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禅修与成瘾行为

徐富明 李 燕 邓 颖 史燕伟 刘程浩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暨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1 引言

成瘾行为通常被视为一种慢性复发状况(chronic relapsing condition), 其复发率超过60% (Zgierska et al., 2009)。因而, 理解和预测复发过程就成了成瘾行为研究者的关注焦点。相应的, 开发治疗和预防复发的方法便成为了学者们和临床医师的主要目标。现有的疗法虽然在预防和矫正成瘾行为上取得了大量实证证据的支持, 但病人的复发率仍居高不下(Bowen et al., 2009), 所以亟需发展新的治疗方法以更好的帮助人们从成瘾中解脱出来。最近, 正念禅修(mindfulness meditation)作为一种颇具发展前景的矫正成瘾行为的有效方法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

正念禅修指个体自觉地将注意力集中于体验其思想、情绪和身体感觉上, 并以觉察、接纳和非批判的态度关注于当下体验的训练方式。在进行正念禅修训练时, 个体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客体上比如呼吸, 并且持续性的对这一活动进行监测, 如若思维开始漫游, 就要有意识的对此觉察, 并且不加任何评判的把意识带回到当前客体上来(Davidson & Kaszniak, 2015; Hölzel, Lazar,et al., 2011)。即个体要将注意力从觉察到不由自主的内心活动转移到当前的经验, 并且以好奇、开放和接纳的态度待之(段文杰, 2014)。因而, 基于正念的干预相较于矫正成瘾行为的传统疗法表现出了巨大的优势：首先, 在对待成瘾的态度上,传统疗法将成瘾视作个体的一种道德短板, 是一件耻辱之事; 而正念观点却认为这只是个体错误的将成瘾行为视为摆脱痛苦的方式所致(Marlatt,2002)。其次, 在治疗方法上, 传统疗法旨在引导成瘾者压制和改变非适应性的认知、情绪和行为,而正念训练则通过增强个体非评价、元认知意识和觉察自我的能力进而改变人与其认知-情绪之间的关系。而且, 它也不对认知进行理性或扭曲性的评价, 也不试图改变或质疑思想(Baer, 2003)。它只是教授人们觉察自己的即时体验, 认清它们的暂时性, 并且将这些体验与某一心理事件而非精确的事实相联系。最后, 在治疗目标上, 与传统疗法的目标导向式意图(改变行为或思维模式)相比, 基于正念的干预是以接纳为导向(acceptancebased stance), 即以无为(non-striving)、不干预(non-interference)的态度接近感觉、情绪和思想,尤其是不快的体验, 借以增强个体与其痛苦相处的能力(Bowen & Vieten, 2012)。

最初, 正念训练是在正式或非正式的禅修中心进行, 典型的禅修课程是在静默中完成的, 它由多人参与, 连续持续10天, 每天训练长达11小时。其中, 课程参与者要进行附有音频指导的静坐与步行禅修训练, 观看讲述对于痛苦、依恋、渴望以及成瘾观点的视频。对于成瘾行为而言,这一课程能够帮助物质使用者以正念的心态对待自身的强迫或冲动性行为(Bowen & Vieten, 2012)。最近, 这种禅修训练为很多治疗项目所接受, 渐渐成为它们的一部分, 并且研究者们在传统正念禅修的基础上提出了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正念复发预防(Mindfulness-Based Relapse Prevention, MBRP)、接纳与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和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DBT)等以矫正成瘾行为。基于此, 研究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 初步证实了正念禅修训练在矫正成瘾行为中的可行性与有效性(Brewer et al., 2009;Garland, Gaylord, Boettiger, & Howard, 2010; Vieten,Astin, Buscemi, & Galloway, 2010)。

成瘾主要包括物质成瘾(酒精、烟草和药物等)和行为成瘾(病理性赌博、暴饮暴食、工作成瘾、网络成瘾等)。下文主要对正念禅修训练在物质成瘾行为矫正中的作用、变化机制以及神经机制进行了详细阐述, 并且依据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2 正念禅修在成瘾行为矫正中的作用

自从正念禅修被引入成瘾行为治疗以来, 很多研究者试图证实它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作用。大量研究表明, 正念禅修与成瘾行为的改善有关(Bowen & Vieten, 2012; Davis, Goldberg, et al., 2014;Davis, Manley, Goldberg, Smith, & Jorenby, 2014)。

在最初的研究中, 研究者们以监禁人员为对象对正念禅修矫正成瘾行为的效果进行了初步探索。华盛顿大学成瘾行为研究中心以传统的正念禅修训练来治疗酒精和毒品滥用者, 在研究中被试或是自愿接受招募参与正念禅修课程, 或是被划归到接受常规治疗的控制组。结果发现, 两组人员的饮酒频率和数量都得到了较大改善, 但正念禅修组的饮酒减少程度要大于控制组(Bowen et al., 2006; Witkiewitz, Marlatt, & Walker, 2005)。并且在课程结束 3个月后的测验中, 接受正念禅修的个体在毒品滥用严重性测验(drug abuse severity test)、周平均毒品使用以及乐观性(optimism)上的测量中较常规治疗组有了较大地改善。在后续研究中, Bowen, Witkiewitz, Dillworth和 Marlatt(2007)检验了思维压制在正念禅修课程和酒精使用间扮演的作用, 发现参与课程的个体的思维规避显著减少。思维压制部分中介于课程对随后酒精使用的影响。这为在监禁人群中以正念禅修为方法矫正成瘾行为的有效性提供了初步支持性证据。然而其不足之处也尤为明显, 这些研究并非随机控制设计, 而且课程参与者的严格筛选标准也限制了某些想要接受正念禅修训练的人的准入性, 因而在解释正念禅修矫正成瘾行为的有效性时就充满了各种限制因素。

针对上述研究中的非控制性问题, 后来的研究者们开始使用控制实验来检验正念治疗的有效性。Bowen等人(2009)首次使用随机控制实验对MBRP的可行性与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 参与MBRP课程被试的物质使用总天数显著减少。并且尽管两组被试都报告了物质使用相关问题的减少, 但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然而, 在干预完成4个月后的评估中, MBRP组被试的物质使用恢复到与控制组相似的水平,这种因时间而产生的处理效应的减弱可能是实验设计的问题, MBRP组被试在干预完成后会转到常规组继续接受治疗, 而他们在常规组中并没有被鼓励继续练习其从 MBRP课程中学到的技能,因而, MBRP的训练得以中断, 效果也随之减弱。后来, 有研究者对 Bowen等人(2009)的数据进行了二次分析发现, MBRP课程结束4个月后治疗效果的减弱可能与转入控制组后其家庭正念训练时间的减少有关(Grow, Collins, Harrop, & Marlatt,2015)。Brewer和Mallik等人(2011)关于戒烟的研究也取得了与此一致的结果。这说明将正念训练融入个体日常生活有望提高MBRP治疗的效果。而且临床医生也应当关注于提高MBRP干预后的家庭训练时间以使正念禅修在减少物质使用上的效果达到最优。

与此同时, 研究者们也比较了正念疗法与业已经过实证检验的用于矫正成瘾行为较为有效的其他疗法如认知行为疗法对矫正成瘾行为的影响差异, 结果发现, 基于正念的干预效果往往强于传统的矫正方法(Bowen et al., 2014; Brewer,Mallik, et al., 2011; Davis, Manley, et al., 2014;Gifford et al., 2004; Hernández-López, Luciano,Bricker, Roales-Nieto, & Montesinos, 2009)。比如,Bowen等人(2014)检验了 MBRP、复发预防(relapse prevention, RP)和控制组的治疗效果之间的差异。结果发现, 3个月后的调查中, 3组被试的治疗效果并无差异; 6个月后MBRP组和RP组的效果相似且好于控制组; 而在 12个月后, MBRP组被试的药物使用天数和重度酗酒可能性显著低于RP组。Davis和Manley等人(2014)发现, 治疗结束 1个月后的调查中, 正念训练组与摆脱吸烟组(Freedom From Smoking, FFS)的戒断率并无差异, 而6个月后正念训练组(25%)的戒断率要高于摆脱吸烟组(17.9%)。Hernández-López等人(2009)也发现, 在12个月后的调查中, ACT组被试的戒断率(30.2%)显著高于认知行为疗法组(13.2%)。这些数据说明, 相较于其他疗法, 正念治疗在预防成瘾行为的复发上具有更好的长期效果。

上述研究证实, 现有的正念疗法在矫正成瘾行为时能够产生较为长期性的效果, 另有研究者也发现, 虽然简短的正念训练可能并不足以稳健的产生良好且长期的治疗效果, 但它也是能产生某种即时效果的。研究者发现, 在大学生吸烟者面对线索所诱发的吸烟渴望时给予其短暂的正念指导可以显著减少他们在 7天后的日吸烟量(Bowen & Marlatt, 2009; Rogojanski, Vettese, &Antony, 2011)。Bowen 和 Marlatt (2009)认为, 这是因为正念指导改变了个体对于负性情绪和渴望的反应, 以致使吸烟量减少。然而, 尽管短暂的正念指导可以有效的减弱健康大学生的负性情绪,但是这一结果可能并不能延伸到问题性饮酒者身上(Arch & Craske, 2006)。Vernig和Orsillo (2009)比较了短暂的正念指导对酒精依赖和非依赖大学生的负性情绪的影响, 发现正念指导组与控制组并无显著差异。Vinci等人(2014)在此研究基础上发现, 问题性大学生饮酒者在接受10分钟的正念指导后, 其正念水平提升、负性情绪减轻、放松水平提高, 但是正念指导并不影响个体对于接受正念指导之后观看负性情绪诱导图片时产生的反应。这说明, 在问题性酒精使用或依赖样本中, 短暂的正念指导在减弱负性情绪方面可能是无效的,若想获得较为满意的治疗效果, 亦是需要长时间坚持进行正念训练(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现有的大多数正念禅修矫正成瘾行为的研究多是基于面对面的治疗方法, 而由于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日程计划、交通问题等原因被试可能并没有条件去接受这种治疗, 尤其是对于偏远贫穷地区的人们。幸而由于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解决了这一难题, 使得成瘾者能够借助这些工具而无需与咨询师面对面就可进行正念禅修训练。有研究者试图通过使用网络和智能手机让吸烟者进行正念训练以帮助其戒烟(Bricker, Wyszynski,Comstock, & Heffner, 2013; Davis, Manley, Goldberg,Stankevitz, & Smith, 2015; Garrison et al., 2015)。比如, Davis等人(2015)以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吸烟者为被试, 采用视频正念指导和电话咨询正念技能的方式发现在训练结束后4个月和6个月时被试的戒断率分别为23.1%和15.4%。并且在训练后被试的正念能力显著增强, 焦虑程度显著减轻。这一研究初步证明了在线进行正念训练以矫正成瘾行为的有效性, 但是由于样本量少以及缺乏控制组的原因可能并不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度, 然而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由于现今网络和智能手机的便捷性, 使得接受正念训练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 人们可自行获取他们想要得到的帮助; 另一方面, 使用这些工具进行正念训练也可作为主流正念治疗的一种辅助或补充性手段,这或许能进一步增强正念治疗的效果。

综上所述, 自正念禅修被引入到成瘾领域之后众多学者投入到正念疗法矫正成瘾行为的实验研究之中, 这些研究大都证实了正念禅修在矫正成瘾行为之中是有较好效果的(Davis, Fleming,Bonus, & Baker, 2007; Davis, Manley, et al., 2014;Garland et al., 2010; Vieten et al., 2010)。而且, 正念禅修以其低成本且对参与者的低伤害的优势,以及其对正念的强调而非关注于戒断和压制思想而更容易为那些具有矫正成瘾行为愿望的人所接受(Bowen et al., 2006)。此外, 研究也表明, 正念禅修作为一种较为安全的干预手段, 并无产生任何副作用和不利结果(Bowen et al., 2009)。

3 正念禅修矫正成瘾行为的作用机制

已有研究初步证实了正念禅修在成瘾行为矫正中的合理性、可行性和有效性, 因而在此基础上, 研究者试图揭示正念禅修产生作用的机制。现有研究多从成瘾行为复发过程的预测因素出发来探讨正念训练的作用机制。

3.1 渴望

研究表明, 渴望是成瘾行为复发的有效预测因素之一(Breese, Sinha, & Heilig, 2011; Shadel et al., 2011), 很多针对成瘾的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都将关注点放在减少和管理物质渴望方面。比如,尼古丁依赖的形成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它部分成因于吸烟和正负性情绪状态之间的联想记忆, 环境中的正性或负性线索会诱使个体产生相应的情绪, 这种情绪进一步会引发吸烟渴望, 而且现有的很多研究证实了渴望与吸烟之间的关联, 这会致使个体去维持或改善正性情绪状态, 避免或减少负性情绪状态(Brewer, Elwafi, & Davis, 2013)。通过持续的吸烟行为, 这种联结变得习惯化和自动化, 因而个体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无意识。由此可知, 成瘾者对物质会产生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个体难以抗拒, 以致不可避免的导致觅药和用药。

正念训练的优势则在于觉察、意识并接纳其自身体验。比如, 它教授吸烟者学习专注的观察渴望产生时的身体感觉, 即便是要对其做出评判也是将其作为一种客体来判断, 而非是引发随后行为的驱力。而且, 正念训练将其焦点放在情绪和渴望间的联想学习过程, 通过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 以及增强非判断的意识, 渐渐移除了习惯化的联结反应, 最终导致成功的戒断。

Bowen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 与控制组相比, 参与MBRP课程的被试在治疗结束后的渴望水平显著降低, 随后的物质使用显著减少,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发现个体的渴望水平部分中介于治疗和随后的物质使用。而且, 研究还发现 MBRP组被试的意识能力和接纳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另外, MBRP还可作为一种调节因素影响抑郁与渴望间的关系, 即在课程结束后被试的抑郁症状与渴望之间的关系减弱, 而控制组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减弱效应(Witkiewitz & Bowen, 2010)。这些数据表明, 正念训练使被试提高了其对于自身体验的意识和接纳, 使得渴望水平降低, 物质使用减少, 并且在体验负性情绪时不太可能表现出渴望反应。在后续的研究中, Witkiewitz, Bowen, Douglas和Hsu (2013)试图揭示MBRP与低水平渴望相关联的潜在机制。他们发现, 在治疗过程中及治疗结束后, MBRP组被试自我报告的渴望水平显著降低。而且, 接纳、意识和非判断在接受 MBRP课程与治疗刚结束时个体的自我报告渴望水平间起到显著地中介作用。因此, 这三种因素的高水平可能是MBRP影响渴望的潜在机制。值得注意的是, 接纳、意识和非判断并不独立的中介于MBRP与治疗后个体的渴望水平, 说明, 只有这三种因素水平的共同提升, 才能促成个体渴望水平的降低。

另外, 关于戒烟的研究显示, 接受正念训练被试的渴望和负性情绪会显著减少, 尼古丁依赖会边际减少(Ruscio, Muench, Brede, & Waters,2016)。Elwafi, Witkiewitz, Mallik, Thornhill和 Brewer(2013)的研究就发现, 在基线测量时个体的渴望水平与吸烟数量间具有强相关关系(r=0.582), 而在接受为期 4周的正念训练后, 这种相关关系产生了较大程度地减弱(r=0.126), 并且非正式的家庭正念训练时间可对渴望水平与吸烟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 即不管个体的渴望水平如何, 训练的时间越长, 吸烟的数量就越少。这说明通过正念训练可消除渴望水平与吸烟数量之间的正性关系。

由上可知, 正念禅修矫正成瘾行为的机制可能是通过在情绪应对方式和情感的接纳上帮助病人减弱乃至去除其渴望水平、负性情绪体验与成瘾行为之间的固有联系。即正念训练帮助成瘾者以趋近策略(approach-based strategies)应对痛苦和负性情绪, 观察和接纳其体验而非予以反应从而最终使病人得以康复(Bowen & Vieten, 2012)。

3.2 压力

近年来, 成瘾领域的研究者们越来越意识到物质滥用与压力之间的紧密关系, 研究发现, 物质滥用常被看做是个体面对压力的一种非适应性反应方式。正念训练可以使个体学会以正念的态度对待压力性事件以及自身对于它的反应, 从而打破了压力与物质滥用间的习惯性联结以最终减少物质使用。

Brewer等人(2009)对比了正念训练与认知行为疗法在成瘾行为矫正中的效果差异以及两组被试对于压力的反应。结果发现, 在治疗期间, 两组被试的流失率、治疗满意度以及物质使用频率均无显著差异。然而, 与认知行为疗法组相比, 正念训练组被试在压力诱发条件下表现出了较弱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反应。在另外一项对于吸烟者进行的研究中, 正念训练者的压力产生了较大程度地减轻, 并且取得了较高地戒断率(Davis et al., 2007)。Marcus等人(2003)在矫正物质滥用时, 检验了个体在接受正念训练前后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压力反应变化, 发现在训练后, 个体的唾液皮质醇水平显著降低, 在压力感受性问卷(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中个体自我报告压力减轻, 但是干预前后变化并无显著差异。之所以产生这种结果,Goldberg等人(2014)认为是由于研究方法学妨碍了测量的精确性, 因而他们采用头发皮质醇水平测量的方法发现正念禅修前后个体的头发皮质醇水平变化差异显著。而且, 头发作为一种测量长期性皮质醇分泌的媒介, 可在未来的类似研究中予以采用。以上这些研究表明, 压力的减轻可能也是正念训练发挥效果的治疗机制。Bodenlos,Noonan和Wells (2013)采用大学生为被试对正念、压力水平和问题性酒精使用之间的过程机制进行了探索, 发现正念与压力水平和问题性酒精使用呈负相关, 压力可正向预测被试的问题性酒精使用。而且,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发现压力水平在正念和问题性酒精使用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说明正念干预可能会通过减轻压力进而减少个体的酒精使用。

综上所述, 正念禅修之所以会产生效果可能是因为它通过增强个体当下意识而减弱了渴望或压力的主观体验, 通过接纳和非判断的训练增加了对显著性渴望线索的无反应, 并且改变了对负性情绪的反应方式, 最终使得成瘾行为得到改善。但是, 现有研究大多是针对渴望和压力两种预测因子进行了检验(Garland, Boettiger, Gaylord,Chanon, & Howard, 2012), 其他因素比如动机(Ostafin, Bauer, & Myxter, 2012; Roos, Pearson, &Brown, 2015)也在正念与成瘾行为间扮演重要作用, 未来需要对这些其他因素进行深入探索。

4 成瘾行为矫正中正念治疗的神经机制

研究发现, 渴望、压力和负性情绪是成瘾行为的强预测因素, 这些状态加上想要避免它们的愿望已被认为是个体物质使用的基本动机。已有研究证实, 正念训练可以降低人们的渴望水平,减少随后的物质使用, 并且进行过正念训练的人在面对负性情绪时并没有增加渴望和物质使用。由此推测, 与渴望、负性情绪相关联的脑区可能会受到正念训练的影响。因而, 研究者们试图从这一角度揭示成瘾行为矫正中正念禅修的神经机制。

Westbrook等人(2013)认为正念训练与物质渴望间的关系可由两条神经通路来解释, 自上而下的路径反映了个体对于渴望的执行控制; 自下而上的路径反映了其渴望主观体验的变化。即高级皮层区通过抑制的方式对低级子皮层进行调节进而发挥作用; 而自下而上通路是以反应性的方式激活与渴望相关的脑干皮质下边缘脑区(brainstem subcortical limbic processing)。例如, 若正念减少了个体对于与欲望相关刺激或某压力源的反应,那么自下而上的加工就会起作用。此外, 由于正念训练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增强自我意识和接纳水平而非压制线索诱发的体验以打破习惯性的刺激—反应联结(Witkiewitz, Lustyk, & Bowen,2013)。正念禅修亦可通过自上而下(Kober et al.,2010)和自下而上加工(Westbrook et al., 2013)影响习惯性刺激—反应环路的神经基础。当面对厌恶刺激(如负性情绪)时, 接受正念禅修的个体表现出了对自身体验的觉察和接纳, 而非采取习惯性的避免行为(物质使用)使联结得到强化。

为了了解个体在正念训练时其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加工的脑机制, 研究者们对正念禅修的神经机制进行了一些探索。很多研究证实, 非正念禅修者与新手正念禅修者(Kilpatrick et al., 2011)和有经验的正念禅修者(Luders, Toga, Lepore, &Gaser, 2009)表现出了结构性和功能性的神经生物学差异。而且, 对正念训练前后的大脑变化进行测量的纵向研究发现, 正念禅修与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变化显著相关(Hölzel, Carmody, et al., 2011)。

在脑结构变化方面, 研究表明, 长期的正念禅修者某些大脑区域(如脑岛、前额皮层、海马)的皮层厚度强于非禅修者(Ott, Hölzel, & Vaitl,2011)。Lazar等人(2005)认为, 脑岛皮层厚度的增加可能与自下而上的内感线索加工有关; 而前额皮层厚度的增加可能与自上而下的执行控制相关联。由于现有结果多是从横断研究中得出, 因而并不能断定脑皮层的厚度差异必定与正念训练相关。Hölzel和 Carmody等人(2011)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以探索被试在接受为期8周的MBSR后其灰质密度的变化。基于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的分析结果发现, MBSR组被试左侧海马的灰质密度增加; 全脑分析(whole-brain analyses)结果显示, MBSR组被试的海马、后扣带回(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左侧颞顶联结区和小脑的灰质密度显著增加。一般来说, 这些脑区与学习、记忆、情绪管理和观点采择有关。这表明, 人的大脑具有高度的可塑性, 即便是接受 8周的正念禅修训练也能使大脑结构发生变化。然而, 正念禅修练习时间的长短与脑结构是否确实存在因果关系, 研究者们并没取得一致意见。这可能是因为, 正念训练时会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大脑的可塑性。尽管如此, 大脑结构的研究为我们了解正念禅修的神经机制提供了初步证据, 然而, 灰质密度或体积的增加绝不必然反映在其功能变化上, 因而需对功能变化进行探索和研究。

功能性脑成像研究发现, 正念训练个体对环境刺激、痛苦、情绪等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神经功能反应。Hölzel等人(2007)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研究发现, 正念训练使个体内侧前额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和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的激活水平上升。一般来说,二者在情绪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 因而, 以上的激活形式反映正念训练增加了个体对情绪的皮层加工以及可能的自上而下的情绪调节。Taylor等人(2011)则发现接受为期一周正念训练的被试在观看积极或消极情绪刺激时其左侧杏仁核的激活减弱, 但是有经验的正念禅修者并没有表现出这种激活减弱趋势。另外, 两者在正念训练时都认为情绪刺激强烈程度减弱, 表明正念训练可能改善了个体自下而上的情绪加工, 但是神经机制的变化则是依据其经验水平而有所不同。因而, 有研究者推测, 新手正念禅修者可能需要更多的认知控制来改善其情绪反应; 而有经验的正念禅修者则更加擅长于自下而上的情绪调节, 较少需要对其反应进行自上而下的执行控制(Hölzel, Carmody,et al., 2011)。另外, 功能联系研究也证实, 正念训练个体与非禅修个体的神经联系激活也具有很大差异(Brewer, Worhunsky, et al., 2011; Farb et al.,2007; Hasenkamp, Wilson-Mendenhall, Duncan, &Barsalou, 2012)。比如, Farb 等人(2007)发现, 接受为期8周的正念禅修被试的右侧脑岛和MPFC的神经联系减弱, 背外侧前额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的激活增强, 而未接受正念训练被试的脑岛与MPFC间的功能联系依旧较强。他们推断, 功能性联系的减弱可能反映了个体与其内感线索的分离; 而DLPFC活动的增强可能代表着个体当下意识的增强, 并且DLPFC活动的增强也说明了个体自上而下的情绪调节。由此可知, 由于正念禅修主要关注点在于提高个体当下意识, 这种 PFC和脑岛/ACC环路的神经激活形式则证实了个体意识水平的增强。

由上可知, 现有研究虽然为我们了解正念禅修的神经机制提供了证据, 但是大多数研究并未直接使用脑成像技术针对成瘾者的成瘾行为进行探索。然而, 它们却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推论。因而, 研究者在对成瘾行为矫正中正念禅修的神经机制进行探索时可将注意力集中于前额执行控制系统、情绪管理脑区和有关自我意识中枢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加工的交互作用上, 因为这些系统的功能性缺陷可能与成瘾行为有关。而且, 在这种缺陷的基础上, 压力、渴望和负性情绪等因素产生了更具破坏性的影响。正念训练引起的大脑可塑性则正向影响了大脑的功能性恢复, 进而改变、修复或补偿了由成瘾所致的颇具损害性的神经适应性变化(Witkiewitz et al., 2013)。

5 小结与展望

自从正念禅修被引入心理学界和医学界以来,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 他们将正念禅修应用到成瘾行为治疗之中,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有研究证实了正念禅修在成瘾行为矫正中的初步有效性, 部分揭示了正念禅修矫正成瘾行为的作用机制, 并且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推测出了成瘾行为矫正中正念禅修的神经机制。但是现有的正念疗法矫正成瘾行为的研究缺乏确定性,而且研究方法也还处于发展中, 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揭示。

首先, 研究方法学。第一, 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 在成瘾行为的研究中, 被试的样本量少、流失率高, 这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果的一般推广性, 因而未来要采用大样本、随机的控制性实验对现有结果进行进一步的验证以确定正念禅修在成瘾行为矫正中的作用。第二, 一般来说, 只有在正念干预符合目标人群的具体需求时方能取得最好的治疗效果, 尽管现有的矫正成瘾行为的正念禅修疗法(如 MBRP)经过了改编和调整以适应研究需要, 然而很多这些研究都开发有各自独立的干预手册, 微小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到治疗结果仍是未知的(Zgierska et al., 2009)。因而, 治疗手册的标准化可促成研究的可重复性以及数据的可比较性。第三, 现有研究对相关变量的测量评估多采用自我报告法, 而这一方法由于其自身的缺陷性而广为研究者们所诟病, 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使用更具客观性、行为性或生理性的测量方法对各种变量如渴望、正念、物质使用情况等进行评估, 这会进一步增强干预结果的效度。

其次, 进一步探索成瘾行为矫正中正念禅修的解释机制。虽然现有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些解释机制, 但是由于成瘾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对其他机制的探索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对这一行为的理解。而且, 尚缺乏一个包含成瘾的生物心理层面的综合模型。另外, 尽管已有研究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正念禅修矫正成瘾行为的可能神经机制进行了推测, 但并未进行实际检验, 正念禅修矫正成瘾行为的确定性神经机制还未可知。而且, 它在不同类型成瘾中的作用机制是否一致;不同的正念治疗方法在矫正成瘾行为时是否会对脑结构与功能的变化产生相似的影响; 正念禅修在矫正成瘾行为时的自上而下加工和自下而上加工是同时进行还是序列进行等问题(Witkiewitz,Lustyk, et al., 2013); 都是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深度探索的。

最后, 拓展应用研究。尽管正念技术已经初步运用于临床情境中以矫正成瘾行为, 但相关研究并不成熟, 因而, 进行正念研究的学者和临床医生应当在正念禅修矫正成瘾行为的有效性上达成共识, 并且为在临床情境中以最好的方式实施正念治疗提供指导, 使其成为广泛的成瘾行为矫正项目的一部分(Zgierska et al., 2009)。另外, 该文主要对吸烟、酗酒和药物成瘾行为的矫正进行了详细阐述, 对于其他的成瘾行为的探索也应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比如病理性赌博以及饮食障碍等, 正念禅修对于矫正这些行为是否会产生相似的效果、有何区别与联系等, 这可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揭示。最后, 正念对于不同类型行为成瘾者的决策障碍与偏差的干预研究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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