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来自观念和修辞的力量
——《企业家的尊严》译校序

○ 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繁荣来自观念和修辞的力量
——《企业家的尊严》译校序

○ 冯兴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麦克洛斯基《企业家的尊严》一书的核心论点为：是人的观念或修辞改变了世界，造就了现代世界的繁荣。具体而言，是大众有关市场和创新的普遍观念发生改变，促成企业家的尊严和自由得到维护，导致工业革命，也带来随之而来的现代世界的繁荣。以此为主线，全书逐章论证了为什么其它种种成因(包括唯利益论)均不足以解释现代世界的繁荣。本文评述了全书的核心观点及其逻辑进路，对照分析了麦克洛斯基义利观与南宋永嘉学派义利观的共通之处，总体上肯定了其对中国推动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正面作用。

企业家；尊严；观念；修辞；繁荣

《企业家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一书英文原版出版于2010年，该书英文原名为 Bourgeois Dignity: Why Economics Can’t Explain the Modern World，如果直译为中文，原书名为《资产阶级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不能理解现代世界》。

该书的作者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原名罗伯特·麦克洛斯基(Robert McCloskey)，53岁时选择变性改用现名。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出生于1942年，现任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经济学、历史学、英文与传媒学杰出教授，1970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拥有6项名誉博士学位。她于2013年由于研究历史中人类成就和繁荣的影响因素而获美国竞争性企业研究所颁发的朱利安·西蒙纪念奖。她的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现代世界的起源，经济学中统计显著性的误用，经济体制研究，修辞和思想对人类经济繁荣的影响等等。麦克洛斯基教授的主要贡献是：英国经济史，量化史学研究，经济学修辞，人类科学修辞，经济学方法论，女权主义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统计显著性在经济学中的误用，经济体制研究。

麦克洛斯基知识渊博，著述颇丰。这位高产作家迄今为止已经至少著述了23部书作。本书属于麦克洛斯基新近推出的《资产阶级时代：工业革命的起源》( The Bourgeois Era, the origin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2010)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题目为《资产阶级的美德：商业时代的伦理》( The Bourgeois Virtues: Ethics for an Age of Commerce，2006)。第三部则为《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而非资本或者制度如何使得世界变富》( Bourgeois Equality: How Ideas, Not Capital or Institutions, Enriched the World，2016)。

本书中译本取名为《企业家的尊严》，有其充足的理由。根据麦克洛斯基自己在书中第一章的说明，她书中的法语“bourgeoisie”(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指广义上的 “企业家”，包括所有雇佣他人、拥有资产、专精于某技能或受过教育的群体，不是指“大资产阶级”。她还指出，书名中的“bourgeois”不带“ie”后缀，是个形容词，但通常也指在城市里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这样总体看来，中文书名取《企业家的尊严》更为贴切。

本书的核心论点为：是人的观念或修辞(rhetoric)改变了世界，造就了现代世界的繁荣。作者认为，经济繁荣不是由贸易或投资所致。现代世界发源于经济浪潮，但经济并非起因。在该书“前言与致谢”部分，作者开门见山指出，大众有关市场和创新的普遍观念的改变，导致了工业革命，也导致随之而来的现代世界。其结论是，人类之所以实现繁荣，企业家享受到尊严和经济自由或许才是真正原因。而企业家能够享有尊严和经济自由，是改变观念或修辞的结果。作者强调，企业家需要同时享受到尊严和经济自由。尊严是有经济自由的尊严，经济自由是有尊严的经济自由。没有尊严的经济自由，商人可能得到的仅仅是被人鄙视的行商的待遇。没有经济自由的尊严，则使社会阶层固化，使个人生活无望。这种观念或修辞的改变导致创新，使我们得以过上富足的生活。

根据本书的介绍，西方国家对商业和企业家的价值和地位的看法在过去很长的历史长河中总体是负面的。从17到19世纪，人们对商业和企业家的价值和地位的看法出现了较大的转向，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有利于商业发展和创新的大变局，造就了惊人的经济成就。作者写道：“在1600年前后，先是在具有开拓精神的荷兰，然后在1700年代，在充满创新意识的英国，以更大的规模和永久性地，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开始重新评价城镇及其世俗和腐蚀性的创新精神。”〔1〕这里受到重新评价的其实就是商业、企业家和创新的地位和价值。

作者在书中对其现代繁荣的观念与修辞决定论做了多方的论证。她认为，离开了对商业、企业家和创新的地位和价值的重新评估和正面肯定，用古代文明，文化演化(遗传)，贪婪，新教伦理，种族，节俭，效用最大化，教育，储蓄，挤压工资，增发货币，圈地，分工，区位，自然资源禀赋，运输成本的变化，贸易引擎(由贸易带动增长)，外贸，奴隶贸易，国内外掠夺，产业政策、制度，科学，新达尔文主义(其观点之一是富裕阶层的后代更优秀)，静态资源配置等等因素均不能说明现代世界的繁荣。因此，作者在许多不同的章节论证了为什么如此。

这里，科学不等于创新，科学和创新均需要找到其发生的源头，因此说科学不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决定因素，这还好理解一点。麦克洛斯基自己也在书中写道：“说什么‘科学和技术’使我们过上了美好生活。但是这个词语却让我们忽视了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而正是它们——我称为的企业家价值的重新评估——让科学有了用武之地”〔2〕。

作者说制度也不是现代世界繁荣的源头，这一点可能让人迷茫，尤其对于中国大量的制度经济学家也是如此。制度决定论可从道格拉斯·诺思1973年出版的《西方国家的兴起》和阿西莫格鲁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看到。诺思在其书中写道：“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3〕。阿西莫格鲁在其书里写道：“虽然经济制度对决定国家的贫穷或富裕极其重要，但决定国家经济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归根结底，美国良好的经济制度来自于1619年起逐步发展而来的政治制度。我们解释世界不平等的理论说明，政治与经济制度如何交互影响而造成了贫穷或富裕，以及世界不同的部分如何产生不同的制度”〔4〕。但是，麦克洛斯基在其书中则专门用第33-36章共四章的篇幅解释了为什么制度也不是造成现代世界繁荣的决定因素。比如她在36章指出单纯产权制度也不能说明它是现代世界繁荣的决定因素：“财产安全在1689年的英国不是一个新鲜事，同时代的中国或奥斯曼帝国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有人仍然认定制度决定论，制度的变化最终也是取决于观念和修辞的变化。

与熊彼特相同，作者认为创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之一，并把创新视同为资本主义。两者均认为资本主义并不完美。但是解决方案则大不一样：麦克洛斯基教授主张容忍它，因为她担心替代方案更加糟糕；熊彼特则是毫不讳言资本主义发展会停滞，而资本主义社会会“大步进入社会主义”(march into socialism)。〔5〕

麦克洛斯基不认为经济学可以解释现代世界的繁荣与财富创造。她在《企业家的尊严》一书中指出，经济学最严重的缺陷并非在于预测未来商业周期的、必然是错误的数理理论，而是在于它的唯物质论(也就是唯利益论)和关于过去增长历史的、并非必要的理论。也就是说经济学的数理分析、唯利益分析和历史分析均不能解释现代世界的繁荣。正因为如此，她为本书加上了“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这一副标题。

作者在全书中论证了观念和修辞的变化对现代世界实现经济繁荣的决定性影响。其论点和论证总体上是可信的。这是因为她的论证反映了人类逻辑的自然秩序：首先，人类与动物决定性的差别在于人类会语言，而语言的背后是智慧，智慧和语言决定了人的观念和修辞；其次，人的观念和修辞的变化带来了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等方面的变化；再次，各社会阶层的特定观念和修辞，也就是这里讲的“立商”观念和修辞，即对商业和企业家价值和地位的肯定性评价，最终促进形成现代世界繁荣的一整套先决条件和基础，以及对这些先决条件和基础的充分利用。所以作者实际上是回到逻辑链的较为前头环节去揭秘现代世界的繁荣的成因，很难被人驳倒。如果在逻辑链的较为靠后环节去寻找成因，则容易被人找到反例，被人抓住“辫子”。

有关观念的力量，并不是单单麦克洛斯基有其感触。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有着类似的体悟和感叹。麦克洛斯基与他们的差别可能恰恰在于她在一本厚书中从头到尾、细致入微地去论证这一点。米塞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指出：“人类的进步大都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的：即从一小部分人偏离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开始，直到他们的行为最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形成了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如果将权力赋予多数人，让他们规定少数人可以想什么，可以谈什么，可以做什么，那么，人类的一切进步都会就此中止”。〔6〕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认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实干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或早或晚，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7〕哈耶克也同样注重观念的力量。他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里写道：“观念的改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8〕他这句名言可以从正反两方面来理解。按其原文出处，实际上他当时主要是从负面来看观念的作用：由于观念的改变和我们的意志，导致了纳粹德国的极权体制，而英国众多知识分子的种种观念倾向于导致英国走向这条“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还说道：“在社会演化中，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9〕这句话也同样是反着说的：“在继续走向完全有计划的社会的进程中，德国人及一切模仿他们的人们，只不过是遵循19世纪思想家们，特别是德国思想家们，为他们设计出来的方针而已”。〔10〕

麦克洛斯基在《企业家的尊严》一书中还反复强调单纯事功不是现代世界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全书大约有117处出现了“事功”。其英文名词为“prudence”，形容词为“prudent”。根据作者的观点，“prudence”属于天主教伦理所提倡的人类“七德”之一。其它“六德”为：公正(justice)，节制(temperance)，仁爱(love)，勇气(courage)，希望(hope)和信念(faith)。“prudence”一词的本身含义较多，中文译法也多。根据网上的《维科英汉词典》，它有“审慎，慎重；节俭；精明，深谋远虑；善于经营”之义。一般选择“审慎”这一译法。如果把它作为“七德”之一翻译成“审慎”，似乎与其它“六德”相辅相成，结合得天衣无缝。其实不然。如果使用“审慎”这个译法，在书中很多地方根本说不通。比如作者在书中第33章写道(这里暂且不译出“prudence”)：“prudence是一种美德，它是一种表现人类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美德，也可以理解为老鼠寻找奶酪或者小草向往阳光。考虑到节制、勇气、仁爱、公正、希望、信念也都是美德，是它们与prudence一起定义了人类的意义。prudence是从生命到准生命的细菌和病毒都具备的特征，其它美德则是人类独有，也是人类语言和含义的特征。一棵事功的小草不可能表现出‘勇气’，一只事功的老鼠不可能表现出‘信念’”。

这里，如果把“prudence”翻译成“审慎”，那么这一译法明显牵强附会，它完全适用于人类，但是不大适合于鼠类，完全不适合于草木。上述段落实际上已经定义了“prudence”的含义，即它“表现人类单纯追求物质利益”。因此，只需要找到确切对应的中文表述。作者在本书第十四章对“prudence”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按此，它“代表实践智慧的基本美德”，体现“理性，实际的知识”，涉及“合理的行动，效率，正确部署和灵活机制”。很显然，从全书各处来看，它的含义包括自利考虑和审慎。如果全文不同的地方采取上文不同的译法或全部译为“审慎”，可能连勉强做到“信达雅”翻译标准也算不上。而且“自利考虑”也有“欠雅”之嫌，不足以作为“一德”成为上述“七德”之一。显然，如果这样去处理“prudence”的翻译，关系到整部译著的成败。

其实，“prudence”一词可在中文找到差不多完全对应的用词，那就是“事功”。笔者在经过数日苦思冥想之后，偶然想到南宋永嘉学派思想中的“事功”概念，才方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事功”一词在中文里非常古老。最早在《周礼·夏官·司勋》中有记载：“事功曰劳”，指为国勤奋努力工作的功勋。根据郑玄的注释，事功在该处是指“以劳定国若禹”。按照贾公彦的注疏，事功是指“据勤劳施国而言”。

在中文中，“事功”共有四层意思。其第一层意思就是上文为国勤奋努力工作的功勋。第二层意思是功绩、功业与功劳。比如，《三国志·魏志·牵招传》记载：“渔阳傅容在雁门有名绩，继招后，在辽东又有事功”。“事功”的第三层含义是功利。清唐甄《潜书·良功》：“儒者不言事功，以为外务”。“事功”的第四层含义，是指职责和任务。汉陆贾《新语·辅政》：“邪臣好为诈伪，自媚饰非，而不能为公方，藏其端巧，逃其事功”。中文“事功”的概念也包括了对做事效率和审慎处事的强调。

麦克洛斯基在这么多处地方述及事功，主要是说明作为追求自利和功利，反映上述第三层含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中文“事功”的概念，除了第三层含义“功利”之外，其它两层含义主要强调儒家和前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观念，而与现代世界的“立商”无关。这里“立商”就是赋予企业家以人格尊严和经济自由。第三层含义的“事功”，属于非“立商”意义上的事功。人类追求自利或功利虽然重要，但是为改变世界提供正能量的修辞和观念更为重要。而“立商”意义上的事功，则是改变人的修辞和观念的结果，为世界的繁荣提供了正能量。拿麦克洛斯基在“前言与致谢”中自己的话来说：“人类世界的繁荣富足并非‘唯事功’(Prudence Only)的产物，因为这是连老鼠和草木都共有的美德。正是由于事功及其他人类独有美德的词语内涵发生了变化，并在商业社会中加以实践，才开启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上述“唯事功”是指唯利益最大化，或该书下文中的“唯物质论”。作者反对经济学家只重视“事功”的做法，认为应该将它与公正、节制、仁爱、勇气、希望和信念这些其它美德并重。他认为，这种简化到“唯事功”的做法会在经济中的某些部分中如鱼得水，比如说如果人们想理解外汇市场的无风险套利时，就必须用到这种“唯事功论”，但它无法解释过去两百年里人类取得最为惊人的发展成就。〔11〕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事功的第三层含义“功利”不等同于“立商”，但是“立商”必然涉及“功利”。古代儒家的正统思想还没有到“立商”的地步，这是可以理解的。古代西方也是如此。不过，南宋永嘉学派作为儒家的旁支，却已经有了“立商”的理念。它产生自温州(古称永嘉)，也称永嘉事功学派。儒家的正统思想强调“以义和利”，也就是以“义”来协调“利”。这里的“义”，指“正义”和“道义”，虽然其含义有着特定的自然法和习惯法基础，但是需要经由当时在位的皇帝、官僚阶层与儒家认定或者解释，然后内化到社会各阶层。商人追求自利的行为，是被这样认定和解释的“义”所框定。而商人则处于“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中的最低等级。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强调“学与道合，人与德合”和“通商惠工”，反对“重农抑商”，主张工商皆本。他提出过“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这里“四民”即为“士农工商”。此外，叶适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其核心的隐含前提与正统儒家一样，也是以诚为本。按照叶适的观点，我以诚立本，放开追求自利，其结果就是正义的。这种主张因此被称为“以利和义”观，意指个体各自以诚立本，其对自利追求之和合即为“义”。这种观点恰好与正统儒家的“以义和利”观相对立。而且叶适特别强调“不以义抑利”，恰恰就是为了不使得在位的君主和主流儒家拿自己认定或解释的“义”来压制“利”。“以利和义”观中，追求利润是放开的，而在“以义和利”观中，利润其实是受限的。根据永嘉学派的“以利和义”观，基于以诚立本的利润追求，利润越大，往往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越大，对社会的贡献也大。比如微软和苹果公司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但是，根据正统儒家的“以义和利”观，则可能对微软和苹果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征以“反暴利税”。永嘉学派虽然源自南宋时期的一个学派的观点，但符合现代精神，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儒家的正统思想出现在古代轴心时代甚至更早，但总体上包括前现代因素，只有对其进行重新诠释，才能确保其符合现代性要求，从而使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此外，社会学上还有“述行性(performativity)理论”。根据该理论，理论或者交流沟通作为“述”，可以影响到受众的人体行为，即“行”。此外，认同(identity)可以是个人更为次级的行动(言语、手势等)的来源。〔12〕比如巴特勒(Judith Butler)把述行性描述为“反复作用的话语权(reiterative power of discourse)产生受它调节和制约的现象”。〔13〕巴特勒也认为，即便是普通的交流和言语行为也带有述行性(performative)，即它们有助于确立某种认同。〔14〕这似乎意味着这种述行性观念逆转了上述“认同是个人更为次级的行动(言语、手势等)的来源”的断言。其实“述”影响“行”“行”也可以影响“述”，是可以理解的。后者恰恰是“述”的来源之一。联系到本书以及人类社会的现实，既然“立商”话语作为正面肯定商业和企业家价值和地位的观念和修辞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就要多在这个方向上作“述”，以推动更多的个体之“行”有利于保护产权，促进竞争，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创新，由此推动实现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麦克洛斯基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抱有赞赏的态度。她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大事件是中国在1978年以及印度在1991年接纳了市场理念，开始赋予企业家曾经被剥夺的自由。她指出，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正在急速企业家化的道路，才是通往现代化的门票。〔15〕

虽然像麦克洛斯基这样的西方学者，其书作虽然能够给读者带来许多妙趣和营养，但是也难免掺杂一些为其个人所崇尚、但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国人理念的观点。国内读者在阅读此类书作时，需要抱有扬弃的态度：既要取其精华，又要去其糟粕；既不可盲从他人，也不可固步自封。

注释：

〔1〕〔2〕〔11〕〔15〕〔美〕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企业家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沈路、陈舒扬与孙一梁译，冯兴元、沈路与陈舒扬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于2017年初出版，见本书第2、38、1、36章。

〔3〕〔美〕道格拉斯·诺斯[或译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页。在该页注释中，诺思解释了私人收益率和社会收益率的概念。其中“私人收益率是经济单位从事一种活动所得的净收入。社会收益率是社会从这一活动所得的总净收益(正的或负的)。它等于私人收益率加这一活动使社会其他每个人的净收益。”

〔4〕〔美〕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1章。

〔5〕参见Schumpeter,Peter: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3, 第421页。有关“marsh into socialism”的译法较多。这里选用“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译法，见〔奥〕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5页。熊彼特指出，他所指的“社会主义”，是指由国家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而他所说的“大步进入社会主义”，指的是把人民经济事务由私人领域转移到公共公有领域。见同书中文版第25页。

〔6〕〔奥〕米瑟[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2页。

〔7〕〔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6-397页。

〔8〕〔9〕〔10〕〔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修订版)，王眀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修订版，第39、72、72页。

〔12〕参见维基百科词条“performativity”，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rformativity#cite_note-7。

〔13〕Butler,Judith:Bodies that Matter: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New York:Routledge,1993,pp.xii.

〔14〕Butler,Judith:Gender Trouble.New York:Routledge,1990.

〔责任编辑：马立钊〕

冯兴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