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语言思想研究

林　燕

(1.吉首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张家界 427000; 2.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陈寅恪的语言思想研究

林燕1,2

(1.吉首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张家界 427000; 2.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陈寅恪；语言特性；音韵学；汉语文法；语言哲学思想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和语言学家，他对汉语言的理解与Humboldt的语言哲学思想有相同之处，既关注语言的共性，也强调语言的特性。在汉语音韵上，陈寅恪通过语言比较法，触类旁通，以史家论语言学，分析了汉语语音语调的发展史，认为民族精神对民族语言有影响；在汉语的文法上，他认为应该把语法、修辞和逻辑等几种训练综合在一起，通过属对练习提高学生对母语的语感，进而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在语言哲学观上，他认为语言研究应该采取先提出假设，然后比较分析语言之间的差异，最后得出结论的研究方法，以此发掘汉语的语言特性。了解陈寅恪的语言观，就能更好地了解陈寅恪及其精神风范。

一、引言

陈寅恪是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和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作为一位闻名于欧美的权威学者，他在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和校勘学等方面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目前学界对陈寅恪的研究或从正面肯定其学术成就，或从跨文化的角度比较其研究方法，或通过分析他的作品来探讨晚清以来的政治历史情况,但系统分析陈寅恪语言观的研究则不多见，20世纪80年代对陈寅恪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对其在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领域的成果的研究，台湾学者俞大维是港台学界对陈寅恪学术成就最早研究者〔1〕，他的研究对后来学者研究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具有参考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叶后，学界对陈寅恪先生成名后的学术成就、对后世学术的影响以及他成长过程所处的世界学术背景都有较深入的讨论。美国学者汪荣祖以“治学为人”与“精诚为国”两条基线贯穿全书，对近代闻名遐尔的史学家陈寅恪的家世、生平、人品风骨、为学风范和学术成就，以及陈寅恪与胡适等学者名流的交往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鞭辟入里的评介〔2〕。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陈怀宇重点探讨了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以及中国近代人文学兴起的世界学术背景，尤其关注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东方学与西学对陈寅恪学术之养成、发展和变化的影响〔3〕。香港的李玉梅认为陈寅恪学贯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对史料的娴熟运用(如善于运用文本、考据方法多种多样等)、擅长诗文证史以及对辅助学科(如敦煌遗书、域外语文等)熟稔于心等方面〔4〕。台湾学者余英时论述了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及其心境变化，认为陈寅恪卓越的史学成就和学术地位在于他精通多种语言、熟稔西方古典文化、博览辅助学科知识以及对文献数据的博闻强记，尤其是其善于将史书中的故事与现实情境密切结合〔5〕。台湾学者王晴佳则通过认真考察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和朱家骅的档案，探讨了陈寅恪当年没有随迁台湾的原因〔6〕。台湾学者王震邦讨论了陈寅恪学术思想发展的渊源，详细探讨了其以“对对子”为题考察学生进而引发的那场失焦的辩论，并通过史实的考证，探究了陈寅恪论学思维和学术发展之间的联系，重现了以往长期为人所忽视的某些侧面问题，补充和加强了学界对陈寅恪的理解和认识〔7〕。

内地学术界所出版的有关陈寅恪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纪念文集、研究论著和传记等等。王永兴指出陈寅恪的创新见解自成体系，而且还概括了陈寅恪注重通识、朴素的辩证方法、重视形势对重大历史事件和政策的决定作用、从大处着眼以及小处着手展开研究等五种治学特点〔8〕。在另一篇文章中，王永兴还论述了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也回顾了忠义家风对他的影响，首次较为全面的从理论高度阐释了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和学术体系，认为陈氏史学是中国现代学人对古代传统史学的总结〔9〕。刘克敌探讨了陈寅恪对汉语语言特点的阐释，分析了他对中国文化特点的认识，从文化观、语言研究、历史研究、文学研究、治学原则和方法、诗歌创作等方面较系统、较全面地论述了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并提倡重新解读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审视陈寅恪对中国文化和近代史的研究〔10〕。桑兵从“对对子”引发的争议探讨了比较研究方法在文史哲方面的发展，以及陈寅恪在历史比较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1〕。

以上研究主要是从陈寅恪的家学渊源和西方游学经历对陈寅恪的学术影响来探讨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方法、学思运作、治学特点、史学思想及其学术体系、历史比较研究在文史哲方面的作用等等，这些对陈寅恪在语言、文学与宗教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进行的深入讨论，可以说开始了对陈寅恪的传记和专著讨论的新时期。然而，目前系统地分析陈寅恪语言观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探讨他在汉语音韵、文法和汉语语言特性等方面的论述极为鲜见。因此笔者拟在回顾陈寅恪的欧美游学经历及其在文学、史学和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其《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四声三问》、《与刘雅叔论国文试题书》和《从史实论切韵》等著述，以剖析陈寅恪先生的语言思想。

二、陈寅恪的游学经历和学术成就

史学大师陈寅恪是清代(1895～1898)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是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自6岁开始，陈寅恪在家塾和家办学堂读书，博览群籍，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陈寅恪在13岁时就游学日本新文学院中学，后又赴欧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等，前后断断续续在亚、欧、美三大洲多所学术机构学习。陈寅恪从12岁至36岁之间，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多次负笈海外，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系统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研究汉学的西方学者谈起中国的学问家，鲜有不知陈寅恪者。英国《剑桥中国隋唐史》是英美唐史专家在隋唐史方面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主编唐史权威Twitchett Denis在该书的“导言”中高度赞扬陈寅恪，认为他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提出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为解释隋唐政治制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部著作也得益于陈的研究成果〔12〕。日本专家池田温认为：“日本近年刊行之隋唐史或中国古代史之著作不遑枚举，而于唐代政治史方面之叙述，不受(陈先生)诸说影响者盖鲜矣。”〔13～14〕

吴宓1919年在哈佛结识陈寅恪，在日记中吴宓说：“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豪爽，志气高洁，深为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15〕又云“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16〕而清华国学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17〕萧公权提出：“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18〕陈寅恪虽然在国外留学数年，但是没有获取任何学位，其志在于求得真才实学、追求真知。1923年2月毛子水到柏林，傅斯年告诉他“在柏林中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19〕。赵元任、杨步伟说只有陈寅恪和傅孟真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20〕。胡适云：“寅恪治史学，当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21〕傅斯年谓：“我的朋友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大昕)，更能通习西方古今语言，尤精梵藏经典。”〔22〕胡适、傅斯年、赵元任、杨步伟和吴宓的观点，可代表当时学人对陈寅恪学术地位的评价，称其为“一代宗师”，的确当之无愧。陈寅恪三十六岁时，是“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的留学生，就已受聘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等人共同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可见其学术造诣之深厚。

由于陈寅恪在历史和文学研究上的显著贡献，1939年春，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该会研究员职称，同时牛津大学也特聘他为汉学教授，邀请他赴英作特别讲座。陈怀宇的研究还发现，1944年陈寅恪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1947年当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Honorary Member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23〕。由此可见，当时的英美学界已正式承认陈寅恪是卓越的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博学得到了海内外众多学者们的肯定。

三、陈寅恪的语言观

在国学广泛的研究领域里,陈寅恪做了深度的研究，留下了大量富有启发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陈寅恪在谈论语言的论文或者信函中，通常就某一问题进行细致论述，深掘一井以显其清冽，并不涉猎所有的语言问题，这也是目前鲜有人对陈寅恪的语言思想进行系统讨论的原因之一。周梁楷指出：“陈寅恪在巴黎大学和哈佛大学以及游学各地期间，对语言学一直情有独钟。1921年，当他转赴柏林大学研究院时，更致力于攻读毗邻中国各民族的语言。所以直截了当地说陈寅恪治学以历史语言学为基础，应该是毫无疑问的。”〔24〕换言之，陈寅恪更侧重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语言问题，中体西用，主张取西方的历史语言学，对比汉藏语系中语言的共性，进而发现汉语的语言特性，认为汉语言有别于印欧语系，古汉语不应该被西化的白话文所取代。

通过对支那语同系语言的比较分析，陈寅恪认为古汉语有独特的语言特征，这也是汉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重要之处，古汉语的特征体现了汉民族的民族特质。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认为：“今日与支那语同系诸语言，尤无精密之调查研究，故难以测定国语之地位，及辨别其源流，治国语学者又多无暇为历史之探讨，及方言之调查，……似尚注意宣传方面。国文则全国大学所研究者，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文主义教育，虽有贤者，势不能不以创造文学为旨归。”〔25〕陈先生认为虽然“治国语学者”在推行白话文运动的同时，主张要进一步推行国学，但是他们“似尚注重宣传方面”〔25〕，而在语言教育中他们既没有理解民族文化中的汉民族语言，也没有透彻理解汉民族语言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虽然有国文较好的学习者，但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文学创作而非对汉语言和民族文化进行研究。19世纪语言哲学的创始人、德国语言学家Humboldt认为：“语言是民族的精神,每种语言包含一个独特的世界观。……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26〕换言之，人类的语言结构之所以不相同，是由于其民族精神各有千秋，民族精神对其语言有决定性的作用。Humboldt的观点与陈寅恪有关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民族是以一个确定的方式构成语言的人类群体，人类所具有的本性的发展取决于其语言的发展〔26〕，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之间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民族文化的力量包括了民族精神的力量，汉民族精神是汉民族文化的精华，离开汉民族精神，其文化就丧失了生命力和创造力。因此，汉民族语言是其民族精神的体现，汉民族精神对其语言有积极的影响。陈寅恪认为，那些在大学或研究所里从事国史研究的“治国语学者”，既没有对汉民族语言进行调查，也没有从汉语言的历时演变中观察其变化，总结其发展规律，更没有充分理解“语言是民族的精神”的精髓，他们并未真正理解国文教育的本质，这种治学途径与“外国大学之治其国文者”〔25〕完全不同。可见，陈先生认为“外国大学之治其国文者”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语言，历时地分析语言的变化，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能够体现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是值得我们中国语言研究者借鉴的方法。陈寅恪进而提出只有“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才可以精通国文，认为汉文化特征体现了汉语的特点，这既是汉语与其他语种的区别，又是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不同之处，这一点陈寅恪与Humboldt的观点极为相似，都强调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唇齿相依的关系，都认为民族精神能对民族语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26〕。从陈寅恪对汉语音韵、汉语文法的思考可窥其语言思想。

1.汉语的音韵

汉语的音节分明、节奏感强，富于音乐感，但很少有人了解汉语音韵的发展历程。留学哈佛、师从法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教授白璧德(I.Babbitt)的吴宓，1934年任教于清华外文系时说：“陈寅恪的《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及近作《四声三问》一文,似为治中国文学者所不可不读者也。”通过对比印度古时玄奘所称的《声明论》之三声，陈寅恪在分析汉语音韵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近代汉语的音韵和语调的特征，他借用传统的“体用”之说，论证四声的产生与佛教传入中国的关系，解释了四声与中国宫、商、角、徵、羽的关系；以五声为体，四声为用，陈寅恪以严谨缜密而又公正科学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外来文化对汉语的影响，认为四声的演变、骈文的繁荣和近体诗的兴起，都与四声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27〕。陈寅恪认为，“两种截然不同之系统，论理则指本体以立说，举五声而为言；属文则依实用以遗词，分四声而撰谱。”陈寅恪提出“凡所讨论,大抵属于中古文化史常识之范围，……宫商之音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微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平上去四声者，西域输入之技术也。”〔27〕关于汉语音韵发展的历史，陈寅恪的观点是“……适定为三声……实依据及模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音之高低，英语所谓pitch accent者是也。佛教传入中国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27〕

陈寅恪的《四声三问》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事实出发，探讨了这一史实对汉语音韵发展的作用，分析了梵语发音对汉语音调的影响，进而解释了汉语四声音调的历时变化过程。文字声韵学家杨树达在1933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称此文“文言周颙、沈约所以发明四声，由于当时僧徒之转读。立论精凿不可易。以此足证外来文化之输入必有助于本国之文化，而吾先民不肯固步自封、择善而从之精神，值得特记为后人师法者也。”〔28〕陈寅恪清华弟子、语言学家许世瑛也认为，此文“确是一篇千古不朽的论著”，并称“我每次讲‘四声’的时候，一定向同学介绍寅恪师这篇大著”〔29〕。可见，陈寅恪的《四声三问》是一篇古汉语巨著，该文分析了梵文的发音对汉语四声演变的影响，探讨了“四声与轻声之关系”，并用比较的方法，触类旁通，以史家而论语言学，对汉语音韵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

史学家很少注意语言问题，但是陈寅恪却发现语言的发展演变与历代社会之嬗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30〕。《切韵》成书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其编写体例、原则由颜之推、萧该等八人所定，由陆法言执笔编写而成。到了唐代，《切韵》被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韵书，其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显现。整个上古韵部系统的建立，依赖《切韵》者颇多，对近代音与方音的研究，《切韵》不可或缺。因此，“陆法言之切韵，古今中外学人论之者众矣”〔30〕。然而，“凡所讨论，大抵皆属于史实之范围，至关于音韵学之专门性质者，则少涉及。”〔30〕《切韵》的音系性质问题，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潘文国提出，“《切韵》体系是上推上古音、下连近代音的枢纽，是整个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基础”〔31〕。《切韵》反映的是哪个时代哪个地域的方言，梅祖麟认为，“这个问题在六十年代以前一直没有弄清楚。四五十年代较认同的说法是陆法言《切韵》代表西元七世纪初的长安方言”〔32〕。

陈寅恪则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近世论陆法言切韵之学人，多有谓其为西元七世纪初之长安方言者……则知此说殊有可疑。”〔30〕陈寅恪提出，首先，从《切韵》的序言来看，陆法言编撰《切韵》，其撰述原则是由“群贤乃关东江左儒学文艺之人士”制订的，“乃用开皇初年刘臻等八人论难之记录为准则，以抉择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之是非而写定，是此书之语音系统，并非当时某一地行用之方言可知”〔30〕。“此八人中，刘臻、颜之推和萧该是南人，幼年居于金陵；其他五位都是北人，有四位生长在邺城，还有一位卢思道十五岁时到邺下。”〔30〕陈寅恪从史实中证实八人之中无一人世居关中，都乃中年后才迁徙至长安，因此提出《切韵》中的音系不可能仅仅是长安之方言。其次，陈寅恪认为，陆法言论《切韵》主要取材于关东江左名流的韵书，并未引用任何关中人士的著作。“陆法言编撰切韵所用之主要材料，全无关中人士之著作”、“非是小子专辄，乃述群贤遗愿”〔30〕。因此，“切韵所悬之标准音，乃东晋南渡以前，洛阳京畿旧音之系统，而非杨隋开皇、仁寿之世长安都城行用之方言也。”〔30〕据此，陈寅恪推断《切韵》不可能代表七世纪的长安方言，亦不可能代表“当时某一地行用之方言”。他认为，“切韵之语音系统，乃东晋以前之洛阳旧音……”同时提出，“大抵吾国士人……即谈论唯用当时之音，而讽诵则常存古昔之读是也，依此，南方士族，其谈论乃用旧日洛阳通行之语言，其讽诵则准旧日洛阳太学之音读”。而“……‘洛阳旧音’一词，不仅谓昔日洛阳通行之语音，亦兼指谢安以前洛生咏之音读”〔30〕。因此，陈先生认为《切韵》的语音系统，与洛阳及其附近之地域有关。

多年来大语言学家如瑞典的高本汉、马伯乐、赵元任和罗常培一直研究《切韵》中的声母和韵母的音质，却没有弄清楚其音系的特征。梅祖麟认为，陈寅恪“阐明了《切韵》的性质以及这部韵书南北两系的方音基础，同时也说明在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下，作为江东河北的政治文化中心的金陵和邺下(洛阳)，对它们所属地区的语言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32〕。语言学家索绪尔指出：“事实上,绝对的不变性是不存在的；语言的任何部分都会发生变化。每个时期都相应地有或大或小的演化，这种演化在速度上和强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是无损于原则本身。语言的长河川流不息，是缓流还是急流，那是次要的考虑。”〔33〕随着时间的流逝，汉民族语言的音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陈寅恪对《切韵》的解读证明，“稍纵即逝的语言现象也必须以变化缓慢的历史为依托”〔33〕。对此，陈寅恪在1931年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考据出发，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梵音对中国四声发展的积极作用〔25〕，在1934年则从刘臻等八人的成长和家族变迁以及朝代更替中推导出了《切韵》音系系统的性质〔27〕。

2.汉语的文法

陈寅恪关注古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对民族传统语言充满了信心。1932年夏，受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叔雅)委托，陈寅恪代拟了当年的国文科目试题，其中就有测试“对对子”的题型：一年级为“孙行者”和“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及转学者则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随后，陈寅恪又提出：“……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34〕他还提出，“……今言及此者，非欲助骈俪之文，增高其地位。不过藉以说明对偶确为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而欲研究此种特性者，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产生之对子。”〔34〕由此可见，陈寅恪认为对偶最能体现中国语文之特性，所以国文考试中“对对子”最能考察学生对国语的掌握程度，以此了解学生的国语基础知识。

陈寅恪认为，“所对不逾十字,已能表现中国语文特性之多方面。其中有与高中卒业应备之国文常识相关者，亦有为汉语汉文特殊优点之所在，可藉以测验高才及专攻吾国文学之人，即投考国文学系者”〔34〕。汉语音节整齐,声调富于变化。在经典著作中有不少对仗工整的对偶句，如《尚书》的“满招损,谦受益”、“汝惟不矜,天下莫与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争功”等等。《易经》中的“修辞立其诚”；刘勰的《文心雕龙·丽辞》中的“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远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35〕这些是关于属对的最早论述。张志公认为，“属对练习是一种不讲语法理论而实际上相当严密的语法训练。”〔36〕陈寅恪认为考生只有懂得内容与形式的搭配结合，才能写出形式上符合要求、内容上逻辑严密的对子。今天仍有学者认为，汉语的“对对子”练习，综合了语文基础知识，能训练学生思维的敏捷性、想象的丰富性和观点的独创性，这既能体现汉语的精炼性，又能够考察学生汉语的熟练程度和对词语的灵活驾驭能力。

陈寅恪认为，汉语与其他印欧语系不同，考试方法也应不同。“又凡中国之韵文诗赋词曲无论矣，即美术性之散文，亦必有适当之声调。若读者不能分平仄，则不能完全欣赏与了解，竟与不读相去无几，遑论仿作与转译。又中国古文之句读，多依声调而决定。印欧语系之标点法不尽能施用于中国古文。若读者不通平仄声调，则不知其文句起迄。故读古书，往往误解。……汉语既演为单音语，其文法之表现，即依托于语词之次序。”〔34〕古汉语是高度凝练的语言，中国古诗词一向讲究声律之美。《尚书》中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虽是总结诗歌创作的理论，但是也总结了古汉语的音律特征。Humboldt提出，“没有人能否认，古汉语有独到的长处，那就是把重要的概念相互直接联系起来，这种语言在简朴之中包含着伟大，因为它仿佛摒弃了所有多余的次要关系，力图直接反应纯粹的思想”〔26〕。可见，汉语是表意文字，古汉语依赖词序表意，其蕴含的言下之意非常丰富，语言结构极其精简，而印欧语系是表音文字，两种语系确有不同之处，从“对对子”中可见陈寅恪对汉语文法的深刻理解。

陈寅恪提出：“清华对子问题乃弟最有深意之处，因考国文不能不考文法,而中国文法在缅藏语系比较研究未发展前，不能不就与中国语言特点最有关之对子以代替文法，盖藉此可以知声韵平仄、语辞单复、词藏(vocabulary)贫富，为国文程度测验最简之法。平仄譬诸英文accent，动、名词之区别，英文亦必须通而后可考取。以英文必须知文法，而国文岂遂可以不知乎？……中国对子与中国语之特点最有关，盖所谓文法者，即就其语言之特点归纳一通则之谓……舍与中国语特点最有关之对子而更用何最简之法以测验学生国文文法乎?”〔37〕在印欧语系中，动词与名词的用法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西方语言中除祈使句外，合法的句子大都由主谓结构构成；然而汉语是意合的语言，句子表达依赖语境，无主句较多，句中有时无需谓语动词却又语义完整。因此陈寅恪在此文中论述了古汉语文法的特征，并认为在了解“世界学术之现状”的同时，要能保持“中国语言文学特性”，而考学生“对对子”，就是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方式〔37〕。

陈寅恪关于汉语文法的观点，与Humboldt关于语言个性的论述有巧合之处。Humboldt提出“除了外在的有机体所赋予的特性之外，语言还应当具有独特的个性，一种语言的使命就在于充当了极不同个性的工具。个人在遵循语言系统和言语规约的大前提下，可以灵活运用表达手段，形成独特的个人语言”〔26〕。陈寅恪自上私塾起其古典语言就受到熏陶和训练，按照王钟翰的说法，陈寅恪是“髫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38〕。博览中国古汉语作品的陈寅恪发现，中国历代诗文中，汉语语言结构系统而紧密、文字简短而整齐，凸显了汉语的特点。在《论再生缘》中，陈寅恪再次提出“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一篇之文，一首之诗，其间结构组织，出于名家之手者，则甚精密，且有系统。……在吾国作品中，如为短篇，其作者精力尚能顾及，文字剪裁，亦可整齐……。”〔39〕可见，陈寅恪对古汉语语言的结构特点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考察学生对古汉语特点的了解，就能了解学生对古汉语的掌握情况和应用能力，这也是他用“对对子”测试考生的原因，当然也是他对古汉语文法的阐释。“对对子”是一种综合能力的练习，是反映汉语特点的练习，能够灵活地把语法、修辞和逻辑等几种训练综合在一起，学生在遵循语言普遍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属对练习，可以提高对母语的语感，进而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

3.语言哲学观

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语法系统中只有句法是创造性的，语音和语义只有辅助表达的作用，不能生成新的语句，人类通过语句使用语言，表达语义。美国语言学家，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Chomsky提出，通过有限的句法规则可以生成无限的句子，而语言的语法规则是内在的、固定的、普遍存在的，语言有共同的原则(即普遍语法)，语言之间的区别在于具体语言的结构参数不同而已〔40～41〕。陈寅恪提出的“世界语言之公律”的概念，不仅与Chomsky的普遍语法有相同之处，而且与语言哲学家Humboldt提出的“共同的底层语言”一样，都是对世界语言共性的一种科学的理解。陈寅恪提出：“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乃各自成为大同而小异之言语。故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方面，比较其差异。”〔34〕换言之，陈寅恪认为语言研究者应首先提出假设，掌握同系语言之间“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其次加以“分析”和“综合”，进而“纵贯”其“源流”，“比较其差异”。陈寅恪先生认为，研究语言应该采取先提出假设，然后比较分析语言之间的差异，最后得出结论的研究方法，这样才可能发掘汉语的语言特性。

陈寅恪运用历史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主张比较同系语言之异同，了解汉语的特性，认为“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25〕。陈寅恪还研究汉语言音韵的发展变化，并提出“详知确证一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及其性质”的方法，强调汉语言特性〔27〕。按照陈寅恪的观点，任何语言都有其特性，归属于不同的统系，并提出了汉语语言研究的方法。“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此种语言之特殊现相，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族，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设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者文法哲学等，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34〕语言学家Humboldt则提出：“语言的自然禀赋是人所共有的，每个人都携有打开所有语言的了解之门的钥匙……因此不言而喻，各种语言的形式，就其本质而言是相同的，这一形式要达到的目的也是统一的。只不过在达到目的的程度和使用的手段上，各种语言才有所不同。”〔26〕虽然“人类具有普遍的生物语言能力和某种共同的底层语言形式……”〔42〕但是“各种语言谋求形式的方向、途径和力度都有显著的差异”〔42〕。由此可见，陈寅恪、Chomsky和Humboldt都关注语言的普遍形式，同时也注意了语言之间的差异。在人类语言中,普遍语法与某种语言特有的语法现象相联系,两者不可分离。Humboldt、Chomsky和陈寅恪的语言哲学思想在强调人类语言共性的同时，也关注人有我无、人无我有的具体语言的语法特征，只是陈寅恪更关注的是语言的特性，尤其是汉语语言的特性。

四、结语

Martinich提出：“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了解了语言也就是了解了人，了解关于人的某种知识。”〔42〕陈寅恪探讨语言的相关论文，凸显了他的语言思想，也加深了我们对文化大师丰富的语言知识和深厚的语言学功底的了解。本文从陈寅恪的家学渊源及欧美游学经历出发，从汉语的音韵、文法和语言哲学角度解读了陈寅恪的语言思想，通过分析陈寅恪对汉语语言的思考，了解陈寅恪在史学实践与研究中蕴含的语言观，因为“了解了人的语言也就了解了人。”可见对陈寅恪的研究可以是多视角的，通过分析史学大师的语言思想，能更好的理解国学大师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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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珊)

Chen Yin-ko’s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LIN Yan1,2

(1.SchoolofForeignLanguages,JishouUniversity,Zhangjiajie427000,China; 2.SchoolofForeignLanguages,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Chen Yin-ko;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phonology; Chinese grammar; linguistic philosophy

A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historian,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er and linguist, Chen Yin-ko’s perception of Chinese coincides with Humboldt’s linguistic philosophy, both of which concern the univers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s. Though a historian, Chen Yin-ko makes a linguistic study on Chinese pho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and holds that national spirit influences its language. As far as Chinese grammar is concerned, he holds that an integrated training on Chinese grammar, figure of speech, logic, and especially the practice of supplying an antithesis to a given word or phrase do help improve students’ sense of native language and form their own linguistic style as well. As for his linguistic philosophy, Chen Yin-ko believes that we should in linguistic researches put forward a hypothesis first, then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anguages before a conclusion is reached.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unearth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2016-05-26

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史家陈寅恪的语言思想研究”(14YBA310)；吉首大学2014年校级实验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提高实验室使用效率的研究与实践——英语专业阅读教学研究”(2014SYJG019)

林燕(1978-)，女，湖南湘乡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学、话语研究。E-mail: linyan200238@126.com。

H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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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4474(2016)05-005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