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气与唐代妇女体育

惠弋



社会风气与唐代妇女体育

惠弋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法, 探索、研究唐代妇女体育的时代特色，认为唐代妇女体育以其内容丰富、参与广泛、观念崇尚健壮武勇、体育文化交流频繁等特点呈现繁荣景象，而唐代优越的客观条件加之社会风气的深刻变化，诸如开放的思想风气、三教融合的文化色彩、空前的民族文化融合、相对弱化的男性中心倾向等则是导致这种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

唐代；体育文化；社会风气；妇女体育

1. 前言

自从奴隶社会开始，古代中国历朝统治者对宗法礼制不断予以肯定和加强，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丧失了参加体育活动的起码权利，因而妇女体育几至于湮没无闻。但到了唐代，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所致，社会风气发生巨大变化，宗法旧礼受到强烈冲击，妇女地位得到相应改观，其生活也获得了空前的相对自由，广大妇女参与体育活动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阻力。唐代妇女体育也以其内容丰富、参与广泛、观念崇尚健壮武勇、体育文化交流频繁等特点呈现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景象。

2. 唐代妇女体育特点

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较，唐代妇女体育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内容丰富多彩、活动参与广泛、观念崇尚健壮武勇以及体育文化交流等方面。

2.1内容丰富多彩

唐代妇女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多采，多带有休闲、游览、娱乐、表演性质，且受民俗和节令的制约，一般在春季三月风和日丽之时进行[1]。如女子骑马是兼具休闲、游览等特征的健身活动，“骏马娇仍稳，春风灞岸晴”，无名氏的《美人骑马》对此有生动描绘。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了虢国夫人在众女侍护卫下乘骑游春踏青的情形，可以为此作形象注脚。踏球、抛球、秋千等基本上是女性游戏。《内人踏球赋》(佚名)描述了宫内女伎在球上作舞的情况；“五彩绣团圆，登君玳瑁筵”(刘禹锡《抛球乐词二首》)，抛球游戏经常作为酒筵上的助兴节目；相比踏球、抛球，秋千活动开展则要广泛的多，王建的《秋千词》、刘禹锡的《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之十六与元稹的《杂忆》五首之二等，妇女开展秋千活动的真实写照。妇女也参与蹴鞠活动，主要是竞技性较弱、活动量较小的白打场户，“寒食内人长白打，府中先散于金钱”(王建《宫词》)。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绢画“仕女围棋图”，证明唐代的女弈风气已经波及到少数民族地区。除了适宜女性特点的体育活动在妇女中开展比较兴盛外，妇女还和男子一样挥杆击球、骑马射猎、竞渡拔河、弹棋博奕。如唐代马球流风所及，不少妇女也和男子一样挥杖击球，陕西长安韦泂墓出土的击球女俑、 江苏邗江出土的打马球画像菱花镜，就是唐代妇女开展马球运动的形象例证。

2.2活动参与广泛

唐代的女性,受传统束缚较少,能够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追求自我的发展。因此,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甚众，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其普及程度与参与人数，是历史上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的，上至贵人妃嫔，下到平民百姓，无论夷夏之分、无论地处塞北江南，都有大量的妇女涉身其中并好此不疲[2]。其中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由于享有政治特权，并拥有富足的经济、充裕的时间做保证，加之为满足王公贵族欣赏需求等因素所致,能够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并对社会其他阶层妇女体育活动开展提供示范。诗人王建的《宫词》采用组诗形式，描写宫廷妇女游艺生活，所涉项目众多，有乐舞、打球、竞渡、射猎、弹棋博奕等，是唐代宫廷妇女体育生活的生动写照，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流风所及，就连社会地位低下的广大平民妇女以及优伶、伎女等,也都能在闲暇的时间,加入到体育活动的行列中去,民间妇女体育活动情况也可见一斑。

2.3观念崇尚健壮武勇

与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以秀骨清相、举止婀娜为女性美迥异其趣，唐人审美则继承魏晋伟丽形体观念，同时受到踺陀罗艺术和北方民族强骨丰肌、伟岸有力的观念的深刻影响，崇尚丰颐之美[1]。唐代妇女崇尚以健壮、丰颐为美，唐代女性美的典型代表杨贵妃就具有丰腴的体态,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杜甫的《丽人行》)，这与时人推崇的女性美标准不无关系。而唐人尚健美的趣味同样可从唐人的绘画、雕塑作品中可见一斑。张萱《虢国夫人出行图》是唐代仕女画作的代表，画中八骑人马，丰姿绰约，体态自若。周昉作仕女多为浓丽丰肥之态，其《内人双陆图》被认为是名意靡丽的典范。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绢画《仕女围棋图》，人物丰满浓艳，正象张萱、周昉所画的“缢罗人物”。而西安灞桥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新疆阿斯塔那垂拱四年(688)张雄夫妇墓出土的彩绘骑马女俑等也以丰骨细肌、浓丽窈窕为显著特征。

唐代的尚武精神同样波及妇女体育活动。打球、竞渡、拔河等活动，历来被视为男子竞逐的舞台，也留下了妇女的绰约风姿，对此唐人赞诗甚多。舞蹈类的“剑器”脍炙人口，可说是直接由民间武术经过艺术加工和创造发展而来的，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气势磅礴，将唐代妇女的飒爽英武刻画的淋漓尽致。而女侠更是成为晚唐小说的重要现象，在宋人李昉的《太平广记》所收录的唐传奇里，就有不少技艺非凡，精神高洁的女侠，较为著名的有聂隐娘、红线女，贾人妻、荆十三娘等[3]，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我们不难从中领略唐代妇女尚武、习武的浮光掠影。

2.4体育文化交流频繁

有唐一代，国内外、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交流频繁，体育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西、东、北、南各民族来唐进献乐舞的情况相当普遍，中原乐舞也随之流传四方[4]。贞观年间，已有百济、新罗(今朝鲜半岛)遣使献乐，百济伎乐一度列入太常乐部；盛唐之时，由于玄宗对乐舞的酷爱，来唐献乐的事例逐渐增多，开元年间就有西域康、米、史等各国来中原献舞；咸亨至开元年间，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曾多次遣使来朝，进献歌舞；贞元年间，时剑南节度使韦皋率领包括南诏在内的八个云南城国进献“夷中歌”等民族歌舞；其后不久，骠国(今缅甸)也派遣使者进献具有浓郁骠国色彩的乐舞。其中“胡旋”、“胡腾”、“柘枝”等西域少数民族舞蹈以其豪放、健朗的性格与矫捷、明快的风貌，契合当时人们的欣赏要求，逐渐流行于宫廷，进而波及到民间。“剑器”本是西域传来的风俗性舞蹈，经过著名舞者公孙大娘的加工和创造，使这个舞蹈更加完美动人，杜甫就是于大历二年(767)在四川夔府观看李十二娘的剑器舞表演后而创作了《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的不朽篇章的。而西域乐舞“龟兹乐”传入中原后，经改编后又由中原传到南诏，深受当地人们的欢迎。起源于北齐、盛行于唐代的假面舞蹈《大面》(又称《兰陵王入阵曲》)也在这个时期传入日本，日本现近的雅乐舞蹈《兰陵王》仍然保存了某些中国古代舞蹈的影子。在少数民族地区，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绢画《仕女围棋图》，说明中原的棋弈活动在少数民族地区女子中也很受推崇。

3. 唐代社会风气变化

唐代妇女体育的繁荣，绝非出于偶然，它是当时难得的客观条件和社会风气完美结合的产物。客观条件不再赘述，此处仅谈社会风气。

3.1开放的思想风气

建唐伊始，唐王朝即对外实施全面开放的方针，对外国和国内少数民族就采取较为平等的态度，太宗曾自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至开元年间，与王朝开展交往者，包括东起日本、朝鲜半岛，南到南亚次大陆，西及中亚细亚以至地中海沿岸，北至蒙古、西伯利亚等诸多国家和地区[4]。在此背景下，唐人思想风气也更为开放，对外来文明来者不拒、好者汲之，在新奇、喜好外来文明的的同时，逐渐形成一些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情趣，中外、胡汉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3.2三教融合的文化色彩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学逐步确立了其在思想界的正统地位，社会体育思想丕变，首开重文轻武的先河，社会风气崇尚柔弱[1]。而李唐统治者出于自身的需要，自开国之君李渊开始，就制定了较为开明的文化方略，对儒释道三教采取兼蓄并用的政策。三教于既相互斗争又多元并存而且互补的和谐状态下，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尤其是道释二教，从而与儒学一起构成唐代文化的主要内容，进而以儒学为主导、佛道二家起辅佐功用，共同铸造着刚健有为的唐代体育文化精神和灵魂，并对唐代妇女体育产生深刻影响。

3.3空前的民族文化融合

自两晋南北朝以来，我国经历了空前的民族大变动，原来居住于西、北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先后进入黄河流域，并逐渐与当地汉族人民融合，为华夏文化增添了许多新的色彩，也对重文轻武之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李唐王朝起家于当时的“五胡”杂居的河东太原一带，初唐皇族又多有少数民族血统，导致胡风日盛一日，一改汉代以来的柔弱之风，转而崇尚健壮武勇，唐代妇女也因而风气开放[5]。

3.4相对弱化的男性中心倾向在中国古代，妇女受封建礼教束缚甚为严重，社会地位低下，男尊女卑现象较为普遍。而唐代是个开放型的社会，儒释道三教融合无形中削弱了“儒教”的正统地位，礼教对于妇女的束缚并不严重，社会还没有形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而由于出身原因李唐王朝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较为深刻，受中原文明的影响相对较少；加之武周母仪天下对男尊女卑旧礼的强烈冲击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男尊女卑的现象，使得唐代妇女的地位得以改观，而其生活也获得空前的自由。

4. 结束语

在唐代社会风气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氛围里，唐代妇女体育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给唐代文化注入更多刚健强悍的气息，从而使得唐代体育文化品位更高，内涵更加深厚丰满。而唐代以后，宋明以迄，整个中国的体育精神渐趋衰落，妇女体育活动也胜景不再，女性以婀娜的举止代替了唐代妇女健与力的组合，病态成了女性美的典范，杜甫笔下造诣高深的剑器舞高手也成为妇女体育赞歌的空谷余音。

[1] 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编.体育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64；56；39.

[2] 庄华峰等.唐代妇女与体育[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5)：28-31.

[3] 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36-237.

[4] 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4；348.

[5] 谭华主编.体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76-77.

惠弋(1972.9-)，男，汉族，研究方向：体育历史文化，讲师，南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10.16730/j.cnki.61-1019/g8.2016.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