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供给侧思维破解电动车难题

汪燕

·首席论衡·

以供给侧思维破解电动车难题

汪燕

近日，深圳、北京、广州等城市对电动自行车的限行、禁行措施引起了广泛争议。有点赞者认为这是解决城市交通安全隐患的治本之策，但也有评论者认为这种一禁了之的做法简单粗暴，甚至是懒政的表现。

电动自行车因其方便、快捷，在城市半径不断扩大和公共交通配套不完善的背景下，已经成为中国各大小城市道路上的一大街景。据业内统计，中国目前电动自行车市场保有量已超过2亿辆。它是一些上班族在“公交不到、走路太远、开车不便”的通勤距离之间往返的代步工具，更是快递小哥、送水工、装修工人等赖以谋生的依托。

随着电动自行车群体的不断庞大，野蛮行车的事情时有发生，客观上也带来了安全事故的增加。但是，我们是否能就此否定其作用并对其赶尽杀绝呢？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在出台政策前，有关方面是否就以下问题进行过调研和思考呢？

其一，电动车乱象谁之过？电动自行车事故高发，骑行者安全意识淡薄、违反交通规则是主观原因，而电动自行车的超标生产造成的超速、超重则是客观原因。据称，17年前我国就制定了电动自行车的国家标准，作为对自行车的替代，当时的标准是“时速不超过20公里、重量不超过40公斤”。按照有关规定，产品标准应该每隔五年修订一次。然而十多年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转变和电动自行车生产技术的进步，原先的标准早已跟不上市场需求，却不知何故始终未修订，而事实上目前市场上也几乎找不到“国标车”。在国家标准形同虚设的情况下，一些不良厂商在提高车速的同时，却没有按照车速要求提高相关部件的质量，增加了安全隐患。没有超标生产，就没有超速使用。试问电动自行车行业的野蛮生长有没有管理缺位的责任？

其二，禁行电动车利于谁？北京部分道路禁行电动车后，上班族因绕行增加了路途时间；深圳“禁摩限电”后，当天快递公司70%的派件任务未完成……如果说禁行电动车是顺应了百姓提升交通安全的民意的话，且不说电动自行车增加安全事故比例的结论究竟有多少科学性，仅由此带来的生活生产不便和增加的成本是不是对民意的另一种违背呢？这是涉及多方利益的复杂问题，政策出台前，有关方面是否进行过权衡呢？

其三，除了禁行还有无别的良策？假如一有安全隐患就一禁了之，那我们就根本无机会享受汽车、高铁、飞机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一刀切禁行电动车的做法相当于“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杜绝了那些横冲直撞的驾驶者的同时，也剥夺了那些正常安全行驶人的“路权”。相关决策者是否可以在存与废之间设计一个“中间地带”，兼顾各方利益呢？

电动自行车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同步发展起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产物。从当前多数城市产业结构、公共配套、生活方式的现实考虑，电动自行车短期内还是无法完全取代的交通工具。所谓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既然是市场需求的选择，相关决策者不妨从供给侧的角度多思考破解之策。

在产品供给方面，加快完善市场监管。把对电动车管理的端口前移，加强对电动车生产和销售的管理，从源头上杜绝问题产品、超标产品流入市场，从而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在安全供给方面，提高安全保障水平。及时修订电动自行车行业标准，使产品安全标准更加明确和规范。引导电动自行车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增加技术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此外，还可以考虑推出针对电动自行车事故的第三者责任险，分散事故风险。

在政策供给方面，改善城市管理方式。相关决策者在考虑执法管理方便之外，还需要多多体察和感受百姓的需求，综合平衡疏与堵、成本与效率、安全教育与处罚管制的关系，提升城市综合管理能力。

单纯地限制和禁止，无论如何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作者为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副主任、《浙江经济》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