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驱遣”到“体制建构”*
——现代视觉传媒艺术的权力运作与叙事策略

■ 张　伟



从“技术驱遣”到“体制建构”*
——现代视觉传媒艺术的权力运作与叙事策略

■ 张伟

【内容摘要】现代视觉传媒艺术凭依科技与艺术一体化的表征优势赢得了表意形式的高度自律，但作为现代社会的审美符号，视觉传媒主导的视觉行为与视觉文本同样规约于权力的隐性操控中，它在提高个体视觉意识与视觉操控性的同时也挑战了传统的视觉伦理，引发了独特的“身体焦虑”，并且制约着视觉文本的生成路径与传播机制，以更加潜隐的独特方式控制着视觉文本的叙事策略与意义表达，由此引发的视觉文本的资本化及其增值效应、视觉指涉意义的虚化以及审美旨趣的消解同样值得做更为深入的理性思考。

【关键词】视觉艺术；传媒艺术；视觉行为；图像符号；权力

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表意形态，现代视觉传媒艺术凭依科技与艺术一体化的表征优势俘获了当下大众诸多的审美诉求与审美旨趣，日渐成为日常生活中最为主流的艺术样式。在现代电子数字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由视觉传媒联动的“看”与“被看”愈发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生活逻辑。诚然，较之其它门类的艺术样式，现代视觉传媒艺术的生产与传播必然依循着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以“自律”的方式推演着自身的衍进策略，但作为一种具象的审美符号，它又必然受制于所属文化的潜在“规训”。可以这样说，现代视觉传媒艺术引发的“观看”行为承载着相当复杂的意义符码，看什么或怎么看表面看似是主体自身的一种行为选择，但实质上这一“观看”行为相当程度上施行着隐性而又复杂的权力机能。诚如福柯所言，“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公开场面的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在表面意象的背后，人们深入地干预着肉体。在极抽象的交换背后，继续进行着对各种有用力量的细致而具体的训练。……个人被按照一种完整的关于力量与肉体的技术而小心地编制在社会秩序中”①。在崇奉工具理性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主体的身体受制于一种“规训”的社会秩序已然是不争的现实，作为主体认知世界的基本“视觉”机能同样牵制于“视觉政体”的“规训”。换言之，现代视觉传媒艺术作为承载日常“视觉”机能的有机体，其联动的视觉行为在表象“自律”的背后始终潜隐着一种权力布构的张力，形构着一套相互牵制的权力制约关系及其意义生成机制。因此考察现代视觉传媒艺术主导的权力运作机制，进而探讨这一机制承载的意义生成模式与叙事策略，对深入认知现代视觉传媒艺术的本质特征、审美属性及其文化内涵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传统艺术文本中的权力图谱与运作图式

在人类艺术的发展史上，一种艺术形态乃至一件艺术作品从衍生到接受甚至最后被奉为经典，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偶然关系，但就整部艺术史而言，其接受以及经典化的背后仍然充溢着不同的权力话语，交织着一种复杂的文化规约与文化制衡关系。可以说，任何一种艺术形态的传承与经典化并非是一种自然的筛选，其所属时代的文化参与为其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可能，诚然文化参与其主要目的就是为自身所代表的话语集团获取并掌控话语权，构建文化资本，取得“合法性”，而正是这不同话语集团及其话语力量的相互掣肘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艺术自身的发展及其经典化进程，“审美只不过是政治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②。作为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常态机制，权力对传统艺术的规制通常表现为两个方面。

1.显性规制

显性规制是指艺术在发展进程中受到国家机器的权力掌控乃至暴力胁迫，引导甚至强制性地迫使艺术按照统治阶层的意志发展。“国家是符号权力的集大成者，是垄断的所有者，不仅垄断着合法的有形暴力，而且同样垄断了合法的符号暴力。”③就某种程度而言，国家意志对艺术生产与传播的规制作用体现在建立官方艺术机构、设置文化制度、确立艺术评论范式、制定专业评奖机制等方面，其对艺术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多元而又深入的。无论是西方中世纪的唱诗、壁画以及宗教建筑，16世纪后期的学院派绘画抑或中国盛唐时期的古文运动、明清时期的八股应制无一不是官方政体直接介入艺术场域实现权力规训的产物，即使今天看来，官方色彩的艺术活动仍然呈现出这一显性规制的痕迹。

2.隐性规制

这一点与福柯提出的“微观权力”颇为相似，福柯认为:“现代权力是毛细血管状的，它不是从某个核心源泉中散发出来，而是遍布于社会机体的每一微小部分和看似最细小的末端。”④现代权力渗透于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它不仅表现为宏大视域下的制度、监狱、刑罚以及红头文件，更体现为微观层面的知识话语、行为方式以及价值判断等，而后者更是现代社会权力图式的主要形态。与权力的显性介入不同，权力的隐性规制排除了外在的暴力与强制，取代它的是一种无形的话语塑形策略，它注重的不是对象性的占有，而是行使时的计谋；不是点状的精准打击，而是发散型的网状布控。以传统的文学创作为例，其文化权力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中文学在表征领域的垄断性地位。由于传统社会生产力的局限，文学作为社会一种较为普泛的表意形式，其所代表的符号资本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稀缺性，文学文本的创作和拥有被垄断在少数掌握文学创作技能的知识精英手中，这些知识精英凭依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在社会空间借助舆论或清议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话语权力，施加社会影响力。尤为重要的是，这一话语权力多是潜隐在文学叙事话语的背后来实现意识形态的文学化独白。尽管掌控着文学话语而获取一定的表征霸权，通过构建文学场的形式来拒斥社会主流话语的渗入，但这种拒斥任何别的权力体制约束来谋取文学自律、高扬文学生产的超越与纯粹的行为仅仅是表面的，实质上文学场的一切活动同样受控于政治、经济等其它权力场域隐性的作用机制，且不说文学精英所生活的文化空间、所接受的文化观念影响着文学场的话语建构，即使文学文本的刊刻、传播与接受也同样依赖于文化场域的直接规约。

如果说传统艺术文本与权力话语的交合代表着艺术传承与艺术经典化进程的形式表征，那么权力作为隐含的精神架构对现代视觉传媒艺术的渗入与牵制同样也是现代视觉艺术发展的常态机制。作为现代社会普泛的表意样式，视觉图像以典范传播媒介的身份取得了进入现代表征世界的入场资格，凭依技术与艺术一体化的运作图式与表征优势，视觉媒介接管乃至替代了主体认知世界的文化感官进而获取了不可言喻的表征自由，在拓展社会主体视觉感官经验的同时从事着社会结构的再建构。然而作为一种艺术存在，作为承载公众舆论的传播媒介，现代视觉传媒艺术联动的视觉文本与视看行为同样不可避免地潜隐着多重权力关系，并以“现代性”体例完善着自身审美话语与权力表征彼此合谋的文化自觉。

二、现代视觉传媒艺术的“视看”机制与权力话语

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主要感知器官，视觉一直居于主导和基础性地位。传统的视觉理论认为，“看”借助反射所见之影像达到一种认知与记录，借以形成对所“看”之物的形象认知与理解，其反射程度之大小则处决于“看”的广度与精度，中西传统艺术理论中的“摹仿”说即缘于此。今天看来，“视看”作为人类与外在世界关联的媒介，不仅意味着生理层面的“看见”，而且从思维层面理解，“视看”作为主体的身体方式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主体的思想观念、行为选择，“一个再现的形式离不开它的目的，也离不开流行着的那一种特定的视觉语言的社会对它的要求”⑤。视觉图像的“现代转向”（W.J.T.米歇尔语）促使“视看”成为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行为，看什么和怎么看不仅代表着主体与世界的经验关系和存在关系，更杂糅着多种文化因子的意义建构，象征着一种涵盖多元意义的社会-文化关系。“看制造意义，它因此成了一种进入社会关系的方式，一种将自己嵌入总的社会秩序的手段，一种控制个人个别社会关系的手段。”⑥现代视觉媒介为现代日常的“视看”行为设立了特定的社会情境与语境，决定着视看者“看”的行为与所“看”之物，而日常生活中不同视觉眼光相互交织构成一个个涵义复杂的“视觉场”，以一种既定的视觉规范来左右着主体的行为选择。

就某种程度而言，现代视觉传媒塑造的“视看”机制得益于这一传媒形态的技术优势。“传媒艺术是所有艺术形式中，对运用科技最具野心的艺术形式，传媒艺术为‘科技与艺术'的未来开启了一扇窗户。”⑦换句话说，正是科技的发展造就了新旧艺术门类的分野，也直接催生了现代传媒艺术的多元发展，“传媒艺术主要包括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新媒体艺术等艺术形式，同时也包括一些经现代传媒改造了的传统艺术形式……传媒艺术诸多艺术形式的次第喷薄而发，无论从形而下还是形而上的角度，都具有深刻的科技性特征”⑧。凭依着现代科技的支撑，不仅日常世界可以纳入“视觉场”，即使宏观与微观世界照样成为主体视线投射的对象，从这一层面来说，现代的视看机制将主体“视看”的权力推向极致。现代“视看”的“无所不能”同样也造就了一个几乎透明的宏大的社会化的“视觉场”，正如福柯所描绘的这是一个视觉化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传统单向度的视觉行为被打破，看者与被看者都无一例外地规约于这一场域，不能逃离。全景敞视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规训手段以一种不易觉察的方式塑形着社会主体的日常行为与社会秩序，每一个看者既是视觉行为的主体，又是这一行为的受体，传统意义上的私人空间在全景敞视主义的规约中渐趋消解。

现代视觉传媒借助科技力量的支撑获取了传统意义上不可能有的权力，通过传媒艺术呈现，这一权力运作潜隐于日常的视觉机制中，制约着日常的“视看”行为并实现了现代视觉意义的多元转化。

1.视觉主体意识的增强与“视看”操控性的有效提升

“图像转向”的文化实践预示着日常视觉图像的几何级递增，“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⑨。如何从众多的图像符号中捕捉有用的视觉信息，主体的“视看”无疑具备了主动的判断、遴选和理解的权力。周宪曾经指出，看不见的符号很难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符号的交换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被看见，或者是从众多的商品符号中凸显出来。⑩因而可以说，现代视觉眼光是一种权威的眼光，它所表达的不仅是它自身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它传达其背后的权威、欲望、身份与地位，它对被看者作出合法化审问，提出合法化要求，进而使理想的可视性秩序建构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更为重要的是，现下人们已不再拘泥于单纯的眼观，多通过现代传播影像来观看世界，认知事物，借助镜头进行不同角度、方位的组接以及特写表现，形成一种比亲临现场更加全知的认知视角，进而更为清晰、细致地观看事物。凭依镜头俯仰拉伸、淡入淡出以及蒙太奇的剪接加工等技巧营造一种独特的时空叙事效应，这不仅是“视看”权力的技术延伸，更是一种全新视觉体验的自觉形成，带给主体的自然是一种新奇的视觉表达能力。

2.视觉伦理的颠覆与错位

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视觉作为个体依循社会秩序的一种行为方式必须契合一定的社会伦理规则，“非礼勿视”一度成为传统社会个体行为方式的基本逻辑。然而高度娱乐化的现代视觉传媒艺术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视觉范式，现代传媒对私人场域的侵入成为一种常态，越来越多的私人生活素材特别是那些怪异、刺激、奇特甚至耸人听闻的内容成为现代传媒热衷传播的对象，“公共领域成了社会力量的入侵口，通过大众传媒的文化消费公共领域侵入小家庭内部。失去私人意义的内心世界领域受到大众传媒的破坏”⑪。一些电视访谈节目以保护弱者、解决情感危机或家庭纠纷为名不加限制地追逐甚至逼问被访者的隐私与秘密，其实质则是以兜售个人隐私为节目卖点，博取观众的眼球，一些影视节目和网络视频更是将自身或他人的隐私设为公开浏览的对象，以满足猎奇的审美心理，实现快感化的审美效果。与炒作个人隐私题材相对应，现代视觉传媒也营造了一种愈益普泛的“传媒窥淫症”，凭借现代传媒的技术媒介，刺探他人隐私，窥视他人的私人场域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日渐衍化为现代“视看”的另类表征，传统视觉的伦理恪守在现代视觉传媒艺术的暴力入侵中日渐瓦解，传媒伦理的现代定位成为当下社会需要面对的严峻话题。

3.“身体焦虑”与视觉意蕴的有限消解

现代视觉传媒产业的崛起为主体的身体塑形提供了便捷，视看本身的交互性为当下主体的身体关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人们时刻置于一个身体符号组成的场域中，进而迫使自己陷入对自身身体塑形严格的自我监督。现代影视、网络以及购物中心、百货商场所宣扬的消费不再拘泥于一般物质性消费，更多是一种窥视性消费。现代视觉传媒艺术为个体的身体塑形提供了多元化的审美标准，借助现代传媒以及商场俊男美女广告图像所展示的身体形象，个体与视觉传媒所宣扬的理想的身体标准进行比较，使得自身日常的身体意识大大加强，对身体的敏感、挑剔以及不满程度变得更加强烈，由此一种普泛的“身体焦虑”成为现代社会的典范特征。

此外，由于现代传媒造就的视觉图像的庞大堆积，传统艺术接受中采用静观、冥想、涵咏的方式来实现对艺术意象“韵味”品鉴的常态接受模式遭遇挑战，视觉传媒营造的电子、数字影像不断刺激主体的视觉感官，视觉主体不可能再以审美静观、涵咏的方式去体悟对象，“观众们如此紧紧地跟随着变换迅速的电视图像，以至于难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联结成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他仅仅陶醉于那些由众多画面叠连闪现的屏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与感官刺激”⑫。在现代“视看”所构建的接受机制中，传统艺术的“韵味”被视觉感官主导的“震惊”“艳羡”所替代自然成为现代“视看”体验的必然宿命。

三、现代视觉影像的权力书写与意义呈现

如果说现代视觉传媒营造的“视看”机制，其内在的权力运作是一种动态的观照，那么视觉文本中隐含的权力话语则是一种静态的书写。福柯曾以全景敞视监狱来隐喻观者“视看”所掌握的权力；德波提出的“景观社会”则表明被看者自身同样掌控着权力。换句话说，福柯专注的是监视的权力亦即观者“视看”的权力，而忽视了视觉符号内在的权力，后者在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操持中得到关注。在德波提出的“景观社会”中，凭依作为商品代言的视觉符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消费主体产生有形无形的诱惑、感化、控制，比起福柯对视觉权力生产机制的注重，德波更为关注视觉权力的消费。诚然，现代视觉文本中交织的权力已然外化为一种非暴力形态，它不再拘囿于抨击甚至批判性的言说方式来进行权力布控，相反，以吸引乃至诱惑的方式进行权力传递成为其施加影响力的常态。借助这一方式，视觉文本逐渐演化为一种累积的文化资本，“资本变成一个影像，当积累达到如此程度时，景观就是资本”⑬。

1.视觉符号生成的权力规约

就利用审美符号进行话语资本建构而言，现代视觉符号的生产无疑融入符号编码者自身的思想意识、审美观念以及价值判断，凭借对符号编码的权力，符号编码者掌控着现代表征领域的垄断资本来展开自身话语体系的构建。与传统审美符号的生产体制所不同，现代传媒艺术建构权力资本的符号是视觉影像，表现形式是二维平面的画框或镜头，而文本的编码过程集中体现了编码者的主观意志，将什么或不将什么纳入表征场域受制于编码者的主观选择，能否成为视觉文本书写的对象成为客体有无进入有效符码序列的前提。在传媒艺术的创作过程中，拍什么、不拍什么不仅取决于表征内容的需要，同时也取决于摄录者镜头的有效调制，镜头的边框将摄录者认为不需要的信息排除在外，只保留摄录者认为能体现文本主体信息的视觉符码。同时，利用镜头运作来呈现不同形态的影像效果也是主体意识的强力体现。常态而言，仰角镜头有利于凸显表现对象的身份与地位，增强观众的认同感；俯视镜头暗含着视觉画面特定的压力或张力；而镜头的特写则代表着一种深度关注。不同的镜头运作预示着多元化的意义裁定与价值取向，这种对视觉画面表征信息进行遴选与操控的过程潜藏着巨大的权力规制，体现出符号编码者本人的主观意志，诚如韦勒克在谈及文学史编写时所说的那样:“在文学史中，简直就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对价值的判断。”⑭

2.视觉符号呈现方式的权力图式

与视觉符号生产的体例一致，视觉文本的呈现方式同样潜隐着强大的权力机制。通常看来，权力多借助各种技术或艺术手段来实现自身运营的目的，从视觉画面的形制、色彩、明暗、空间结构到视角、镜头、剪接等技术处理的手段无一不是权力话语的隐性呈示。以视觉传媒艺术的镜头展现为例，镜头的长短、摇摆、焦距的调节以及视角的广狭构成不同的视觉表现效果，同时也蕴含着一种权力运营的情感表达、价值判断和审美认同。同时文本编码过程中对表征对象的回放、穿插、剪辑、程序倒置等技术手段的运用也是权力展开运作的一种方式。如球赛的实况转播，无论是镜头占用的时间比重抑或镜头渲染的效应都无疑倾向于己方球队，进球时的慢放镜头、回放画面、多方位视角甚至定格化特写无不体现出文本制作者的主观意识与感性判断。此外，对视觉影像的色彩配置也体现了权力运作的痕迹，不同的色彩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情调与意义，正是色彩所承载着多元的意义谱系，视觉画面对色彩的配置自然就成为权力运营框架下的产物。值得一提的是，借助现代传媒精密细致的技术支撑和高度发达的软件手段，视觉文本权力编码及其意义表达的自由度愈发膨胀，不仅视觉表现对象愈益复杂、精细，一些常态不可视看的景观都被外观化、可视化，甚至完全脱离现实而由技术创构一个仿像的世界，这个仿像世界不再具有传统视觉模仿的特定所指，纯然一个自我指涉的自足符号世界。从《侏罗纪公园》到《阿凡达》，从《星球大战》到《变形金钢》无一不是以仿像虚拟充溢现实空间的案例。诚然，现代视觉传媒艺术的编码过程是权力被消融到文本每一个细节的过程，权力伪装在文本叙事话语中，通过一系列的表现程序与表征手段来实现对现实的征服。因而可以说，数字技术的编码将现代视觉传媒的权力固定化，再以一种视觉画面的无限精巧而重新加以呈现。

3.视觉传达的权力话语

现代视觉传媒艺术主导的传播机制以激发快感与释放欲望作为一种常态的叙事路径与游戏策略，而权力则正是通过与快感和欲望的合谋来实现操控视觉话语传播的目的。可以说，现代社会娱乐形式的多样化以及艺术接受体制的大众化决定着视觉文本只有表现快感、激发受众观看的欲望，才能抓住受众，实施自身权力的影响力。当然，视觉文本对受众的快感激发与欲望释放并非体现为一种颠覆性的情绪感化，更多时候是借助视觉画面建构一种春风化雨式的接受语境，渐进式地驱动受众的审美体验，建构受众自有的私人空间，强化与受众思想意识、情感状态同一化的身份存在，正如美国学者克兰在谈到电视艺术时所说的那样:“电视促进了个体与他们自身所属社会群体的认同，因为电视为他们提供了用于比较他们自身情况和其它群体境况的较多信息。”⑮正是快感的驱动与欲望的彰显，使得现代视觉传媒艺术的运作始终微风细雨，对受众的无形牵制超越传统意义的任一艺术形态，然而却丝毫没有遭受任何形式的反制，进而将现代视觉传媒艺术的接受导向一种更为普遍的审美自觉。

4.视觉文化语境的权力塑造

前述所言，现代视觉传媒艺术运作权力，将自身打造为一种文化资本，而依据资本自身的最大化原则，如何拓展自身的影响力、掌控更多的受众群体、扩大文本权力的运营区域成为现代视觉传媒艺术权力运营的重要方向。可以说，现代视觉传媒艺术的权力运作不再是一种强制与压迫性的暴力执法，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细声慢语式的话语劝服，然而任何形式的说服策略其影响都是有限的，营造一种同一化的文本接纳语境成为其进一步拓展影响的关键。时尚作为现代社会普泛化的文化景观为现代视觉传媒艺术的权力施展提供了颇为契合的平台，“时尚的主要特征是把短期内非同寻常或一时时兴的东西强立为新的规则与规范，并很快加以接受，然后在它变成平庸物，亦即人人皆有之物后，再次抛弃它”⑯。作为现代社会界定社会地位与文化身份的符号，时尚不仅是个体趣味、身份、文化习性的形式表达，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与意识形态争斗的场域，它引导个体趋向一种既定的普遍性规则，并不断扩大它的影响力，当视觉话语作为一种时尚被个体接纳，个体将因普遍化而获得某种群体性的归属感，进而以区异于他者的身份而获得一种虚幻的优越性。从某种程度来看，当视觉话语以时尚的面目来构建影响力，其本身的权力在个体追逐与趋同时尚的过程中无疑又衍化为一种更为隐性、更为强势的社会性权力，进而真正实现了视觉文本权力形态“体制化”的社会性架构。

四、视觉传媒权力想象的现代表征与理性反思

借助电子、数字技术的强势支撑，权力如影随形般潜隐于现代视觉传媒的每一寸空间，它完全排解了传统艺术权力构建的强制与暴力，以一种更加隐性、更加微观的方式施展着日渐体制化的视觉机理，其运作的每一步既是对“视觉转向”理论判断的有效推动，同时也引发学界对现代视觉传媒权力布控的深刻反思。

1.视觉指涉意义的虚化

较之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图像符号的直观可感决定了它表意的直接与精准，接受者对图像意义的解读多认为是凭依自身感官获取的一种自主性的直觉认知，由之会滋生出一种在场感与参与感，这是一种特有的荣誉性心理状态，主体在接受外界信息时常有的警惕与戒备乃至排斥心理被驱离，这种荣誉性心理状态诱使主体忽视掉图像本身的诱导、宣传策略，而心甘情愿地投身到图像信息指引的思想建构中。媒介技术的高度发展造就了形象被大量复制的机能与可能，“今天整个系统在不确定性中摇摆，现实的一切均已被符号的超现实性和模拟的超现实性所吸纳”⑰。图像符号的大量模拟与复制形成了一个自我指涉的自足的符号世界，当主体从这些虚拟的形象符号中获取在场感、满足感，由这些形象符号牵引而从事形象意义的建构，其结果可能不仅是传统艺术“韵味”的消失，它更可能消解了虚拟与真实的界限，使得现实不再是绝对可信的本原，最终导向一种虚无主义，而此时的图像符号其真实的指涉功能也将退化，愈来愈依赖于符号自身的能指规则。

2.视觉图像的资本化及其增值效应

与传统艺术形态相比，现代视觉传媒艺术运营权力的方式更多的是一种资本化的运作策略与体制化的架构路径。诚然，权力运作视觉文本不会局限于单纯的劝导与说服，仅仅从意识形态上占据受众，借助消费时代的汹涌浪潮，视觉图像与消费意识的合谋成为权力运营图像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好契机。“消费时代的艺术接受者通过文化消费来确认和表征自身的地位身份，消费之后得到身份炫耀和快乐满足的双重快感，这越来越成为经济逻辑裹挟文化艺术逻辑的常态特征。”⑱在消费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商品与服务都要借助图像符号加以展示其具有的商品属性，而对受众而言，接触商品与服务最常态的路径是先通过商品与服务的代言者“图像符号”来感知实物，因而图像符号日渐成为消费时代日常生活的主流元素。由此，作为商品、服务替代物的视觉形象愈益超越商品以及服务本身的使用价值，趋向注重商品、服务的符号交换价值，人们对商品以及服务的消费渐而衍化为对图像符号的消费。沿着这一路径，视觉文本在文化资本属性的基础上又衍生出经济资本与经济增值效应，在视觉权力的规制下导向一种真真切切的资本架构。

3.视觉审美旨趣的降格

在现代传媒技术的支撑下，视觉文本作为一种叙事形态占据着话语秩序、情感表达以及道德诉求的制高点，在看似自律的形式表现背后潜藏着巨大的视觉暴力，它通过精密的策划与细致的阐释建构了主体“视看”的世界，进而按照自己的意志把想要表达之物纳入视觉化的权力体制中，凭借精良的技术手段塑造了一个全知全能的乌托邦神话。它以无所不及的弥散样式充溢于主体的日常生活世界，将传统意义形而上的审美追求降格为浅表化、娱乐化的身体指涉。它遨游于现代社会商业、经济与政治的权力场中，将自身的视觉话语导向一种能指暴力，以一种感性吸引、感官招徕的方式将受众纳入自身的规约系统，使得受众在长期的浸淫中逐渐弥合了现实与仿像的界限，沉湎于视觉图像所主宰的意识形态体系中，逐渐淡忘了真实的需要、消解了抵抗意识，由此传统意义的审美样式与审美追求逐渐衍化为现代日常生活中娱乐至死的文化狂欢。

作为当下社会主流的文化表征样式，现代视觉传媒艺术凭依精良的技术支撑与便捷的传播机制，操控着现代人类世界的知识谱系与娱乐话语，以亲民性的姿态与审美生活化的参与方式掀起了现代视觉的审美狂欢，以技术与艺术一体化的表征优势高扬着自身的审美自律。而其本身潜隐的权力机制却始终左右着视觉传媒艺术的现代表达，时刻规训着现代视觉传媒艺术的意义书写，构筑着人类表征世界新兴而又隐晦的符号霸权，为权力操控艺术的历时形态增添了新的范本，也为艺术本体的“自律与他律”提供了颇具时代意义的审美思考。

注释：

①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3页。

② ［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③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

④ ［美］南希·弗雷泽:《福柯论现代权力》，李静韬译，载汪民安等编:《论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⑤ ［英］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王晓珏等译，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⑥ ［美］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林夕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⑦ Kevin F.McCarthy，Elizabeth Heneghan Ondaatje.From Celluloid to Cyberspace: The Media Arts and the Changing Arts World.Santa Monica，CA: Rand 2002.p.21.

⑧ 胡智锋、刘俊:《何谓传媒艺术》，《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刘俊:《论传媒艺术的科技性—传媒艺术特征论之一》，《现代传播》，2015年第1期。

⑨⑬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

⑩ 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⑪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⑫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⑭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页。

⑮ ［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⑯ Renato Poggioli.The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42.

⑰ Mark Poster，ed.，Jean Baudrillard.Selected Writing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20.

⑱ 刘俊:《论传媒艺术的大众参与性——传媒艺术特征论之三》，《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作者系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

【责任编辑：李 立】

*本文系中国第57批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现代视觉艺术的互文图谱研究”（项目编号: 2015M571472）、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视觉艺术的现代结构体系研究”（项目编号: gxyqZD201603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