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对民族精神文化的反思与超越

张涛

摘  要：作为明清时代最为著名的一部反映文人士子生活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生动且深刻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封建时代形形色色读书人的全景图。关于《儒林外史》的主题研究可谓众说纷纭、各有千秋，本文着重从民族精神文化及心理、潜意识层面来加以探究，从而有助于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这部富有哲学内蕴的民族文化反思小说。

关键词：民族精神;功名富贵;前史时代;文化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一、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士子精神的解放

关于《儒林外史》，较为公认的看法是中国第一部讽刺小说。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乃始有足成讽刺之书”。而惺园退士在《儒林外史》序中也指出吴敬梓的讽刺艺术“鬼魅烟烟，毕现尺幅”，“窥其肺腑，揭其声态”。夏志清先生也谈到“尽管《儒林外史》算是一部重要的反映文人学士的小说，但如果从作者对他所处那个时代熙熙攘攘的世界所做的五光十色的描绘这方面来看，它似乎更是一部风俗喜剧。”《儒林外史》它常常引人发笑，但这是含泪的笑，发人深思的笑。正如著名的《儒林外史》研究专家李汉秋教授所说：“《儒林外史》的深刻性不仅在对制度文化层面，把创作的千钧之力放在对人性的深度解剖上，对生命意蕴的探索追求上那样，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作者在进行淋漓尽致的讽刺、尖锐的揭露的同时所流露出的对士林窘迫生存状态的悲切感慨与无奈以及其蕴含深处的对导致中国士人悲剧人生根源的反思。”可以说吴敬梓正是巧妙的以外观的讽刺艺术手法寓庄于谐、寓悲于喜为大众呈现了一部旨在展示在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范囿下中国士人的悲剧人性，从而激起人们的深刻反思，去寻求民族精神文化的重新构建。因而我们说《儒林外史》既是一部讽刺喜剧小说，更是一部民族文化反思小说。

蒋寅的《古典文学与精神史研究》说：“20世纪历史学的一个重大转折，就是由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战争史、外交史朝社会生活史、风俗史，进而向以心态史为中心的精神史研究转向。可以说是20世纪史学最引人注目、并深刻地影响到新世纪史学潮流的学术趋向，就是对精神现象和心理问题的研究。”在做精神、心理的审视中，我们注意到：士的精神安顿、精神解放问题，也许是《儒林外史》深层关注的中心。

二、“文行出处”的推崇与“礼乐兵农”的理想

《儒林外史》的主题研究可谓众说纷纭、各有千秋，但各种观点都在阐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八股取士的封建社会，围绕着功名富贵这根主轴，展示社会世相，体现事态人心，反映在八股科举制艺下文人士子对传统价值的趋同以及个体良知的泯灭、发现，从而体现儒林人物在传统价值体系与个体良知的价值观之间的强烈冲突。正像《儒林外史》中指出的一样：“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砒柱。”

在小说中，与功名富贵观念相对立的，是作者所标举的“文行出处”。在小说的开篇，作者曾借书中人物王冕之口，说出了作者的观点。王冕看了秦老带来的“一本邸抄”中有一条“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王冕看了，不以为然的说：“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容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天目山樵评说：“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热衷功名富贵还是推崇文行出处，是小说作者臧否人物的主要标准。正是按照这个标准，作者是把书中人物分为真儒、假儒，真名士、假名士几大类型。

无论是热衷迷恋科举功名的范进、周进，还是科举出身的贪官王惠之流，虽然并非没有所为，然则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最大嘲讽和背弃。如果说范进、周进等科举迷们既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又没有承担提倡礼乐仁义的责任意识，更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情怀，变成唯八股是窥，唯功名是求的卑琐、麻木、病态的陋儒，那么，王惠与严监生和严贡生等人，“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更是一批鲜廉寡耻，贪得无厌之徒，是彻头彻尾的假儒。至于那些官场败北、功名失意，却“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的假名士，则更是一些社会的废物。他们不学无术，而以风流名士自居，靠胡诌几句歪诗沽名钓誉。小说主要通过他们的诗酒风流的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径，指出他们事实上是科举制度制造出来的败类和渣滓，揭露了科举制度给社会的不良后果。

简而言之，在小说中，吴敬梓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剖析了形形色色读书人的灵魂，得出了前人没有得出的结论：八股取士制度和与之并生的功名富贵观念，是使儒士麻木、僵化、堕落的毒剂。因此，作者在讽刺儒林人物的同时，总是把矛头指向八股取士制度，指向八股制度所依附的程朱理学，指向封建的功名观念，指向制定八股取士的封建统治者，这正是作者的深刻之处。

像列夫·托尔斯泰为19世纪的俄罗斯贵族寻找出路一样，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也为中国18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精神前途。在小说中，在揭露八股取士制度给封建士子带来灾难的同时，吴敬梓还希望为一代文人消灾解厄。因此，他为病态的社会开出了疗治的药方，为儒林人物树立了楷模。这就是要求封建士子讲“文行出处”，去实践“礼乐兵农”。所谓讲“文行出处”，就是要讲真才实学，讲道德的自我完善;讲“礼乐兵农”，就是要抛弃功名富贵观念，为国家、为社稷、为民众办实事。这两者都是针对八股取士的弊病提出的。按照这样的标准，作者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形象，即“真儒”和“真名士”及自食其力的市井小民的形象。以王冕、杜少卿为代表的独善其身、超脱世俗的“真名士”，以庄绍光、迟衡山、虞育德为代表的亲自实践“礼乐兵农”儒家传统的“真儒”，和以“市井四奇人”为代表的自食其力、清白为人的市井人物，这些正面人物形象在小说中陆续出现，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作者探索理想的一种过程。从这些正面人物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既有儒家传统思想，也有初步民主思想的影响。

二、“前史时代”的愚昧昏聩与潜意识层面的超越深化

吴敬梓被称为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小说家。他站在自身时代的高度，以其生花妙笔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病态，将芸芸众生的各姿各态一一曝光，从而给人以感叹、以启示。但吴敬梓的伟大还不仅限于此，对现实社会的揭露批判还不能代表他本人的最深刻见解。一般的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其理论思维往往很难达到最深入的地步，因为他们的显意识领域所能认识到的理论常常是随众的、表面的，滞留于对生活的浅层体悟。而最优秀的创作家则不然。他们除了能对社会生活作出一般准确表现、概括与评判外，还善于发掘其意识深层的艺术韵味，从而超越作品思维表现的浅层，暗射出关于人类普遍人性、人类生存自身等普遍的人生真谛，带有深厚的历史、民族文化的深层意旨。比如古典名著《红楼梦》，如果它仅是一般性地描写一个封建大家族内悲欢离合的故事，描写通常的贵族青年男女的婚恋轶事，而不注重对人生、青春、人类命运等深层意蕴的开掘，那么它也就仅为一般庸常的二、三流作品，无资格跻身于世界一流名著的行列。《红楼梦》的故事究其实质除去其表层的外壳，其潜含着的思辨内容的丰富、深邃，伸向了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它凝结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包容了人生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由此，其作者曹雪芹才称合其世界一流小说家的光辉地位，吴敬梓也近似于这样的优秀小说家。其小说审美创作的最深层次就是潜意识的超越与深化。

《儒林外史》所表现出的艺术蕴含的最深层首先就在于作者对民族历史文化、民族性格的沉重哲理反思上。他以自己亲身体察感悟到的知识分子生活为中心，以这些儒士们围绕科举功名的种种活动为切入口，展示了众多不可列数的“丑行”、“俗态”，以一种哲学的思考去观察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现实政治状况并对之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从而提出了民族性格、素质的问题。作者认为以如同周进、范进、马二先生等人的病态性格和昏昧素质，我们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得到发展、进步，还将陷入一种严重的凝滞甚至倒退的危机之中。于是作者以王冕、杜少卿、市井四奇人等正面形象为标本发出了对理想健康人格的热切呼唤，虽然这种呼唤本身显得有点苍白无力，但毕竟表明了一种新的神思与期盼，仅就此点来说，就足以使这部作品名垂不朽了。

惺园退士曾评曰：“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这说明了小说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所谓“无往而非”表明这部小说名作的哲理意义不仅在封建时代，而且在现、当代以至将来都不会失其意旨。它对人生况味的深切体验和对人的精义的思考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特定历史时期我们民族精神现象的折射。作者所写不仅是一种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思考，更多的是一种客观性的哲学思辨。提高到人类历史的高度来审视，这部小说即是反映了人类在“前史时代”的荒谬性。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所有社会都属“前史时代”。他们认为人类的前史时代是一种不合理、不合人性的，因而也是畸型病态的社会。在这样的时代，存在着生存与环境的分裂，感性与理性的分裂，自由意志与外在束缚的分裂……等等。这样时代社会中的人性常常是被异化了的不自然不健康的人性。只有随着人类历史的日益发展进步，文明程度的逐步提高，前史时代的这些荒谬性、可笑性才会自然暴露出其真本性、真面目，被异化被扭曲的人性才会恢复其自然、健康的本色。《儒林外史》中的群儒们，他们的虚荣、卑琐、吹牛撒谎、荒唐平庸、乃至腐俗不堪等令人厌之叹之的种种表现，无不是这种“前史时代”荒谬性和可笑性的典型印证。在这种意义上，《儒林外史》就是人类前史时代荒谬性的一幅生动而又逼真的图像。吴敬梓不仅历史地、具体地活画出拥有一定知识但却昏昧愚呆的知识分子的奴性性格心理，而且更准确深刻地以历史哲学的眼光去考察自己先辈及同时代人的生活。同时，其作品客观上却映射出了人类社会在“前史时代”一切时期所必然呈现的愚昧、荒谬等不合理、不自然、不合人性的现象，特别是知识分子常可能具有的一些心态表现。因此他所描画的不但是特定时代个别人的性格心理线脉，而且更是从宏观角度上把握住了各个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也正是在这一点，《儒林外史》的哲理意蕴才得以超越特定历史时代而臻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更广阔时空。

可以说，《儒林外史》不是单纯地注重人生的社会意义和是非善恶的简单评判，而是倾其心力于人生况味的执着品尝，倾心展示的是他的主人公和各色人等的人生行进中的特异感受与生命体验。小说从写历史、写社会、写风俗到执意品尝人生的况味，这就在更宽广、更深邃的意义上表现了人性和人的心灵深层。这就是《儒林外史》迥异于它以前小说的地方，它会永远通过它的反讽提供一面棱镜，照出各色人等的行迹，从而使我们领悟到《儒林外史》的悲剧美学价值所在：通过呈现在科举制负荷下，形形色色的读书人的可悲灵魂和心态从而警醒大家对中国传统民族精神文化进行再思考，去重新寻求民族文化价值方向的合理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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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审稿  陈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