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光绪“庚子西狩”对河南民间的骚扰

陈德鹏（平顶山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慈禧、光绪“庚子西狩”对河南民间的骚扰

陈德鹏
（平顶山学院 政法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摘 要：从慈禧带着光绪帝西逃到回銮，河南遭受兵差滋扰之苦、供奉粮饷之难和迎接回銮之累，因而，对于河南百姓来说，不啻于一场灾难。

关键词：河南；民间；骚扰；“庚子西狩”

关于慈禧、光绪西逃，学术界已经有不少研究，但其成果大多散见于各种相关论著中，尤其是此次“西狩”对河南的影响，少有专门的探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等原始资料也罕见利用。本文拟就所见电报档、军机处录副奏折，结合锡良、于荫霖的奏疏，以及地方志等史料，简要梳理一下“庚子西狩”对河南民间的骚扰。

一、兵差滋扰之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役的失败，使京畿地区沦于敌手，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西狩”，山西、河南成为拱卫西安行在的第一线，也就成了兵差滋扰的对象。

慈禧西行后，为了保护自身安全，不断谕令各省调兵拱卫。河南因兵力不足，巡抚裕长增募四营，与原有马、步七营，每营添足五百人，以加强豫省兵力[1]117。闰八月，岑春煊奏联军抵达保定，诚恐西趋，清廷谕令：“河南、山西防务最关紧要……着裕长、于荫霖、锡良通饬分扎各营，酌度地势，迅速办理。敌情叵测，万不可因现办款议，稍懈军心。”[2]九月，两宫驻跸西安之后，又令董福祥、程文炳统率所部，分驻潼洛、河北（这里指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区）一带，“择要严防”[1]209。十月，新任河南巡抚于荫霖为了加强河北地区防务，奏请调记名总兵李南华、游击刘应贞和山东登州镇总兵夏辛酉来豫[3]。因夏辛酉刚被山东巡抚袁世凯调回，清廷令李南华、刘应贞调归于荫霖差遣[4]。十一月，于荫霖又奏调拔贡知县陈正源等二员差委[1]264。不久，清廷还令宋庆在马玉昆所统三十二营内酌拨若干营赴豫分扎[5]706。直到次年三月中旬，议和大局已定，程文炳所率五省援军十五营才撤回，而宋庆、马玉昆所部则仍在豫省河北地区驻扎[5]782，为后面的两宫回銮保驾。

各省援军和随扈各军来源庞杂，纪律涣散，剽掠成性。对此，山西巡抚岑春煊抱怨说，援军比八国联军还可怕，“洋兵虽图西进，果能因应得宜，或尚易止。可虑者，驻晋客军庞杂。如马玉昆所部，现驻晋者，尚有二十余营。该军半系溃勇，专以剽掠为能。又，方友升、张德朝所统两湖之军，多半票会匪类，将骄卒悍，统驭实难”[5]768，可谓“援军猛于洋鬼子也”！驻豫各军也是如此。据陕西布政使端方奏，骚扰河南的军队以安徽援军为最，其次是江西援军，他们在新安县打死车夫骡子，在硖石镇谎称丢钱勒索驿丞赔偿，在荥阳短发车价、强拉马匹、殴打家丁和车户[6]。

与此同时，地方胥吏也借兵差之机搜刮百姓。豫抚于荫霖奏称：“自屡过兵差，所需草束遂藉端加倍……查陕州大小客店共六家，兵差滋扰不堪。店户衣服被兵抢掠，控州代为要回……至马号应用麸料、草束，经管号家人段姓以过兵为名，多索麸料，折价勒交：其草先以三斤为一斤，后乃以十二斤为一斤。民不堪苦，咸为切齿，至聚众数百，将期寻杀，该家人逃至灵宝藏匿……旋据该州境五路小饭店公同呈诉内称，各饭店常被州号勒索。支应麸差向交湿麸，照京斗每斗约重六斤，每日交麸八斗九升四合，共重五十余斤；交麸一石，向发价银一两，立有碑记可查。近来麸差加重，复勒交干麸，甚又每斗改为四十斤，日交斗数如前，净重三百五十余斤，应得麸价分文不发……此外，旧章尚有摊自民间者，每亩捐钱三十文，每年约共收钱六千六百余千。本年该州商同局绅，两次每亩地复加派四十文，民已交怨；嗣又藉办兵差，每亩又添派二十文，百姓哗然，遂有先缴农器，而后来州算账之举……灵宝县……兵差过境，有先兵而逃者，有后兵而归者……麸料、草束向系民间支应，尚未格外加增，但催取时，差役轮流下乡，需索饭钱数十文或一二百文，为数无几，而催索频烦，乡民未免恶其滋累。阌乡县……马号草料取之民间，号麸征之饭店。本年兵差，马号即藉此为词，多加数目。草料由乡间加摊，系属众力，惟麸片只有饭店两家，未免苦累，致有怨声；且催取时系差役经手，每遇下乡，动辄需索饮食，或数十文至百余文不等，名曰‘催费’。”[7]294−299

二、供奉粮饷之难

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后，一切用度，全靠地方供奉。七月二十三日，慈禧借用怀来县印寄谕河南：“朕钦奉慈舆暂行巡幸山西，随扈官兵为数众多，饷项一切，深虞不继。所有河南应解京饷，著裕长提前筹措，全数解送山西，切勿迟误。”[8]到西安之后，岑春煊奏称：行在需粮浩繁，陕西适值荒歉，米价奇昂。清廷“即着（豫抚）裕长，无论何款，速提银十万两购买米麦，由陆路迅即运陕”。又令调拨河南赈余粮三、四万石运赴行在[9]。到十月二十五日，河南先后运大米一万七千余石至陕西[7]280。十一月，河南又“将司仓备荒京斗小麦一千七百石，黄豆八百石，共二千五百石，作为头批，委候补知县吴寿祺等管解；又京斗小米二千石，小麦五百石，共二千五百石，作为二批，委候补知县胡德元管解”[5]316。此外，还有光绪二十六年河南应解直隶军饷十万两，于荫霖“于无可设法之中，勉力挪凑银三万两”解赴行在[10]。

采办这些粮食，豫省抚藩诸官固然少不了折腾，而对于百姓则不啻灾难。

其一是河南连年灾荒不断。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至二十七年（1901年），河南很多州县连年灾荒。例如：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有人奏“豫省连年歉收，今年遽遭阴雨，秋禾尽淹，灾重地方与光绪三年相同”[11]713。其他省的灾民也流向中州，“河南地方，流民络绎而来，不特山东兰、郯等处之人，即江北徐海各属灾民亦复接踵而至”[11]719。光绪二十五年春，“河南被灾州县，粮价甚贵，小民转徙流离”[1]775；夏，“河南省雨泽稀少”[11]851；接着，“河北三府，本年秋禾歉收；经冬无雪，二麦不能播种，灾情甚重”[11]1001。光绪二十六年七月，豫抚裕长奏：“河北三府暨开、归、河、陕、汝等属，旱灾已成”[1]111。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兰仪、考城两县被水灾[1]413。同时，官府苛敛较以前有增无减。例如：有人奏，豫省丁漕折价过重，“州县征收钱粮，竟有每两银折价至三千文以上者。似此任意浮收，殊属不成事体”[11]945。裕长覆奏说：“豫省征收丁漕，并非概有赢余。现拟择尤酌减，定价完钱之处，至多不得过二千六百文；汝、光所属，内有差徭，以三千文为率，不准再加。”[11]988这实际上承认了完粮折价过重的事实。其他还有州县办案，“勒掯钱财；征收钱粮，加派苛罚；又复私自变卖仓谷”[11]989。因此，从河南购买粮食供奉行在及随扈各军，无异于夺民口中之食，以致阌乡等县“绅民不许米粮出境”[7]318，供奉行在之米石到此受阻。

其二是运输困难。“由豫西行入陕，路最崎岖，往往危岩峭壁中仅有一线行径。当此冰雪填拥，路狭泥深，人畜均难跋涉，粮运艰阻”[7]280−281，何况“考城、兰仪、商邱、鹿邑、夏邑、渑池、灵宝、阌乡等县……地僻民贫，并无大车可雇”[7]284，复又“自闰八月以后，东南各省方物、粮饷、军械络绎而来，冲要处所动辄需车数百辆不等；河南府陕州一带，向非商贾辐辏之区，原备之车不敷”[7]319，而“旬余以来，连番大雪，西路既多深沟，并多山险，由铁谢运至会兴镇三百数十里，泥淖股胫，日行十余里，沿途骡马倒毙，车夫多弃车而逃。现自陕州之会兴镇运至西安，车脚每石加至银三两，驼价每石加至银三两五钱，尚皆裹足不前”[7]281。

此外，河南还要疏通驿传。河南原为陆路交通枢纽，驿站甚多，但清代驿传主要是由南向北，东西向的驿站则较少。为了沟通行在与东南各省的联系，河南就不得不重新设立驿站。于荫霖奏道：“东南诸省本折文报，向系取道中州北上。现在乘舆巡狩长安，西路限行文件络绎不绝，向不当站州县一旦变为冲繁通衢，不能不变通整顿，以肃邮政……一切文报向由河南北上者，今皆改道西行；地方向非通衢者，今皆成为大驿。加以军情转运，文报紧急，五六百里排单源源而来，各州县额设驿马无多，难资周转……拟请自归德府永城县起至陕州阌乡县止，共二十二驿；酌量分别一驿或添马十五匹，或添马十匹，总计添马三百五匹。所需马匹由各该州县赶紧自行采买，入解当差。”[12]在供奉行在和军粮运输本已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虽区区三百余匹马，购买起来，又谈何容易！

三、迎接回銮之累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底，慈禧、光绪帝由西安回銮。自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五日进入河南境，至十一月十二日出境，共计两个月零八天（锡良计算是六十九天），驻跸二十五处、饘十四处、进茶四处[5]862−890，各项费用达一百八十七万余两[14]234−235。

对于各行宫的情况，我们可以从一则地方志的记载中略见一二：“行宫墙壁，以红黄色涂之，辉煌耀目；门屏格扇，都令雕刻极其精致；御榻用黄缎绣，龙墩、厕所皆以红毡叠铺；御膳房所需一切器皿皆新置，大厨房山珍海错，每味各归一处专司。”[13]58虽说“此次启銮回京，一切用费，均开正款，不至扰累民间”，且免所过之处当年钱粮[14]158，“而贸易佣趁，转得藉谋糊口”，但“民间不惟无丝毫扰累”[14]194恐怕难免粉饰之嫌。

在阌乡县，时值饥馑之后，跸路大臣黄履中因原有官道崎岖不平，竟要铲除农田即将成熟的庄稼修路。县令邓华林认为，等农户收完庄稼之后再修路，亦为时不晚，黄氏勉强同意，农户秋收才得保全。该县阌底镇是进入河南的首站，“豫抚松寿先半月而至迎供，河南各司道大员除藩司外皆预至迎候，其各部扈从公馆将该镇附近村庄尽行占用，车马招自邻境，拥排数里……两宫一至，从官山积，马如云屯。一宿即过，而物品抛弃狼藉……是役也，费用耗滥虽正款，由上发给，而地方不堪其累云”[15]72−73。民国《陕县志》也说：“是役也，所过之处，供张甚丰，而余物抛弃狼藉，虽开支正款，地方已不堪其扰。某生咏行宫七绝二句云：无限苍生膏与血，可怜只博片时欢。”[13]58

在洛阳，河南知府文悌为了迎接回銮，向河南布政使延祉要银八万两，延祉只给三万，文悌“怏怏而回，仍就地罗掘以供所需，故一切部署，无不力从丰赡”；“沿途烽候堆房，皆一律新修，焕然耀目……行宫，则局势宏丽，陈设皆备极精好。（当地人）谓文守惨淡经营，已逾数月，殊不免有人劳鬼劳之感想”；“行宫工程，原估二千四百串，现用至三万余两”；“又以重贿深结李莲英，终日在李室，手持水烟袋当户而立，与出入官员招呼点首以示得意。豫中同僚，皆心鄙之。”[16]101−102次年正月，文悌即迁升贵西道，时任豫抚的张人骏见面后说：其人“伪多诚少”[17]152。然而，豫省官员想趁此讨好慈禧、李莲英以求升官发财者，又岂止一个文悌？故开封有民谣说：“银如山，金满屋，不要钱，李太叔（指李莲英）。”[18]6说的是李莲英索贿金银如山，还说不要钱。正因为随扈与赶赴行在的官员行贿受贿、敲诈勒索公行，才出现了有人“冒充王公仆从，于各州县供给，恃强攫食毁器”[1]435之事。

总之，拱卫行在、供奉粮饷和迎接两宫回銮，对于河南官员是一次表现“忠心”的大好时机，而对于沿途的河南百姓，说是一场劫难，亦似不为过。

参考文献：

[1] 清德宗实录：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电报档[Z].档号：1-01-12-0 26-0184.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电报档[Z].档号：2-02-12-0 26-0083.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电报档[Z].档号：1-01-12-0 26-0297.

[5] 续修四库全书：44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录副奏折[Z].档号：03-6036-039.

[7] 于翰笃.于中丞（荫霖）奏疏[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电报档[Z].档号：1-01-12-026-0048.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电报档[Z].档号：1-01-12-0 26-0154.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录副奏折[Z].档号：03-60 36-039.

[11] 清德宗实录：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录副奏折[Z].档号：03-66 55-012.

[13] 民国陕县志[Z].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14] 锡良.锡良遗稿：奏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 黄觉.民国新修阌乡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86.

[16]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7] 张守中.张人骏家书日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18] 王天奖，邓亦兵.辛亥革命在河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牛建兵〕

作者简介：陈德鹏（1961-），男，河南光山人，教授，博士。

收稿日期：2015-04-17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6）01−013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