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能源规划：加还是减

韩晓平

“十二五”已经结束，“十三五”即将开启。“十三五规划”将是有史以来最难做的规划，中国遇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在全球能源大革命的浪潮中，“十三五能源规划”是引领革命潮流，还是被革命的惊涛骇浪荡涤或吞灭，这是各级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及相关企业应该认真面对的一个问题。

一、加法还是减法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中国能源与中国经济的关系都是“做加法”。“面多了和水，水多了和面”成为一种惯性强劲的基本发展模式和思维定式。经济发展能源不够了，就上煤矿、上铁路、上码头、上电厂、上电网、上炼钢厂;能源过剩了，为了救央企、救银行，就上房地产、上基础设施、上世纪工程、上高耗能等。各级政府为了使GDP翻番，不惜负债大兴土木;企业为了做大做强，不断扩大规模，进一步刺激高能耗产业。周而复始，经济发展模式便在病态中畸形狂奔。

惠誉分析师研究认为，尽管市场需求在下降，中国的粗钢产能仍将从2014年的11.5亿吨增加至2015年的11.7亿吨。国内市场需求下滑，就拼命在国际市场廉价销售，商务部全球四面奔波应对反倾销调查。2015年，中国钢铁出口达到1.1亿吨峰值。企业为了资金链不断逆势增产，环保生产一吨钢只有一个“茶叶蛋”的蝇头小利，逼使企业只能靠偷排偷放污染增加利润，地方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维持景气幻象。

微信上有一则笑话，说雾霾是怎样炼成的，请看全世界钢铁排名：第一名中国（不含河北）;第二名中国河北（不含唐山）;第三名中国河北唐山（不含瞒报）;第四名日本;第五名美国……第九名中国河北唐山（瞒报产量）。据国际钢铁协会不完全统计，中国的钢产量长期维持全球产量的半壁江山。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2015年12月7日发布《2016全球钢材需求预测成果报告》，预计2015年中国粗钢产量8.06亿吨，钢材净出口量为9800万吨。其实，中国出口产品中大量都是机床底座、重工装备、船舶等廉价的高载能产品，到头来，换回的外汇并不多，而造成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却不小。

美国从1901年到2000年的100年中，总共消耗45亿吨水泥。用这些水泥建设了6.85万公里的高速公路和22.64万公里的铁路、无数高楼大厦和水坝大桥等等，基本完成了93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现代化基础建设。而中国2011年到2013年的3年之间就消耗了66亿吨水泥。中国确实建了不少“世纪工程”，如三峡大坝、高铁、城市高楼和高速公路，但是，由于能源价格低廉、排放标准低和产品质量监管弱，导致劣质水泥泛滥，造就了无处不见的“豆腐渣”工程，很多建筑使用不到二三十年，就成了“楼歪歪”“楼脆脆”“楼倒倒”，成了不得不拆除的危房。

2013年，全球水泥产量合计达到40亿吨，中国就占了24.2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58.6%，产量同比增长9.6%。产量居其次的印度，仅占全球产量的7%，而美国占全球总产量的1.9%。2015年1至10月，全国共出口水泥717.38万吨，仅占全国总产量的0.37%，虽然同比下滑17.15%，但出口水泥熟料488.35万吨，同比增长46.31%。连水泥熟料这样的廉价产品出口到澳大利亚这么遥远的能源大国，竟然还能够有利可图，可见中国水泥生产成本和污染限制有多低。

为维持这些高耗能产业的运转，中国不得不大量燃用廉价的煤炭。中国消费煤炭无论按热值计算，还是按照原煤总量计算，都超过全球消费量的一半以上。这使中国成为环境污染最严重、空气最肮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严重的雾霾长期挥之不去，且愈演愈烈，让我们的发展遭遇困境。

“面多了和水，水多了和面”的发展模式已经实在是难以为继了，环境负荷无力承载，治理雾霾无计可施，温室气体无从减排，经济结构无法转型，人民对“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的期待，成为硬约束。盆就这么大，再和面，再和水，也难以为继，不仅盆已承载不下，而且这个盆随时都可能面临破碎的绝境。

对于“十三五能源规划”，目前最主要的争论是中国到底还需要再增加多少能源维持经济发展？我们是否应该继续按照此前的线性增长指数，让每一个企业都在自己的壁垒中，来推算中国未来五年经济发展对于能源需求的增量？

根据电力系统一家机构对未来规划的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电力需求将继续保持较高的速度增长，预计2020年全国电力装机将达到19.176亿千瓦，发电量将达到73178亿千瓦时。我们按照2014年中国人口5.21‰的增速平均推算，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11亿，人均装机1.36千瓦，人均用电量5186千瓦时。这一人均用电量指标将接近2014年英国5303千瓦时的水平，而装机超过了英国人均装机1.17千瓦的水平。英国2014年的人均GDP是46634美元，而中国只有7600美元不到，即便保持7%的平均增速，按照2014年不变价格计算，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也仅为11045美元，不到英国现今标准的四分之一。而届时中国的单位GDP电耗，还将超过英国现今水平的4.13倍。

其实，这还并非最激进的电力规划目标。2015年12月18日，国家电网在京发布 “十三五”电网发展规划研究成果。按照国家能源局“十三五”能源电力规划工作总体部署，国网开展了“十三五”电网规划研究，成立了电网规划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织科研设计单位和27个省级电力公司，编制完成了《国家电网公司“十三五”电网发展规划（建议稿）》总报告和6项专题研究报告。他们研究认为，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快速推进期，电力需求与经济同步增长。预计2020年全国电源装机总量20.7亿千瓦（人均1.47千瓦），相比2014年新增7亿千瓦，年均增加1.32亿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8.2亿千瓦。据此推算，2015年11月全国火电装机95957万千瓦，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未来5年，中国还将增加2.9亿千瓦的火电装机，平均每年再增加5800万千瓦火电机组。endprint

2014年，全国火电装机91569万千瓦，设备利用小时为4706小时，比2013年减少了314小时，如果按照5500小时项目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的基准，全国火电装机过剩13219万千瓦。到2015年11月，火电装机容量又增加了4388万千瓦，同比设备利用小时再减少了355小时，火电装机富余容量达到21425万千瓦。其实，不仅火电产能过剩，整个电力都处于严重过剩的局面，2013年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为4511小时，同比减少68小时;2014年为4286小时，减少235小时;2015年1月至11月再降至3597小时，减少了309小时。与此同时，便是大量弃风、弃水和弃光。

比电力更糟的是煤炭。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报告显示，2006年以来，我国煤炭采选业固定资产累计投资3.1万亿元，形成了超过50亿吨的巨大产能。2015年前三季度，20家大型煤炭集团亏损105.59亿元，应收账款也超过1300亿元，维持微利的煤企仅7家。2014年煤炭消费首次下降2.9%，煤炭占一次能源总消费比重64.2%，燃煤火电发电量下降0.3%。2015年前三季度煤炭再降4.3%，1月至8月火电再降2.2%。呈现出一边是新煤矿投产，一边是需求在下降的景象。2011年11月，秦皇岛下海的5500大卡电煤价格是860元一吨，现在已经跌到360元。但是，尽管很多煤炭企业已经亏损，而且是越卖越亏，但还是不断增产。更不可理喻的是，2015年煤炭产能如此过剩，煤矿倒闭，矿工失业，国家主管部门又新核准百万吨级煤矿15个，合计产能规模5740万吨，批准投入资金416亿元（不含矿业权价款）。

造成产能过剩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认真研究和尊重能源消费的市场规律，盲目扩大产能，不求能效和发展质量，只求规模和数量。全世界所有经济发达国家都走过一条极其相似的道路，随着经济的增长，对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提升，能源结构迅速转型，能耗增速快速下降直至停止，甚至进入负增长。而且，越是后发的国家，随着人类总体科技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升，人均能源消耗呈现下降趋势越快。所谓“可持续发展”，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经济增长值，能源负增长，能源弹性系数小于零。

虽然国家电网的电力规划仅仅是一个企业自己的意见，还不至于如此令人担忧，但是来自中国社科院、电规总院、水规总院、中电联、华能、大唐、华电、国电、国电投及三峡集团的专家、代表们对该规划进行了研讨，在听取研究成果介绍后与会专家、代表纷纷表示：“国网‘十三五规划研究站在保证国家能源安全、可持续供应的高度，体现了国家能源变革与能源转型思路，构架完整、思路清晰、事实充分、数据翔实、可操作性强，符合未来能源电力发展需求。”

2014年中国全社会用电增速仅为3.8%，2015年1至11月增速进一步降至0.7%，而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工业用电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而服务业用电增速明显高于工业，但不足以彼此对冲。这个变化与整个经济增长结构性变化是一致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前三季度统计数据也支持了这一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50779亿人民币，增速8.3%，占GDP总额487774亿的51.4%，而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97799亿元，仅占40.6%。第三产业成为经济驱动的主动力，但是第三产业用电量仅占全社会用电量的不到13%，且增速只有7.3%，弹性系数0.88。这实际标志了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常态，如果我们从事能源规划的研究人员依然看不到这种变化，不仅将企业带入困境，也将国家的未来拖入更加艰难的境地。

二、加什么减什么

原以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雾霾锁城问题可以大大缓解。但未曾想到，在“十二五”胜利结束的最后两个月中，中国各地雾霾指标屡屡爆表。北京及整个华北地区几番出现诸多监测点长时间超过每立方米500毫克的“极限值”。也就是说表计最大的刻度只有500，而实际可能远远超过500。这一次雾霾反复出现的次数之多，强度之大，影响之广前所未有。甚至烟台、成都这些“宜居城市”也屡遭爆表，人们已经到了逃无可去的境地，各地政府在雾霾面前完全陷入黔驴技穷束手无策的窘境。

造成中国严重雾霾的原因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因为各大利益集团出于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断干扰和忽悠领导，导致局面越演越烈。

中国能源研究会周大地副理事长就“十三五能源规划”问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十三五如何落实节能优先，仍然是很重要的课题。”《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节能优先”。《规划》要求，“十二五”时期，要加快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强化节能优先战略，全面提高能源开发转化和利用效率，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并指出要通过发展和利用风能、太阳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等实现能源结构的优化。

其实，早在《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制订时就确定了：“贯彻落实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的能源战略，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体系，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方针。甚至在《能源发展“十五”重点专项规划》中就把提高能效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强调“要在继续坚持合理使用资源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到提高能源生产和消费效率上”。

尽管历届政府都高度“关注”节能提效，将节约放在能源工作的最优先位置。但是，由于节能工作的重点在需求侧，对于既得利益集团云集的供给侧主导下的能源行业，节约优先政策的贯彻与他们的既得利益形成冲突，节能提效显然不如“做大做强”来的实惠。

今天，中国的人均能耗已大大超越全球平均水平，人均GDP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70%，但人均能源消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20%。而单位GDP能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64倍，美国的2.18倍，日本的3.02倍，欧盟的3.28倍，丹麦的5.67倍。也就是说，中国或不需要增加总体能耗的前提下，认真将精力和资金投入到“节能优先”和能源结构转型上，就可以实现GDP翻番或翻几番。endprint

中国是全世界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其排放量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而从2007年至今，中国排放净增加近50%，而美国和欧盟分别减少8.1%和17.5%。全世界在此期间新增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中国贡献了77%。如果折算成单位GDP排放，中国2014年每创造1万美元GDP，需要增加9.4吨二氧化碳，而全世界平均值4.59吨，为中国的49%，美国为中国的36%，日本为中国的30%，欧盟为中国的21%，丹麦仅为中国的13%。

中国之所以能源利用效率低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大，主要是能源结构造成的，能源结构也是造成全国大面积雾霾的根本原因。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就是效率低，污染大。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煤炭实现现代化，对此我们不要再报以幻想自欺欺人。当然，“以煤为主”是因为我们缺少其他清洁能源，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我们有意选择的方式。但是今天，我们并非缺少清洁能源，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方式和办法，为什么还要死抱着低效污染的煤炭不放？

从事一辈子煤化工研究的方德巍先生，1955-1958年曾担任中国化学工业奠基人、时为化工部副部长侯德榜先生的技术秘书和助手。方先生基于一辈子的研究不断呼吁限制煤炭的燃烧利用。他认为造成全国大面积雾霾的两个主要原因就是能源利用的错配。其一，煤炭燃烧。无论是大规模集中发电，还是分散燃烧都是造成PM2.5的主要原因。即便使用“超低排放”技术也无济于事，因为煤炭是一种多环芳烃结构的物质，从开采、运输、堆放到燃烧的每一个环节都会释放多环芳烃，都会形成有机挥发性物质。我们发电使用挥发性较高的煤炭中含有此类物质比重更大，在燃烧的过程中会有10%左右无法完全分解，大量聚集在大气环境中必然形成雾霾。中国现在抗击雾霾只有靠风，然而全球开始变暖，风也越来越小了。其二，油品质量。这不仅仅是含硫和氮氧化物的问题，而且是由于中国高辛烷值资源不足，目前使用的汽油中加入了大量烯烃和芳烃。尽管国V标准的汽油已经将烯烃含量由国IV的28%降至24%，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应该将煤炭在产地坑口甲醇化，将甲醇制成烷基化汽油。烷基化技术生产的清洁汽油与含有大量烯烃的催化汽油和大量芳烃的重整汽油相比，具有辛烷值高、挥发性低、不含烯烃芳烃、硫含量低等优点，将其调入汽油可稀释降低烯烃、芳烃、硫等有害组分，提高汽油辛烷值和抗爆性，是理想的清洁车用汽油组分。

方德巍先生的建议是一把钥匙打开多把锁，在去煤炭化的大背景下，将部分煤炭在坑口生产转换成甲醇等化工原料，保障煤炭企业和矿工的基本生存。甲醇可以用管道运输，中间环节效率高损耗小，用甲醇烷基化生产汽油，减少对进口原油的依赖，同时解决燃油品质带来的雾霾污染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1-12月全国汽油表观消费量10534.9万吨，同比增涨12.6%。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64亿辆，其中汽车1.54亿辆，有机构预测到2020年汽车保有量将达到2.2-2.3亿辆。汽油2020年为1.61亿吨，预计比2015年增长约38.8%。

甲醇的另一个市场是可以作为燃气轮机发电的辅助或备用燃料。在大量发展天然气时，对天然气进口安全和价格形成一定的压制保障作用。这为大量发展灵活高效的天然气调峰电力和分布式能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灵活电源的增加又为加大不稳定不确定的可再生能源比重奠定了基础。

两次能源危机为西方工业化国家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能源结构的转型，并推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帮助他们走出了长期的经济滞涨。为对抗空气污染，西方国家都采取了“去煤炭化”战略。1965年英国煤炭在一次能源的比重是59.64%，到1974年，尽管期间发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煤炭比重仍降至33.06%;德国在同一时期，煤炭从64.55%降至44.26%;法国从45.1%降至16.58%;欧盟国家的煤炭从占一次能源的51%，降至30.58%。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去煤炭化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

上述国家起初都是用当时较为廉价的石油替代煤炭，但是很快石油价格就因中东战争带来的石油危机而暴涨，使很多国家因此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此后，将大量资金和精力引入到天然气对煤炭的替代上。英国1965年天然气消费近乎为零，10年后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14%，20年后达到22.4%;同样，德国1965年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比重为1%，10年后为11.2%;整个欧盟也是从3.5%增长到10年后的12.8%。天然气系统与原有的煤炭和石油系统几乎不搭界，需要全部重新投资。大量的天然气管网建设、地下储气库、新的天然气发电和热电系统，配气和燃气用具等的投资，而这些投资主要来自于市场而不是政府，不仅解决了环境污染矛盾，而且还创造了大量就业，帮助这些国家走出了经济危机，同时还提升了社会的环境和效率意识，推进了生态文明，人民在参与中实现了共享。

今天的中国与六七十年代的欧洲非常相似，到了环境难以负载，经济必须转型的时间节点。“十三五”期间，中国从境外购买的天然气将大量到货，从中亚通过管道进口的天然气将达到850亿立方米，俄罗斯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天然气680亿立方米，缅甸已经建成120亿的管道，蒙古国也希望与中石化合作建设120亿煤制天然气项目。中国各大企业在海外达成协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到2020年也将超过700亿立方米。这些项目一旦达成就是“照付不议”协议，落实市场变得尤为重要。中国进口天然气与“一带一路”密切关联，沿途国家在全球经济低迷，需求不振的今天，都寄希望于中国的市场，如果不能很好地消化这些资源将直接影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效果。

大量使用进口天然气必须有足够的国内天然气资源支撑，形成有效的制衡作用，才能保障在供气安全和价格上的稳定。中石化2015年12月29日在重庆宣布，重庆涪陵页岩气田50亿立方米产能建设完成，这标志着中国首个实现商业化开发的大型页岩气田一期正式建成投产。这也是中石化落实完成了由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和国家能源局四部委制定的“十二五页岩气规划”65亿立方米产能目标中主动承担的份额。中石化同时宣布启动二期50亿方建设，力争2017年将重庆涪陵建成百亿立方米大型气田。endprint

中国的常规和非常规天然气都是非常丰富的，这是国土资源部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观点。国土资源部2015年5月公布的我国新一期油气资源总量评价认为，常规天然气地质资源量68万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40万亿立方米，探明程度18%，资源潜力大于石油，处于勘探早期。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王军副司长认为：我国“天然气剩余可采资源量约为石油的1.7倍，新增地质储量90%以上为整装、未开发储量，进一步增储上产的潜力很大，未来我国将进入天然气储量产量快速增长的发展阶段。”而国土资源部对于国内非常规油气资源也充满信心，特别是页岩气资源。这些看法受到包括中石油在内诸多专家的支持，大家相信中国的天然气资源可以支撑中国实现能源结构的大转型。

2014年6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到10%以上，即消费量超过4000亿立方米的战略目标。但由于某些当事企业不顾市场的实际承受能力，盲目大幅度推升气价，导致2015年市场增速迅速放缓。因为市场的萎缩，这些专家又带头对“行动纲要”提出的目标公开拆台、泼冷水。国际油价已经跌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石油公司度日艰难，中石油和中石化已经有很多员工站在失业边缘，企业利润急剧下滑。此时此刻，积极发展天然气产业是解决行业经营困境的最好战略选择，我们实在不能理解这些“专家”的所想所思。

中国2014年天然气消费量1820亿立方米，占一次能源比重5.62%，今年预计天然气消费量可以突破1900亿立方米。中国未来用5年的时间将天然气消费提升到2020年的10%是否可行？英国天然气占一次能源比重从1970年的4.7%到1972年的10.8%用了2年时间;德国从1971年的5.8%到1974年的11.3%用了3年时间;越南从1998年的5.58%到2002年的10.07%用了4年时间;整个欧盟国家从1986年的5.3%到1972年的10.3%也只用了6年时间。每形成年消费1立方米天然气的产业链，相当于带动投资30-40元人民币。中国“十三五”若增加2100亿立方米天然气消费量，将带动6-8万亿社会投资。这是最后一个可以全面大规模拉动经济的基础设施行业，或将是目前唯一可以帮助中国逆转现今经济下滑势头的产业，而且是一个清洁产业。

天然气的清洁、高效、灵活不仅可以大幅度减少煤炭的直接燃烧，而且可以大量替代高硫的重载卡车柴油和内河与近海船舶的燃料油，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消纳风电、太阳能和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推进能源的清洁化，彻底根治雾霾。造成雾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三农因素”—— 农业、农村和农民。农业要不断增产就需要大量使用化肥，农民追求现代化生活就以煤代柴，丢在田间无用的秸秆一把火焚之，这三个问题都是造成雾霾增加的重要因素。化肥增加了土壤中的氨氮，在出现逆温时会大量蒸发形成有机颗粒物，所以在秋冬季雾霾更加严重;农民散烧煤炭效率低、污染大，增加了低面源的空气污染;焚烧秸秆直接加剧大气污染，几乎防不胜防。对此，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在收购粮食的同时以特许权方式将秸秆全部回收，按价付费，既保证了农民的增收，也解决了农民焚烧秸秆的污染。至于回收的秸秆可用于分布式工业化制造沼气。这一点，解决村镇和县城的燃料供应，可以参考瑞典和德国成功的模式，或就近使用，或就地分布式发电，或将沼气提纯制造商品级天然气输入管网。中国的秸秆和养殖场废弃物可以生产约2000亿立方米商品级天然气。在农村推广“沼气（天然气）+光热”全面替代燃煤采暖和炊事用煤，并作为农业机械燃料，提高村镇居民生活品质。而沼渣和沼液是上好的有机肥料和有机农药，有助于大量减少化肥农药施用。而农业沼气存在与其他可再生能源类似的问题，生产存在季节周期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些资源加入整体天然气系统，由大系统调节平衡。所谓新型城镇化建设首先要解决燃料的现代化，只有实现了燃料现代化，环境才能改善，城镇才能更加宜居，人口才可以逐渐实现分散化，从而减少城市的人口环境压力。发展这一产业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大量消纳剩余劳动力。未来从煤炭和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逐渐退出的劳动力，再就业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建立遍布全国的分布式生物质天然气生产系统，再加之光伏农业共同形成的能源农业系统，将形成一个巨大的需求侧能源服务体系，对于从事过工业化生产的产业工人的需求将非常巨大，可以解决几百万人的就业，很多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风电太阳能不可谓发展不快，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电网调节能力不足。产业结构的转型和服务业的兴起，加大了电网对电力需求侧的深度调峰要求，而大量可再生能源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同时需要增加系统的调节能力。未来或可以靠智能电网和电动汽车来调节，但是，在2020年以前，甚至此后的10年，天然气形成的灵活电源是成本最低、建设最快、经济效益最好的调节手段。

能源研究会周大地副理事长在全国政协“优化新能源布局，促进清洁能源健康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尽快停建、缓建燃煤火电;控制煤电基地建设;对十四大能源基地规划尽快调整;重视发展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等建议都是切中要害的。能源规划不能一个行业一个行业自说自话，要从全局跨界看问题，规划全局。更不能让各个行业利益集团牵着鼻子走，使国家的规划成为他们进行利益分配的平台，如此就失去了规划的意义。

至此，“十三五”能源加什么，减什么的问题应该是再清楚不过了。万事要抓主要矛盾，切勿眉毛胡子一把抓。能源规划“纲举目张”，主要矛盾就是坚决推进去煤炭化的进程，“纲”就是天然气，解决好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怎么加怎么减

本文所有列举的数据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节能潜力巨大;二是中国减排潜力巨大。节能减排和能源结构转型可以成为我们经济增长、挖掘财富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但是，如何形成这种新动力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目前一种主流观点并得到高层肯定的提法是新供给学派提出的“供给侧改革”，要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endprint

提出这一观点的领军人物也曾经在2008-2009年提出：“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并在此后不断维护这一经济政策。“淘汰落后产能”是几届政府不断提出的执政理念，但在政府“上大压小”和“做大做强”来提高企业规模效益的政策指导下，靠政府花钱解决问题的结局却是更加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企业困境。尽管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有着良好的意愿，但是，中国的现实体制却可能使他们种下龙种收获跳蚤。今天经济的困局很大程度上就是当年4万亿投资，以及放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企企业发债筹集配套资金酿成的。这种不是靠激发社会和民间投资，靠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由官员的判断来决定市场优胜劣汰来优化产业经济结构，以图走出困境的做法，已经是明日黄花，特别是在中国的能源行业更是如此。

在能源行业，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决不能再次陷入新的“面多了和水，水多了和面”的循环困局。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提出了能源的四个革命，革命就是具有颠覆性的自下而上的变局，全球能源革命是在互联网革命推进下的需求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反应出的时代特征是以信息、能源和交通三位一体的“协同共享”的需求侧革命。在分布式能源和能源互联网为技术革命为依托，以需求侧参与响应能源供给为特征的全球新能源革命正在推进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这应该成为“十三五能源规划”中认真研究的问题。需求侧革命的关键是要给予消费者更大的参与、响应和选择的空间，从需求侧解放生产力，而不是在传统的产业结构下，靠传统的既得利益集团从供给侧进行改革。也就是说要靠新的生产力来创新新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寄希望于传统的生产力来改革出一个修修补补的生产关系。

让需求颠覆供给，而不是让供给继续配置需求。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根本问题是长期以来任由占据产业链上端的供给侧来配置资源。供给侧在这些年“做大做强”政策的推动下，都是工业时代的超级恐龙型企业，与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形成了血脉相连的共同利益格局。供给侧改革的结局很可能是恐龙更大更强，其他物种更加没有进化的空间，随着环境的变化，当恐龙无法生存时其他物种却无法形成替代。在能源行业将导致由需求导向的市场继续难以参与资源的优化配置，消费者在能源行业参与和选择的权益被长期剥夺，而供给侧做大做强的行业壁垒进一步扭曲了产业结构。“新供给经济学派”也提出“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很多国企亏损都是因为执行了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承担了社会责任，让政府怎么决定这些企业是死是活？政府淘汰落后产能只能从规模划线，每一次就是上大压小，结果就是产能不断过剩。

中国总有那么一些人，相信自己比市场更聪明，总想借“权威”发挥自己的神仙才智成为救世主，而每一次都是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为他们的聪明才智买单。共产党和他的人民是唱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样的歌曲不断战胜困难走向胜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强调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十三五能源规划”应该将这12个字作为重中之重，把“共建共享”作为核心要素，改变长期以来从供给侧思考问题的惯性，从需求出发，从市场出发，从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出发，赋予人民更多的参与和享有的权利。

争论的核心是供给侧改革还是需求侧革命，关注的焦点是将政府和金融机构及资本的工作重点和注意力导向何方，是社会和公共资金的流向引导的问题。中国的资本长期以来只是一味地追随政府的政策，所以，他们创造不出“阿里巴巴”和“京东商城”这样的成功企业和新市场机制，这其中有政府的原因也有机构自身的问题，不是一夜之间可以改变的，所以，在国家新的五年规划中正确引导投资方向是关键。

进入21世纪，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市场创新，凡具有革命意义的重大发展几乎全是创新资本推动的。从互联网到电商;从页岩气到光伏发电，成功的技术，创造了成功的企业;成功的市场营销，创造了新的需求。创业者和新的需求都是在传统供给侧既得利益者控制和垄断最薄弱的边际地带发生的，而背后是千百万人向往美好未来的力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已为新的5年能源规划提供了战略指引。12次提到“节能”，10次提到“分布式”，4次提到“需求侧”，允许拥有分布式电源和微电网用户、节能服务公司参与售电。这就是要把“节能优先”落到实处，就是将“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共建共享作为方向。因为，这些领域都是能源需求侧革命的战略突破口。“十三五”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深化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而能源战略规划的制定则事关经济转型之成败，决定了中国能否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

对于能源的四个革命，我们此前的认识是：由于能源技术革命促进了能源供给和需求革命，而需要能源体制革命进行保障。而今天的认识则是，由于互联网革命的方兴未艾，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提升，促进了能源需求侧革命，而需求侧革命为能源的新技术革命创造了极大的创新空间和新的市场机遇，政府的体制将不得不顺应这一新的全球性的革命潮流，而最终迫使能源供给侧不得不进行脱胎换骨的革命。

如果中国供给侧的企业积极转型能源需求侧管理和综合能效环保服务，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靠合同能源管理和合同环境管理，在为用户节约能源费用，降低环境排放成本的同时，创造新的投资、就业和盈利空间;如果新的能源供给更多地来自需求侧的能效电厂、分布式能源、需求侧响应，让每一个能源用户都像在互联网上一样有更大的参与权共建共享，新的市场需求将会像网络经济一样在能源领域方兴未艾，吸引无数创业者和新投资;如果成千上万曾经创造雾霾和温室气体的煤矿工人和钢铁工人回到田野收集秸秆，就地分布式生产沼气和生物质天然气，就近供给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乡镇，这将为多数中国人创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生活环境;如果我们将能源公共基础设施像信息技术一样对无数创新者开放，那么，巨大的社会资本就会涌入这一市场，不仅可创造无数优秀的智慧能源企业，无数的新就业机会，而且还将为我们创造一个蓝天白云和星光灿烂的未来。

（说明：本文所采用表格资料均来自《2015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责任编辑：肖偲偲，任  环]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