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寸草心 漫漫报春晖

青蒿，春生苗叶，至夏高三五尺，秋后开细淡黄花，花下便结子，如粟米大。根、茎、子、叶并入药用，干者炙作饮香尤佳……

宋代药书《本草图经》中寥寥数笔描述的植物，神奇地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1972年11月8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在这种植物身上发现了青蒿素的奥秘。从此，这个发现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治疗疟疾的“首要疗法”。

43年过去，2015年10月5日，青蒿素的研究为屠呦呦赢得了诺贝尔奖的崇高荣誉。这荣誉，铭刻着屠呦呦的名字，也铭记着一代科学工作者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攀高峰的光辉业绩。

使命，突然降临：“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努力去做好。”

1969年1月21日，对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年轻学者屠呦呦来说，是人生转折的重要日子。

这一天，屠呦呦接到一项任务：作为课题组组长参加以寻找抗疟新药为主要任务的“523”项目，为项目加强力量。

“523”项目，从此改变了屠呦呦的人生轨迹，也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抗击疟疾事业的历史。

20世纪60年代，每年约有2亿至5亿人被疟疾感染，数百万人丧生，主要是孕妇和5岁以下儿童。全球面临疟疾灵药失效的严峻危机，奎宁、氯喹等抗疟药已经引发了疟原虫的耐药性。

地处热带的越南也是疟疾高发区，又值越南战争，疫情蔓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当时的越南领导人对中国提出请求，研制新型抗疟药成为一项紧急援外的重要政治任务。

“523”办公室负责人对屠呦呦说，中药抗疟已做了好多工作，方子拿了不少，这么多药怎么办，哪个方子好，什么起主要作用，我们经验缺，办法少，希望你们能参加此项任务。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早已在1963年启动了耗资巨大、由几十个单位参加的研制计划。至1972年，已筛选21.4万种化合物，没有找到理想的新型抗疟药。

中国从1964年起开展军内抗疟药研究。为尽快取得突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起草了三年研究规划草案，会同数十家单位分工合作，共同承担此项任务。1967年5月23日，“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确定了三年研究规划。这项规划以开会日期为代号称为“523”项目。

在学术权威靠边站的动荡年代，科研工作几乎完全停滞，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的屠呦呦一夜间走入了中国药物研究的核心地带。她多次对所里的同事表示，感到“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屠呦呦当时在所里已经是第二梯队。”自20多岁便与屠呦呦共事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原所长姜廷良说，将重任委以屠呦呦，在于她扎实的中西医知识和被同事公认的科研能力水平。

“我在北大的学习是国家培养的，后来中医研究院进修也是国家对我的培养，我的中西医知识都是国家培养的，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努力去做好。”今天的屠呦呦，回忆当初的临危受命，依然神色坚定、眼神闪亮。

灵感，瞬间迸发：“中医药有着悠久传统和历史，其中必有精华！”

“对于有记载和有临床实践的单味药、复方药，前人都做了筛选，我们该从哪里入手？”进入“523”项目第一天，这个难题就困住了屠呦呦。

此前，先后有7个省（市）全面开展了抗疟药物的调研普查和筛选研究，500多名科研人员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中草药，均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中医药有着悠久传统和历史，其中必有精华！”屠呦呦带领课题组翻阅古籍、查找经方、请教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浏览。

“很多中药信息只能从各地学校革委会的传阅材料中收集。每每获得，她都是逐字逐句，有闻必录。”同事回忆说。

寒冷的冬天，夜晚总是显得格外漫长，实验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

3个月后，课题组收集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药在内的2 000余个药方，经过整理编写了包含640多种候选草药的《抗疟单验方集》。

“在第一轮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只有68%，因此我们把精力放在了胡椒上。”屠呦呦说。

虽然胡椒提取物在老鼠实验中对疟原虫抑制率达84%，临床实践却显示，胡椒提取物只能改善某些症状，疟原虫不能转阴。

这条路没走通。屠呦呦带领大家重新开始。

屠呦呦的学生、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药药剂学系系主任王满元珍藏着“523”项目笔记本。2002年他入学时，屠老师把笔记本交给他，希望他对植物化学有所了解。

翻开这本32开深绿色的本子，泛黄的扉页密密麻麻记录着屠呦呦对中药中各大类化学成分提取、分离的信息。透过这些记录，后辈可以想见屠老师当年伏案工作的辛劳，更可以想象整个课题组碰壁受挫的疲惫。

试错之路，考验执着和勇气。筛选的100多种中药，全部宣告失败。课题组不得不再考虑选择新的药物，同时复筛以前显示较高药效的中药。这其中，就包括青蒿提取物。

从40%到12%，青蒿提取物前后两次的抑制率相差甚远，这株小小的青草仿佛是故意在和课题组捉迷藏。

“青蒿治疟，古已有之。难道史书上记载不可信？难道中医药这个宝库就掘不出宝来？难道是实验方案不合理？难道真的已无路可走？”一连串的问题压在课题组成员的心头。

“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屠呦呦的执拗和坚持带动着大家。从《神农本草经》到《圣济总录》再到《温病条辨》……厚厚的一摞医书被翻得书角微卷。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不知是第几遍翻开东晋葛洪著的《肘后备急方》，这几个字突然“跳到了”屠呦呦眼前。

为什么用“绞汁”？既往的实验中，中药多用水煎煮或用乙醇提取，结果都不好。难道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忌高温？什么情况下青蒿才能绞出汁来，这是否还涉及药用部分及采收季节的问题？……

电光火石间的灵感就像一盏明灯，为暗夜中摸索的人们照亮前途。

古人到底用的是哪个青蒿品种？真正含有青蒿素的是哪部分？青蒿的最佳采收季节是何时？用低熔点溶液提取效果怎样……经过周密思考，屠呦呦重新设计多个方案：将温度控制在60摄氏度以下；用水、醇、乙醚等多种溶剂分别提取；将茎秆与叶子分开提取等。

又是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证实青蒿乙醚提取物效果最好！曙光初现，经历了数百次失败的团队再度振奋起来。

“提取物中的酸性部分具较强毒性又无效，而保留下来的中性部分才是抗疟药效集中的有效部分！”关键之处的新发现，至今仍令屠呦呦感到兴奋。

从暖春到初秋，又一茬青蒿从嫩苗到茁壮。

1971年10月4日，课题组从编号为191的青蒿素乙醚中性提取物中得出了令人振奋的结果：对鼠疟、猴疟模型的抑制率均达到100%。

“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这段对于青蒿乙醚提取的简略描述，收录在2009年出版的屠呦呦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不到百余字背后，蕴含着研究人员呕心沥血、百折不挠的艰辛奋斗。

阶段性胜利并没有让科学家放慢脚步。大家还来不及喘口气，就又开始进行对青蒿乙醚提取物中有效成分青蒿素的分离、提取工作。

由于北京产的青蒿中青蒿素含量只有万分之几，要大量提取青蒿素以供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用药，难度可想而知。

从少量颗粒状到片状再到针状结晶，每一次发现分离提取的成果变化，实验室都会爆发出欢呼和掌声。

为了早日得到单体结晶，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竭尽所能。在一份有关气管炎药物研究的文献中，屠呦呦当时的助手钟裕蓉发现硅胶对于分离中性物质比较好。

“我们恰恰没用到硅胶这种材料。”说干就干，钟裕蓉给自己做了一个小炉子，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分离。

有方向的人，从不怕路远。

1972年11月8日，课题组的人们吃完晚饭，匆匆赶回实验室继续攻关。“突然，我们看到了炉子上的青蒿素针形晶体，大家都激动地流下了眼泪！”透过电话另一端钟裕蓉微微颤抖的声音，记者感受到他们当年的酸甜苦辣。

1966年，国外一份文献曾发出悲观预言：“看来，要解决耐药性恶性疟原虫问题还在遥远的未来。”

6年后，中国科学家将青蒿素结晶单体命名为II号结晶。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学史上，青蒿素的诞生让人类抗疟事业向前迈进了一步。

试毒，义无反顾：“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一起住进了北京东直门医院，成为首批人体试毒的“小白鼠”。

在此之前，在南京召开的抗疟药研究内部会议上，屠呦呦报告了“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对疟原虫抑制率达100%”的成果。一时间，祝贺、探讨、发问的信件如雪花般纷至沓来，屠呦呦亲自回信、寄资料、介绍进展情况。

然而在动物实验中，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发现疑似毒副作用，质疑和争论也随之而来。

是动物本身存在问题，还是药物所致？屠呦呦至今还能清晰记起各方争论不休的场景：从课题组角度看，青蒿在古籍记载中不是很毒，动物实验也做过一些，应该问题不大；但搞毒理、药理的同事坚持认为，人与动物有种属差异，只有反复多次人体试服后才能临床。

“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因为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实在不想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否则就要再等上一年。”屠呦呦说。

为了让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尽快应用于临床实验，综合分析青蒿古代的用法并结合动物实验的结果，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

“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当年，屠呦呦的表态令很多人惊叹：这位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江南女子竟然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

“在当时环境下做这样的工作一定是极其艰难的，科学家用自己来做实验，这是一种献身精神。”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说。

“那个年代，尤其需要这样的精神。”根据姜廷良回忆，早在确认青蒿哪个部位含有有效成分的实验阶段，屠呦呦就曾亲自试药，她的团队包括中药所里也还有别的同志志愿试药。

屠呦呦的试药志愿获得了课题组同事的响应。7月，他们在医院严密监控下进行了一周的试药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为了充分显示青蒿素的抗疟疗效，科研团队又在中药所内补充5例增大剂量的人体试服，结果受试者均情况良好。

得到肯定答案，屠呦呦准备带着药物赴海南开展临床实验。这时，她的爱人李廷钊被下放到云南“五七干校”，她只得把孩子寄放托儿所，后来又送回老家。

儿女情长，在国家需要和集体荣誉面前，只能抛却。

为了取得一手资料，屠呦呦不是泡在实验室，就是奔走在疟区。“在那个时候，绝对是事业第一，生活是要为事业让路的。”提起当年的经历，屠呦呦说，“当时大家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1972年8月至10月两个月内，屠呦呦和同事们带着制备好的药物奔赴海南昌江疟区，与正在那里工作的针灸研究所临床医疗队会合。他们顶着高温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寻找病人。

从间日疟到恶性疟，从微小剂量到中等剂量再到较大剂量，从免疫力较强的本地人再到缺少免疫力的外来人口……初次临床，慎而又慎，科研人员根据自身试服经验，在用药剂量、病患筛选等方面费尽思量。

为确保用药剂量，屠呦呦亲自给病人喂药、测体温，并守在床边观察病情、详细了解血片检查后的疟原虫数量变化等情况。

最终，课题组在海南完成了21例临床抗疟疗效观察任务，疟原虫全部转阴，临床效果令人满意。同时他们还在北京302医院验证了9例，均有效。

1972年11月8日青蒿素诞生后，课题组花了半年左右时间拿到青蒿素纯品100余克，其中一部分制备成为临床观察用药。

1973年8月10日至9月22日，制成的青蒿素片剂被送往海南疟区进行临床观察。首先观察了青蒿素治疗外来人口恶性疟疾5例，结果1例有效；2例血中疟原虫数量有所降低，因患者心律有期前收缩而停药；2例无效，效果不够理想。

首次临床观察出师不利，大家十分意外：青蒿素的纯度没问题，动物实验的数据没问题，难道是剂型出了问题？等海南的同志将片剂寄回北京，大家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这才发现药片很硬，很难碾碎。

“是崩解度出了问题，影响了药物吸收。”经过分析判断，屠呦呦亲手将宝贵的青蒿素原粉装入胶囊，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原副所长章国镇亲自携药赶赴海南疫区。

从9月29日抵达海南至10月15日验证季结束，共收集到3例病人。屠呦呦和同事们翘首以盼、度日如年。终于，结果显示：3例外来人口间日疟全部有效，未见明显副作用。这是青蒿素的首次临床使用，说明屠呦呦课题组所得到的青蒿素就是青蒿中抗疟的有效成分。

科研争分夺秒，成果来之不易！

回忆那段攻坚期，李廷钊很“心疼”妻子：“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素，回家满身都是酒精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

屠呦呦的肝炎并非试药所致，而是乙醚毒害。钟裕蓉回忆，当时需要制备大量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但由于药厂停工，科研人员只能从家中搬来存水用的大缸储存乙醚，自己动手用漏斗分液提取。“乙醚对身体有危害，当时设备设施都比较简陋，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实验防护，大家顶多戴个纱布口罩。”姜廷良说。

日复一日，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胀，还出现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反应。

后来，实验室的人员大多病痛缠身。钟裕蓉的喉咙下面长了肿瘤，可是回忆当年，她依然很激动：“我是屠呦呦亲自点将，能够在30岁的时候，参加这么伟大的项目，我非常高兴，也很满足。”

对于这些生在旧时代、长在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他们对祖国的贫弱落后体会尤深，对科技的进步强大热切期盼。“523”，是他们唯一的信念和动力。

在历时多年的抗疟突击战中，北京、山东、四川、云南、江苏、广东、广西、海南等多家科研机构奋力攻关，协同作战。有效粗提取物确定、青蒿素含量测定和结构测定、提取工艺研究、结晶提取、药理毒理试验、结晶临床验证、资源调查、药物制剂……每一个环节，都浸透着科研工作者的汗水；每一个发现，都凝聚着团结拼搏的精神。

经过中国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新一代抗疟药物最终诞生！

2011年9月，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委员会为屠呦呦写下的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获不获奖不重要，我们到底奋斗出来了，把老祖宗的精华通过现代药学给发掘出来，这是我最感欣慰的。”屠呦呦说。

成功，归于集体：“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云散云聚，非洲大陆东部的肯尼亚转眼又进入了雨季。然而，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知道，雨季来了，患疟疾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这是肯尼亚及非洲许多国家的人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挑战。

在肯尼亚的疟疾重灾区奇苏姆省，有个小姑娘叫科泰新。这个名字在肯尼亚人的字典上找不到，却是中国生产的青蒿素抗疟药的名字。

1995年，小姑娘的妈妈怀孕时得了疟疾。如果用传统的奎宁或者氯喹治疗，即使母亲能活下来，胎儿也很容易流产或致畸。在用中国的青蒿素抗疟药“科泰新”治疗后，奇迹出现了，不仅妈妈平安无事，孩子也健康地生了下来！妈妈一遍一遍亲吻孩子，给她取名“科泰新”，让她永远不忘记中国药的救命之恩。

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全球有20多亿人生活在疟疾高发地区——非洲、东南亚、南亚和南美。自2000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

“青蒿素的发现让非洲受益极大，相关的药物受到热烈欢迎，它让非洲的防疟工作取得了巨大进步，为近年来非洲人民尤其是儿童、孕妇死亡率的降低做出了巨大贡献。”7年前在刚果（布）第一次感染疟疾的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主任莫埃缇用亲身经历赞叹青蒿素的疗效。

古老的“中国小草”释放了令世界惊叹的力量。

1981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屠呦呦所作的关于《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引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极大兴趣，并认为“这一新的发现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将为进一步设计合成新药指出方向”。

1986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制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获得卫生部实施新药审批办法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

1992年，发现于1973年的双氢青蒿素获得新药证书，并转让投产，商品名叫“科泰新”，广泛用于各种疟疾的治疗。

为进一步提高药效，中国科学家还研制出青蒿琥酯、蒿甲醚等一类新药。其中，青蒿琥酯制注射剂已全面取代奎宁注射液，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强烈推荐的重症疟疾治疗首选用药，在全球30多个国家挽救了700多万重症疟疾患者的生命，且主要为5岁以下儿童。

2015年，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词给予屠呦呦及青蒿素大段篇幅：屠呦呦是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杀死疟疾寄生虫有显著疗效的科学家。青蒿素不管是在受感染的动物抑或受感染病人身上都有显著疗效。青蒿素能在疟疾寄生虫生长初期迅速将其杀死，这也能解释它在对抗严重疟疾上的强力功效。全世界每年感染疟疾的病人接近2亿。目前青蒿素已被广泛用于所有疟疾肆虐的地区。当青蒿素被用于综合疗法时，它能够降低疟疾的总死亡率20%，降低儿童疟疾死亡率30%。仅在非洲，这就意味着每年超过10万人因此得救……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屠呦呦说，“青蒿素研究成功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着中医药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是一种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的确！青蒿素的研究历程既饱含着屠呦呦等一批科研工作者的心血汗水，也离不开全国上下一盘棋的协作支撑。

青蒿素鉴定书有这样的记载：1972年以来，全国十个省、区、市用青蒿制剂和青蒿素制剂在海南、云南、四川、山东、河南、江苏、湖北以及东南亚等恶性疟、间日疟流行地区，进行了6 555例临床验证，用青蒿素制剂治疗2 099例。

药物的研创，要经历从选题立项到确立技术路线，从药材选取到提取化合物，从药理、毒理到临床研究的漫长过程。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即使在今天，也要依靠多方面的协同。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青蒿素就是几十家科研机构，几百位科学家共同奋斗的历程。举国体制在当年困难的条件下发挥了极大作用，这种团队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成功，归于集体，属于祖国！屠呦呦的真挚表达，展现着一代科学工作者的朴素情怀。那些知道和不知道姓名的人们，如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小草。他们的贡献，都值得被历史铭记。

85年前，屠呦呦的父亲从《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的诗句中为她取名，谁料想她真的同蒿草结下生命之缘。

在大半生的拼搏与奋斗中，屠呦呦降伏了青蒿这株平凡而又奇特的小草，而这小草，也仿佛感知着她的人生理想，迸发出造福人类的伟大能量。

青蒿素发现已经40多个春秋，如今年过八旬的屠呦呦，仍然活跃在科研岗位上，为扩大青蒿素类药物适应症研究操劳着，为合理使用青蒿素类药物遏制抗药性的产生奔波呼吁着。

（来源：新华网 吴 晶 陈 勇 王思北 胡 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