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表现形式
——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李业杰 王荣栓

马克思主义研究

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表现形式
——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李业杰 王荣栓

马克思主义在其实质上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和纲领体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逻辑体系，由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三大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实践纲领体系，由思想革命阶段、政治革命阶段和社会革命阶段构成。从实践过程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必须以时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形式表现出来。时代化和民族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必然表征，也是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定位的根据。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民族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地位

正确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民族化，才能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表现形式，也才能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一、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体系和实践体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和纲领体系”，归根结底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条件问题、道路问题和方略问题而构建和展开。马克思在1851年《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把他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革命学说概括为三个新内容，即：“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这三个新内容揭示了人类解放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要依次经历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等三个革命时代。

这三个新内容是对《共产党宣言》核心思想之最凝练、最完整和最准确的概括和表达，也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丰富和发展。《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主要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角度出发，揭示了阶级斗争与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阐明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个与社会生产发展史相联系的历史范畴，阐明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这个理论观点通过《资本论》第一卷和马克思《致约·魏德迈》的信，在理论形态上终于实现为最完整的逻辑化说明和体系化论证。这个内容所反映的恰恰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核心问题。作为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和揭示，正好对应于三大新内容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则阐明了无产阶级如何推翻资本主义和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道路和历史方向问题。这个方面的内容，体现在马克思关于欧洲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经验总结中，体现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并先后得到了更详细的和科学的论证和阐发。

马克思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角度，科学的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战斗历程和革命周期。在马克思看来，在人类解放的历史征途上，资产阶级关于人类解放的任务，主要局限在政治革命即民主革命的层面上，在新的历史视野下，无产阶级要实现人类的解放，核心问题则是实现社会的经济革命，即消灭私有制。为此，无产阶级必须经过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等三大革命实践，这是人类解放的整个战斗历程和革命周期。人类只有通过这样一整个实践的运动周期，才能最终地和彻底地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的革命性和彻底的革命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过程性的最重要的昭示和说明。三个新内容就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总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纲领体系的统一，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历史运动实践的总体设计。正是这三个新内容，使马克思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名副其实的总设计师和导师。

由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认识的逻辑体系，着重于理论体系的认知结构和叙述设计，是由思想革命纲领、政治革命纲领和社会革命纲领等三大理论纲领体系构成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实践的过程体系，则着重于实践体系的过程设计，是由思想革命阶段、政治革命阶段和社会革命阶段等三大阶段的总体实践体系构成的。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必须牢牢抓住马克思的三个新内容这个总纲，因为这也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指南。

二、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民族化的科学内涵

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纲领体系，必须和具体时空中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落实为具体社会时空下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既有在时间方面的历史推移问题，也有在空间方面从欧洲向世界各国影响和传播的问题，简言之，就是时代化和民族化。实践总是具体化的实践，具体化的实践就总是时代化的实践，总是民族化或国别化的实践。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民族化问题，是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实践化的核心问题和落脚点。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科学内涵以及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1.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问题，学术界的理解方式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些共同特点，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特点联系起来，与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和科技革命结合起来，关注的是当代世界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发展问题。说得直白一点，这样理解的时代化主要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时代化。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合理的关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却相对忽略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自身所具有的历史过程性及其时代化问题。因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作为一个世界性历史实践运动，其自身具有着独立的历史进程和实践进程，具有着先后相继的不同阶段及其阶段性实践主题和任务。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化与资本主义进程中的时代化是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的最终发展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而资本主义的时代化与此截然相反。虽然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的和历史的联系，但毕竟不是同一个过程的时代化，是绝对不能混淆的。

鉴于此，我们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问题，即：站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个历史规律的高度看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历史实践运动，虽然受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状况和历史环境的直接影响，但它自身毕竟会呈现为一种按照自身实践任务要求而不断推进的历史发展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其实质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整个实践过程划分为三大革命时代，并依据三大革命时代的实践主题，提出三大任务目标要求。在这里，时代的划分总是要与实践主题和任务目标紧密联系着的，且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这样的时代化才更具有了现实性、实践性和革命性，在依次实现三大历史主题的过程中也实现着三大历史任务主题的两次转换，即从思想革命阶段的任务主题向政治革命阶段的任务主题的转换，从政治革命阶段的任务主题向社会革命任务主题的转换，从而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推进更具有了革命的时代针对性和历史连续性，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不断革命论”也由此得到了正确的历史性解读和说明。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具有三层内涵：

一是它的革命的针对性。革命的实际进程和现实实践的实际需求是不断推进的，实践的主题是不断转换的。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和任务确立不同的时代实践主题，形成连续推进的适用于不同时代任务要求的根本的实践路线。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第一层涵义，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至今已经推进了三次：思想革命时代的时代化，政治革命时代的时代化，社会革命时代的时代化。三次时代化里，包含了“与时俱进”的本来涵义。

二是它的实践的确定性。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所指示和规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实践形式、任务目标和实现方略，转化为能够具体完成三大时代使命的中观的实践形式和路线方略。在思想革命时代，核心问题是创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实现无产阶级由“自在”向“自为”的历史性跃升；在政治革命时代，核心问题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在社会革命阶段，核心问题是全面实现人的解放，即：通过大力发展以科技革命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力，把人从自然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对自然界的自由。通过推进和发展最广泛的社会民主，把个人从社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社会解放和全面发展。

三是它的科学的系统性。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表现为依据实践要求对理论和纲领的系统化处理。这些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它们依据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运动进程中不同时代的实践要求，围绕时代主题而发生了理论形态上的转化，并在社会实践的时空上具有了特殊性。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总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是由实践的时代性发展所决定的。

2.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从时代化这个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所要经历的三大时代和三大实践主题，就会发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应该是三大实践形态化的和三大历史类型化的具体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也必然地采取了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形态，并出现了三个时代化和具体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

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其最大的贡献，第一是创立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的总体的理论和纲领体系，第二是创立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发出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号召。在这个历史时代中，《共产党宣言》、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思想革命阶段的三大时代化标志。

二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和毛泽东所创立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将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共产主义运动从思想革命阶段推进到了政治革命阶段，其最大的贡献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革命的方式，打碎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历史时代中，苏联和中国先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型国家，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政治革命阶段的三大时代化标志。

三是邓小平及其以降的中国共产党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其最大的贡献，就是继苏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之社会革命的实践道路之后，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旗帜，推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社会革命阶段至今所彰显的三大时代化标志。

显然，我们只有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及其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才能正确把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也只有从时代主题不断推进和转换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问题，才能合理地提出“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也只有从时代转换和实践主题推进的“时代化”高度来理解“一脉相承”，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一脉相承”性和历史具体性问题；也只有从这样理解的“一脉相承”出发，才能从根本意义上科学地解读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和历史作用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内涵

由于各民族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使得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的解放在每一个民族的革命实践中，在具体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时代化内涵上，所面临的具体的革命对象和革命内容上都有重大区别。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旨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例，它的起点口号是以人民解放为主题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最后才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确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总之，由于各民族走向人类解放道路的起点不同，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和内容要求不同，因此必须据此确定具体的适合各国社会实际的不同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最大根据。民族化的实质应包括三层涵义：

一是时代的定位，即具体分析本国或本民族的社会实际，确立本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以团结、动员和解放绝大多数人为原则。确立实现这个目标和完成这个任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道路和实践形式，确立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同盟和主力。

二是革命的设计，即在时代主题和基本实践形式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在革命的实践中探索和完善适用于本国和本民族的革命方法和具体实践形式的创造过程，使民族的或国家的革命以革命阶级和革命群众易于掌握和应用的方法开展，以更顺利、更可靠地夺取革命的胜利。

三是理论的创新，即在民族化的革命实践中，形成具体的革命道路和具体的革命艺术相融合的完备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新形态。这一涵义的要点，是形成在时代化基础上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新的理论形式。仍然以中国为例，由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特点及其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所制约所决定，在具体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就呈现为先后相继的中国特色土地革命、中华民族的独立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等四大形态；在理论形态上，则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显著的民族化形态之一。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说到底就是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实践中的具体实践形式和表现形式，因而必须和每一个国度和民族的具体革命实践内容及其具体的任务要求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各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实践形式和表现形式中都带着必须有的各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各国的特点去理解它、应用它、实践它、发展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只有通过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形式，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实践的转化；由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发生在某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或建设的失误、挫折或失败，仅仅表现为某种具体实践形式的失败，而不能代表作为总体的马克思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失败。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运动，作为一种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就是在一系列的失误甚至失败中探索前进的。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不断地追求成功和发展，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常态。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成果及其历史定位界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在中国社会实际的基础上，如何走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道路问题。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指在中国社会实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成果与马克思主义 “一脉相承”

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注意一个现实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一个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于受中国革命特殊的实践主题和任务所决定而分为了不同的实践阶段，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和实践任务主题的转换，反映在理论上，就呈现为不同的理论形态。中国革命实践进程在9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是经历了政治革命时代和社会革命时代等两个阶段，与这两个时代的任务主题和实践要求相适应，先后产生了政治革命时代的毛泽东思想和社会革命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两大理论成果。由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政治革命时代为实践主题的毛泽东思想部分，二是以社会革命时代为实践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部分。这两大理论和纲领体系分别反映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两大时代、两大实践主题和两大任务，其中包括一次时代主题转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从革命主题向建设主题的转换，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来看，这样的理解和把握有三大好处：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为着眼点，突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特殊道路的基本原理；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为着眼点，强调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两大时代主题及其主题转换和发展问题，时代主题明确，实践任务明确，革命主题转换也很明确，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实践的过程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基本原理；三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及其转换，根据与时代主题相适应的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以及历史内涵，来展开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能够准确地揭示和科学地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何以是“一脉相承”及其“一脉相承”的机制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这段历史之间，不仅存在着思想方法方面的一脉相承，而且在时代主题和实践任务之间也是一脉相承，它们分别代表了从探索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规律到实践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推进，展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主题和任务之间的历史连贯性和一脉相承性。并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然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在时代化上还是在民族化上，都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在思想逻辑还是历史实践指向上，它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都具有着必然的内在“一脉相承”性。

正是在正确理解“一脉相承”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具体的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体的历史定位问题，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发展史上具体的历史定位。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社会主义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种“过渡”［2］形态，到了《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把这个“过渡”解读为“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3］马克思认为，这个阶段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社会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重大弊端，用马克思的话说，这个社会阶段最大的特征或弊端之一，就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4］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就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5］这种局限性是历史形成的，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避免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6］显然，这些弊端主要是出现在社会主义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那个初级阶段上。但是，不可争议的是，这个社会毕竟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实践基础

相对于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算不算社会主义社会呢？按照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看法，今日中国之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的历史性差距。马克思所指的那个存在一系列旧社会“痕迹”的社会主义社会借以脱胎出来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从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曾经讲过，“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7］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必须立足于认识和把握它赖以脱胎出来的那个旧中国的社会性质。

关于旧中国社会的性质，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近代中国社会从性质上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8］并科学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形成过程。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痕迹”的话，那么解放前的中国则是一个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国家，在新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却是在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如何消除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痕迹”的问题。而实际情况却是，当时的中国既没有发达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又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成熟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基础。怎么办？对此，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就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9］又指出，由于我国缺乏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还没有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还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现在还未建成”。［10］随后，他又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11］两个不同阶段的思想。其中，毛泽东最为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需要一个“充分的物质基础”，而这需要一个艰巨的和长期性奋斗过程才能完成。显然，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历史坐标，必须以中国国情为标准。

在我党历史上，讲到“初级阶段”概念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58年前后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渊源可溯至此。第二次是1979年9月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初步表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第三次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进一步明确并强调指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2］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中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整个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发展阶段。这个初级阶段不同于马克思论述的那个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建立在中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即工业化不发达，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因此，在这个中国社会主义所独有的初始阶段上，我们主要面临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国家政权的领导下，借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以追赶发达国家的战略姿态呈现国家发展战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基础上的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这条具体道路是在实践中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不是一蹴而就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13］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表明经过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新实践，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规律从认识到实践都达到了崭新的水平，形成了更为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主题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实现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和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最终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打下丰厚的物质基础。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并与这样特殊的社会历史任务和实践主题相适应。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历史地位

从总体上看，首先，我们应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即社会革命阶段的起点阶段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其次，与马克思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相比较，由于受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所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处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起步阶段“之前”的历史位置上，按邓小平的说法，就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其三，作为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受到总体落后的且发展很不平衡的社会生产力制约，因而还必然会甚至不得不呈现出更多的资本主义社会“痕迹”，甚至还会延续很多封建主义时代的“痕迹”。这些都是由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现代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下，换个形象的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准生证”，快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的协调发展过程，就是待生并催生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就表现为一个独特的连带民主主义革命主题与社会主义革命主题相混杂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显然，如果说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需要一个社会主义阶段作为“过渡”形式的话，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发展道路上，就需要增加一个“过渡”的社会形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式，等这个社会形式完成以后，才能像马克思所预想的一样，才能进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

因此，按照马克思当年设计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路线图，我们既不能高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向共产主义过渡进程中的历史性阶段定位，又不能忽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整个“过渡”中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不能忽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显然，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都是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方向前进着。我们还应该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即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转移与实践主题转换及其实践推进这些方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角度，来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脉相承”性。

总之，现在看来，中国共产党早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论断，仍然是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历史定位，应当与此相适应。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时代化和民族化的实际的和现实的统一。由此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四字，当有两个最基本的内涵：一是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应该着重关注中国社会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强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强大而雄厚的物质基础，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艰难的基本任务之一；二是从时代化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应该着重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社会形态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特殊的社会形态，一种充满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痕迹”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为社会主义建设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阶段，这个任务于20世纪70年代初完成；第二个阶段，从国家宣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始，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全面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进程中，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总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不断体现出一系列的“阶段性”特征。从开始时的“经济现代化”，经十六大的“三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十七大的“四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总布局，大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这个总体布局意味着中国进入21世纪后，将从局部现代化进到全面现代化，从不大协调的现代化到全面协调的现代化。接下来的新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曾经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14］按照邓小平的意思，当我们全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中国就算拿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入场券了。这时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5］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当然，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仍然残留着脱胎于资本主义的“痕迹”，社会主义仍然要经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才能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7. 547.

［3］［4］［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4. 305.304. 305.

［7］［8］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3.633.

［9］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4.

［10］毛泽东选集（第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62.

［11］张启华.毛泽东对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何种阶段的认识［J］.高校理论战线，1996（1）.

［12］［13］［14］［1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2.372.383.373.

（责任编辑 胡爱敏）

李业杰，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王荣栓，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邮政编码32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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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6359（2016）03-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