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群际接触：观点、机制与展望*

艾 娟

(天津商业大学心理学系, 天津 300134)

1 引言

虽然直接的面对面接触可以有效改善个体对外群体的态度与偏见(Pettigrew & Tropp, 2006,2008), 但在现实环境中, 直接的群际接触可能会遭遇到很多障碍, 比如群体制度与准则不允许、接触的机会太少(Wright, Aron, McLaughlin-Volpe,& Ropp, 1997), 而且直接的群际互动还可能引发群体成员的交往焦虑、恐惧、不自在等负性情感,从而使得群际关系无法继续深入(Voci & Hewstone,2003)。基于此, 研究者提出了扩展接触效应(Extended Contact Effect)：如果个体得知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存在友谊关系, 可以减少其对外群体的偏见, 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Wright et al., 1997)。

与直接的面对面接触不同, 扩展接触作为一种间接的群际接触形式, 它有效弥补了直接接触的不足。首先, 个体作为这种跨群体朋友关系的观察者, 比自己参与直接的群际接触更能够清醒的知觉到关系双方的群体身份, 更能够清楚的感知到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内外群体成员之间的,认识到这种友谊关系具有明显的跨群体特点。其次, 观察并非直接接触, 因此有效避免了真实交往情境引发个体产生接触焦虑和其他负性情感的可能性。再次, 在不具备直接群际接触条件的情况下, 扩展群际接触使得内群体成员不必亲自发展与外群体成员的亲密关系就可以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 继而成为减少群体成员偏见的一种有效策略(Wright et al., 1997; Liebkind & McAlister, 1999)。

2 扩展接触效应的中介机制

Wright等(1997)提出并验证了扩展接触效应可能存在的内在机制：积极的内群体榜样, 积极的外群体榜样, 以及将他人纳入自我(including other in the self)。具体来讲, 积极的内群榜样, 即那些与外群体成员具有亲密关系的内群体成员,他们为群体内的其他成员树立了一种积极正面的榜样, 由此产生了三个积极效果：一是使内群体成员认识到与外群体的互动是被群体所允许的(知觉到的内群体规则), 二是通过观察内群体成员的行为和态度可以知晓在群际互动中应该如何反应和行动(群际焦虑的降低), 三是通过与内群体成员的交流可以减少对外群体的无知, 减少偏见。积极的外群体榜样, 即与内群体成员建立朋友关系的外群体成员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不但表明了外群体对内群体的态度是积极的, 对建立和谐的群际关系是感兴趣的(知觉到的外群体准则), 而且也打消了内群体成员对群际互动可能存在的一些消极预期, 比如与外群体成员交往可能会遭到拒绝、排斥(群际焦虑的降低)。最后, 当内群体成员得知跨群体友谊关系存在时, 会发生一系列的认知逻辑变化。一般来讲, 个体会将内群体成员作为自我的一部分, 即“我的朋友”, 而外群体成员又是内群成员自我的一部分, 即“朋友的朋友”。根据“我的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的逻辑, 外群体成员就被个体纳入了自我的范畴。将他人纳入自我消弱了个体对内外群体界限的感知, 改善了对外群体的态度(Wright et al.,1997)。

之后, 很多研究者将 Wright等(1997)等提出的三个内在机制凝练地归结为：群际焦虑、知觉到的内群体/外群体准则以及将他人纳入自我, 并验证了它们在扩展接触改善群体态度过程的中介作用(Gómez, Tropp, & Fernández, 2011; Turner,Hewstone, Voci, & Vonofakou, 2008; Tezanos-Pinto,Bratt, & Brown, 2010; Eller, Abrams, & Zimmermann,2011)。

2.1 群际焦虑

扩展接触是一种间接的群际接触方式, 个体并没有真实参与到接触过程之中, 而是通过内外群体的榜样来获知内外群体对于群际互动的准则和态度, 有效降低了个体对群际交往的消极预期、焦虑以及负性情绪水平(Wright et al., 1997;Turner, Hewstone, & Voci, 2007; Turner et al.,2008)。研究发现, 通过扩展群际接触, 北爱尔兰地区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都产生了对彼此更加积极的态度, 并进一步增强了对外群体的感知, 而在这个关系中群际焦虑水平降低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Paolini, Hewstone, Cairns, & Voci, 2004)。同样, Turner等(2007)的研究发现, 扩展群际接触有效减少了英国白人与南亚移民之间的交往焦虑,使白人对南亚移民的态度更加友好。

大多数研究一致认为, 扩展接触可以有效降低内群体成员的群际焦虑水平, 从而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但 Cernat (2011)则从扩展接触的情境角度对群际焦虑降低的原因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指出, 扩展接触情境通常展现的是群体成员间的“温情”故事, 比如内群体成员有困难, 外群体成员对其实施了帮助, 二人发展成友谊关系。在此,并非是因为个体获知内外群体成员间的友谊关系导致了群际焦虑的降低, 而是故事本身引发了个体对外群体成员的钦佩之情, 从而导致了群际焦虑的降低。即便扩展接触展现的是两个与自身无关的外群体间亲密关系的相关信息, 也可以减少个体对外群体的刻板印象以及相关的厌恶情感,从而降低群际焦虑, 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当然,关于群际情感在扩展接触效应中的影响还缺乏丰富的研究,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从群际情感的视角可以为扩展接触降低群际焦虑的机制提供一种新的解释。

2.2 知觉到的内/外群体准则

内群体准则是指内群体是否允许、肯定与外群体进行交往, 外群体准则是指外群体对群际互动的态度。只有内外群体准则被群体成员所感知到时, 即认识到群际接触是内外群体所允许的或提倡的, 那么扩展接触的积极效应才能产生, 因此, 群体成员知觉到的群体准则对其态度改善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当个体知觉到, 内群体对外群体有积极的认识时, 他们更愿意用积极的眼光看待外群体(Tezanos-Pinto et al., 2010)。扩展接触所展现的群际互动可以促使内外群体成员对群体准则产生积极的感知, 从而改善群体态度(Wright et al., 1997)。

Liebkind和McAlister (1999)发现, 对内群体准则的知觉能够改善群体偏见。他们选取了芬兰六所中学 13-15岁的学生作为被试, 按照其所在地的外种族比例(即外种族人口占到该地区总人口的百分比)将六所学校两两配对, 然后随机接受实验干预。实验材料是从学生中搜集到的与外群体同学进行友好接触并发展成友谊关系的真实案例。扩展接触干预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同伴群体亲自分享他们与外群体成员建立友谊关系并改善自身群体态度的经历, 另外一种是要求同伴群体分享、阅读故事, 并对故事展开讨论, 在讨论的过程中, 如果被试出现了对外群体的积极态度则会受到研究者的表扬和鼓励, 如果出现对外群体消极的评价时则被研究者忽视或否定。最后来测量他们对外群体的偏见与宽容态度。结果发现,相比不接受任何干预的控制组, 接受扩展接触干预的被试其群体偏见与宽容态度都发生了积极明显的改变, 接受干预的两个小组比较来看, 后者比前者的态度改善更为明显, 由此可见, 同伴榜样的跨群体交往行为得到肯定和提倡的时候, 更加有效地提高了内群体成员对内群体准则的知觉,对减少外群体偏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还有研究者指出, 知觉到的内外群体准则也可以有效调节内外群体对群际互动的期望水平(比如我认为我能与大多数外群体成员友好相处),促进双方群体对后期的直接接触产生积极期望。而且相比多数群体来讲, 少数群体知觉到的外群体准则对改善其群体态度具有更强的预测作用(Gómez et al., 2011)。少数群体往往会更加谨慎地考察多数群体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他们的, 他们知觉到的外群体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与多数群体接触的期望水平。

2.3 将他人纳入自我

得知内外群体成员之间的友谊关系后, 如何能够将对外群体成员的积极态度泛化至整个外群体？将他人纳入自我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将他人纳入自我的关键在于个体能够自发地将内群体成员作为首要对象纳入自我范畴(Liebkind &McAlister, 1999), 只有个体将内群体成员作为自己的朋友, 才可能认为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研究发现, 扩展接触可以减少个体对同性恋的偏见,主要是因为个体的朋友与同性恋存在友谊关系,所以个体将朋友的朋友纳入自我, 从而减少了对同性恋的偏见(Capozza, Falvo, Trifiletti, & Pagani,2014)。

将他人纳入自我是需要最佳条件的。当群际扩展接触明确彰显接触双方的群体身份时, 才能使得内群体成员更有效的将积极的态度泛化至整个外群体。研究者探讨了扩展接触减少正常儿童对残疾儿童偏见的作用, 并在实验材料中对扩展接触的类型进行了不同的干预。在“去身份化”(decategorization)的扩展接触故事中, 没有强调接触双方的群体身份(比如是残疾儿童还是正常儿童), 而是突出强调其个人身份(比如是张三还是李四); 在“群际” (inter-group)扩展接触的故事中,突出强调双方的群体身份而淡化彼此的个体身份;在中立性的扩展接触故事中, 双方的个体身份与群体身份都不予以强调。被试读完故事之后, 要分小组对故事进行讨论。以上这种干预共持续六周, 结果发现, 尽管不同的干预材料都可以引发正常儿童对残疾儿童的积极态度和行为意向, 但突出双方群体身份的扩展接触干预对改善儿童群体态度的效果最显著(Cameron & Rutland, 2006)。而且研究还指出, 如果扩展接触干预在彰显群体双方身份的同时强调双方所拥有的共同身份(比如同属一个班级、社区或种族), 扩展群际接触效应会更明显(Cameron, Rutland, Brown, & Douch,2006)。

2.4 自我表露

除了群际焦虑、知觉到的内/外群体准则以及将他人纳入自我对扩展接触效应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之外, 自我表露(比如我愿意将个人的信息和问题展现给对方)在扩展接触改善群体态度的关系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英国, 白人与南亚移民之间的扩展接触表明, 自我表露的水平越高越能够改善内隐群体态度(Turner et al., 2007)。但关于自我表露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多, 因此也会存在着需要进一步解答的问题。比如, 扩展接触是一种间接接触, 群体成员间的自我表露机会是很少甚至是没有的, 因此, 自我表露的测量更多的是局限在心理想象层面上, 这种想象的自我表露更应该是一种自我表露的意向或者自我表露的可能性, 而非直接接触过程中真实的自我表露行为。

3 扩展接触效应的调节机制

群体准则知觉的差异性(Sharp, Voci, &Hewstone, 2011)、社会意识态度的特点(Dhont &Hiel, 2009)、内群关系的紧密性(Tausch, Hewstone,Schmid, Hughes, & Cairns, 2011)以及与外群体直接接触的机会多少(Mereish & Poteat, 2015)等在扩展接触效应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 提升或者阻碍扩展接触的效果。

3.1 群体准则的知觉差异

个体在群体准则重要性的知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会影响到扩展接触改善群体态度的效果(Dovidio, Eller, & Hewstone, 2011; Sharp et al.,2011)。研究发现, 扩展接触改善了英国白人学生对亚裔移民群体以及同性恋群体的态度, 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 即将外在标准作为自身行为的重要参考, 在此过程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社会比较水平较高的个体, 扩展接触的效应更加明显, 群体态度改善的效果更突出, 而社会比较水平较低的个体, 扩展接触的积极效应并没有出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社会比较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将他人(内群成员)作为参照点去评价自己的能力, 去规范和展现自己的想法或情感, 尤其是当面临压力、不确定的处境时, 更容易将他人作为参照标准(Gibbons & Buunk,1999; Sharp et al., 2011)。应该说, 对于社会比较水平较高的个体来讲, 扩展接触展现了内外群体成员间的友谊关系, 他们更容易感知到内群体准则的变化, 进而成为他们态度与行为改善的重要参照标准, 可以规范和调整自己的认知、情感与行为趋向。

3.2 社会意识态度

群体所具有的社会意识态度比如专制主义倾向(authoritarianism)调节扩展接触效应的大小。研究发现, 在一个具有专制主义倾向的社会意识环境中, 通过群际接触的方式可以减少专制主义者的群体偏见, 越是积极的群际接触, 越能够降低专制主义者的偏见水平, 反之, 越是消极的群际互动, 越能够提升专制主义者的偏见水平(Dhont& Hiel, 2009)。在直接接触较少的情况下, 扩展接触对减少专制主义者的群体偏见具有显著的效果。专制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是危险的、不可预测的、充满威胁的, 对人性本质充满怀疑。但通过扩展接触可以减少他们对外群体威胁的感知,提升他们对外群体的信任水平, 改善他们对外群体的态度(Dhont & Hiel, 2011; Pettigrew, Christ,Wagner, & Stellmacher, 2007)。当然, 群体威胁如何影响到扩展接触效应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因为来自于外群体的威胁是多种多样的, 包括物质资源、社会资源以及心理资源方面的威胁, 哪类威胁的减少更能够引发积极的扩展接触效应呢？对这个问题缺乏详细的分析。

3.3 内群关系

内群关系的紧密程度(邻居、同事、朋友、家人)对扩展接触改善群体态度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知觉到的内群关系的紧密性程度不同, 扩展接触的效应不同。如果获知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比如朋友和家人)与外群体成员之间存在朋友关系, 个体会表现出对外群体更高的信任水平, 扩展接触的效应也更加明显(Tausch et al., 2011)。这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内群体关系的紧密性取决于个体对关系紧密性的知觉, 而非个体与内群体成员的关系类型, 因为家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远不及邻居和同事更亲密。其次, 这一结论与将他人纳入自我的解释也是一致的。Liebkind和McAlister (1999)指出, 将他人纳入自我的关键在于个体能够自发地将内群体成员作为首要对象纳入自我范畴, 只有个体倾向于将内群体成员作为自己的朋友, 才可能认为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内群成员与自身的关系越紧密, 越容易被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 朋友的朋友也更容易进入自我的范畴。

3.4 直接接触

内外群体接触较少时, 扩展接触是改善群体态度最为有效的方式(Christ et al., 2010), 个体会表现出更少的偏见, 更愿意融入外群文化, 扩展接触效应更加明显, 然而, 当直接接触水平较高时, 扩展接触效应并不显著(Eller, Abrams, & Gomez,2012)。对儿童群体的扩展接触干预也发现, 扩展接触对交往不深或者没有机会进行直接接触的群体态度改善更为有效(Cameron, Rutland, Hossain,& Petley, 2011)。这可能是由于直接接触而产生的对外群体的先前态度会影响扩展接触效应(Mereish & Poteat, 2015), 比如, 同样接受扩展接触干预, 低交往质量组儿童(与外群体成员熟悉)比高交往质量组儿童(通过直接接触建立了与外群体的友谊关系)的群体态度改善更明显(Cameron et al., 2011)。由此可以看出, 直接群际接触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的时候, 个体具有较少的关于外群体成员的先在态度, 扩展接触的积极效应才更加显著。

另外, 扩展接触所展现的内外群体成员间的直接交往质量也会影响到其他内群成员的态度改善效果。内外群体成员间的直接交往质量越高,对其他内群体成员改善群体态度的影响越大, 扩展接触的积极效应越明显(Eller et al., 2011)。因为扩展接触强调“友谊”的重要性, 所以内群体成员必须能够清醒地感知或获知内外群体成员之间存在着亲密关系。但如果个体获知的是内外群体成员之间更为平淡的交往信息, 而非是友谊关系时, 是否还能够改善群体态度, 这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扩展接触研究不但丰富了群际接触理论, 也进一步验证了它在减少群体偏见中的重要作用,为改善社会现实中不同群体间的关系提供了干预策略。目前来看, 以往研究集中探讨了扩展接触效应何以可能的问题, 将来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展开。

4.1 探究扩展接触效应的动机

扩展接触研究需要深入考察这一效应背后的动机作用。Liebkind和McAlister (1999)曾指出, 对儿童来讲, 在学校情境中进行真实的扩展接触干预时, 很可能会受到社会期望效应的影响, 尤其是在教师参与的情况下, 儿童会更容易表现出对外群体的积极态度, 因为这种态度是社会提倡的,也是教师所认可的。后来, Gómez和Huici (2008)研究发现, 在没有直接接触的条件下, 通过扩展接触可以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与刻板评价, 特别是有权威人物支持这种接触行为时, 内群体成员的态度改善更加明显。可见, 扩展接触的效应很可能会受到权威效应、社会赞许、社会惩罚等动机的重要影响, 但这缺乏更深入的研究。另外, 个体还有可能是因为害怕被内群体成员所疏离而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尤其是在小群体范围内(比如同一班级或者工作单位), 当群体成员知觉到, 跨群体交往是被允许并提倡的, 且大多数群体成员都改善了对外群体的态度时, 很可能也会迫于群体疏离的焦虑而减少对外群体的偏见。

4.2 关注不同类型群体的扩展接触效应

首先, 要关注少数群体的扩展接触过程与机制。既有研究的重点是多数群体如何通过扩展接触减少了对少数群体的偏见, 却忽略了探讨扩展接触如何改善了少数群体对多数群体的态度。少数群体的地位较低, 他们能够知觉到自身的劣势,所以他们会在面对和处理一些群体观点时更容易形成一种集体性的共同取向, 建立起联系紧密的群体网络系统, 由此, 当少数群体面对扩展接触提供的关于群际交往的积极信息时, 更容易改善对外群体的态度(Tausch et al., 2011)。但是从少数群体的角度出发, 探究扩展接触效应的研究仍旧很少, 不能全面揭示少数群体扩展接触效应的内在机制。

其次, 要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各群体的扩展接触特点。扩展接触研究主要是在英国、美国、芬兰、挪威等西方个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而在集体主义文化中, 自我是镶嵌在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中的, 自我的界定通常是以亲密关系或者群体关系为标准。应该说, 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对扩展接触效应来讲特别重要, 因为这关系到人们如何知觉和看待群体准则, 如何将他人纳入自我范畴。因此, 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中的扩展接触效应还需要进一步探究(Turner et al., 2008)。还有的研究者指出, 扩展接触研究应该采用多元文化主义或者同化的视角。立足于不同国家所具有的多样性政策、同化融合的准则以及社会统治倾向等, 来考察扩展接触对群体态度与行为的改善情况。研究者已经发现, 当一个社会其政策多样性水平高时, 群体偏见就会显著减少, 关于群际互动的内群体准则是与国家的多样化政策相一致的,而与个体对社会政策的态度无关(Guimond et al.,2013)。

最后, 要比较不同年龄群体的扩展接触效应。多数研究都取样于成人群体(比如大学生), 后来有研究者指出, 扩展接触对减少儿童的群体偏见具有同样积极的作用(Liebkind & McAlister,1999)。但我们发现, 现有研究缺乏对扩展接触效应发展性特点的考察与比较。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群体准则的感知水平更高, 群体准则对扩展接触效应的影响作用更为明显(Cameron et al.,2011; Cameron, Rutland, & Brown, 2007)。因此,有必要全面探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扩展接触效应的发展性特点。另外, 3-5岁的孩子已经具有了对外群体的偏见(Rutland, Cameron, Bennett, &Ferrell, 2005), 但他们对交往焦虑、群体准则知觉的水平较低, 扩展接触是否能够有效改善 3-5岁儿童对外群体的偏见和态度, 这类研究几乎没有。

4.3 全面考察扩展接触的结果

扩展接触效应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是认知、情感的改变还是行为的变化？除了探讨扩展接触对群体态度改善和偏见减少的作用之外, 也应该更多地关注对交往意愿以及行为期望的改善(Hewstone et al., 2014)。另外, 还可以进一步考察扩展接触效应的心理-生理指标, 用以验证扩展接触引起的心理变化过程。比如, 研究者探讨了扩展接触如何改变了民众对精神分裂者的外显偏见,参与者观看一段简短的展现两个陌生人友好互动的视频。告知实验组的被试, 视频中的其中一人是精神分裂者, 而控制组的被试则并未被告知视频中的人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然后, 让他们与患有精神障碍的群体进行真实的交往互动, 结果发现, 实验组的个体其交往态度更积极, 展现了更多积极的非言语行为以及更高的交往质量。最重要的是, 接受扩展接触干预的个体表现出了在真实交往前后较少的压力反应, 心跳与皮电方面的反应没有发生变化。因此, 研究者认为, 扩展接触作为一种提升群际关系的干预策略可以真正改变民众对精神分裂者的态度和行为(West & Turner,2014)。

其实, 扩展接触的社会后果也应该被重视。尽管扩展接触对于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宽容的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却少有人探讨扩展接触如何引发了社会变化以及引发了哪些变化。扩展接触改善了内群体对外群体的态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内群体的意识信念发生变化。如果群体的内在信念和社会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扩展接触也未必能够带来群际关系的真正和谐。比如韩国与朝鲜有着共同的历史, 共享一个民族的语言体系, 但因为群体信念和社会政策的缘故, 这两个群体却始终处于冲突的边缘(Dixon, Durrheim,& Tredoux, 2005)。未来的研究还需要从更加长远的社会性后果入手, 探究如何通过扩展接触保持良好的群际关系。

4.4 探索不同间接群际接触的综合效应

扩展接触只是间接群际接触的一种方式, 除此之外还包括想象群际接触(Imaged Inter-group Contact, Crisp & Turner, 2009)以及替代群际接触(Vicarious Inter-group Contact, Dovidio et al.,2011)。目前来看, 研究者们往往都是对单一的间接群际接触效应进行考察, 缺乏对不同间接群际接触改善群际关系的综合效应的探讨。比如, 什么条件、情境下综合使用这些群际接触方式才能最大化地改善群际态度并能够长期且稳定的维持这种积极的效果呢？不同的间接接触方式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对不同间接群际接触方式综合效应的探讨将是对群际接触理论更加综合且深入的一种探索, 也更具有实践价值。

4.5 其他需要完善的地方

作为群际接触理论的一种, 扩展接触效应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其起到的长期效果则是一个问题, 扩展接触效应会随着时间因素而发生变化。通过长达 7个月的接触干预研究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直接接触建立的友谊可以有效改善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评价, 但是扩展接触却不存在这种长期性的效果(Feddes, Noack, &Rutland, 2009)。也就是说, 在短期内, 扩展接触的积极效应是存在的, 但是其改善群体态度的稳定性却略逊一筹。相比直接接触能够改善对外群体的内隐和外显态度而言, 扩展接触仅仅改善了个体对外群体的外显态度(Turner et al., 2007 ), 这一发现是否有效地解释了扩展接触缺乏长期性的效果, 还需要继续的探索。

其次, 关注扩展接触产生的消极效应。扩展接触效应强调“将他人纳入自我”的重要作用, 强调从“朋友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泛化到“对整个外群体态度的改善”, 这一泛化过程隐含的逻辑就是朋友的朋友所在的群体成员之间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Wright et al., 1997), 这体现了人们普遍存在着的一种外群同质性的思维定式, 认为群体成员之间存在着较高的一致性特点(Paolini et al.,2004; 艾娟, 2014)。当扩展接触展现给个体关于内外群体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时, 他们获得的关于外群体成员的良好交往态度和品质会泛化至整个外群体。但问题在于, 如果扩展接触展现给个体的是关于内外群体成员之间的消极关系和信息时, 这种后果是否也存在着泛化, 从而加剧群际偏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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