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行贿罪立法
——兼论《刑法修正案九》行贿罪新规

周华桂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江苏　　兴化　225700

完善行贿罪立法
——兼论《刑法修正案九》行贿罪新规

周华桂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检察院，江苏兴化225700

当前，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之下，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变得越来越隐蔽，这就增加了查处行贿行为、受贿行为的难度。为了能够有效的遏止行贿行为的发生，文章将《刑法修正案九》作为参考依据展开分许研究，希望能够为完善行贿罪的立法提供了可参考性的意见。

行贿罪;立法完善;《刑法修正案九》;对策

《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行贿犯罪的相关内容，其是从财产处罚、处罚条件等方面遏止行贿行为的发生。通过完善行贿罪立法，可以大大减少了行贿行为的发生，构建廉洁、清明的政治生态环境。

一、现行刑法对行贿罪规定的不足

(一)行贿罪的处罚力度较低

我们知道，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往往是在特别隐蔽的环境下进行的，其行贿对象与受贿对象的关系是一对一的。一旦受贿对象不承认自身的受贿行为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行贿对象将自身的行贿行为呈现在司法机关面前的时候，那么才可以对受贿对象的行为作出一定的处罚。相反当司法机关无法证明受贿对象的财产来路不当，再加上受贿对象不交代受贿行为，此时司法机关会将这笔财产认定为来路不明的巨额财产，此时对受贿对象的处罚力度远远低于受贿罪的处罚力度。为了能够打击受贿犯罪，通常会借助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方式来处理行贿对象。不管是从刑罚的种类上来讲，还是从刑期上来讲，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远远低于受贿罪的处罚力度，有时候有些行贿对象根本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由于处罚行贿罪的力度较低，这就助长了行贿行为的发生。

(二)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条件

现行刑法中指出:如果行贿人通过行贿的方式来谋取不正当利益，那么这种行为就构成了行贿罪。相反如果行贿人通过行贿的方式来谋取正当利益，那么这种行为就不构成行贿罪。然而笔者的观点是这样的: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判断是否构成行贿罪是不恰当的。为什么会这样说呢?这是由于每个人对“不正当利益”有着不同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准确对“不正当利益”进行定义。另外，行贿行为不管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还是谋取正当利益，这都损害了国家公务人员的廉洁性。因此在追诉行贿行为的时候，不应该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条件。然而此次《刑法修正案九》中并没有更改以“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条件。

(三)行贿罪的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

我国现行刑法将贿赂范围限定在“财物”上，并没有包括其他非财产利益。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一规定与时代发展步伐不一致。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贿赂都是非财产，如:信息贿赂、业绩贿赂等。这些非财产的贿赂让整个贿赂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并且愈演愈烈。再加上这种贿赂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贿赂罪，很多人开始利用这种方法来贿赂国家公务人员。近几年来，贿赂的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然而这些贿赂行为却得不到惩罚，这就加快了贿赂行为的发展速度。在《刑法修正案九》中并没有扩大行贿罪的贿赂范围。

二、完善行贿犯罪立法架构的对策

(一)构建层次性的行贿罪刑罚架构

《刑法修正案九》中明确指出:在刑罚处罚行贿罪时，增加了罚金刑这一内容，同时还严格限制了这个条件，即:对哪一种行贿行为可以免于刑责。这一项规定可以被认定为是行贿罪立法上的进步。现行刑法中通过自由刑为主的刑罚无法阻止行贿行为的发生。再加上现行刑法中在处罚行贿行为的时候，由于刑期较短、行贿对象所付出的成本较低，这就无法有效的遏止行贿行为。然而当罚金刑被应用之后，这可以从经济来阻止行贿行为的发生，增加了行贿对象的成本。笔者的观点是这样的:通过构建层次性的行贿罪刑罚架构，从而达到遏止行贿行为发生的目的。

(二)删除“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条件要求

现行刑法中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衡量是否已经构成行贿罪的条件，并且在《刑法修正案九》中也没有更改“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条件。从本质上来讲，不管行贿行为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还是为了谋取正当利益，这都已经影响到国家公务人员的廉洁性。有很多国家并没有将“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条件作为判断是否构成行贿罪的依据。笔者是这样认为的:在判断行贿对象的行为是否构成了行贿罪时，要取消“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条件。

(三)扩大行贿罪的“贿赂范围”

笔者的观点是这样的:不应该将行贿罪的贿赂范围限定在“财物”上，而是要适当扩大行贿罪的贿赂范围。我们国家可以借鉴了新加坡的《反贿赂法》，扩大行贿罪的贿赂范围。其中行贿罪的贿赂范围如下:1、为国家公务人员提供劳务利益、公职利益等;2、为国家公务人员提供贷款等资金;3、为国家公务人员提供信息贿赂等。通过扩大行贿罪的贿赂范围，可以更为准确的判定行贿罪，从而有效的遏止行贿罪的发生。

三、总结

总而言之，在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之下，相关人员需要采取措施，对行贿罪立法加以完善。

［1］邓崇专．新加坡刑法对行贿罪的规制及其对我国治理“隐性腐败”的启示［J］．广西社会科学，2013(11)．

［2］董桂文．行贿罪量刑规制的实证分析［J］．法学，2013(01)．

［3］孟庆华．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对合犯若干问题探讨［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

D924．392

A

2095－4379－(2016)04－0165－01

周华桂(1973－)，男，汉族，江苏兴化人，党校本科，兴化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研究方向:刑法和刑事诉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