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时胜利（1.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2. 西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经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9）



苏联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时胜利1, 2
（1.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2. 西北工业大学 人文与经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9）

摘 要：苏共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回顾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无论是“以俄为师”还是“以苏为鉴”，都可以看到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影响。因而，系统总结苏联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于提升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教训

中苏两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属于“同质异体”的关系。当前，苏联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虽然不复存在，但是，苏联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正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它有助于我们总结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规律，有助于我们反思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苏共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

苏共执政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具体表现在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三个方面。

（一） 始终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在苏联存续的74年中，思想政治教育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论证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为提升整个民族的凝聚力，为促进苏联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上述功能，历任苏共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断采取措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苏联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是党的代表大会和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的重要议题，几乎每一次苏共代表大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都讨论研究思想政治工作并就思想政治工作出台专门的决议，代表性的如，1963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思想工作的当前任务》的决议，1979年苏共中央9月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改进思想和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1983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通过的《党的思想工作及群众政治工作的若干迫切问题》的决议，等等。“尽管这些决议是不同时期做出的，又大都反映该时期领导人对思想教育工作的设想，但不管是谁，他们都反复地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并就此作了充分的论证，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全党的事业。”[1]182

具体来说，苏联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从苏维埃政权成立一直到苏联解体，苏共始终重视思想理论建设，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从列宁的“灌输论”到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再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苏共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苏联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化。另外，一些党的理论家、教育家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也提出和发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如苏霍姆林斯基的爱国主义教育理论、马卡连柯的集体主义理论、加里宁的共产主义教育理论、施什金的伦理学理论等，这些理论不仅构成了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二是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机构建设，建立了专业化的高度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体制。1920年8月俄共（布）就建立了中央宣传鼓动部，专门负责党的宣传鼓动工作。1920年11月，俄共（布）又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原政治教育司的基础上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教育机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另外，在党中央还设有管理所有文化部门的常设委员会，如反宗教委员会、中小学委员会、艺术委员会、无线电委员会和电影委员会，专门研究和部署不同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到了斯大林时期，苏共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集中在一个部门，“把各个宣传鼓动部和报刊部合并为统一的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同时在每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成立相应的宣传鼓动部”[2]463。三是重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校在培养共产主义一代新人、在青年科学世界观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校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领域，苏共在不同时期都始终重视并不断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开展，同时也特别强调发挥各科教学的教育功能，寓道德教育于知识教育之中。苏共不仅在学校开设了专门的政治理论课程，如在中学开设《共产主义道德基础》《社会学》等课程，在大学开设《苏共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等课程，还特别强调通过各科教学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每位教师，无论讲授什么课程，都应当在教授知识的过程中同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联共（布）曾对历史课、苏联宪法课、化学课的教学任务进行了规定，要求“通过历史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陈旧的、衰败的制度必然灭亡，新的、更先进的制度必然胜利；通过宪法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苏联的国家结构，使他们认清苏维埃制度是民主的最高形式；通过化学课程的教学促进学生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3]66−67。

（二） 紧密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苏联74年间经历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卫国战争、建设发达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改革等不同时期，每一时期党的中心任务都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但不管在哪一时期，苏共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并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商品货币的利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民众思想上的困惑，引发了社会危机，为统一思想，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围绕新经济政策来开展，着力转变人们的思想认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事实证明，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维护了社会秩序，也确保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为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尽快赶超资本主义国家，苏共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积极选树典型人物，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为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氛围。1935年8月，在苏联出现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不仅营造了劳动竞赛的气氛，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发展。如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影响下，顿巴斯某些煤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德国鲁尔工业区工人高出l倍，高尔基汽车厂的某些锻工打破了福特汽车厂的生产定额，列宁格勒的一些制鞋工人创造了比捷克斯洛伐克制鞋厂工人劳动生产率高出50%的纪录。“斯达汉诺夫运动”出现后，迅速引发了各条战线的劳动竞赛运动，在全国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和突击手。在卫国战争期间，当苏维埃政权面临法西斯的侵略，国家处于危亡之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围绕“爱国”“反法西斯”两大主题，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政权、抗击法西斯侵略和恢复发展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改革时期，尽管苏联最终在改革的方向上发生了转变，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改革中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始终在宣传和解释党的改革政策。所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主要经验。

（三） 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

苏共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始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实施，具体表现在坚持部门间的联动、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整体构建、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综合实施。一是坚持部门间的联动，建立了联动机制。苏共始终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意识形态部门和专业工作人员的事，而是全党的事业。为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从斯大林时期苏联就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思想政治教育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这些组织体系，既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苏维埃政府，也包括共青团、工会、合作社以及学校、研究院和高等学校等教育科研机构，通过党、政、工、团、妇的齐抓共管，共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保证不同部门间联动的有序运行，苏共特别强调部门间的协作与配合，要求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系统应该像一个十分和谐的乐队那样发挥作用，在这个乐队中，每种乐器都要发出声音，但是，为了保证演奏的和谐，需要发挥党的指挥作用。二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整体构建。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十分丰富，涵盖的范围也比较广，既包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也包括劳动教育、经济教育和无神论教育，并且不同的教育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党的工作重心的调整不断丰富和完善。如苏联的政治教育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略有不同，革命战争时期，特别强调突出阶级教育，强调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而在和平年代，政治教育的重心发生转变，突出法治教育、人权教育和公民教育。三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综合实施。苏共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注重方法的综合运用。除采用传统的理论灌输法外，还运用实践教育法、榜样示范法、思想批判法、艺术感染法等。

二、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教训

苏共的亡党和苏联的解体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苏联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总结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思想理论建构上的教条与背弃，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空场，三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一） 思想理论建构上的教条与背弃

思想理论建构上的教条与背弃是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教训。这一方面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他们一再告诫人们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采取了科学态度，他没有固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化。斯大林在其执政的30年间始终高举列宁主义旗帜，不断发展列宁主义学说，使得社会主义在一国内建成并向世界扩散。但是，我们也看到，斯大林在坚持和发展列宁主义的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教条主义倾向，他不仅从列宁那里教条主义地引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只言片语，还在党内制造了新的教条和“原则”。他的党史著作《联共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语言学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成为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圣经”，只允许人们引用、注释，不允许人们阐述、发挥，把生气勃勃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化的、脱离实际的教条。另一方面，它还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抛弃。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虽然声称“苏共的全部活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但实际上党的指导思想在“非斯大林化”的旗帜下日益向人道主义转向，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严重冲击。“全民党”“全民国家”成为苏共的理论基础。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彻底解除了理论武装，根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戈尔巴乔夫不仅公开批判共产党的“极权主义”与“专制制度”，还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

（二） 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空场

作为一项社会性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表现在它为特定的阶级服务，着力于生产和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弘扬和维护社会主流价值观，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非意识形态功能，它在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它关注人的发展，回应人的现实关切，促进人的主体人格的发育。但是，苏共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位中，仅仅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党的工具和手段，过多地强调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功能却忽视或无视，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空场，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在苏联不同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人仅仅是一颗“螺丝钉”，是机器的一个部件，苏共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将人培养成为适应社会需要、完成党的任务的一个部件，它从没有真正尊重和满足群众的需要，也没有及时回应和关切群众的诉求，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更多地体现工具价值，未能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另外，时代的发展要求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社会的变化，对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做出合理解释，对群众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给予关注并帮助解决。反观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其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所宣传的理论严重脱离群众的现实生活，思想理论没有与群众的现实相结合，导致群众对思想理论问题不关注或很少关注。比如，在整个“后斯大林时期”，苏共在社会发展阶段、市场经济、民族问题等方面都进行了理论创新，但是，这些理论成果没有准确地反映当时苏联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严重偏离了群众的预期。如“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掩盖、回避了苏联社会现实的困难和问题，偏离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它仅有空洞的理论，没有实施的具体步骤，也缺乏实现的方式方法。这个理论刚刚提出，就引发了苏联民众的疑问和困惑。1970年，根据克格勃的监控材料，一名苏联作家在私人谈话中透露：“我已经不只是不相信能够建设共产主义，甚至还不相信，需不需要建设它。”又如关于“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理论，它完全忽略了民族间的差异，将不同情况、不同发展状况的民族生搬硬套到一起，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引发了一系列民族问题，直接促使大俄罗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关于思想理论脱离现实生活这个弊端，苏共领导人也有着清醒认识，正如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中所说：“讲话与实际生活脱节就会使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努力一文不值。不管我们做多少报告，讲要关心人，批评生硬作风和官僚主义，但只要有一个人在机关里、在大街上或在商店里受到粗暴的对待，这些报告就会化为乌有。”[4]114但是，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严重影响了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发挥。

（三）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

在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现象普遍存在。教条主义不仅表现在对待理论的态度方面，还表现在对待现实问题的态度方面。如正常的学术文章发表，“如果在他们写的文章里，特别是在开头和结尾的地方，突出地引用一些列宁语录，有时候就可以使本来会成问题的材料在审查时获得通过”[5]9。而如果与这个理论相悖，就得不到出版的许可。同时，教条主义还表现在对待西方的意识形态一概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西方国家的宣传报道全面不顾这些国家的发展现状，闭口不谈成绩，只谈问题和腐朽之处。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主义有很多表现。一方面表现在以会议落实会议，落实不够。如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关于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的各类决议和文件多如牛毛，但是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上级单位开会、出台了文件，下级单位就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大家并不关心实际上的贯彻效果，更关心表面上的形式。另一方面，表现在抓表面、外在的形式多，抓具体的工作内容少，真正落实的就更少。反映在书报出版领域，更多在总结出版了多少新书、新的杂志，追求装帧的华丽、漂亮，对民众的需求考虑很少，甚至根本不考虑有没有发行的必要。这些情况其实苏共领导人在当时已有察觉，如波利扬斯基在1966 年11月10日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了苏联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他说：“我们太醉心于创办新的杂志、新的报纸。例如，《信使》杂志。谁需要它，它的对象又是谁？而这份杂志却在我们这里发行着，有人读它。”[6]128对民众的宣传教育工作，片面地强调进行了多少次宣讲，讲了多少课，并不在乎结果、质量和具体效果。

参考文献：

[1] 贾文华，高中毅.苏联教育[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

[2] 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苏]米定斯基.苏联的人民教育[M].李敬永，陈侠，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G].辛华，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 [美]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下册[M].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翻译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7.

[6] 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1卷[G].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叶厚隽〕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Soviet Union

SHI Sheng-li1, 2
（1.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Yichang 443002, China; 2.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viet Communist Party（SCP）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also left painful lessons. Review of 90 yea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we can see the effects of Sovie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n China.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sum up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eriod of Soviet Union period and to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The Soviet Un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istorical experience; lessons

作者简介：时胜利（1977-），男，满族，河北承德人，讲师，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Y014）

收稿日期：2015-08-11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1−004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