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时政类谣谚的舆论特性
——以两汉时期为例

张钰婷

（北京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875）

浅谈时政类谣谚的舆论特性
——以两汉时期为例

张钰婷

（北京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875）

谣谚是中国古代有别于上流文化的民间文化，从古代开始就发挥着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可以说谣谚是古代民众表达心声的一种典型方式。而两汉时期的时政类谣谚，深刻反映了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意识。统治者、官吏、百姓都通过各种方式利用谣谚的舆论特性，为自身阶层的利益服务，这种现象非常有趣，也十分值得研究。

时政类；谣谚；舆论特性；两汉时期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谣谚的定义及特征

“谣谚”二字，古已有之。《诗经·魏风·园有桃》中就有：“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诗故训传》中有：“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随着社会的发展，等级的出现，谣谚逐渐成为一种有别于上层社会主流文化的潜流文化，成为中下层群众的专用语言。［1］

作为一种在民间自发形成的口头传播形态，风谣俗谚历史悠久，无矫无饰，是民众智慧的结晶。就如清代刘毓崧在《古谣谚·序》中说：“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其关系寄托，与风雅表里相符。盖风雅之述志，著于文字。而谣谚之述志，发于语言。语言在文字之先，故点画不先于声音，简札不先于应对，自来讲点画者，兼溯声音之始。”谣谚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千年，先于文字出现，不仅传承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基因，还具有反映民意、下情上传的作用，是传播学学者研究中国古代传播现象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要研究两汉时期的时政类谣谚，首先要对谣谚进行一个确切的定义。在很长的时间里，谣和谚都是作为两个不相关的部分被单独收集整理的。例如，北宋郭茂倩编著的《古乐府解题》、元代左克明的《古乐府》、明代杨慎的《古今风谣》，以及近代郭沫若先生的《中国歌谣》都是专门收集谣歌的；而宋代周守忠的《古今谚》、明代杨慎的《俗语》等是专门收集谚语的。这说明严格来讲，谣与谚两者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

谣，就是民间谣歌。《尔雅·释乐》中有：“徒歌谓之谣。”徒歌就是不需乐器配合，随口就可唱的歌。这充分说明谣歌反映的是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谣被解释为“徒歌也”，这与《尔雅·释乐》中的解释相似。谣歌在古代主要是指不用乐器就可以唱出的歌曲，形式短小精炼，主要反映的是唱者身边的民情风俗、社会现象。

有关谚的定义，古人早已有所认识。在《说文解字》中，被训为：“谚，传言也，从言，彦声。”《左传·隐公十一年》陆德明释：“谚，俗言也。”《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谚，俗所传言也。”《尚书·无逸》蔡沈注：“俚语曰谚。”

由此可见，和“谣”一样，它也是一种出自民间的语言。与谣不同的是，它具有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特点。

关于谣谚二者的关系，《古谣谚·凡例》中有这样一段话：“谣谚二字之本义，各有专属主名。盖谣训徒歌，歌者，咏言之谓，咏言即永言，永言即长言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直言即径言，径言即捷言也。长言生于咏叹，故曲折而纡徐；捷言欲其显明，故平易而捷速；此谣谚所由判也。然二者皆系韵语，体格不甚悬殊，故对文则异，散文则通，可以彼此互训也。”［1］

这段话深刻而又全面地总结了谣谚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区别即谣具有歌的特性，内容略长也更为复杂。谚具有话的特性，内容简洁。联系在于二者都在形式上押韵对仗，且内容方面都意蕴悠远，创造者都是普通民众。因而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谢贵安先生将谣和谚合起来作出了如下定义：“谣谚是产生于民间、反映社会现实和人生经验、抒发大众情感并传诫后人、流传于民众之口并具有通俗性、定型性和流行性的语句。”［1］本文以此定义为基准，对两汉时期的时政类谣谚进行浅析。

（二）舆论的定义

近年来，“舆论”一词在各种场合被广泛应用，而关于该词的定义国内外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众说纷纭。本文以中国古代典籍资料为依托，认为舆论是“众人之论”，是意见，包括评价、看法、议论。

《说文解字》中称：“舆，车舆也。”而在《后汉书·光武帝纪下》中说：“舆者，车之总名也。”据此“舆”由车厢转义为驾车人，即“舆人”。《晋书·王沉传》进一步引申“自古圣贤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这里的“舆人”是社会群众的意思，“舆人之论”就是社会群众的意见、见解。据我国古典文献记载，三国时期最早使用“舆论”一词，陈寿的《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记载：“设其傲狠，殊无人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意思是封建帝王要贤达四方，不能忽视众人之论。此处的舆论已与今日的舆论无太大差别。

由此可见，舆论不仅可以反映民众的意愿、意志，还能反映民众对现实社会的看法。而谣谚正是古代民众表达心声的一种典型方式，可以说，谣谚在古代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功能，因此研究谣谚的舆论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谣谚的发展历程及其分类

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统治者就施行定期采集民间歌谣的方式来体察民情，称之为“采诗”。采诗说源于古代典籍的记载。《礼记·王制篇》记载：天子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也记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可以说，采诗是古代社会中将民众之间口头传播的内容上达于天子的主要手段，可见统治者对谣谚的关注古已有之。

虽然历代学者对这种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编纂不曾间断过，但真正对古代谣谚进行学术研究则兴起于民国时期。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和1920年歌谣研究会成立，以及1922年《歌谣》周刊的出版都是谣谚这一民间文化形式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标志。以朱自清、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引进西方民俗学的理论框架，为谣谚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郭绍虞的《遗语的研究》，温端政的《谅语》，朱自清的《中国歌瑶》，陈鼎如和赖征海的《古代民谣注析》，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964年）。

通过对比《古谣谚》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汉代谣谚的内容，本文将汉代谣谚主要分为五个大类：谶讳类、时政类、军事类、人物类、其他类。

三、两汉时期时政类谣谚的舆论特性

（一）选择两汉时期时政类谣谚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纵观《古谣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书籍，笔者发现汉代谣谚，特别是涉及时政类的谣谚主要保存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时政谣谚的存在深刻反映了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意识。

在古代，民众要参与政治，一种路径是参政议政与进谏上言。而这条路通常由统治阶层掌控，普通民众很难通过这个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参与国家政事。另一种路径就是通过大量的时政谣谚创作，通过民众的口耳相传，将民意传播出去，这些时政类谣谚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影响也十分巨大。不仅可以为统治者提供了解当时民意的渠道，也成为考核官员的一种必要参照标准。对于后人来说，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民情、政治制度与民心民意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因此，研究时政类谣谚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而本文以两汉时期的时政类谣谚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的考虑：

首先，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真正走向大一统的王朝。更为重要的是，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学说与皇权统一，在思想政治两方面都实现了大一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官学兴盛，私学不受重视，能够反映普通民众生活面貌与思想的资料十分有限。而民间谣谚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真实生动，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其次，汉代经过“文景之治”，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全面复苏，为汉武帝开疆拓土，击退匈奴奠定了经济基础。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圈逐渐形成，人们的思想也从分裂走向统一，这为民间谣谚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社会环境。这一时期的民间谣谚涉及的内容和领域都十分宽广，尤其是时政类谣谚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内容丰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二）两汉时期时政类谣谚的舆论特性

上文已经对“舆论”一词作了定义，即舆论是“众人之论”，是意见，包括评价、看法、议论。清代刘毓崧在《古谣谚·序》中说：“盖谣谚之兴，由于舆诵。为政者酌民言而同其好恶。则刍荛葑菲，均可备询。访于輶轩，故昔之观民风者，既陈诗亦陈谣谚。”可见谣谚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其舆论性，即谣谚在反映社会民众对特定现实话题所表达的看法与态度时，具有相对一致性，进而形成社会舆论。与此同时，谣谚也是舆论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式之一。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谣谚都有社会舆论功能，作为舆论表达方式之一的谣谚，往往其内容是针对现实的，并且是民众对特定事物的相对一致的看法。时政类谣谚因为集中体现了民众对皇室、官员以及政治制度的意见、观点、态度，因此此类谣谚的舆论特性十分显著。

那么在两汉时期，人们是如何运用时政类谣谚的这种舆论特性的呢？

一方面，从统治者角度看，统治者通过“举谣谚”的方式了解民情，并将谣谚作为控制评价官员的参考标准。这种考察官员的方式古已有之，在当时起到了治理、监督官吏的积极作用。

东汉光武帝时，“数引公卿郎诗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时，“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可见采集谣谚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考察官吏的方法。而《后汉书·蔡琶传》说：“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法者欣然得志，邪狂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因寝息。”可见，“举谣言”对于鼓励官吏勤政爱民、防止官吏贪赃枉法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统治者通过采集谣谚考核官吏的政治才能并监督其更好地工作。这是谣谚舆论特性的积极意义。

但是因为谣谚的舆论特性，很多地方官吏也抓住这一特点，利用“谣谚”为自己歌功颂德，因此两汉时期出现了很多阿谀奉承之作。例如，《后汉书·刘陶传》中歌颂刘陶的谣谚说：“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还有《后汉书·岑彭传》中歌颂岑彭的歌谣说：“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又蟊贼，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独丁斯时。美矣岑君，於戏休兹。”这两首谣谚都有官吏以及其背后的幕僚们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的痕迹。当然编造民情的现象虽然存在，但这无法掩盖百姓的真实声音。

因此，从另一方面看，民众利用谣谚的舆论特性，表达心声，影响政治进程。在古代，没有报纸、广播、电视等通讯设施，信息的上传下达渠道十分闭塞。普通民众想抒发对政府政策的看法、对官员的赞扬与不满，只能通过私下的口头传播。但这种议论十分琐碎，难以抓住问题要害，为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民众的观点，将议论的主要观点编成便于记忆和传播的顺口溜是非常讨巧的方法。于是，谣谚便成了重要的舆论工具。

民众借用谣谚表达心声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是时政类谣谚基本都是民众最真实的心理写照。

《史记·魏其武安侯传》中：“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讲述的就是横行乡里的灌氏家族，强取豪夺，食客众多，家累数万，人民对此痛恨，这首谣谚就是对灌氏家族的憎恨与诅咒。

《后汉书·刘玄传》：“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西汉、东汉之交的更替时期，外戚专权，任人唯亲，以至群小、膳夫皆滥授官爵。卖官鬻爵，任人唯亲的事情泛滥成灾，这首谣谚就表达了民众对此种状况的失望和愤恨。

对选举制度的抨击还有很多。《后汉书·黄琬列传》中说：“时权富子弟多以人事得举，而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京师为之谣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才。’于是琬、蕃同心，显用志士，平原刘醇、河东硃山、蜀郡殷参等并以才行蒙举。藩、琬遂为权富郎所见中伤，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习韪。韪、暢素重蕃、琬，不举其事，而左右复陷以朋党，暢坐左转议郎而免蕃官，琬、韪俱禁锢。”

茂才，即秀才，东汉避光武帝刘秀的讳才改为茂才，即优秀的人才。这个谣谚讲述当时的察举制出现很大的问题，选举出来的人员都是权贵富家子弟，贫穷而有志的人很少有出头之日。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陈蕃和黄琬等人齐力同心，共同把察举的事情办好，推举了很多真正有才行的人。但是权富之人怀恨在心，他们中伤陈蕃和黄琬等人，更诬陷以朋党，因此陈蕃被免官，黄琬被禁锢。这说明当时的选举制度已经存在很大的问题，政治腐败，阶层固化的问题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除了揭露社会黑暗，两汉时期还有很多赞扬清官能吏的谣谚。

《汉书·沟洫志》中说：“后十六岁，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径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概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如云，决渠为雨。径水一石，其泥数斗。既概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早在战国时代，秦国就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灌溉盐卤之地上万顷。到了汉初，赵国中大夫白公奏请穿郑渠引径水，名为白渠，灌溉渭中田地达四千五百多顷，老百姓因此而富裕起来，故作歌谣歌颂。这类谣谚反映了官员与民便利、造福一方百姓的优良品质。

这些谣谚真切体现了民众对政治事件的关心以及对官吏的品评，语言辛辣幽默，朗朗上口，直抒胸臆，无所避讳，反映了普通劳动大众的智慧与洒脱。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谣谚都是值得反复咀嚼的。

四、结语

谣谚是一种流行于普通民众中的潜流文化，作为一种下层文化，它因为尖锐的思想、激愤的情绪化表达以及对上流统治阶层的批判，一直以来都受到压制与歪曲。

谣谚从其语言特性上看，简短有力，且押韵对仗。这种语言特点，也决定了其在文化传播中的特殊性。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丕尔在一篇题为《语言与文化文选》的文章里论证了语言与文化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真实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群体的语言习惯之上……不同社会所处的世界是彼此相异的，这不完全是在同一个世界上贴上不同标签的问题……我们就这样看着和听着，不然就是体验着，我们群体的语言习惯决定着我们怎样解释。”按他的说法，一种文化体系的形态由文化的语言“形态”所决定，不存在一种客观的、恒定不变的世界。［2］笔者以为，这种关系对文化与传播同样适用，即一种传播体系的形态由文化的语言“形态”决定。

在古代，谣谚与主流文化相去甚远，通俗易懂、简短精炼是其最显著的特征。这样的语言形态决定了其传播的方式必须是口耳相传，反映民众之间关系的。因此，谣谚成为区别于上层文化的特殊文化形态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两汉时期的时政类谣谚在反映汉代社会发展状况、民风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其舆论特性更是值得深入研究。限于篇幅，本文撷取的谣谚数量有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谢贵安.中国谣谚文化——谣谚与古代社会［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5，7.

［2］大卫•曼德尔.语言与文化文选［M］.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9：162.转见于梅琼林.区域性与普遍性：关于传播学学科性质的深入思考——兼与陈力丹教授商榷［J］.学术界，2005（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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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8883（2016）16-0056-02

张钰婷，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