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智库概况及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 袁莉莉 杨国梁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190

英国智库概况及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

■ 袁莉莉 杨国梁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190

[目的/意义]智库作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在世界各国的内政和外交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英国是一个智库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因此对其智库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利于通过借鉴其成功经验，促进我国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方法/过程]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调研的方法，从英国智库的发展演变、主要特点、类型和功能四个方面展开梳理和调研，并进行系统总结。[结果/结论]本文结合我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如结构不合理、独立性不强、专业化不高、影响力薄弱等问题，提出针对我国智库建设与发展的若干思考。

英国智库 中国智库 政策影响 决策支持

1 引言

智库，是指一个由多方面的专家、研究人员组成的多学科的政策研究或者咨询机构，通过对社会、经济、军事等多领域进行研究，达到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支持的目的，其目标定位是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大众，通过各种研究成果和公共媒体影响社会舆论和公共政策的制定[1]。智库作为政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在世界各国的内政和外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智库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新热点。根据最新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5年思想库与公共社会项目”报告，全球共有智库6618个，其中美国1830个，中国429个，英国287个，分别位列第一、二、三名，英国智库占总数的4.33%。在全球智库综合实力前150的排名上，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简称Chatham House）排名第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简称IISS) 排名第九，大赦国际（简称AI)排名第十一[2]。

根据以上报告可知，英国是世界上智库发展水平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因此对其智库展开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国际范围来看，英国的学者对本国智库的研究最为深入，比较著名的智库研究学者有西蒙•詹姆斯（《思想的经纪人：智库对英国政府的影响》）、黛安•斯通（《政治的边缘：英国智库的影响》）、马克•加内特和安德鲁•邓哈姆（合著《英国智库和舆论环境》）、菲利帕•谢灵顿（《形成政策议程：智库在欧洲的活动》）等，而外国学者对英国智库研究的文献则较少。从国内来看，经全面检索现有的智库相关文献后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对国外的智库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单独针对英国智库的研究较少。国内研究英国智库的学者具有代表性的有陈广猛[3]、王军[4]、张新霞[5]等，而且其研究范围大多集中在英国较为著名的智库上。然而，英国智库在全球智库的舞台上占据独特的地位，虽然在数量上不及美国，但是其质量丝毫不逊色于美国顶级智库，如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国际战略研究所[3]。因此，对英国智库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不仅有利于通过借鉴英国智库的发展经验，促进我国智库的发展，在我国政府政策过程中取得一席之地；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政治体制的完善和经济的发展。

针对这一现状，本文以近30个典型的英国智库为研究对象，从英国智库的发展演变、英国智库的主要特点、英国智库的类型、英国智库的功能等这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旨在从整体宏观角度对英国智库进行概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智库的建设与发展进行思考。

2 英国智库的演化

作为欧洲智库的创始国，英国智库发展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可以追溯到1884年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1970年，智库被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在内阁建立的“中央政策评论部”（CPRS）首次使用。尽管该机构于1983年被撒切尔夫人废除，但“中央政策评论部”作为广为人知的智库却被流传下来。至今，英国智库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发展较成熟的体系。整体来看，英国智库的发展演变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3]：

2.1 第一阶段：19世纪

以“哲学激进派”（Philosophic Radicals）的出现为开端，通过其期刊《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更为广泛地获悉知情舆论，确保了其影响力的发挥。这种趋势在19世纪末由于费边社（1884年）的建立而得以发展，由于它们的“渗透”战术，早期的英国智库赢得了社会的信任。

2.2 第二阶段：20世纪上半期

在此阶段，大多数英国智库在两战期间得到了很大发展。例如：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简称Chatham House）、政治和经济研究所（PEP）和国民经济和社会研究所等。20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英国智库具有鲜明的特色，大多数智库都宣传自己的非党派属性，反对任何意识形态的动机，坚持它们实用的建议。如政策研究所和国民经济和社会研究所追求知识和政策的理性和实际贡献。外交政策智库如皇家国际事务会、联邦基金会（The Federal Trust）和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等虽常被结束战争和促进国际合作的理性主义目标激励，但是也采取了一种公正的形象和学术性的立场。

2.3 第三阶段：20世纪70-80年代

在此阶段英国智库趋于多样性、专业性和多元化方向发展。其典型代表是八十年代的“新右派”智库，带有明确的政党背景和意识形态倾向[6]。这类智库被称为“推销型智库”，主张回归经济自由和减少政府干预，例如：经济事务研究所、政策研究中心和亚当·斯密研究所等。它们为英国政治、经济危机提供预判，对撒切尔夫人任期内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帮助，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2.4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

在此阶段，为制衡“新右派”，英国出现了一批意识形态淡薄的新智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公共政策研究所、“狄莫斯”（Demos）、社会市场基金会（SMF）等团体。所谓“新智库”，主要是它们在思想上不同以往的传统智库，有新左派的风格，更具有“后现代性”。例如，公共政策研究所就是一个新左派智库，它与经济事务研究所、政策研究中心和亚当•斯密研究所等“新右派”智库同场竞争。“狄莫斯”被公认为第一个“后现代”的智库，成员多为青年群体，它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政治，试图获取超越政党和派别的思想支持。另外，新智库更加专业化，如致力于环境问题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IIED）、欧洲环境政策研究所（IEEP）和地球资源研究所（ERR）等，关注社会政策的家庭政策研究中心（FPSC）等。

3 英国智库的主要特点

3.1 党派倾向性强

英国智库之所以与政党关系密切，是因为与智库的生存密切关联。英国是一个两党制国家，分为右翼保守党和左翼工党。其中，右翼保守党宣扬保守主义，并成为英国主流的意识形态，其次是宣扬激进主义的左翼工党。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分化为本国智库提供了分化的思想土壤。按其党派倾向，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中左派智库（如费边社）、中右派智库（如亚当•斯密研究所）和中立派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7]。另外，英国智库常常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难，而其社会捐助事业发展程度不够完善，这使得智库不得不求助于政府或者政党。虽然依附于政党，通过借助政党的力量为智库在英国内政或外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却不利于整个英国智库体系的持久发展[8]。

3.2 资金来源多样化，力求独立

资金的筹集问题是世界各国的智库面临的共同挑战。只有筹集到资金，才能生存，基本工作才能开展。虽然英国智库党派倾向严重，但是为了维护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英国政府要求智库资金来源必须多样化。英国智库主要通过政府资助、欧盟资助、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信贷和研究委托五大渠道来筹集资金。另外，也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资金，如收取会费、出版专著、召开收费论坛或会议、提供有偿培训、咨询服务等方式。据观察，英国智库获取资金的多少与其决策影响力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那些具有较强政治倾向性或政府背景或主要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其资金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资助。如伦敦财政研究所，2011年研究资金总收入约600万英镑，政府资助约259.2万英镑，占比达43.23%，其余多为企业捐赠[9]。

英国智库对于资金的使用也有严格限制。研究项目委托方一般情况下不能向智库直接付费，并且不得指定资金的使用目的，资助资金由智库全权安排和使用，并设有最高资助限额。如亚当•斯密研究所（ASI）明确规定，每个企业每年度捐赠额度不得超过5万英镑[9]。此外，智库发布的研究成果和结论不需要征求委托方同意，委托方无权干预，包括无权修改研究成果。尽管英国智库因其党派和政治倾向性使得其在资金上得到了特定政党或利益集团的支持，但它们与政党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这就保证了智库在研究上的相对独立性[8]。

以上对于资金的约束和限制也是为了保证其研究的独立性和成果的公正性。而英国智库之所以获得今天的发展，产生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是与其保持独立性分不开的。只有不受制于委托方，独立于政府及利益集团之外，才能做到研究成果的中立和公正。英国智库的独立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组织独立、资金独立和思想独立。在组织上，能够自成体系、独立运作；在资金上，不受制于委托方，保证研究的公正和独立；在思想上，有自己客观、中立的价值观念判断，不屈服于政党或利益团体[8]。

3.3 研究领域广、成果质量高、实效性强

英国智库存研究领域广、成果质量高、实效性强。（1）由于国家政策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为了适应政策的变化，英国智库的研究范围也十分广泛，主要囊括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司法、教育、人口与老龄化、医疗与保健、儿童与青年、交通与基础设施、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军事安全、能源与环境、科学技术、外交事务、国际贫困与援助、反恐等；（2）研究成果质量高，建立了一套严谨的研究成果评审机制。如海外发展研究所对其所有研究报告（包括开题项目书、会议纪要及文献）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查；（3）研究成果的实效性强。英国智库一般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标，能够“想政府之所想”。智库的决策建议能否被决策者考虑或者采纳，是判断其影响力大小的主要标准。基于此，智库会紧跟政府需要，有的甚至提出科研工作要“紧紧跟上国家的决策进程”[9]。

3.4 研究人员来源广泛，鼓励流动性

研究人员是智库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他们在英国受人尊敬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英国智库研究人员配置和管理特点如下：（1）研究人员来源范围广，专业素养强。不仅包括来自在野党的政党领袖和官员、大学教授、企业家，还有刚毕业的博士生、退休的公务员。只要有好的想法，智库都欢迎。这些研究人员往往专业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并且创新能力强。凭借这些条件，可以对复杂多样的综合性课题展开富有成效的研究。（2）研究人员流动性强。英国智库鼓励人才的流动，并保持着合理的人才流动率。由于智库人员与政府、企业、大学、媒体等保持着频繁的交流，这就为他们的后期流动提供了便利的通道。流出的人员有的去了政府部门，有的去了大学，渠道多而广泛。如，海外发展研究所（ODI）人员流动率为 20%，在职平均每人工作5年。很多人离开ODI后去了政府部门，有的去了国际组织机构。改革研究所负责人说保持一定的人员流动率不仅利于个人的发展，也对智库的发展有利。因为他们往往可以去更好的职位，并且往往会带走较好的智囊[10]。近年来，被政府纳入到英国政界的智库研究人员的比例越来越高。如，布莱尔政府上台之初就邀请了一些他最欣赏的公共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到内阁任职[9]。

3.5 重视成果宣传、关注公众舆论

英国智库重视并擅长成果宣传工作，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也许与英国智库的制度有关，英国智库更加看重其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即对公众舆论的影响，来借此提高智库的地位和影响力，进而达到影响政策的目的。英国智库大多数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党性智库和民间智库。它们一方面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就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背景介绍和根源分析，并发出评论进而给出对策，以此提高公众关注度，并引导舆论导向，从而提高自身的影响力，最后达到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各种会议，举办讲座，邀请政府官员和知名学者到智库进行演讲或讨论。举办会议和讲座是智库发挥其决策力度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环节。如由荷兰亲王组建的比尔德伯格俱乐部，邀请过包括撒切尔夫人在内的政治家、媒体巨擘以及成功企业家讨论时事[9]。

4 英国智库的分类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Tim Evans指出，一个成功的智库应具有以下特征：研究成果丰硕且能对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能够取得决策者的极高信任；资金充足；与媒体关系好；具有满足赞助人需要或者帮助委托机构实现研究目标的能力等。按照英国学者的上述标准，英国比较成功的智库主要有以下10个：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亚当•斯密研究所（ASI），欧洲改革中心（CER），政策研究中心（CPS），改革中心（CFR），市民社会研究所（Civitas），“狄莫斯”（Demos），费边社（The Fabian Society），外交政策中心（FPC），公共政策研究会（IPPR）[9]。随着世界各国智库发展的多样化，各国对其智库的分类方法也各有不同和侧重。

4.1 一般的分类

一般而言，智库的分类有如下四种[8]：

第一，根据智库的性质划分为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其中，官方智库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政府出资组建的，隶属于某一国家机关或行政部门，为所属部门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政策建议，如外交政策中心；另一种虽是由政府出资，但是独立注册的。民间智库则主要是依靠社会资金建立的，如基金会、企业或者个人捐助。英国的大多数智库属于民间智库，如欧洲改革中心、市民社会研究所、民主托拉斯及保守党2000基金会等。

第二，根据智库的研究领域不同，将智库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智库。前者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国家的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均有涉及；而后者的研究方向又分为国际事务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科技研究、商业研究、军事研究等。

第三，依据智库的规模大小，可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主要体现在智库的年研究经费数目和研究人员的数量上。大型智库的年经费很高，在1000万英镑以上，且研究人员一般超过一百人；中型智库年经费不超过 1000 万英镑，研究人员在十到百人之间；而小型智库年经费一般不超过 100万英镑，研究人员只有十余人甚至更少。

第四，依据政党倾向性的不同，智库可分为政党倾向型和中立型智库。顾名思义，政党倾向型智库具有明显的党派属性，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拥护并倡导某特定的党派和政治思想。中立派智库一般没有明显的党派属性和政治立场。

虽然以上四种划分方法总体上适用于英国智库，但英国智库的发展又有其独到的特点，基于此我们分别从智库的党派特性和其隶属性质两个方面，对其进行分类介绍。由于英国智库明显的党派倾向性，基于此也可将其划分为三派：中左派智库、中右派智库、和中立派智库。

（1）中左派智库。主要有费边社、青年费边社、公共政策研究会、新政策研究所和外交政策中心等。它们通常与工党为首的左派政党关系密切或存在隶属关系而被划为中左派。费边社被看作是英国最古老的左派智库之一，在它成立的一百多年里一直为左派政党献计献策，对中左派政党发展贡献很大。青年费边社是费边社下属的第31个部门，隶属于工党，成员超过1000人，由议会研究员、学者、青年专家和政治活动家组成。1997年和2000年当选的年轻议员均为青年费边社成员[5]。公共政策研究会成立于1988年，是最有影响的中左派智库之一，它最辉煌的时期是在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执政期间，是布莱尔最钟爱的智库。它与布莱尔领导的新工党关系密切，在工党上台前后极力宣传工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思想。

（2）中右派智库。中右派智库因与右派政党关系密切，政治立场与中左派智库相对立而得名，中右派智库主要有亚当•斯密研究所、经济事务研究所、政策研究中心（CPS）、政治论坛等。亚当•斯密研究所，顾名思义，是英国市场经济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从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就一直宣传实施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经济事务研究所作为最早提倡自由经济的智库之一，在政治立场上支持保守党，与费边社等中左派社团相对立，在思想上抨击凯恩斯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研究中心是一个典型的中右派智库。1974 年由肯思•约瑟夫和撒切尔夫人共同创立，是以影响政府政策制定为目的而建立的，主张更小的国家应该有更大的社会责任感和自由。其核心政策即撒切尔主义，企图把保守党改变成一个“赞成自由经济学原则”的政党。

（3）中立派智库。具有代表性的有“狄莫斯”和海外发展研究所。中立派智库不属于任何党派，政治上追求中立。尽管它们不像一些具有党派倾向性的智库那样，可以借助政府或政党力量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发挥较大作用，但也能依靠自身的研究特色对公共政策施加一定的压力和影响。如“狄莫斯”公共政策研究所是以提倡激进政策主张闻名于世，海外发展研究所则以研究国际发展和人权问题而备受关注，欧洲环境政策与地区资源研究所和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因研究环境问题而著名。

4.2 其他划分类型

此外，马克·加内特和安德鲁·邓哈姆在其书《英国智库和舆论环境》中将智库分为以下几类[3,6]：

第一，合同型研究机构。它们主要通过与政府机构和私人出资者签订合同，然后在此基础上从事研究，进而为他们提供服务。由于是合同制的，如果研究结果与客户的旨意偏差太大，则未来的合同就会被其他竞争者取而代之，因此这种类型的机构是不完全客观的。代表性的有政策研究中心（PSI）、国民经济和社会研究所（NIESR）和财政研究所（IFS）等。它们的研究课题常常由于资金的原因而受到影响。

第二，政策推销型智库。大多数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通常由私人或者民间团体创立。这类组织有着强烈的政策主张和政党倾向。注重政策的推销和政策的辩论。它们通常借助一种积极、强势的营销策略将具有强烈的政治、党派、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结合在一起，来影响当前的政策辩论进程，使政策改变。由于追求简短、快捷的表达方式，所以它们的研究成果通常以较短的小册子或者评论出版，很少涉及书籍或者专著。通常存在于“新右派”组织中的智库符合这种类型，如亚当•斯密研究所（ASI）、政策研究中心和社会事务小组（SAU）等。

第三，没有围墙大学。这类智库为政府提供专业的政策支持，主要包括一些大型的政策研究机构。与大学的主要区别是：（1）没有学生，所以智库成员不需要像全日制学术机构一样教授学生；（2）所调研的学科领域比大学的院系承担的研究和分析更注重政策研究，后者的研究通常更学术化、理论性强，很少受到大众消费者的青睐。它们通过发起公众舆论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助,但是为了减少遭受某些委托人对其研究成果的控制，它们追求多样化的财政政策。如：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经济事务研究所（IEA）等都是这种类型。

5 英国智库的功能

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英国智库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通过前文所描述的英国智库的主要特点，我们已经知道英国智库与政党之间存在的种种“不纯洁”关系。那么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又是如何对英国公共政策产生影响的？就英国智库的功能而言，至少分为以下四个方面[4]：

5.1 政策建议功能

这是最显著的功能，即参与政策过程，帮助制定政策问题的框架，提供相关问题的背景信息，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如新工党在1997年到2001年间，与大量的智库建立了联系，以期借助它们为自己提供思想政策支持。

5.2 宣传功能

智库一般不直接提出政策建议，而是通过媒体宣传，通过公众舆论，营造一种引起政府决策者注意的氛围。并且它们会定期出版刊物，召开会议，达到对决策者的思想产生影响的目的。

5.3 桥梁作用

英国智库在英国政府（中央与地方政府）、左右翼政党、公民以及英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一座座沟通的桥梁。

5.4 前瞻性作用

英国智库敢“想政府不能想”之事。在政党企图转换政治议题或者改变其传统政策或者政党换届时，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另外还会对出现的中长期社会重点问题提出“预警”，以提醒政府防止出现重大失误和偏差。

正是这些独特的功能，才使得英国智库不断发展壮大，并对英国政策产生影响。但是，大量的英国学者研究发现，测度智库在英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是一个难题。尽管很多不同的学者对此难题展开了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较多限定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的较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西蒙•詹姆斯认为智库对英国决策体制的影响是边缘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黛安•斯通认为智库是否有影响力或者影响力是什么通常难以确定，并且智库在发挥影响力时面临着一些限制因素，如：不受欢迎的建议，竞争性，慈善性和组织上的无力；马克•加内特和安德鲁•邓哈姆认为影响英国智库发展的政治环境通常被描述成“威斯敏斯特模式”；菲利帕•谢灵顿认为影响力问题是英国智库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在任何背景下都很难证明，而且这种困难不仅限于英国，对美国和太平洋沿岸国家也存在研究的局限性[3]。

6 对我国智库的启示

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智库大国，其发展经验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借此，我们应当利用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契机，积极、有选择性地吸取英国智库发展的经验，从而更好地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服务。英国智库发展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6.1 大力推进我国民间智库的建设

我国智库大体可以分为官方或者半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官方或半官方智库是政府举办的或者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经济政策研究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校、社科院、高校的研究机构等。民间智库是非政府举办的社会经济政策研究机构。国内比较成功的民间智库如天则、洪范等。在我国，95%的智库为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智库，民间智库仅占剩下的5%[12]。显然，我国智库结构不合理，呈现“朝大野小”的布局。民间智库独立于政府之外，相对而言其立场更为中立，观点更为客观，研究成果不受制于政府。但是民间智库在规模和实力上与官方智库相差甚远，如社科院年均发表研究报告510多篇，让民间智库望尘莫及[8]。面对这种现状，推进民间智库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政府要意识到民间智库在政策过程中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并吸引民间智库中的精英人物参与到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

6.2 鼓励多元化筹款，增强独立性

我国智库在经费来源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官方或者半官方智库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而民间智库经费来源多元化，资金来源的不稳定也导致了民间智库的发展不平衡。民间智库由于受到各种约束和限制，其财务状况有好有坏。英国的社会捐助制度完善，民众和企业参与政策过程的意识强，捐赠力度大，这也是英国智库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然而在我国，社会捐赠制度不完善。国内慈善机构极少，典型的如红十字慈善机构。近年来，这些慈善机构的社会表现往往不令人满意，如资金去向不透明。这又进一步使得民众和社会企业丧失了信心。另外，我国良心企业少，多数企业以赚钱为目的，缺乏社会责任感，参与政策过程的意识更是薄弱。它们宁愿花几百万去请明星大腕代言产品广告，也不愿为民间智库的发展出一份力。所以国家应当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捐助制度，充分调动民众和企业的积极性，增强它们的社会责任感。另外，我国智库研究活动多以国家项目为主，缺乏社会影响力，公众舆论性弱，很难得到社会资金的援助，筹款机制更是很难建立起来。因此，我国应当建立多元化的筹款机制，鼓励智库多样化筹款。同时也应当学习英国设置最高限额资助，防止资助者影响智库独立性[8]。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智库数量约为2500家，我国智库能够入围全球智库的也只有少数的429家。显然，数量不能成为衡量我国智库发展水平的标准。在保证智库数量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参差不齐的质量不仅浪费了社会的资源，其发表的研究结果和政策建议也会误导社会公众舆论，进而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我国高质量的智库极少，少数的以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代表。另外，我国智库的研究经费多半由国家财政负担，管理上受制于政府，这无疑造成独立性的缺失。英国智库绝大多数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因此，要将官方智库从政府部门中独立出来，掌握一定的自主权，使智库本身不再受行政机构的直接日常管理。

6.3 加强智库的专业化建设

2014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强调，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13]。专业性是智库区别于其他政策参与者的本质特征。智库的职能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的政策决策分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越来越复杂，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对专业化的智库需求越来越高。政策问题十分复杂，牵扯到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我们的智库研究人员应当首先是跨专业的通才，其次也是各个不同领域的专才[14]。目前来看，智库发展的两大趋势是综合化和专业化。综合化与专业化孰好孰坏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而我国智库仍然处于专业化分工不足的发展阶段。随着政策分析市场的发展，智库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强，那么必然会导致智库的专业化分工的增强[15]。

6.4 坚持改革创新，优化智库布局，规范智库市场有序发展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指出我国智库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要坚持改革创新，规范有序发展。按照公益服务导向和非营利机构属性的要求，积极推进不同类型、不同性质智库分类改革。科学界定各类智库的功能定位。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和分类指导，突出优势和特色，调整优化智库布局，促进各类智库有序发展。

在国际上，我国智库虽然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质量较高的智库却非常少，而且智库的发展也参差不齐。所以必须坚持推进智库的改革创新，规范智库的有序发展，分别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智库进行改革，而不能凭一而论。另外，我国智库发展格局不合理，官方智库占比远远大于民间智库，而且很多官方智库独立性不强，有的甚至沦为“政策宣传者”，民间智库发展空间狭小。考虑到我国发展的特殊性，大多数智库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上发展起来的，政府研究项目一般委托指派给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智库进行研究，民间智库根本无权涉及，这种垄断性必然会导致政策过程的扭曲[8]，进而会导致我国政策成果的不合理和不科学。因此，我国智库发展必须市场化，引入竞争机制。包括使一些官方或者半官方性质的智库实行体制改革，使其在研究经费、组织管理上逐步实现经营自主化，从而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形象，促进其发展壮大。必须优化智库的布局，使得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统筹发展，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同时也要突出各种不同类型的智库的特色，发挥其优势特征，促进智库之间的协调有序发展。

最后，智库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份子，要严格尊重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不断应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考验，才能发展壮大，智库的研究成果才经得起政策分析市场的检验。英国智库就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建立和发展壮大的，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

6.5 加强智库间的合作，注重智库成果的转化和宣传，提升国际影响力

与英国智库不同，我国智库起步晚，实力较弱，规模大小参差不齐，国际影响力弱。根据最新发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在最重要的“全球智库150强榜单”中，我国智库只有7家入围。面对这种情况，我国智库不仅要力争自身的发展壮大，而且要注重智库间的合作和交流。这种合作不只是局限于国内，我们应当走出去，加强国际化的合作，比如招募海外人员，建立国外分支机构，拓展海外业务等等。并且也要注重对国外智库的引入，无论是人才还是先进的管理经验[8]。智库的输出产品是其研究成果，一个好的产品必然会带来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产品关乎智库的生存和发展。然而在有了好的产品的同时也要注重对其宣传，以此来提高智库的名气，扩大服务范围和对象，其生存空间必将更为广阔[16]。英国智库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视智库成果的推广和宣传。比如定期发布研究成果快报、举办学术论坛，出版书籍和期刊。而我国很多智库都不为人所知，更别提智库成果了，这十分不利于智库的发展和其作用的发挥。所以，我们要学习英国智库的做法，以一种公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有效地将自己的成果推广和宣传给全社会[17]。

当今我国智库面临的不仅是发达国家，更是发展中国家的较量。目前发展中国家开始注重通过发展本国智库，提高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来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度，如印度的世界事务委员会，埃及的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等[1]。

[1] 刘宁. 智库的历史演进、基本特征及走向[J]. 重庆社会科学, 2012(3): 103-109.

[2] Think Tanks &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 The Leading Public Policy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 the World, The Lauder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5.

[3] 陈广猛. 英国学者对本国思想库的研究[J]. 国外智库研究, 201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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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袁莉莉：撰写论文全文初稿；

杨国梁：设计本文研究思路，修改论文。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British Think Tanks and Its Inspi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ink Tanks

Yuan Lili Yang Guoliang
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Purpose/signifcance] As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making policies, think tank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of all th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UK owns high-level think tanks, which can inspire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conduct a summary and research on this topic. [Method/process] In this paper, we were focused on four aspects of think tank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s, main features, types and functions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summary through a desk study. [Result/conclusion] This paper gives some specifc thoughts and advice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Chinese think tanks, for instance, the unreasonable structure, lacking independence, low level of specialization and weak political infuence.

British think tanks Chinese think tanks policy impact decision support

G311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6.02.06

2015-10-20

2015-12-09 本文责任编辑：吕青

袁莉莉（ORCID: 0000-0002-8621-3183），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E-mail: sonyayll@163.com；杨国梁（ORCID: 0000-0001-9781-4），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E-mail: glyang@casipm.a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