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网络舆论下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鲍卫敏 李乃文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葫芦岛 125105）

移动网络舆论下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鲍卫敏 李乃文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葫芦岛 125105）

为研究移动网络舆论下的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本文首先分析了移动网络舆论现实的到来，即智能手机强力拓展网民规模、“两微一端”主导社会舆论议程和传统媒体融合转型深入介入移动舆论场，及其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整体影响；其次，分析了移动网络舆情影响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评估的机理，包括移动网络舆情对重大事项的社会风险认知的涟漪效应，移动网络舆论引爆的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铺垫效果和情感触动机制，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移动网络多舆论场域的交互共振；最后，提出了完善移动网络舆论下的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政策建议，即实时掌握移动网络舆论动态并正确研判，运用移动舆论场思维减少无效传播，并引导移动网络舆论理性化发展。

移动网络舆论；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完善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后文简称“社会风险评估”）指在政策、项目、活动的制定和实施之前，全面科学地分析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预测其损害程度，预估责任主体的承受能力，进而综合评定风险等级，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防范化解预案。移动网络舆论对民意的左右，日益成为政府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挑战，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影响巨大而深远。

随着社会信息化步伐的加快，网络日益成为各种思想、社会思潮和利益诉求的公共领域，成为汇集各种信息的“超大舆论场”。［1］《2015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显示，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进一步下降，“两微一端”（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成为了解新闻时事的第一信息源，特别是拥有月活跃用户6.5亿的微信，成为社会舆论的新引擎。［2］本文将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分析移动网络舆论对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影响。首先分析宏观视角——信息社会发展对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影响。

一、移动网络舆论主导社会发展对社会风险评估的整体影响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服务于社会成长的目标，随着中国整体上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3］社会风险评估也必然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对社会发展的新挑战与机遇。

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951万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较2014年底增加6303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4年的85.8%提升至90.1%。［3］

（一）智能手机强力拓展网民规模

网民个人上网设备进一步向手机端集中，截至2015年12月，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的使用率均出现下降，手机不断挤占其他个人上网设备的使用。移动互联网塑造了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移动网民的日常生活。新增网民最主要的上网设备是手机，使用率为71.5%，手机是带动网民规模增长的主要设备。同时，无线网络覆盖明显提升，网民Wi-Fi使用率达到91.8 %。［4］

智能手机对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智能手机完全嵌入人际互动，成为“人体器官”之一，随时随地参与人际互动过程，打破了过去由于通信设备落后而形成的互动时空滞后，实现了主体间全天候、全时段的实时互动。［5］

第二，智能手机互动内容更加多样丰富，除了静态的文字图片，更可以传送视频、发送红包以及进行电子购物等。

第三，主体间互动变得更加私密、个性化，能够更充分深入地实现主体间不同层次、范围的互动要求。

（二）“两微一端”主导社会舆论议程

随着网络人群的不断扩大，社会舆论的议程设置更多地来自于互联网，“两微一端”对社会舆论议程设置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2］当前，国民阅读习惯正在从读书的一代人，转向读互联网特别是读手机的一代人；移动终端平台，微博、微信、客户端的覆盖人群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两微一端”成为社会热点事件曝光和发酵的主要信源，如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自2015年1月1日～2015年10月31日对500件社会热点事件的统计表明，其中44.4%的事件由互联网披露而引发公众关注；可以明确源发于“两微一端”的有64件，占12.8%；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下降，“两微一端”形成了比较鲜活和犀利的话语。当然，传统媒体在舆论发酵和消解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传统媒体深入介入融合移动舆论场，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央媒走在了媒体融合的前列，各家传统媒体不断发力新闻移动端市场，移动舆论场成为各方角逐之地。［2］

（三）移动网络舆论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的整体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移动网络舆论在相当大程度上左右着民意，左右着网民和公众对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的印象和评判，并通过移动网络形成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对社会不满情绪的非理性宣泄，对政府所代表的公共权力及强势部门的攻击，直接导致各种重大项目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其二，移动网络舆论对偶发性事件的关注，直接会形成所谓的“网上群体性事件”，并形成线下、网上群体性事件联动的特点。

其三，移动网络舆论强化了公民与专家等不同群体意见的平等、充分表达，有利于相关信息的及时汇总和深入发酵，更提升了相关利益群体的集体协商力和集体行动力。

面对移动网络舆论主导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社会风险评估中必须更加重视和尊重公民和社会集体利益，公开透明、科学合理地分析评估和应对社会风险。

二、移动网络舆论影响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评估机理分析

移动网络舆论现实中，“人人都可以有通行证”，人们不再沉默对待社会事务，而是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中。公众的价值观、态度、信息充分性、认识能力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保护自身的权力意识和能力都空前提高。个性化诉求、表达越来越多，社会的碎片化倾向日益明显，公民社会迅速推进。这些都会影响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评估，其影响机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一）移动网络舆论对重大事项的社会风险认知的涟漪效应

公共风险事件的涟漪效应理论认为，若把一个石头投向平静的湖面，水面就会形成环形水波——涟漪，形成的水波深浅、波及范围与石头大小直接相关。涟漪水波的深度与广度，不仅取决于风险事件本身的特征，还取决于涟漪波及过程中公民对风险认知的状态。［6］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作为强刺激性的重大事件，如果发生必然影响巨大，将社会分散的注意力迅速聚焦，就如巨石突然掉落到社会舆论湖面，将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移动网络舆论更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提高了传播效果。民众能够便捷实时地获取集体行动信息，集体行动参与意识空前高涨。集体行动能力毫无信息障碍，增强了民众的自主行动能力，移动网络增强了现存的聚集行动社群的力量。加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攻坚期，面临风险社会的诸多挑战，“湖面”一直波浪起伏，因此所产生的涟漪只会增强，在移动网络舆论场中更易形成深和广的水波。

（二）移动网络舆论引爆的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铺垫效果和情感触动机制

“铺垫效果”，也被称为“启动效应”，通常是指一个先快速呈现的刺激（启动刺激）对紧接着出现的第二个刺激（目标刺激）的加工产生的或正或负的影响。［7］启动刺激事件发生后，引起了网民极大的关注，即使被后来的其他话题消释替代，但启动刺激议题并非完全消亡，而是潜伏在舆论的底层，碰上关联议题出现，民众潜藏的启动情感被触动，舆论会再一次聚焦启动刺激。移动网络使每个人都能够与其社会网络中的任何人保持更为频繁、紧密而及时的联系。集体行动的发起和进行需要有良好的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而移动网络则更方便行动者协调其策略和行动。移动网络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移动网络起到了信息流的作用，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通道。移动网络不仅使得民众在原有社会网络的交流更为便捷，它也大大地拓宽了民众的社会网络。移动网络打破了人们交往的时间和空间的障碍，这对于协调集体行动，促使行动者之间的对话起到重要作用。移动网络舆论强化了铺垫效果，加大了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强度。重大事项的建设运营过程中，必须重视和尊重民众和相关利益者的合理诉求，从根本上消除社会风险隐患，化解社会风险，才可能降低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所谓情感触动机制，是指网络舆论波对人的心理或情感层的触动，情感层面的触动是引发大规模的网络舆论波共振的社会心理、社会情绪和社会心态的基础。［8］改革开放30多年，不同社会群体从改革当中获得的利益并不均衡。而且直到现在，某些地方这种差距还在持续扩大当中。同房地产商、煤矿主、公务员相比，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街头小贩等社会弱势群体获利甚微，因此这部分群体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受剥夺感”和“仇富”“仇官”心理。［9］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持续累积，遇有外部因素的刺激——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这种不满情绪便像火山喷发一样，不可阻抑。移动网络舆论也有利于强化民众的情感触动机制，给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增加压力，极大地提高了普通民众等弱势群体的舆论影响力。因此，这客观上要求我们要更慎重、认真地处理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做好弱势群体的利益补偿工作，与他们平等互信地沟通协商，弱化曾经的受伤情感，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社会进步的成果。

（三）移动网络多舆论场域的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交互共振

舆论场从来不是孤立的和一元化的，如移动舆论场与传统舆论场、海外舆论场与国内舆论场等多舆论场，这些舆论场更可能交互共振；媒介间还存在“共鸣效果”和“溢散效果”两者互相影响议程设置的流向方式。例如，2016年7月邢台水灾报道中，舆情链条是：邢台发生水灾——邢台大贤村村民睡梦中被洪水吞没，多人死亡或失踪——邢台当地官员在央视、央广的采访中声称，没有人员伤亡，大贤村村民全部安全撤离——网友微博爆料受灾情况严重，无人救援——自媒体揭示洪灾惨状——悲愤的受灾民众打算上访，官员跪地抚慰——媒体跟进——官方公布灾情相关信息。［10］这就是典型的移动网络发起的，多舆论场域交互共振的舆论事件。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该是保障相关利益方权利维稳，而不是权力维稳，是和谐维稳，而不是强制维稳，是通过维护公众权利实现社会稳定，而不是仅仅维护地方的形象、政绩。移动网络舆论下的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更应该通过畅通民众情绪的表达，解决民众难题、满足民众诉求来达成，否则无处不在的自媒体人——公众必将明察秋毫，监督到底。

三、完善移动网络舆论下的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对

（一）实时掌握移动网络舆论动态并正确研判

有人认为，移动网络舆论是导致“众声喧哗”的温床，认为技术发展和平台建设将带来更大的社会稳定风险。但移动网络作为工具是中性，是“无罪”的，关键在于工具的使用者能否有效驾驭，趋利避害。移动网络舆论为网民提供发声平台，将缺乏表达渠道的“隐性舆论”演化为“显性舆论”，起到社会“泄压阀”的作用。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必须正确认识移动网络，将其作为一种审视自己、正视舆论的契机，作为决策者不断优化政策的助推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移动舆论的正向作用。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需要培养专业舆情分析师，做好移动网络舆情监测与舆情研判工作。移动网络舆情研判的前提就是要描述和呈现舆情信息，这包括厘清移动网络舆论热点事件的来源、确定信息传播路径、评估信息扩散范围、掌握移动网络舆情传播规律、把握演变关键节点、评估移动网络舆情传播影响等方面。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需要与专业舆情分析和管理部门合作，才能共同应对覆盖范围广、时间跨度大的移动网络舆情，并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舆情异常，制定及时有效的应对策略。

（二）充分利用移动网络舆论有效传播

在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管理中，相关责任方应当在移动网络舆论及时发声、准确发声，履行好信息发布、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的功能，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共鸣效果”，同时重视社交媒体的“溢散效果”。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一般问题表现为：信息公示不到位以及公众参与度不高，公众对重大事项的信息获取不充分，公众的合法、合理诉求得不到及时回应和满足。移动网络舆论下，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必须更加重视项目信息公示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和公众听证制度，并紧密结合移动网络舆论的传播特点，在移动网络舆论中与群众鱼水相亲。

（三）引导移动网络舆论理性化

移动网络舆论的匿名性、广泛性和包容性，决定了网民发表的言论难免带有情绪化，排挤个体和群体的理性化思考，影响移动网络舆论认知的公平性与客观性；进而四、结语

误导公众对重大事项本身的理性认识，甚至带来对整个社会整体态度的负面影响，冲击社会主流文化理念，弱化公众对社会的归属感及认同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随着移动网络舆论成熟，平民逐渐代替精英成了网民的主体。传统媒体是点对面的传播，代表了一种层层把关的精英话语；而移动网络舆论则很大部分来自普通民众，平民的话语权和舆论影响力相对提高，日益凸显。对于普通公众而言，移动网络不仅拓展了民众意见表达的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公共领域”的形成。［11］客观上要求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必须根植于公共领域，认真倾听和尊重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才可以有效化解重大事项的社会风险。所以移动网络舆论下，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管理中，必须通过增加信息数量、畅通信息渠道和缩小事件的影响范围等措施，积极引导网络舆论的理性化、健康成长。

中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初期，移动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影响巨大，必须认真应对。移动网络舆论的迅速成长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回到“舆论一律”的年代。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管理和评估中，要管控来自网上的不确定因素，也要适度保留网络舆论的活力，尊重互联网的民意表达。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相关利益者，尤其民众的意见通过移动网络舆论显性化，能够减少上访、避免上街。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中，移动网络舆论需要的，是在利益关系多样化、意见表达共振化的今天，明确界限，兼收并蓄，凝聚最大公约数。要针对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评估中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因势利导，用深化改革和改善民生激活人心，用依法合理评估、尊重和满足民众和相关利益者的合法合理利益稳定人心，才是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正途。

［1］ 何显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及其应急处置［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215-217.

［2］ 2015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DB/OL］.人民网舆情监测室，http：//yuqing.people.com.cn/GB/392071/401685/index.html，2015-12-24.

［3］ 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6［DB/OL］.信息化研究部，http：//www.sic.gov.cn/News/250/6362.html，2016-05-18.

［4］ 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2016-01-22.

［5］ 李雪.手机对人际关系互动模式的重构［D］.成都：四川社会科学院，2010.

［6］ 谢晓非，郑蕊.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J］.心理科学进展，2003（4）：375-381.

［7］ 马红骊，方芸秋.启动效应的研究及其理论［J］.心理科学，1992（5）：37-44.

［8］ 廖卫民.高转发微博的传播机制及其可视化分析［J］.现代传播，2014（7）：121-125.

［9］ 李伟.新媒体时代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研究［D］.北京：中央党校，2013.

［10］ 曾于里.邢台水灾背后的维稳逻辑［EB］ . http：//www.ftchin ese.com/story/001068589#s=w，2016-07-24.

［11］ 徐祖迎.网络动员及其管理［D］.天津：南开大学，2013.

G206

A

1674-8883（2016）18-0014-02

本论文为辽宁省社科联项目，项目编号：2015lslktziglx-07

鲍卫敏（1979—），男，安徽枞阳人，博士研究生，编辑，主要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和文献计量学方向研究。李乃文（1967—），男，黑龙江密山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与安全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