天:《我们主张对日作战的理由》，《民声周报》第2期，1931年10月。。曾琦等人认为，古今中外，未有不战而能立国者，欧洲的普鲁士与亚洲的日本都是通过战争确立其强国地位的，中国也只有通过艰苦抗战才能实现民族建国伟业，并坚信通过抗战一定可以实现民族复兴：“现在正以空前勇敢的精神，接受建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流血洗礼，我们相信一个独立自由的全民福利国家，必然在血的洗礼后产生出来，而且也只有在血的洗礼中才能产生出来，因此我们对于抗战的前途，丝毫不悲观，不气馁，我们准备与全体中国同胞携手勇敢地接受这个历史的任务。”*《中国青年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青年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124页。冯玉祥指出，民族复兴的问题虽然“关涉的范围至为广大，内容亦千头万绪，非常复杂”，但总的来说是“以救亡图存为中心，……即我们必须用抗战手段，以清算‘九一八’以来的外来侵略，而达到民族自由平等的目的”，因此中华民族复兴的核心问题“第一个是抗战，第二个是抗战，第三个还是抗战”*冯玉祥:《复兴民族的基本方案——抗战，抗战，抗战！》，《解放日报》1937年l月22日。。黄炎培回忆说：“自从‘九一八’事发，吾们内心起了极大的冲动，精神受了极大的影响。吾们亲切地看出，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受着种种枷锁的国家，所谓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统一于国家民族的解放。”*黄炎培：《从困勉中得来》，《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

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实际上，自鸦片战争以来，民主政治就一直被视为挽救民族危机的重要手段，争取民主政治与争取民族独立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为代表的经世派士大夫们，为寻求国家富强之路，开始睁眼看世界，尽管当时他们还不可能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有真正的认识和理解，但作为晚清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他们已朦胧地感受到这种制度在某些方面要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优越。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郑观应、王韬等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采用“君民共主”的政制时，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民主政治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抵抗外族的侵略。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在于能有效地消除君主与人民之间的隔阂，从而做到上下一心，举国团结。稍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家之所以主张兴民权，也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西方富强的原因，就在于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人人有自主之权”，中国所以贫弱，也就在于中国实行的是封建专制制度，“收人人自立之权，而归诸一人”。既然有无民权，是西方和中国一盛一衰、一强一弱、一富一贫的根本根源，那么，中国要救亡图存，实现富强，其不二法门自然是“兴民权”。用梁启超的话说，“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3页。孙中山之所以要推翻清王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看来，中国陷入被列强“瓜分豆剖”之境地的根源，是清王朝的软弱不振和卖国投降。他曾沉痛指出：“曾亦知瓜分之原因否？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政府若有振作……外人不敢侧目也。”因此，中国“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孙中山：《驳保皇报书》， 《孙中山全集》(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3、234页。。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走狗。”*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页。

抗日战争时期，空前的民族危机使知识界进一步认识到实行民主政治对于救亡图存、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的积极意义。

首先，只有实行民主政治，给广大民众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充分调动他们抗战的积极性。1938年，中国青年党在纪念抗战周年的宣言中指出：“在这个抗战建国的艰巨工作上，我们认为非发动民众共同一致努力，不能收到圆满的成功。而发动民众，则非实现民主政治，不能使民众自动自发的继续牺牲，毫不反顾。因此我们主张为使作战的政府建筑在更广大更热忱更自动的同情基础之上，中国政治是有更进一步地扩大民主化运动之必要，国民参政有更进一步设立各省各县民意机关之必要。”*《中国青年党为抗战周年纪念宣言》，《国光》第12期，1938年7月。1939年，韫明在文中写道：“两年来抗战的教训指示给我们：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重要基础，是建筑在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建国的上面。而唯有建立起宪政规模，才能收取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建国的实效。”*韫明：《实行宪政与抗战建国》，《时与潮》第4卷第5期，1939年。潘梓年在文中强调：“抗战需要宪政”，需要实行民主政治，因为抗战要能坚持下去，取得最后胜利，必须依靠广大民众，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统统的动员起来，来为抗战服务，来准备起足够的力量，对敌人进行战略上全线的反攻。而要把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统统动员起来，就需要实行宪政，实行民主政治*潘梓年：《宪政运动与抗战建国》，《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3期，1939年，第1—4页。。高灵光则认为：我们的抗战是以持久消耗敌人的实力为战略，需要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支持，尤其是人力“为最重要之因素”，而动员全国民众积极投入到抗战中来，“自非尊重民意伸张民权不为功”，也就是说，要“动员全国民众争取最后胜利”，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高灵光：《抗战建国与实行民主政治》，《学生之友》第1卷第2、3期合刊，1940年。。

其次，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实现各阶层各党派的大团结，也才能真正使全国的力量集中起来。李拾豪在批评那种认为“民主政治是不适宜于抗战时期，抗战时期所需要的是集中力量”的言论时指出：在抗战中需要集中各阶层各党派的力量，这是毫无疑义的，但目前各阶层各党派利害的对立是事实，各阶层各党派的“相互猜忌、嫉妒及恐怖”也是事实，而要缓和各阶层各党派的利害对立和冲突，缓和这种相互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猜忌、嫉妒及恐怖”，实现各阶层各党派的大团结，“民主的宪政制度的确立是最需要的”。因为“民主政治并不是一般所想象的可以制造纠纷增加纷乱的事情，相反的，他可以变紊乱的暗中摸索的相互磨擦，成为公开的、坦白的、光明的、有规律的汇合。中国过去解决政治问题，只是用力的方式来解决，不是用合理的政治方式来解决，所以二十余年来的政治，永远不会走上轨道”，各阶层各党派永远处于分裂内争的状态。法国是一个党派最多的国家，内阁的更迭也很频繁，但由于法国实行的是民主的宪政制度，“军事力量始终统一在整个系统之下”，国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法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要真正实现各阶层各党派的团结，使各阶层各党派的力量真正集中起来，从而保证抗战建国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必须实行民主的宪政制度*李拾豪：《抗战建国与确立民主的宪政制度》，《抗战十日》第2期，1938年。。

再次，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得道多助”，争取到国际上民主国家的支持。高灵光指出，此次抗战，不仅仅是要争取本国的独立与自由，而且也是为了维护国际正义，其性质与18世纪的美国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相类似，美国之所以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是为独立和自由而战，其“宗旨正大”，博得了各方的同情和支持。我国现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也是弱者抵抗强者的侵略、公理反抗强权欺凌的正义战争，其目标也是要争取国家的独立与自由，“故必外则排除暴力羁绊，内则维护全民福利，伸正义于世界，博国际之同情，得道多助，其有造于抗战建国者至要且切，所谓争取独立自由，维护国际正义，必须实行民主政治。”*高灵光：《抗战建国与实行民主政治》，《学生之友》第1卷第2、3期合刊，1940年。

除了正面阐述实行民主政治对于救亡图存、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的积极意义外，知识界还对种种怀疑甚至反对于抗战时期实行民主政治的观点提出了反驳和批评。韫明指出，那种以为“在抗战紧急的阶段里倡议施行迂缓的宪政问题”，有些“缓不济急、时非所宜”的“看法是不对的”，因为，第一，“发扬民主施行宪政是争取最后胜利不可缺乏的主要因素，舍此几乎可以说谈不到最后胜利”；第二，“一般所倡议的民主和宪政，也是要机动地适应战时的，并且必须是非汉奸的个人或非汉奸的团体，才能使其享有身体的和言论集会结社的充分自由”；第三，“敌寇政治进攻的花样很多，已导演着汪逆精卫在沪召开过伪国民党代表大会，现正积极筹备伪中央政权的开幕，在这个时期说不定还要演出召开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等把戏，为了打击汪逆汉奸也有及时从速实施宪政的必要。”*韫明：《实行宪政与抗战建国》，《时与潮》第4卷第5期，1939年。曾琦也对那种认为军事力量是实现抗战胜利的根本保障，而政治上是否民主根本无所谓的观点进行了驳斥：“殊不知集权国家全凭一人之智能，以决国家之运命，其对内则尚独裁而反民主，对外则主侵略而反和平。民主国家则赖万众之同心，以谋国家之福利，其对内则尚民主而反专制，对外则尚和平而反侵略，……能合全民之力以一致御侮”，并指出军事与政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军事之胜利，有资于政治之调整；而政治之调整，实赖于宪法之纲维。然则宪政运动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又何冲突之有哉？”*陈正茂等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212、214页。沈钧儒批驳了“抗战时期谈不上民主，也不需要民主”的谬论，强调抗战不单纯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民众力量的比拼；抗日战争旷日持久，“在这样严重的全面持久抗战中间，中国很迫切需要造成一个全国整的力量。这个整的力量，是民众与军事的配合”，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改变“在政治落后于军事的现状下，民众动员还大大的不够” 的不利现状，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0、434页。。

既然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而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因此在抗战时期，知识界普遍强调民主政治与民族复兴之间的有机联系，强调以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来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他们纷纷以著书立说、创办报刊、参政议政等方式，积极宣传他们的抗战思想和民主政治主张。章汉夫强调说，“绝对不是完全工业化后才能实现民主，而是一定要民主，然后才能实行全民动员，抗战到底，扫清工业化发展的障碍。”*章汉夫：《批判两种错误理论》，转引自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2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7页。侯外庐则提出了“抗战民主”的概念，认为抗战民主是一种战时民主的特殊形式，是适应抗战需要、取得抗战胜利的必要手段，因为“抗战依赖民力，而民力与民权(民主)则相为因果”，其最低限度的任务是“建立反贪污、反汉奸的，遂行积极动员民众的政治机构；同时在于融洽少数民族，并使自主参加政治的广泛政治机构；抗战民主最要的，是在抗战过程中，积极淘汰腐朽动摇不定份子，而广泛容纳进步的抗战最力的新的社会力量，使抗战的民主号召的形式，与抗战牺牲的民主权利的内容，相配合起来。抗战的民主平等形式，同时亦是民主自由形式。”*侯外庐：《抗战建国与民主问题》，《抗战建国论》，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1—9页。梁漱溟则提出包括政治民主化的抗战三原则，并且强调指出，要“举国都工具化”，“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就必须实现“举国主体化，那就是全国国民的感情要求思想意志，必须疏通条达，求其调协而减少矛盾，求其沟通而减少隔阂”，而要做到这一点，政治就需要“民主化，政府与社会打成一片，而后统一节制始得顺利进行。”*梁漱溟：《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3—1034页。邹韬奋认为，中国的抗战只是动员了一部分的军事力量，而未充分调动全国整个的民众力量，如果实行民主政治，让“全国人民都以赤诚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尽量反映民意，结果只是增强政府抗战的力量，也就是增强全国抗战的力量。”*邹韬奋：《反映民意与抗战前途》，《韬奋全集》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1页。胡愈之也撰文指出：“要支持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只有一条路，就是民主。”沈钧儒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以团结支持抗战，以民主巩固团结，是目前救国的途径。”*沙千里：《漫话救国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陈启天指出，西方民主史上重要的文献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是产生于战争时代。因此，中国在抗战时期也应实施民主宪政，并列举出三条理由：“一由于战时需要人民出钱出力，而使人民乐于出钱出力的方法，则莫如实施民主宪政；二由于战时需要人民精诚团结，而使人民易于精诚团结的方法，亦莫如实施民主宪政；三由于战时需要予人民以政治上的希望，而使人民感觉政治有希望的方法，更莫如实施民主宪政。”*陈启天：《民主宪政论》，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4、15页。

总之，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抗战积极性，才能实现各党各派的真诚团结，从而确保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独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必要的前提。这是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第一个重大意义。

二

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第二个重大意义是：民族复兴的基础或根本条件是国家的统一，而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国家的统一才有实现的可能。建人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国家统一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族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即所谓没有人民即没有国家是也。第二，民族虽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但国家是民族生存的绝对保障。第三，国家和民族的利害是共通的，一致的。国家之福亦即民族之利，民族之敌亦即国家之害，未有民族受威胁而国家独能安固，亦未有国家受压迫而民族仍能无事者。基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知道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是一件事，没有统一的国家而民族衰亡，也没有复兴的民族而国家不统一。民族虽然构成国家，但不必一定构成国家，反之，国家虽由民族所构成，但民族非受国家的力量保障不可。就此而言“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要保障民族的独立生存，必须有强固的统一的国家。我国积弱至今已数十年，其原因虽然很多，然国家不统一实为其主要原因。因为国家不统一，致国力不能集中，外侮乃无由抵抗，国家随陷于次殖民地位。”中华民族欲谋求“复兴”，非有统一的国家不可，“统一国家是民族复兴的前提”*建人：《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现代青年》第5卷第3期，1936年。。和建人不同，杨锦昱主要是从各项救国工作的轻重缓急着眼，强调了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先实现国家的统一。其文章写道：我们在提出种种民族复兴的建议和方案的时候，“首先须注意到一个前提，就是不在于多开些怎样挽救民族危亡的方案，而在要使每一个方案都有实行的可能，因为方案虽好，假使其事实上不能实行，则终不过是纸上谈兵，到底不能发生效力，究有什么用呢？”在作者看来，中国目前所急需进行的工作，不是振兴教育，开发实业，刷新内政，整顿国防，而是在于完成统一，“换句话说，一切民族复兴的方案，不在完成实质统一之后，则无着手实行的可能。”*杨锦昱：《复兴民族与巩固统一》，《江汉思潮月刊》创刊号，1934年。

国家的统一对于民族复兴是如此的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呢？对此，知识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蒋廷黻提出了武力统一论。他在《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一文中写道：中国要实现统一，而“统一的敌人是二等军阀和附和二等军阀的政客。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联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由于“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不是人民，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他们既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末，惟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1933年12月31日。。吴景超在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后也赞同武力统一论，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例外,统一是以武力的方式完成的。”因此，中国目前要实现统一，也只能够以武力来完成*吴景超：《革命与建国》，《独立评论》第84号，1934年1月7日。。

对于蒋廷黻等人提出的武力统一论，参加讨论的大多数人并不赞成。胡适就指出：“武力统一是走不通的。”因为，一方面，中国知识思想界存在着“种种冲突矛盾的社会政治潮流”，这不是武力所能打倒和解决的。另一方面，“中国疆域之大和交通之不便。这都是武力统一的绝大障碍。”*胡适：《武力统一论》，《独立评论》第85号，1934年1月14日。退一万步说，即使武力能够统一国家，但也不能持久。“一个国家的统一，决不能单靠武力一项把持各部分使他们不分崩。国家的统一其实就是那无数维系各部分的相互关系的制度的总和。武力统一之后，若没有那种种维系，统一还是不能保持长久的。”*胡适：《政治统一的意义》，《独立评论》第123号，1934年10月21日。

武力不能统一中国，那什么能够统一中国呢？胡适认为，只有政治才能统一中国。为此，他先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政治统一的途径》和《政治统一的意义》等系列论文，就“政治统一”的有关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我们要认清，几十年来割据的局势的造成是因为旧日维系统一的种种制度完全崩坏了，而我们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什么可以替代他们的新制度……今日政治上的许多毛病，都只是制度上不良的结果。”*胡适：《政治统一的途径》，《独立评论》第86号，1934年1月21日。而所谓“政治统一”，就是要建立起能够“维系全国，把中央与地方连贯成一个分解不开”的新制度，从而使中央与各省密切地连贯起来，“使全国各地都感觉在这重重叠叠的关系之中，没有法子分开。”而民主政治下的“国会制度”就“是一个最扼要又最能象征一个全国大连锁的政治统一的制度”*胡适：《政治统一的意义》，《独立评论》第123号，1934年10月21日。。因为“国会制度”的功用，“是建立一个中央与各省交通联贯的中枢，它是统一国家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是全国向心力的起点。”*胡适：《政治统一的途径》，《独立评论》第86号，1934年1月21日。胡适要人们相信，只要我们建立起民主政治下的国会制度，国家的统一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首先，华夏文明大一统的民族国家历史为后人奠定了实现统一的灵魂，共同的历史文化、风俗宗教以及语言文字都是促进中国实现统一的向心力。其次,近代兴起的文化机制(如新式教育、报刊、报纸)、交通通讯工具(如铁路、轮船、邮政、电报)，也十分有益于民族国家观念以及爱国思想的传播。“今日我们的民族国家的轮廓的统一，是靠那些老的历史关系和这些新的连锁支撑着的。”*胡适：《政治统一的途径》，《独立评论》第86号，1934年1月21日。

胡适提出的“政治统一”的主张，得到了常燕生的支持。他说：“现在所急切要问的是怎样才能完成中国的统一？中国的民族，文化，语言，文字，乃至经济生活，本来都早已是统一的，所以中国的问题就仅仅余下了个政治统一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中国政治统一？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迫切要问的问题。”*常燕生：《建国问题平议》，《独立评论》第88号，1934年2月4日。齐思和同样建议利用现代政治制度来实现国家统一。他认为：“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够达到彻底统一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一般人民在思想上大体是一致的(至少大多数是一致的)，而他们在思想上的一致是根据物质环境。交通的便利扫除了地方间的隔膜，大规模的生产统一了大家的嗜好。”以美国为例，从前美国因为面积太大，交通不便，各地方的思想观念很不一样，但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交通大大地便利，而交通的便利促进了信息的传播，地方的偏见也就渐渐地消失了，“到了现在，全国人民所看的是同样的电影，所听的是同样的播放，所读的是同样几个风行的报纸，所乘的是同样式的汽车，所用的都是那几个公司的出品，又何怪他们所想的都是同样的问题，所讨论的是同样的事体呢？”因此，他认为目前中国统一的关键，是在大力发展交通的同时，加强各地之间“文化思想上”的“沟通”，如“将内地出版的书籍、报纸、杂志”，尽量向各地尤其是偏远的地方“介绍”，各大学实行教授交换，“借以交换思想”，“而私人方面多组织旅行团、考察团，观摩彼此的情况，促进正确的了解”，从而为“政治统一”打下良好的基础*齐思和：《两粤事变与中国统一》，《独立评论》第213号，1936年8月9日。。

和胡适等人不同，王造时认为，中国不统一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的不统一造成的。他在《国民党怎么办？》一文中指出：六年的训政告诉我们，国民党本身是绝对不能统一的。武有武的地盘，文有文的系统。党内有派，自昔已然，于今尤烈。这是事实，无可讳言。六年的训政，也同时告诉我们，中国在不统一的国民党的专政之下，是绝对不可能统一的。“国民党既不能统一，国民党不统一的专政致使中国也不能统一”，那么，我们要想中国统一，结束分裂的局面，其唯一方法，就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让国民有言论、出版和政治结社自由*王造时：《国民党怎么办？》，《主张与批评半月刊》第1期，1932年11月1日。。张培均也认为，“唯民主的力量”，方可制裁军阀，“破除割据”，实现国家的统一。他曾游历过四川等地，发现“民主舆论愈薄弱者，军人愈专横；民主舆论愈强毅者，军人愈畏缩。”所以，民主政治的有无，事关国家的统一*张培均：《内政的出路》，《主张与批评半月刊》第2期，1932年11月15日。。

曾仲鸣主张用和平的方式统一中国，而要和平统一中国，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并从多个方面论述了实行民主政治对于和平统一中国的重要意义。他指出，首先，我们要和平统一中国，必须国中的各民族能够统一，而要国中各民族统一，就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因为在民主政治的制度之下，各民族皆处于平等的地位，对于国家所尽的义务，各民族一样的，所享的权利，各民族亦是一样的。各民族既处于平等的地位，自然乐于促成国家的和平统一。其次，我们要和平统一中国，必须国中的政治能够统一，而要国中的政治统一，亦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因为民主政治的制度，是最适宜于现今时代的需要，民主政治的目标，是可以满足现今民众的要求的。其次，我们要和平统一中国，必须国中的军政能够统一，而要国中的军政统一，亦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因为实行民主政治，则在军事上可以打破以人治军和划分防区的制度。武力既不寄托于个人，则统率武力的个人，则不仅不敢借武力作恶，亦不能借武力以作恶，军队既无划分防区的制度，则军饷取之于国家，由国家规定预算，按期发给，军人便不至于视军队如私产，占防区为地盘。再其次，我们要和平统一中国，必须国中的财政能够统一，而要国中的财政统一，亦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因为实行民主政治，则要求财政永远公开，人民有监督执政者出纳财政之权，执政者对于财政亦不至有营私行贿之弊，国家财政的收支，从人民的负担而来，为人民的利益而用，人民自乐于缴纳，财政自易于统一。欧美的共和国家，莫不守此制度，所以国家终能和平统一*曾仲鸣：《和平统一与民主政治》，《中央导报》第8期，1931年。。

民族复兴的基础或前提条件是国家的统一，而要实现国家的统一，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否则，即使国家一时统一了，也不会持久，也终会分裂。这便是胡适、王造时等人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也是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第二个重大意义。

三

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第三个重大意义是：民主政治是创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而近代民族国家的创建正是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可以说是民族复兴的最终目的。李立侠在《民族复兴与抗战建国》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最初是由国家形成民族，而在近代社会中，都是由民族形成国家。近代英美德法之建国，都是如此。抵御外侮与反抗侵略者的压迫，只是民族复兴阶段中必经的过程，也可以说只是达到民族复兴目的之必要手段，而真正复兴民族的目的，还是建立一个独立生存的民族国家。”*李立侠：《民族复兴与抗战建国》，《青年向导周刊》第25期，1938年。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回到封建社会的国家形态，而是要采取近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观点。众所周知，中国开始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起始于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排满”和建立单一的共和制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则主张“合满”和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立宪制的多民族国家，双方为此而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和斗争，结果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了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基本共识。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初步建立的重要标志*郑大华：《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0期。。但不久，袁世凯则篡夺了革命果实，中华民国所确立的近代民主制度成了一块有名无实的空头招牌，广大人民并没有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那样实现人人平等，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现象依然存在，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和掠夺依然存在。近代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在中国真正地建立起来。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人民继续为建立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而奋斗。孙中山在吸取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护国战争、护法运动相继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并借鉴美国的建国经验，于1920年前后提出了建立“大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的主张，用他的话说，就是“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指满、蒙、回、藏等其他民族——引者)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4页。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则在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建国方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1924年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标志国共实现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的建国方案是：“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内，“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8、120页。1928年国民党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建立起南京国民政府后，抛弃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的建国方案，没有去完成孙中山未竟的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事业，中国仍然是一个前近代的传统国家。陈独秀就曾指出：“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企图步武欧美，建立一个近代国家。虽然成立了民国，产生了宪法与国会，民族工业也开始萌芽，然以国外及国内巨大的阻力，所谓民主革命任务，并未真实的完成。因此乃有1925—1927年的第二次革命和此次抗日战争。”*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旬刊》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七·七”事变后，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拯救民族于危亡之中，国共捐弃前嫌，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纲领的“总则”规定：“(一)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二)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前进。”在“总纲”之下，分别就“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和“教育”各项提出了“纲领”，以“使全国力量得以集中团结，而实现总动员之效能”*《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5页。。《抗战建国纲领》第一次将抗战的意义提升到了建国的高度，即抗战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要取得胜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且还要通过抗战，来实现国家的重建和民族复兴。

《抗战建国纲领》公布后，知识界围绕抗战建国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当时人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抗战的目的是要“建国”或“兴国”，即将中国从一个前近代的传统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罗宝册在文中就写道：无可讳言的，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但是，我们却不能亦不敢因为中国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就误认中国不是一个国家。中国不但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具有内容、有潜力、世界上寿命最长而且躯体最大的大国，如果我们避免称他是一个“世界”、一个“东方世界”的话。同样是无可讳言的，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个古老的大国，因为感受到历史的和哲学的要求，已由不安于他自己的古老，而趋向蜕变之途，要从中古式的古生活中过渡到现代。“今天，东亚大陆上的弥天烽火和震动的杀声，正是象征着大地慈母已届临产前夜之巨烈阵痛的大时代，一个伟大的中华新国即将向世界宣告诞生。”*罗宝册：《抗战建国之历史哲学与历史使命》，《新认识月刊》第2卷第1期，1940年。李立侠也指出：从各国民族复兴史来看，没有一个民族的复兴不是由抗战得来的，比如，德意志民族是经过30年的奋斗，在赶走了拿破仑的压迫之后而实现复兴的，并且从中世纪的封建束缚之下，把德意志帝国解放出来，建设一个新的德意志国家。目前我们抗战的目的，固然是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但是我们另外一个更大的目的，和德意志民族复兴过程中一样，也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抵御外侮与反抗侵略者的压迫，只是复兴阶段中必经的过程，也可以说只是达到民族复兴目的之必要手段，而真正复兴民族的目的，还是建立一个独立生存的民族国家。”*李立侠：《民族复兴与抗战建国》，《青年向导周刊》第25期，1938年。陶希圣认为，抗战建国有“消极”和“积极”两重意义，“在消极方面，我们的抗战是为了维持民族国家的生存，日本侵略我们，使我们民族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能保持完整，于是我们起而抗战；在积极方面，我们的抗战是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陶希圣：《抗战与建国》，《政论旬刊》第1卷第16期，1938年7月5日。冯友兰也再三强调，抗战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近代式底国家”。否则，“所谓中国，无论它是如何底地大物博，将来会只成为一个地理上底名词；所谓中国人，无论他是如何底聪明优秀，将来会只成为一个人种上底名词；所谓中国文化，无论它是如何底光耀灿烂，将来会只成为历史博物馆中底古墓。所以，中国非求成为一个近代式底国家不可。”*冯友兰：《抗战的目的与建国的方针》，《当代评论》第2卷第3期，1942年。

那么，怎样才能“建国”或“兴国”，即将中国从一个前近代的传统国家建设成为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这是抗战时期知识界讨论的主要问题。李拾豪指出，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要“有几个基本的条件”，这就是：一、对外求得独立；二、建立一个宪政制度；三、建设重工业；四、农民解放。而在这四个“基本的条件”之中，“对外求独立，是一个建设现代国家的主要条件”，“民主的宪政制度的确立，又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各种条件中的中心问题。”因为，在对外未求得独立以前，(一)国内的政治是不会走上轨道的，在帝国主义者与国内军阀官僚、以至于豪绅地主相结托的局面下，不但内乱不会停止，宪政不能建立，就如民国初元的召集议会，实行民治，亦不过是挂了一张民治的招牌，究其内容，还是一个贪污的官僚政治而已。(二)政治不上轨道，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没有停止，农民生活没有改善，不但重工业无法建设，就是萌芽的轻工业也不能维持。(三)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及封建剥削的两重压迫之下，要挽救农村经济的衰落是不可能的。农村的崩溃，农民生活的极度贫乏化，反映出农民要救解放的迫切。就此而言，“对外求独立，是一个建设现代国家的主要条件。”而要“对外求得独立”，在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中，除了军事上的动员外，更需要的是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民主的宪政制度的确立*李拾豪：《抗战建国与确立民主的宪政制度》，《抗战十日》第2期，1938年。。陈独秀回顾了“此前五六百年整个民主革命时代”，西方各国从一个前近代的传统国家变成为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时所完成的“主要的民主任务”，这就是“民族的国家独立与统一；立宪政治之确立；民族工业之发展；农民解放。”他并强调指出：“在这一时代的各民族，必须完成这些民主任务，才能够摧毁旧的封建经济与政治，开展新的较高的生产力和新的政治制度，以成为所谓近代国家，即多多少少民主制度的国家。”他还分析了个中的原因：“为什么要国家独立与统一？因为非脱离国外非民主的压迫和国内的分裂，一切经济政治都不能自由发展。为什么要确立宪法政治？因为非如此不能确立政府的权限，保障人民的权利，使全国人民的智力和道德能够普遍的发展，以增加整个国家的力量。为什么要发展工业？因为非如此不能增高国家物质的力量和提高人民的生活与文化，以减杀整个民族的落后性。为什么要解放农民？因为非如此不能根本摧毁封建的社会势力，繁荣本国工业的国内市场。”既然西方各国是在完成以上这四个“主要的民主任务”后，才从一个前近代的传统国家成为了一个近代的民主国家，那么，中国要想成为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也就必须完成这四个主要的民主任务，“这便是我们建国的整个概念”*陈独秀：《抗战与建国》，《政论旬刊》第1卷第9期，1938年4月25日。。

民族建国，要建立的不仅是一个民族独立的国家，更是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这可以说是抗战时期知识界的主流要求。胡秋原在《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一文中就指出：“中国革命之实际目的，即在求中国之现代化，……使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家，由一个官僚政治国家变为一个民主政治国家。”*胡秋原：《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4页。马寅初撰文强调说：“现在的世界已成了个民主世界，无论任何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后必须走向民主的一条路，否则无以保其生存与独立。”*马寅初：《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民主与科学》第1卷第1号，1944年12月22日。在张澜看来，民主政治，主权在民，人人有独立的人格，人人有共守的宪章，所受之教育，所得之享受，皆期趋于平等，“因为有次列各项优点，所以当前和未来的世界政治，都要以民主政治为最高原则。”*张澜：《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陈启天强调：“所谓建国，即是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已”，而政治民主化正是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指标之一*陈启天:《中国需要思想家》，《国光》第9期，1938年6月。。沈钧儒撰文指出:“加强民主之要求，实已成为今日世界广泛之潮流”，苏联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实行了全民共享的民主政治，英、美在战时也采取了一系列加强民主、改善民生的措施，中国不能自外于世界，只有实施民主政治“才能使民族走上复兴的大路”*《沈钧儒文集》，第463、437页。。

为什么只有实施民主政治“才能使民族走上复兴的大路”呢？因为民主政治是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代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伍藻池指出，19世纪下半叶以来，“民主政治的权威，与日俱增，大有所向披靡之势”，其间虽经受了不少曲折和挫败，“然终不能止它向前迈进的洪流。”*伍藻池：《民主政治的危机与其将来》，《再生》第3卷第9期，1935年11月15日。邹文海详细论述了民主国家的四个优点：第一，“民主国一定是最能保障人民利益，而受人民爱护的”。第二，民主国家像个“大学校”，为国民提供了学习和实践政治知识的条件。第三，“民主政治应当是最合正义的政治”，它以一种中立的立场，赋予各社会团体、阶级以平等的机会。第四，民主国家的“政府已变成服务的机关”，人民有权利监督政府的行动*邹文海：《选举与代表制度》，《再生》第2卷第5期，1934年2月1日。。曾琦具体分析了民主政治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历史意义，即“以其由人治而趋法治，由专制而趋自由，由黑暗而趋光明，由秘密而趋公开，由少数决而趋多数决，由国家私有而进于国家公有，由决胜疆场而改为决胜议场，实为人类比较合理之政治形态。”*曾琦：《祝三十而立之中华民国》，《曾琦先生文集》上册，第235、236页。潘光旦指出，“英文中所称的‘德漠克拉西’，合而言之，是民主；分而言之，是民有、民享、民治”，其基本内涵包括自由、平等、人民参与政权以及法治等价值理念*潘光旦：《自由之路》，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1、33—38页。。作为教育家，潘光旦还强调了民主与教育的关系，认为“没有民主的政治与社会环境，自由的教育是做不到的，……从教育的立场上看，唯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治环境，始能孕育真正民主自由或通达的教育，才可以造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二者实在是互为因果的。”*潘光旦：《自由之路》，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01、33—38页。周谷城在《复兴民族之民主政治论》一文中，以“民族活力”为视角，比较了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不同，从而充分肯定了民主政治的进步性。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成功，实为民族活力之失败，“驱人民于政治生活范围之外，为逸民，为流寇；或纳人民于政治生活范围之内，为奴隶，为愚夫，皆非所以发挥民族之活力者。”民族活力之发挥，虽然有赖于生产方法的改进和教育效用的完成，但政治的作用不仅更为“直截”和“深宏”，而且就是生计和教育，也都直接或间接的依据政治为转移。政治能发挥民族活力的，是民主政治。“故就民族活力而言，吾人于此可得一分野：一方面为窒息民族活力之专制政治，另一方面为发挥民族活力之民主政治。两者之间并无徘徊回旋之余地。故当今日民族复兴之会，有识之士，以及当局诸公，皆力言民主政治之重要者，尽为此也。”什么是民族活力呢？民族活力就是全民族中各个人之活力的集合体，各个人的活力如果能够得到充分发挥，那么民族活力也就自然的强盛。“专制政治无他长，人民之有活力者，则驱逐于政治生活范围之外，留在政治生活范围之内者，则强其活力萎缩，至等于零。活力萎缩等于零者，奴隶是也。民主政治则不然，首要之图，在尊重国民之人格。……国民而得被人重视为有人格之完人，则其为民族国家效力也，若为自己效力然，能自觉而负责。集自觉而负责之个人，以成民族国家之全体，则其生存之力之大，必远较奴隶似之国民全体为有加。”*周谷城：《复兴民族之民主政治论》，《宪政月刊》第2号，1944年。

以上是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民主政治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和讨论。这些认识和讨论在今天读来仍然引人深思，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其借鉴的历史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课题“中国梦与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研究”(13@ZH018)、2013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招标课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方英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4-0029-09

作者简介：郑大华(1956-)，男，湖南永顺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to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Centered on the Discussion of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he Intelligentsi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ZHENG Da-hua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Abstract:As the rise of thought of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intelligentsia launched a heated discussion on whether or not the Chinese nation could rejuvenate and how to rejuvenate,one of the major issues was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to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One of the basic concepts of the mainstream of intelligentsia is that to achie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we must first defeat the aggression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win the libera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ountry.In order to defeat it,we must realize the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so that the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can enjoy various democratic rights and all parties can unite sincerely.It is impossible for a divided country to rejuvenate and only by democratic politics,it is possible for a country to achieve long-term national unification.At the same time,the democratic politics is also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nation-state,and the political requirement and target of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democratic politics；the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the intelligent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