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诗歌：“代际”写作中的身份认同

罗　麒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21世纪诗歌：“代际”写作中的身份认同

罗麒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代际划分是新诗研究理应具备的基本维度，新世纪诗歌格局中的“60后”诗人、“70后”诗人、“80后”诗人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60后”诗人是诗坛的主力，往往以隐性叙事的手法刻写一代人的精神阵痛，有较为稳定的阅读群体和诗歌评论关注度，但创作中仍具有某种认同的焦虑；正值写作成熟期的“70后”诗人应变力强，当初的“身体写作”是对传统的反叛，而后兼顾“小我”情怀与集体出镜，表现出奇异的身份认同样态；身份认同的自由选择和多样化，使“80后”诗人更喜欢坚持个体存在的方式，用更为个性化的创作寻找属于自己的身份价值。

[关键词]代际；“60后”诗人；“70后”诗人；“80后”诗人

从20世纪末开始，代际问题就是中国文学界一个被广泛讨论的热点。何谓代际问题？简单地说，它就是以生物学的自然属性作为划分基础，然后立足于社会文化的视野，审视并探讨代与代之间的关系。[1]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产物和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结晶，与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体验乃至于语言习惯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被打上代际群体的精神烙印。正如古人所云：“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2]

要想搞清楚文学的代际问题，首先必须正视代际差异。所谓代际差异大致有两个维度，一方面，生活在同一代际的个体在共同的经历、相似的教育、统一的社会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这一代际所特有的总体特征和精神特质；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环境和社会阶段的变化，不同代际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差异会被放大到两个代际间无法互相理解和沟通的程度，以致产生代沟。这种“不同代人之间在社会的拥有方面以及价值概念、行为取向的选择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以致冲突的社会现象”[3]，事实上是时代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成本，没有代际差异，就意味着后一代人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人生建立在前代人的基础之上，而一切都从模仿前代人开始，就意味着在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扬弃步骤。文学更是如此，研究文学的代际差异是可能加深对文学本身的理解并获得某种具有前瞻性成果的理想视角，尤其是对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重新进入相对稳定时代的当代文学而言，根据玛格丽特·米德“重大事件产生一代人”的理论来划分人群，就更相对合理了。从革命战争年代走来的为第一代人，“十七年”中成长起来的是第二代，“文革”到改革开放以前成长起来的则是第三代，这三代人历经离乱，可以说是为时代和国家牺牲最多的人。同时，他们之间又各有区别。然而，就当下文学研究而言，他们都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研究对象，因为活跃在当下文坛的创作者已经是1978年以后参加高考的“第四代人”。然而不得不提的是，中国在1978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这种代际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和细化，原因是经济、政治、社会进入全面的提速发展期，在近40年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每一个十年，社会环境和现实情况都会有革命性变化。

一、新世纪诗歌中的代际存在

对于文学的代际研究学界有很多不同声音，不少研究者认为以时间概念为准绳来划分文学的代际，这是一种十分机械化的、缺乏创造性的“偷懒”行为，是批评家的失职。更有研究者干脆否定了文学代际存在的合理性，认为代际的归纳会遮蔽文学的多样性和个性，有“贴标签”的嫌疑。这些担心当然不无道理，但却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比起其他的分类方式，时间是最天然也是最无可争议的一种划分标准，其客观性是其他划分方法无法取代的。二是研究文学的代际特征和代际差异并非简单的归类，而是对某一代际的共性和个性、不同代际间的关系的整合性研究，它与文学研究中较为普遍的个体性研究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自然也不是二元对立的。相反，这种整合性研究反倒是文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

把问题具体到当下诗歌创作上则又有其特殊性。在诗歌创作圈和研究界，代际差异以及相应的定性、命名、研究早已有之，而且诸如前朦胧诗、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等代际划分，已经在研究界达成基本的共识，这些代际划分并非完全按照时代来划分，但均是在时代划分的大前提下，通过综合作品特点和诗人创作情况来界定的。这种文学和美学的双重视角，也是当代诗歌研究理应具备的基本维度。纵览当下诗坛，最为活跃的是“60后”“70后”“80后”三个代际的诗人，他们无论是在创作实践还是在审美心理层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用出生时间作为标准来区分“60后”“70后”“80后”三个代际就有了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改革开放后的30年，是整个中国社会真正拥抱现代性的30年，虽然这30年并不长，其间出生的人年龄跨度也不大，但60年代初和80代末出生的两代人，几乎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取向、性观念乃至法制观念等各个心理层面都相差甚远。就是年纪相差不到十岁的“70后”与“80后”，在人生态度、政治理想、人生规划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作为人类情感表达最直接、最真诚的方式，诗歌有展现和透视这种差异的当然义务和特殊功能，它所能记录的代际差异和变化，事实上有时也是整个人类社会都没有涉足过的精神史和经验史，它对于未来可能性的好奇，诱惑着很多研究者终究要进入这个领域。同时，研究代际差异的立足点，往往是不同代际的成长经历，特别是童年时期的集体记忆和共同经验，这种历史性的研究方式有助于寻找一个代际的历史定位和不同代际更迭间的继承和否定。研究当下诗坛的代际差异，不仅能够为诗歌研究领域增加一种有益的研究角度，可以和传统的以创作为标准的流派划分相结合，而成为多维度的诗人类别辨识体系，更是文学研究走向社会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方式能够利用并不宏大的核心问题，链接历史、现实与未来，形成对当代人心路历程的忠实记录，还可能展现出某些属于无法预测的未来的潜在趋向。

客观地说， 21世纪以来的诗坛上，没有哪一代人或者哪一群落能够独领风骚，这本来也是一种健康的文学生态圈应该有的样貌。可仔细回想，新诗史上年轻人真正走在风口浪尖、引人注目的要么是新诗的创生期，要么是20世纪80年代的拨乱反正时期(可以说是另一个创生期)，但长期以来，论资排辈的传统和“资深艺术家”们对年轻人的有意遮蔽，都使“新人”很难出头。网络技术的空前崛起，让诗歌界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年轻诗人无需等候前辈的提携帮助，自主自由地发布作品让创作主体的年龄不再是占有诗歌资源平台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相反，许多上了年纪、跟不上时代变化步伐，又自视甚高不愿屈尊降贵的“老人”，只能对着空空如也的草稿纸指指点点、一通乱骂，他们的落伍就像是为即将繁荣的诗坛做了最后的垫场演出。于是当下诗坛拥托出这样一副奇特的图景：成名多年的“60后”诗人们依然坚持写作，并保有较为稳定的阅读群体和诗歌评论关注度；正值写作成熟期的“70后”诗人不断开拓自己诗歌的场域，热衷于诗歌活动，最大限度地活跃了诗坛氛围；“80后”诗人”精力旺盛，锐意进取，开始以诗坛未来主人翁的姿态集体亮相。他们之间诗歌理念各有不同，但又能做到并行不悖，各自表述，形成了当下诗坛一个耐人寻味的有趣结构形态。这里我们选取“60后”诗人、“70后”诗人、“80后”诗人三个颇具特色且差异明显的三个代际作为研究对象，从代际差异角度重审当下诗坛创作主体的构成，并分析他们在通过“代际”寻找身份认同时的不同特点。

二、“60后”诗人群的认同焦虑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诗人，在其童年的文化背景中是难以寻找到多少美好诗意的。在动乱的年代，或许生存和隐忍才是最有用的教育，当很难幸福得起来的童年记忆宏大到那个时代的所有人都熟视无睹的时候，这种苦难反倒不那么明显了。他们适应甚至热衷于集体生活，但同时在孩童时期也深深感受到不受控制的集体的可怕；他们渴望在精神上和现实中寻找自由，却在生活面前忙于创造整个国家的财富导致无暇他顾；他们开始受到符合普遍价值的教育并怀有相应的社会理想，可80年代的终结却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幻灭的滋味。正是这样共同际遇和记忆的影响，才有了这一代人，也才有了这代充满“尴尬”和“矛盾”的诗人。

这代诗人的尴尬从命名就已经开始。长久以来，对于这个年龄段的诗人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称谓，“60后诗人群”只是一个创作群体的合称，而不是严格的或理想的诗学概念。他们既没来得及赶上“朦胧诗”大潮，又与之后整体崛起的“70后”诗潮格格不入，他们几乎是在后一代诗人已经集体亮相之后，迫于经典化的焦虑和发现年纪偏大后特别的急迫感，才不无妥协和扭捏地提出了“中间代”的命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出场方式，和诗界其他代际概念的先有运动后有命名不同，中间代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集成。也就是，在已经存在着这么一批优秀诗人的前提下，中间代出来了，这是一种后续的整合按理也是一种勉力的整合，幸运的是它得到了同代人和前代后代诗人的积极响应和认同。”[4]这个概念囊括的诗人绝大多数出生于60年代，开始创作于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后，这其中大家耳熟能详、饮誉诗坛的有侯马、伊沙、徐江、臧棣、余怒、哑石、安琪、马永波、老巢、格式、黄梵、潘维、叶匡政、娜夜、古马、唐欣、莱耳、非亚、路也、树才、桑克、赵思运、蓝蓝、海男、王明韵、朱朱等，再加上比较早慧，在80年代就已经成名的韩东、杨黎、何小竹、陈东东、张枣、西川、海子、李亚伟、骆一禾、张小波等诗人，几乎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坛最核心的力量。这些诗人的作品虽然没有“70后”诗人的“表演”那么抢眼，但事实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却最能代表中国诗歌的主要精神内涵。在进入21世纪后，“60后”诗人依然是诗坛的主力，也是最被评论界和读者认可的一代诗人，他们的创作有着比较明显的特点。

第一，由于所处时代的特殊性，诗人们对带有历史遗留的现实秩序厌恶反感，常常有意规避或置疑，往往以隐性叙事的手法刻写一代人的精神阵痛。像侯马的《他手记·411》、雷平阳的《昭鲁大河记·九》、唐欣的《童年片段》、赵思运的《广播》和《露天里看一部“文革”黑白电影》等等，无不间接却又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文革”惨剧与丑剧的始末。或许是源于童年的伤痛记忆，或许是对自身懵懂跟随的难以言说的追悔情绪，他们并不愿意站在舞台中央控诉时代和政治的残忍，又缺少前代诗人那种“现身说法”的历史性体验和后代诗人“事不关己”的嘲讽态度，于是他们的诗在精神内涵上又遇到了尴尬，他们无法摆脱苦难历史的潜移默化，却又没有条件也不甘心做一个控诉者，他们有反思历史的心态，却必须面对现实的碎屑，最终在时代的“板块碰撞”中间无所适从又不甘沉默，他们的诗存在于对荒谬历史的解构之后与新时代精神的建构之前。如老巢《村庄在此处是一个朋友》的“北京今天天气可以看成/一个国家的脸色/印堂发黑。一些想飞来的鸟/被迫原地听风声//不是国家元首不用检阅三军/是，我也不检阅三军/我名气还不足以惊动媒体/再活50年我会名扬天下//前世我女儿把花草种哪/哪就是天上，就没有穷人/而如今我流落京城/一个人一匹马，虚度光阴//王府井。灯市西口往西/走过老舍故居就是蓝月亮/一个小酒馆，收容我一夜夜/恍若隔世的刀光剑影//老舍老巢，字面意思都是/老房子。不知他投水时脑海/闪没闪现我古代的身影/老巢，活在当年就是屈原//醉倒在万圣节门前/鬼门关，全世界形同虚设/人类，已经不能阻挡/我迎接光明解救村庄的力量//村庄在此处是一个朋友”。这首诗据说创作于诗人50岁生日的当天，其中不难发现诗人对于城市生活的厌倦，但在已经残破的乡村记忆中同样无法寻找到灵魂的栖息之所，在“知天命”的年纪只能继续孤独前行，难以确证可认同的身份。

第二，“60后”诗人的成长历程和遭遇暗合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几次起伏、变迁，鲜明地印下“中国特色”的精神徽记——一切都处在相互拉伸的两端：“这代人是生在城乡结合部的……城市是他的栖身地，但又感到格格不入。因为无人过问，他的周围从来都没有规范的社会组织。这种经历教给他的最深刻的东西，是对无拘无束生活(艺术生活？)的着迷……他的立场和情感，永远有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本土文明/外来文明、个人经验/社会规范两种界面，这两种界面的相反相成，也是他经常所能提供给你的风景。”[5]进入21世纪以来，“60后”诗人身上那种80年代延传下来、历经90年代磨洗的理想主义情怀以及“以纸角做旷野”(张承志语)的“肉搏”精神，在浩浩汤汤的市场经济洪流和无处不在的消费主义阴霾中，显得那么曲高和寡、不合时宜，最终只能是伤痕累累、铩羽而归，幻化成一种别样的诗写历程和情绪。像瘦西鸿的新作《眼睛里的海》，“那么多的事物奔涌? 隐藏明亮于自身/晦暗伸出更加阴暗的手? 折断了视线/打量和仰望像两只虫子? 那么多的事物被爬行/想像中的美? 自缢于陌生的阻隔/蠢蠢的眼睛欲动? 蠢蠢蒙住了自己的眼睛/视线蠕动如蚂蝗遥远地爬? 爬向虚无//时间与风厚如铜墙铁壁? 厚如史书发霉的文字/凝视像一个弃儿? 东游西荡在尘世的烟缕间//那么多的美好被搁置? 被无端地忽视/还没被看见? 已临近死亡”。在诗中我们看到许多印象性的事物于脑海中奔涌，而这些事物又是阻断现世，存在于虚无缥缈中的。诗人崇尚孤独的自慰式写作，其内心的纠结和矛盾也跃然纸上。

第三，在经历了21世纪初“中间代”命名后的短暂焦虑和迷茫后，“60后”诗人群的创作呈现出某种新的风貌。在经历命名争论后，“60后”诗人群的文学史自觉意识萌生，他们害怕被历史过早地湮没，从而导演了一次“集团”式的集束爆发，此时无论“中间代”诗人还是诗作，都出现了井喷期，其中不乏佳作，如侯马的《他手记》、徐江的《杂事诗》、雷平阳的《云南记》、安琪的《给外婆》、李少君的《草根集》、臧棣的《慧根丛书》、余怒的《饥饿之年》等。这些作品显露出一种自如浑然、洒脱不羁的风格，形式上自由、开放，诗艺水准得到普遍提升，可谓各臻其态、群芳荟萃。如安琪《情动俄罗斯并致我的母亲》：“年幼时/我跟着母亲练习俄语：/卷起舌头，抵住上颚/再送出声音/于是那声音便能拐弯/便有一些忧伤的抒情的味道/弥漫空中。那时母亲年轻/喜欢在靠窗的镜子前/扎她的两根小辫一边/还哼着歌……当我在/遥远的北京听到中国人演唱/俄罗斯歌曲我同时想起了/你清脆悦耳的歌声/我的母亲你有漂亮的面孔/娇小的体格但这一切都已老去/你有胸怀大志但如今正被女儿/记录——/用来作为胸怀大志的/失败案例。”在平静如水的叙述语言中，饱含着对母亲的深情和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流畅自然，有一种娓娓道来、闲庭信步的独特韵致。

“60后”诗人就是这样一代在苦难历史中出生，在社会巨变中成长，毕生苦于寻找自身历史定位的稍显尴尬的“时代歌者”，他们的创作成就和文学史地位事实上与他们所经历和见证的变革时代并不十分相称，但要明确的是，在当下诗坛这种开放、自由、轻松的创作环境下，60后诗人的创作生命是会被延长的，他们虽然很难在剧烈变化的新时代再充当引领者，却也不那么容易被淘汰，随着生理上的成熟与思想的沉淀、深邃，“60后”诗人群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肯定还是诗坛的主要动力之一。但不能忽视的是，从“60后”诗人的创作中不难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地都会存在某种认同焦虑。作为当下诗坛经历过最多历史变故和改革历程的一代诗人，他们最终难以确定自己在历史与现实间的位置，难以释怀的“历史问题”让“60后”诗人备受困扰。

三、“70后”诗人群的认同变异

不同于“60后”诗人的低调、沉潜，以沈浩波、朵渔、尹丽川、刘春、江非为代表的“70后”诗人群，早在进入21世纪之前就已经崭露头角，名声已然不小。2000年与2001年，《诗歌与人》和《草地》等刊物均推出了“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海风出版社还出版了《70后诗人诗选》。2005年，独立民刊《后天》杂志，开始编辑“1970—1979”中国“70后”先锋诗歌档案，共出三期，收入130余名“70后”诗人的代表作品。2008年2月2日，中国新诗的门户网站诗生活网专门推出“新中国70后诗人作品展”。相比较为保守的“60后”诗人，“70后”诗人群体异常善于自我营销，他们很明确地提出想要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诗歌领地，热衷于各种诗歌活动，为诗坛的繁荣做出了不少实绩，“70后”诗人的群体崛起也成为当下诗坛一个颇具争议的重要现象。对于“70后”诗人的争议或质疑，大多集中在对“下半身写作”的口诛笔伐，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回头去看所谓的“下半身写作”，它并不只是一场诗歌界的闹剧和丑闻那么简单。

21世纪初，这拨年轻的“70后”诗人“写手”思想里少有沉重的历史羁绊，遂能更为娴熟地驾驭语言的舵盘，甚至制造一些别具匠心的语言游戏和语言迷宫，排除历史的严肃性之后，他们的作品拥有了更为洒脱、放纵的情怀。他们常以另类的“肉体感受”表达现世的欲求和精神的迷茫，有时也难以避免地沉溺于对“性”的想象或身体的叙述而难以自拔。如朵渔的《单眼皮》，作者借“她”青春发育期肉欲化的形象，回忆初中时代那个充满性欲幻想的夏天，充满撩拨性和性暗示的意象，弥漫着青春期少年懵懂的“身体”欲望与需求，借用怀旧情绪将那些有类似情感记忆的读者引入“那些年”的青春梦境，手法和意图都并无恶意，可是诸多感官细节的渐次展开，使人不免心生“联想”。其实，近年来思想渐渐脱离前期生理性“身体写作”的“70后”诗人，用力点也已经发生了转移，他们在高扬主体意识的同时向人性的深处掘进，如当年“身体写作”代表诗人之一沈浩波的组诗《文楼村纪事》，“事实上马鹤铃已经五十多岁了/仍然显得丰腴而周正/事实上她身患艾滋并且已经开始发作/事实上这个村子里有成百上千像她这样等死的人/事实上娶她的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男人/事实上这个男人也只能娶一个艾滋病人……他真希望她永远不死这样他的床上/每天晚上都会躺着一个还活着的女人/事实上村子里给大家都发了避孕套/事实上娶他的男人从来不用避孕套/事实上她问过他难道你不怕传染上难道你/不怕死吗？……但事实上他们都是卖血卖的事实上”(《文楼村纪事·事实上的马鹤铃》)，诗人把身体语言瞄准“艾滋病村”，展示了一幅死亡、贫穷、荒谬四处蔓延的后工业社会的乡村情景，村民们携带艾滋病毒的“身体”成了指涉颇大的隐喻，赤裸裸地展示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那些被遗忘和被抛弃的最沉痛、最悲哀、最麻木、最脆弱的生命存在，这些“一文不名”的生命苟且而生、屈辱而死，残留于大地的是毫无血色的孤独“鬼魂”。至此，诗人们已经领悟出了“身体写作”的合法性、合理性原则：诗歌依附于身体，也扎根于心灵之中，只有两者合二为一才能抵御物化现实的压迫，拯救诗人的诗魂。或者可以说，“70后”诗人面对现实历史题材时，潜意识中就有用后现代来消解现实的写作动机，这其实是他们在“狂欢化”语境中寻求精神突围、缓解精神压力的必由路数。归根结底，“70后”诗人的“身体写作”“欲望叙事”在某种程度上续接了“第三代”“玩世不恭”的写作理念，同时是向“60后”诗人中解构性叙事一支直接“借火”，并通过全新的方式进行深度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70后”诗人不仅仅在创作上多有佳作，形成了阵容强大、创作力旺盛、艺术应变力极强的创作群体，更在诗歌传播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70后”诗人对于个人博客和诗歌网站的运用十分纯熟，在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上，他们也是网民关注的“意见明星”，并且对于诗坛热点问题在第一时间就能做出反应；另一方面，“70后”诗人中办刊者甚多，这使民刊成为他们的主要……创作阵地，《外遇》《七十年代诗报》《下半身》《审视》《终点》《偏移》《诗文本》《诗江湖》《第三说》《朋友们》《东北亚》《扬子鳄》《外省》《明天》《后天》等刊物，都是“70后”整体性浮出历史地表不容忽视的重要阵地。而且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这些民刊与相应的博客、网站相互配合，共同将“70后”诗歌创作推向了诗歌舞台的中心。这其中由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70后诗选》以及由康城、黄礼孩、朱佳发、老皮等人编选的《70后诗集》，勾勒出了“70后”诗歌写作的整体状貌，成为重要的资料依据。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诗人过分地把持诗歌刊物带来的并不完全是自由稳定的创作平台以及便捷的发表和评论，从这些民刊的字里行间隐约能够嗅出“70后”诗人难以治愈的文学史焦虑症。毕竟在没有拉开时间距离的情况下，过高地评价还未最终成型的诗歌运动或创作潮流是有很大风险的，一些“70后”诗人这种既写诗又评论的做法，实在有“王婆卖瓜”的影子，它对“70后”诗人群的艺术创作有时会有揠苗助长的反作用。

“70后”诗人这种通过“身体写作”等比较激进的方式寻找身份认同感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诗人”身份失效后，青年诗人对于前代诗歌传统的反叛和解构。他们主动放弃甚至贬损“诗人”身份并不是“破罐破摔”的意气用事，而是寻找新的身份认同时必须要经历的“转型”变异，于是就形成了既重视个人“小我”情怀和艺术追求，又不放弃集体出镜机会的奇异的身份认同样态。

四、“80后”诗人群的认同多样化

新中国已经走过了60多年，但说起真正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和国家恩泽的，还是从“80后”一代开始的。“80后”自打懂事开始，就几乎没有见过大规模的政治事件，满眼都是国家的高速发展，经济的腾飞跨越，这导致在“80后”的童年中，虽然并没有像今天的孩童们那样享受物质的极大丰富，但就幸福感而言是丝毫不差的。他们是第一代在“平静”的年代成长起来的现代中国人，传统的烙印已经愈见疏淡，成长期中正值西方价值观和先进技术一股脑儿涌进国门之际，“80后”首先接触了电子游戏、手机、电脑、好莱坞电影，这令那些谨慎而保守的父母们倍感忧虑，家长们对于子女的这种“不像自己”怀着深深的恐惧，以至于在世纪之交凡是跟“80后”沾边儿的事情都要教育、规劝、引导甚至批判。“80后”有自己的理想、信念以及迥异于前代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他们可能会被应试教育消弭才华，但显然不会失去诗歌。

事实上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已经有不少“80后”诗人发表作品，其中郑小琼、董坤鹏、阿斐、春树、丁成、逃亡、聂成华、嘎代才让、李成恩、莫小邪、谷雨、子乐、唐不遇、熊焱、席笛海、肖水、泽婴、南岩、迁客骚人(老迁)、上官朝夕等比较具有代表性，已经是诗坛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近年来，年轻诗人更是纷纷涌现，而且在各自的创作圈几乎已经占据着较高的地位和辨识度，比如郑小琼之于“打工诗歌”，李成恩、施施然之于“新红颜写作”，许多“80后”诗人已经成为诗坛备受关注的“明星”。“80后”诗人群及其创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作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80后”，他们的创作并不依赖于一个外在的群体或是群体活动，相比于热闹非凡的诗坛，他们更愿意躲在自己的书桌后面独自写作，这也就导致了80后诗人们的关注重点和视野十分多样，既有郑小琼这种“铁肩担道义”愿意为弱势群体充当代言人的，也有施施然那种诗画当酒一身典雅“民国范儿”的。也就是说，“80后”诗人们在关注民生疾苦与观照个人生活之间，并没有形成整体性的选择，他们享受并珍惜这种不选择的自由。这也就决定了“80后”诗歌必然是具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的，他们并不会按照某种诗歌以外力量的要求或限制而改变自己的风格，甚至根本不去顾及读者和同行的反馈。在这种“自给自足”的创作状态下，个性虽然得到了发挥空间，但缺乏与外界必要的交流也使他们的诗歌有着某种“自说自话”的倾向。水晶珠链的《无法沟通》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有太多话想说/导致我坐在人群中/一声不吭像一片拥有全部幸福的森林。”这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代诗人共同的精神缩影。

多为独生子女的“80后”，或许真的不太懂得与人交往，他们并不把前辈们那些所谓的“为人处世”当作金科玉律，他们认为在相互尊重个性的基础上把事情办好，远比人际关系重要得多。童年时代的孤独，让“80后”在前代人眼中总有些“心里不健康”的印象。这样的看法正确与否放下不谈，这种童年时代缺少兄弟姐妹相互依赖的孤独经历让“80后”的诗歌总是有种自觉的独立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他们诗中不依赖于权威或亲人的独立思考上，而这些思考绝不是“大人”们想象的那样躁动和幼稚。如水晶珠链的另一首诗《在消失结束的地方》：“最先消失的是一个名字然后是无数个路牌/我伸出窗外的手被反向的风急速挽留/不是北京变成了废墟那么一定是我/在我独自消失的快乐中，我对过去的每个人来说/几乎是死一样的神秘。”从语态到情感到内涵，都显得严肃，甚至有些肃穆，这与社会对于“80后”狂热、浮躁的普遍认知并不相符，很难相信这诗句是出自20岁出头的青年人之手。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80后”诗人中最著名的郑小琼的创作，几乎承载了当今诗坛最沉重的精神主题，如果不是事实摆在面前，“80后”诗人承担用诗歌“记录历史”的任务简直让人不敢相信。

另外，“80后”群体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由于近20年社会变革速度加快，过去10年一分期的通例在现在或许已经不太适用了。1985年以后出生的一批诗人与1985年以前出生的“80后”诗人，在心里机制和思维方式上已经存在较大差异，相对更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教育状况，让1985年以后才出生的诗人普遍有一种类似于“贵族气质”的典雅从容，其中很大一部分诗人还比较热衷于在诗歌中加入古典意象和典故，怀旧情怀较为不合时宜地出现在这些年轻的诗作中。总之，不论是在现实社会中还是在诗歌领域内，被认为“垮掉的一代”事实上呈现出的是生机勃勃的动力和热情，在他们充满情怀又不乏克制的诗句中，可以看到未来诗坛的希望。对于一个仍在快速生长、不断更新的创作群体，评论界需要多鼓励、多关注，给“80后”的年轻人以充分的艺术创造空间，不要用从前的条条框框去框定属于未来而现代人根本没能力想象的人生。身份认同的自由选择和多样化，让“80后”诗人的集体特征并不十分明显，他们更喜欢坚持个体存在的方式，用更为个性化的诗歌创作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

“每个历史时期的各种艺术形式都有着共同的时代特点，这一点确实令人惊讶，叫人费解。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总涌动着同一种创想，体现出同一种秉性……这种相同的艺术感势必引起相同的社会影响。”[6]当下诗坛与当今社会一样是处在不断变动之中的，而这些变动的根源则是历史的，我们从前如何处理生活，生活今天就如何对待我们。相同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诗歌。研究这个时代的诗歌，不能离开那段刚刚逝去的历史，而历史是通过人来实现其承继的，诗人们需要感谢这个时代，互联网把世界的边界扩展之后，诗歌的场域也变得更加广阔，深沉的“60后”，激越的“70后”，青春的“80后”，能在开放的创作环境下各领风骚，这是诗坛令人欣慰的好现象，也是未来发展的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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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曹金钟〕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3-0194-06

[作者简介]罗麒(1986-)，男，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博士，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1960年代出生诗人研究”(14CZW063)

[收稿日期]2015-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