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绿色发展观的哲学底蕴

杨卫军

习近平绿色发展观的哲学底蕴

杨卫军

习近平将绿色发展形象地概括为“两山论”，而绿色发展观是对“两山论”的理论升华，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绿色发展理念包括绿色经济理念、绿色环境发展理念、绿色政治生态理念、绿色文化发展理念、绿色社会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新道路。习近平绿色发展观具有多维度的价值考量：绿色发展模式、绿色消费模式、绿色科技范式、新的生态经济伦理、绿色文化观、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是习近平绿色发展观的哲学底蕴。

习近平；绿色发展观；哲学基础

习近平将绿色发展形象地概括为“两山论”，而绿色发展观是对“两山论”的理论升华，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的绿色发展理念是把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当今时代发展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全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包括绿色经济理念、绿色环境发展理念、绿色政治生态理念、绿色文化发展理念、绿色社会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新道路。习近平绿色发展观具有多维度的价值考量：绿色发展模式、绿色消费模式、绿色科技范式、新的生态经济伦理、绿色文化观、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等。因此，绿色化是习近平绿色发展观的一大特色和理论特质。

一、习近平绿色发展观的理论源流与社会意识历史继承性原理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继承性，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习近平的绿色发展观是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感性自然观是绿色发展观的根本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核心的环境保护思想是绿色发展观的直接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等生态智慧是绿色发展观的中国元素；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是绿色发展观的国际元素。

（一）马克思主义感性自然观是绿色发展观的根本理论依据。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里，与人的实践无涉、与人无关的自然就是“无”。这个“无”不是本体论的不存在，而是价值论的无意义。因为马克思所关注的是现实的自然、与人的实践活动有关的自然，而非抽象的自然，只有进入人类社会的自然或者打上人类痕迹的自然才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马克思主义感性自然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下面两大方面。第一，关于自然界的生成和本质。在马克思的视野里，自然界是在实践中生成的，而非原生态的或预成的，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在实践的基础上日益成为整体性的存在。自然与历史不可分割，自然是历史的自然，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自然，自然史就是人类活动的历史；历史是自然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第二，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感性自然观认为自然对人类具有先在性和本源性，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将人类看成自然的一部分和普通一员，而不是高于自然的存在；自然界的各部分互相联系和影响，而不是事物的简单排列，自然界各部分的关系比结构更重要。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环境和一切物质基础，也随着人类的实践不断发生着变化，两者存在着整体的、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自然界虽然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但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通过改造自然求得自身的发展，自然界也以其自身规律限制人类的实践，两者互相制约、共同发展、不可分离，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关系。习近平强调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因此，马克思主义感性自然观是绿色发展观的根本理论依据。

（二）党的历代领导核心的环境保护思想是绿色发展观的直接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非常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邓小平认识到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兼顾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提出了环境保护要走法治化、规范化道路的思想。“环境保护很重要，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全球性战略问题。”[1]（P532）江泽民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了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环境正义问题，主张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此外，江泽民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退耕还林、退林还草，建设一个经济发达、安定有序、民族和睦、风景秀美的西部地区。胡锦涛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发展的实质，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的成果由谁来享有的问题。同时，我们所追求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发展、单一的发展，而是全面的发展、协调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全面，是指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发展要相互适应、相互匹配，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可持续，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续性、连续性，不能只顾眼前、不讲长远。大力建设生态文明，要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速度和质量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核心立足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形成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天人合一”等生态智慧是绿色发展观的中国元素。中华五千年文明具有丰富的生态智慧，是绿色发展观的中国元素。“天人合一”“厚德载物”“民胞物与”“道法自然”等朴素的自然观，对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价值。儒家的“天人合一”是指天地人之间能够相互影响、相互感应，人的德行能够感天动地，人与自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一种朴素的绿色发展观念。儒家的“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等思想，则是把人与人的伦理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然如兄弟、朋友，这是一种朴素睿智的绿色理念。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由于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为自然立法，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不加人为的意思。“道”是最高的原则，是自己如此，是其所是的原因，以自己为法，别无其他遵循，不受制于任何他物。庄子更多地讲人的精神境界和追求，在《庄子·齐物论》中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和追求，就是他所明确界定的一种“天人合一”境界和愿景。这里的“天”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而是指自然，人与天地万物之自然合为一体，人与我、人与物的分别都已经不存在，这种境界和愿景带有世外桃源的意味。墨子在生产与消费等方面提出了卓越的思想，认为“生产”与“节用”两个观念是相辅相成的，生产是节用的前提条件，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国家的经济实力、政治凝聚力、军事与国防实力、外交影响力等硬实力与软实力才能提高，整个国家才能国泰民安。节用是为了更好地生产，目的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倡节用就是提倡适度消费的原则。事实上，墨子已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初步思想，适度消费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等思想，吸收了世界各国绿色、低碳、稳定、美丽、和谐等发展理念，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拓展和创新，这一理念的提出，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发展，有利于孕育并提升民族的创造力，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四）当代西方环境伦理学是绿色发展观的国际元素。生态环境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伴生物，生态环境问题的实质是发展模式的危机，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扭曲。工业文明所提出的鼓励人们过分追求物质和感官欲望满足的工具理性导致了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和泛滥。“我消费，故我存在”成为很多人的时尚追求，拥有财富和金钱的多寡成为衡量人们是否成功的唯一尺度。如果把人生的意义仅仅定位在最大化地占有和消费物质财富，那么，人们就会贪婪地把地球上的自然存在物消灭殆尽。“拯救地球”不是耸人听闻的口号，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引领下，人类只能陷入生态危机的困境中不能自拔。因此，人类要摆脱生态危机的困境，就必须重新审视工业文明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选择新的文明发展模式和道路，即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和道路。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把人类的经济系统看作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整体利益具有优先性。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生态文明提倡环境伦理（生态伦理）。西方环境伦理的根本精神就是扩展伦理关怀的范围，把自然纳入伦理共同体的范围，使关心自然成为人类的一项伦理义务。20世纪60年代，卡逊《寂静的春天》率先唤醒了人们的环境意识。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宣布了经济可以无限增长的神话的破灭。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是人类开始反思工业文明、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标志。

美国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了“土地伦理”的观念，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包括土地、水、植物和动物在内的共同体中。在西方文化中，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由来已久，培根和洛克则把人类征服自然的观念推向极致。而“土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从征服者的角色变成共同体的平等一员，在这个共同体内，地球不是一个僵死的、没有活力的物体，而是一个拥有精神的、生生不息的有机体，每个成员都有存在的合法性和权利。“土地伦理”的观念包含了所有存在着的生存权利都应当受到尊重的平等观念。美国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也论及自然（也即荒野）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美学价值等14种价值，这都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二、习近平绿色发展观的辩证法基础

（一）习近平的整体性发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系统思想。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不仅作为矛盾而存在，而且作为系统而存在。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作为过程的集合体，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整体。列宁也强调，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的，系统是事物存在的普遍形式。自然界的事物大到日月星辰、宇宙天体，小到微观粒子，人类社会的国家、民族、家庭、社区等等，无不是大大小小的系统。系统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没有系统就没有世界。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系统观念，以系统的辩证思维方式看问题、办事情，善于总揽全局、全方位思考，要从整体上去把握事物的全貌。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有机构成的系统，整体性是系统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习近平的绿色发展观是一种整体性发展观，从“两个百年”梦想到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呈现出了鲜明的整体性特征。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两个百年”梦想就把发展的阶段性、持续性和整体性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这种整体性发展观是一种可持续发展、安全发展、科学发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系统思想。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这是指导“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思想灵魂和理论支撑，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的最新概括。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遍的民生福祉。”[2]（P123）新发展理念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发展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境界。

（二）“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之网上的一个“结”，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法想象的，世界是由普遍联系构成的整体。

全面发展的核心和实质是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从内容上看，五大建设不是平分秋色、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在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五大建设相互协调、整体推进。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3]（P9）从形成过程来看，全面发展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中共十五大、十六大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全面发展的目标和政策。中共十六大第一次将“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十六届六中全会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十七大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写入中央文件，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从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江泽民的“三位一体”，从胡锦涛“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体现了我们党对于发展观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

“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统筹协调和均衡发展，不允许存在有长有短的发展；全面发展是五大建设在动态中的整体推进和协调发展，强调齐头并进，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五位一体”总布局深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引擎，体现了普遍联系的观点。

（三）“两山论”生态文明观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这一唯物辩证法的精髓。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是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毛泽东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提升到矛盾问题精髓的高度，这一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即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两山论”把生态文明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特质，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生态破坏严重、生态灾害频繁、生态压力巨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突出问题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对此，习近平强调，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国外工业文明有深刻的教训，英国为了治理“雾都”伦敦，曾花费了几十年时间。传统工业化道路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我们再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工业化的老路。我国要实现“四化”协调与同步，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是必然选择和实现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习近平“两山论”生态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的绿色文明观。

三、习近平绿色发展观的唯物史观基础

（一）体现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活跃和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社会面貌的变化，社会结构的更新，社会文明的进步。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科学发展观到绿色发展观，体现了中共一贯重视发展和解放生产力。习近平的绿色发展观提出了生产力永续发展的新思想新举措新战略，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安全发展、和平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实现我国生产力永续发展的最优选择和有效途径。绿色发展观回答了发展的实质、发展的动力和目标，为谁发展、怎样发展、发展的成果由谁享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尤其是破解了发展与环保二律背反的难题。习近平的绿色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新诠释和发展，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绿色发展就是指人与自然共生，发展与环保并举，其实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和革命，对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二）体现了社会发展合力论思想。唯物史观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唯心史观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人们的思想动机或精神力量，雾里看花，最终未能破解社会历史之谜。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野在于，唯物史观能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进一步追问人们的思想动机或精神力量背后的根本的物质的动因。恩格斯晚年为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发展合力论。社会发展合力论在以唯物主义一元论为指导的前提下，强调了社会意识、政治等上层建筑诸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以及个人意志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像自然界一样，是客观的、物质的、辩证的过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社会历史的最终结果是由各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产生的“合力”造成的，每一种社会力量在形成这种“合力”时都起了作用，但社会历史发展却又不依赖任何一种社会力量，每一种社会力量都具有偶然性，但所有这些社会力量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却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五位一体”总布局就体现了社会发展合力论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五位一体”的全面发展，是五大建设的合力作用。“五位一体”总布局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系统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关键，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方向，社会建设是环境，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五大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相辅相成，克服短板，动态协调发展。只有坚持“五位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协调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体现了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系统都是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的统一，整体的有机性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联系的协调性，它不仅是内部要素的联系，也表现为它与外部环境的联系。社会是个有机体，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都是一个与外界不断交换信息的有机系统。社会系统各个要素之间、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由不协调到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形成最优结构体系有序运行，才能实现最大整体效益，这是社会协调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中的社会有机体和系统整体思想，既重视社会建设格局的整体性，也重视各个构成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性。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社会有机体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意蕴，充分体现了自然优先、和谐共生、协同进化的生态文明理念，对于修复社会与自然的断裂，建设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实现“十三五”规划生态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的绿色发展观是一种全面发展观，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和系统整体思想，吸收现代系统科学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全面发展、怎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它强调总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观察和研究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及其中介，全面把握它们的变化对社会有机体系统的不同影响，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努力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的全面进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和系统整体思想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四）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观、价值观。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无论是生产实践、阶级斗争还是科学实验，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其主体都是人民群众。因此，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同时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基本力量的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群众的基本立场。胡锦涛曾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4]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之一。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是习近平绿色发展观的唯物史观基础。

我国已经进入民生时代，这是用经验可以直观的基本事实。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已日益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朴实的话语阐述了党的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体现。

[1]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4]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3-07-01.

[责任编辑：伍洲慧]

杨卫军，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博士，河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郑州4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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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434(2016)09-0020-05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绿色发展观的哲学底蕴”（16BKS020）；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研究”(2016-zc-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