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知己

东方小四

鲁迅与林语堂，均是中文世界不可回避的殿堂级人物。他们的恩恩怨怨，至今令人叹息。

其实他们曾经是感情真挚的知己。上世纪20年代初，林语堂留学归国，入北京大学任教，后与鲁迅结识。当时出语愤激的鲁迅已经很不被一些人待见，但林语堂与其十分投契，林语堂还加入了鲁迅领导的“雨丝社”。两人相知缘于那一阶段的本质相通，年轻时的林语堂也曾是一个慷慨激昂的热血青年，也曾走上街头与学生们一起向政府请命，鲁迅对此极为赞赏。191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两人均为遇难的学生刘和珍等人写下了悼念文章，文笔不同但心意相通。

鲁迅、林语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交好。曾有一回忆鲁迅与林语堂在厦大任教时期的文章，言及他俩不仅常常结伴出行，还多次到鼓浪屿的故人家里弹钢琴喝咖啡。而鲁迅之所以到厦大，也是因为林语堂邀请其前往。但两人均在厦大遭到排挤，鲁迅想要离开，顾虑到林语堂的处境，没有断然离去。而是在给许广平的信里道出隐衷，“其所以熬着者，为已只是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怕我一走，玉堂（林语堂本名）立刻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鲁迅的仗义及对林语堂的维护，跃然纸上。

两人的分道扬镳甚至在文字上“势不两立”，是因为心灵深处的立场已分化。林语堂离开厦门后曾经到武汉待了半年，也正是那半年让他产生对世俗斗争的厌倦，欲躲入文学与文字的象牙塔里寻找一点生活的乐趣。武汉时期的林语堂曾如此写道，“人越老，梦越少。”他逐渐沉入小品文与小说的写作世界。

这种状况，是“以文为匕首”的鲁迅不愿意看到的。鲁迅曾写信给林语堂劝其不要写小品文，建议他翻译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一年多后鲁迅给朋友写信言及此发感慨：“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林语堂闻言曾说：“……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两人内在的分歧，渐渐外化为日常的冲突。鲁迅与文坛结怨不少，而林语堂口无遮拦，矛盾终于在1928年8月底的一次私人饭局上爆发。当时的饭局本已比较微妙，即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经郁达夫私下调解双方已基本释怀，鲁迅也收下了李小峰补付的五百多元，此后李小峰请吃饭以示大家重归旧好。而爱说话又不太通人情世故的林语堂屡屡提及鲁迅的学生张友松，而张与李又有隙，鲁迅认为林语堂在讽刺他以前想与李打官司是受了张的挑唆，顿时拍案而起道：“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没心没肺的林语堂哪知自己踩了地雷，也站起来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自己神经过敏。”两人互不相让，争执了数分钟。鲁迅在日记里如此写道：“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讽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经此事后，曾经相知相惜的两人，渐行渐远。

曾经的好友一旦成为仇人，相互攻击更显不留情面。此后两人仍在一些场合相见，但彼此已存戒心。而林语堂参与创办《人间世》，也让鲁迅十分不满，多次撰文攻击，甚至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后来在一次碰面中，由于林语堂对一些广东作家相互之间说粤语旁人听不懂，便开玩笑地说了一通英文。鲁迅严厉地喝问，“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已经渐渐成熟的林语堂，此时只是沉默以对。1935年4月，鲁迅发表《天生蛮性》，全文三句话为：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次年10月，鲁迅逝世。四天之后，林语堂写下《鲁迅之死》，其中有如下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两位真正的君子，一别一生，令人喟叹。

（摘自《看世界》2015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