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制造“罗斯柴尔德神话”

宋鸿兵《货币战争》中有关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世界的谣言，其实很多来自纳粹德国的反犹宣传。1921年，希特勒在纳粹党的杂志上撰文，指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控制亲社会主义运动媒体的几大犹太资本家之一”。1922年，希特勒两次在演讲中攻击罗斯柴尔德家族，说他们通过贷款来支持战争和革命，达到掠夺人民的目的。

纳粹通过歌剧、展览、电影等，不断向德国人强化罗斯柴尔德家族控制欧洲金融、商业的“阴谋”。在1940年的电影《罗斯柴尔德：在滑铁卢的红利》中，罗氏家族投机滑铁卢战役的故事已然成型：内森·罗斯柴尔德获知战果后，“命令手下在伦敦证交所散布假消息，制造恐慌”、“点算自己赚了1000万英镑，足够买下英国”——这些内容全部是虚构的。在电影《顽固的犹太人》中，纳粹进一步称欧洲、美国已被一群犹太银行家控制，这伙“恶势力”的代表自然又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二战中，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仅仅是名誉受损，自身实力也受到极大打击。很多家族成员被纳粹迫害、关押，他们在德国、奥地利的财产几乎被全部没收，几代人收集的艺术品也都落到纳粹手中。

杨绛劝费孝通不要“迎难而上”

费孝通从中学时就暗恋杨绛，后来他们一个在燕京，一个在清华。费孝通曾经问杨绛：“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杨绛回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

在北京，杨绛和钱钟书一见钟情。为了阻止他们恋爱，费孝通让好友孙令衔出面，先告诉钱钟书“杨绛有男朋友”，再告诉杨绛“钱钟书已订婚”，希望借此拆散他们。谁知钱钟书不肯相信，写信约杨绛见面。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则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当杨绛写信给费孝通告知自己恋爱的消息后，费孝通火冒三丈，直接来到清华，声称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

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曾去拜访杨绛。杨绛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迎难而上了。”言下之意，是希望费孝通不要再来。后来费孝通如果有新书出版，常送一本给杨绛“指正”，有时也让女儿或身边工作人员代为探望杨绛。一次，杨绛让吴学昭陪同她一起拜访费孝通表示谢意，正在费孝通兴奋说个不停时，杨绛匆匆告辞而去，前后不足20分钟。

毛泽东亲自维护作家斯诺

1937年，斯诺在《西行漫记》出版后受到美国共产党的批判。他们认为此书“把托洛茨基的观点强加于毛泽东的评论之中”、“对苏联共产党怀有敌意”。一名前德国共产党员海兹·希伯也发表文章，称斯诺“已经歪曲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时期的政策理论和政策实施这两方面的立场。”他认为，“在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政策下，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经真正承认了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

海兹·希伯在1938年访问延安，向毛泽东重复了他对《西行漫记》的批评。毛泽东听后一言不发，把希伯安排在一间窑洞，就再不过问。希伯很焦虑，再次请求访问毛泽东。这一次，毛泽东严厉指出：“攻击《西行漫记》这本书，你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向外界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以此来帮助我们……即使斯诺以后做不利于我们的事，我们也永远铭记他对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你毫无理由地对斯诺进行攻击，是一个反革命行动。假如你再这样做，我们就下令让我们的全体人民同你断绝关系……”毛泽东警告希伯，他原本已经有了一段“右派”履历，现在想站在靠右的立场上攻击统一战线，更是无法恢复名誉的。

当时希伯想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急于向外界表明，自己是中国共产党问题上的权威和代言人，谁知遭遇了这么大的挫折。希伯从延安回来后告诉史沫特莱，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太严厉了，太狠了”。

谢铁骊遭遇的两次电影审查风波

1980年，谢铁骊执导淮海战役题材的电影《今夜星光灿烂》。他设计了两个画面，一个画面中出现了30副担架，都是准备掩埋牺牲的解放军士兵的；另一处出现了被炸断腿的卫生员。当时有军队干部反应“认为这个戏不好，说这怎么能行呢”、“片子宣扬了战争的残酷性，让士兵，尤其新兵看了没好处”。谢铁骊说，“淮海战役你们没有参加，我参加了……你看我们的电影拍冲锋，都是敌人倒下，我们的战士一个一个往前冲，最多有个别的受了一点伤，其他都是敌人死的多，我们自己军队的牺牲就很少表现……”最终，谢铁骊只好删掉这两处。

1981年值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谢铁骊想拍摄讲述蔡锷故事的电影《知音》。但因为黄兴之子黄乃给胡耀邦写信，说蔡锷在袁世凯称帝时写了劝进书故不值得被歌颂，以至电影被一度叫停。后来，胡耀邦找历史学者了解到蔡锷在劝进书上签名并非真心，电影才被允许拍摄。

郭沫若曾要求发掘武则天陵

1950年代，在吴晗和郭沫若、茅盾、邓拓、范文澜等人请求下，有关部门发掘了明十三陵中的定陵（明朝第13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及其孝端显皇后、孝靖太后的合葬陵）。吴晗如愿后，刚刚写完历史剧《武则天》的郭沫若也跃跃欲试，向中央提议发掘合葬唐高宗、武则天的乾陵。1960年，借陕西省向中央提交《乾陵发掘计划》的机会，郭沫若对周恩来说：“毫无疑问，肯定有不少字画书籍保存在墓室里！打开乾陵，说不定武则天的《垂拱集》百卷和《金轮集》十卷可重见天日！也说不定武后的画像、上官婉儿等人的手迹都能见到！石破天惊，一定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鉴于当时技术落后，周恩来没有同意。1973年，郭沫若第二次请求挖掘乾陵，又被否决。

郭沫若请求开掘乾陵时，定陵的考古工作并没有结束。1979年，参与发掘的赵其昌等人继续编写定陵的考古报告。赵其昌回忆：“可惜的是20多年的岁月，不少文物已经面目全非了。棺椁毁于定陵建馆之初，帝后尸骨、头发、牙齿毁于‘文化大革命，原始资料有散失，照片底版有霉污，特别是那些囊括了中华精品的帝后服饰、织品等等，几经翻动，残损更甚，所幸几大册发掘工作的原始记录，尚保存完整。”由此看来，当初没有贸然发掘乾陵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