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一瓜：愧疚之心是美好的

人性中有一些带着神性之光的情感，让我流连。那种由衷的悔过、愧疚、负罪感、救赎努力总让我看到天堂之光。

大概因为笔名奇特，很多读者在翻看期刊小说或是扫了两眼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之后，就迅速地记住了须一瓜。事实上，她出道很早，1992年就拿下了《小小说选刊》全国大赛一等奖的第一名，当时的身份还是邮电局机务员徐萍。

后来，脱离了按部就班的生活，进入媒体行业后，须一瓜搁笔了十年时间。等到她又重新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时，几乎篇篇“命中”了重要文学杂志的头条。她也因此被封了个 “尾条记者、头条作家”或“最会写小说的记者”的头衔。

面对我的此次采访，她调侃道：“大家喜欢这种对比中的有趣状态吧。舒婷有时候坐我的车，我还常说我是她最会写小说的司机。”

与往年不同，2015年，她于五年前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太阳黑子》改编成电影《烈日灼心》，斩获了不少重要奖项，被认为树立了华语犯罪悬疑类型片的新高度。原著小说搭上了电影的顺风车，重新回归大众读者的视野，对于作家来说，多少是件令人开怀的事情。不过，不论电影拍得如何风光、震撼，小说总还是有聚光灯打不到的地方，在独自寂寞。须一瓜淡然地说，这就是小说的命运，小说家的命运。

小说，或者说文学，自有它的荣耀所在。须一瓜把文学比作“内宇宙的天文望远镜”，并认为：“文学有能力、也应该去发现和捍卫人类的真实感觉，它不会回避直觉、第六感，它尽可能地捕捉、表达我们肉体和心灵感受到的、无法言说的全部。”换言之，文学能展开人心中最幽微、曲折的东西，比现实生活更能让我们达成某种共情和谅解。

《太阳黑子》也不是须一瓜头一次以逃犯作为故事主角。做过律师和政法记者的她一向对侦探、悬疑这类手法自来熟稔。不可否认，她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与案件有关，但绝不止步于此。案件不过是“小说的肉身”，成为她通往精神追问的通道。即便是写逃犯的世界，她也要让人看到了爱欲与死亡、诱惑与罪孽的悖论，并穿越法理、情感、道德的立场，对人物在绝境中的生存作出存在主义式的追问。

不管是“重口味”的犯罪小说，还是非涉案小说，进入了须一瓜的小说世界就像是进入了一个个“人性的迷宫”，如同反光镜一般洞悉到我们心中的渴望、挣扎、愧疚与伤痛;还有，看见别人的孤独，看见孤独的真理及其背后的力量。

我想起她在小说《第五个喷嚏》创作谈中讲过的一段话：“最深刻的寂寞、最广袤的孤单、最难以慰藉的内心荒寂，是在人间。很多生命终其一生，体验的是‘一个人的星球’。一辈子，甚至千百劫，也永远听不到一声伴唱，没有一个春汛，没有一段属于你的华彩。”且让我们来读小说，倾听“一个人的星球”的声音，靠近那些如彩虹般流过的生命！

好小说不仅有好看的“肉身”，还需精神关照

卢欢：看媒体报道，您身上的“政法记者”标签总在被反复强调，您从来没有否认过职业给自己的文学写作带来了影响，并认为当记者是一条进入到社会矛盾深处的便捷通道。您现在的职业状态是怎样的？

须一瓜：其实，我已经有七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都没有在一线采访了。大概在2002年，我重新出道写小说的时候，还在一线干活。到2008年以后，我就做一些记者的管理、协调工作。再后来，我把采访部主任的职位给辞了，之后，我开始写了第一个长篇小说《太阳黑子》。如今，单位给我的环境确实比较宽松，我主要做宠物周刊，不像一线记者那样风风火火地在外面跑，时间比较宽裕。

卢欢：那一开始做政法新闻部门的记者，是您自己主动的选择么？作为您的同行，我甚至有种猜想：您如果做文化副刊类的记者、编辑，是否会表现得更为出色些呢？

须一瓜：我最初到这个单位也是阴差阳错，两个报社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我，捞了便宜，有了择岗的便利。所以，我选择做了要闻部的记者。

他们可能认为我会选择去做文化副刊记者。我否定了，也不想要当副刊编辑。我总觉得，副刊编辑面对的东西很狭窄，就是编辑一些小文人的稿子，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非常有限，而且还是过一手的。这一点意思都没有。这个观念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在做选择时，就是这个思路。总编们看我学法律，就让我跑政法去了。

卢欢：相对而言，社会新闻领域要丰富得多？

须一瓜：对。视野更开阔些。你可以走到生活的底部，可以近距离地接触生活的活色生香，可以更直接地认识社会，感受到世道人心的水汽氤氲。与一些非常态的事情面对面，所获得的感受要丰富得多。

其实有些文字是有遮蔽性的。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则社会新闻，可能会想，哦，就是这些事情啊。但是，对于做过新闻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写这个新闻报道的记者在现场感受到的生活远比这些写出来的要丰富得多，而他所表达出来的只能是冰山一角。也许大致的、粗略的线条有了，但丰富的细节和内在，更多的枝蔓、层次，都只有在现场才能感受到。不过，即使给一个记者全部的版面来写，他也不可能把他看到的东西全部表现出来。

卢欢：经过职业训练后，您在观察周围的事物或事件上是否会带着一种新闻记者的视角，同时也还有一个小说家的视角？

须一瓜：从观察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一样的。可能在表达上有区别。因为不管是写小说还是写新闻报道，你都希望可以很犀利、准确地切入事情的本质和核心。这种观察是因人而异的，不会因为职业而有差别。但是你在下笔写的时候，写小说和新闻报道才拉开了距离，完全是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其实给我提供了最开阔的认识人生的窗口。它对我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呈现了怎样的生活状态，它可能更好地给我提供了一个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世相的非常好的方式。它给予我的东西，要远远大于给所谓素材的本身。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资讯那么发达，素材遍地开花。所以，这并不算是职业优势，但是，这个职业，使我最感恩的是，你可以获得观察世相人心的最佳角度。它给了你最好的人生考察方式，甚至一个独特空间。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卢欢：从新闻里获取小说创作的灵感，“调用一切艺术手段讲述好中国特有的故事”，这是不少作家都在干的事儿。比如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余华的《第七天》，不过后者因为类似“新闻串串烧”而遭读者诟病。您认为，怎样把新闻植入小说才算成功？

须一瓜：新闻和小说如何结合才会成功，这方面我没有琢磨过，我没有哪个小说因为这个植入特别成功的吧。不过，我可以跟你分享的是，我在新闻采访途中如何最终走向小说的这个过程。

2003年我做记者的时候，我们那里发生过一个夜场女子凌晨在回家途中被人跟踪的事情。她当时粗心大意了，那两个男子闪进她的屋子抢劫，但只有一张银行卡。他们逼她交出密码，她跟他们斗智斗勇，利用一个机会逃脱，把房子反锁上了。那时候天刚刚亮，她对着窗外大喊救命。最后案子破了，警察跟我说，这个女孩子很神勇，很了不起。我就去采访了她，至今还记得摄影记者拍了她拿着一把刀的镜头。

这个新闻报道是写这个女孩子如何镇定地斗智斗勇，最后安全脱身，并把歹徒抓住的故事。但是在采访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案件应该有另外一个真相。我突然看到了更严酷的“淡绿色的月亮”。这叫灵感吧，就突然间会把生活中积累的其他材料调动起来。所以，新闻稿一交，我就开始写小说《淡绿色的月亮》，而且写得很快很顺。平时沉睡的素材在自动站队，不断抖出来。

我是后来告诉大家，新闻素材是怎样的，小说成品又是怎样的。当我不说的时候，人家就会以为，我可能在新闻里碰到了类似的故事，并把它植入小说。其实这是综合的结果。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个新闻，可能就没有这个小说，也可能小说不是这个面目的小说。它们之间的关联就是这样的关系。

其实有些新闻、案件是生活中已经具有的，我把它理解为“小说的肉身”。一个小说如果仅仅只有好看的肉身，不足以成为一个好小说。它还需要你的精神关照，就像卤水点豆腐一样，你必须用一个东西把它点化出来。木心说过：“珍珠是印象，穿过珍珠的线是主见，这样就是一串项链，线是看不见的，是不能没有不能断的。”如果没有绳子穿过，珠子再好也不能成为项链。穿好的项链才是小说。一条项链的主线，是作者的胸襟眼界见识构成的。也许你用急促、粗糙的方式随便裹一裹，但那样肯定弄不成一串好的项链。生活的本身从趣味性和故事性来看，是超过小说的。但是我们读小说，并不只是寻找故事，甚至无需故事。我们寻找的是内心的寄托与陪伴。我们在认识、在摸索、在确认沉默的世界。

卢欢：像您的《蛇宫》、《太阳黑子》、《第三棵树是和平》等涉案小说传播得广，有的也得到了影视公司的关注。当然这也不能代表您全部的作品。我们同样可以数出不少作品与新闻、案件无关的，《怎么种香蕉》、《寡妇的舞步》、《豌豆巅》等等。您怎么看待这部分相对来说被遮蔽的作品的命运？

须一瓜：前一类的，突出点的是《太阳黑子》吧。首先在期刊界，先是刊登在《收获》上，读者面比较广，又被《长篇小说选刊》等选刊转载过，包括还有偷偷连载的。因为有案情，所以改编成了电影，被更多读者所了解。

我的涉案小说并不多，但这部分小说的确更容易被转载或者传播，编辑更愿意约这类稿子。我记得，我有一个小说叫《小学生黄博浩作文选》，发在《人民文学》上。但有些选刊并不选它。这可能是大家的一种口味导致的。公允地说，其实那是一个很有趣的小说，但它看上去没有我的印记，所以，可能就不容易被记住。

卢欢：这些作品表面看来都写的平常人平常事，文字也很温和细腻，但是隐藏在那些生活表象之下的，是您对人生各种困惑的拷问和省察。

须一瓜：小说总在人性的地下暗河里潜水、摸索、游弋。大家本来就在思考中生活，在生活中思考。小说家会有自己的表达。他一定是对生活有了想法，才以小说的方式来呈现。

在这个历史时期，

“别人”是最难以把握的世相

卢欢：您从小是一个文学少年？提笔写作之前和之后，您本身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学上的准备）发生了哪些变化，又如何一步步支撑着您的小说写作？

须一瓜：是啊。小时候的我也没有特别的地方，是作文可以顶尖好而理科可以顶尖差的那种学生。那时候，我在家里能读到“文革”抄家残余下来的书。爸爸喜欢买书，我妈妈出身不太好，在邮局里工作，“文革”被批倒后，给人家送报刊，所以我小时候接触的杂志也比较多。

其实，真正爱好某种东西的人都不是有了准备再出发的。他一定是因为爱好，受到某种引导，然后偏重地去收集或关注一个类型的东西或者技能，是被兴趣邀请着走的。我年少的时候一直在写，一开始就是写小说，不是随笔散文什么的，是写我心目中的小说。

到了厦门后，加入新闻界，工作节奏太快了，整个脑子都充斥着采访、写稿、分析线索、联络通讯员之类的工作。在那样的压力下，拿自己的时间写小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好处是，心里有一个梦想或者牵挂，会有一点小说的眼光看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总想看看新闻背后的真相。这些东西可能会日积月累起来，叠在自己的心里。

卢欢：“须一瓜”这个名字的曝光率不错，经常盘踞在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上。起初选择这个笔名是怎么考虑的？有什么故事么？

须一瓜：我在人人像畜生一样忙碌的单位干活，不愿以真名写作，给大家添堵。笔名是随手起的，瓜嘛，是觉得自己比较傻。原来我起的名字还随便一些，叫阿一瓜，后来觉得好像不太正经，就换了我妈妈的姓，她姓须。这样显得严肃认真一点。不过，至少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心态没那么肃穆。如果当初一本正经的话，就可能有包袱，起名字就不会这样随意、放肆了。

名字起得怪，给人的印象就深了。如果是叫万小红之类的，可能读者看上十篇作品才有印象。关于这个笔名，倒也没发生什么故事。就是总有陌生人跑到我的微博上留言，叹说没想到叫这个名字的人居然是女的，还说，你的小说里还有那多么粗话。

卢欢：在大家看来，您属于那种起点很高的作家类型。现在回头看您的创作履历会发现，2003年您的创作势头很不错，至少有四部中篇小说——《雨把烟打湿了》、《蛇宫》、《淡绿色的月亮》、《第三棵树是和平》引起文坛内外的广泛注目和评说。那一年，对您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您为啥能一下子成了品牌文学期刊的“头条作者”？

须一瓜：最早的一篇《你是我公元前的熟人》发表在东北的《作家》杂志，那是舒婷看到后推荐给别人的。那是我早就写好了的，一直放着，根本没想到拿去发表，因为自己算是新闻界人士吧，跟文学江湖是断裂的。

小说发表后，《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写《繁花》的金宇澄老师就开始找我了。我开始在《上海文学》发一个中篇小说。后来，《人民文学》的编辑，通过福建省文联辗转找到我约稿。我当时电脑里有现成的小说稿件，就发给她了。2003年，我对金宇澄老师说，想给《收获》也投投稿，反正都是上海的杂志。后来我才知道它们是竞争关系。金老师肚量很大，没有多说什么，就给了我《收获》编辑叶开的邮箱。我写邮件问叶开，你看不看我的小说，顺便把《雨把烟打湿了》发给他。他后来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提到其中要怎么修改。有趣的是，他提头就写：须一瓜老弟。我们在邮件往来中还吵了半天。不欢而散。过了几天，他又向我要稿，我把《淡绿色的月亮》发过去。他回话说真不错，真不错啊。后来发了头条。《收获》竟会给一个无名作者这么好的版位，这让我当时蛮吃惊的。

大家会问，你一年内怎么发了那么多小说。我不知道其他作家是否有这种情况，我是因为电脑里，已经积累了好几条小说。编辑要，我就给，所以，一下子发表很多，给人错误印象，好像是我在疯狂写稿。

卢欢：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予您“2003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授奖词中提到：“须一瓜把写作还原成了追问的艺术，但同时又告诉我们，生活是经不起追问的。”多年之后，您怎么理解这句评语？

须一瓜：小说是奔向真相的，所以小说会追问、追打生活，但生活本身就是复杂的，所以，小说更加成色复杂。小说的触须无孔不入，而复杂就是小说的天然质地。小说不会轻易地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但阅读者一定会知道，事情原来比你想象的更复杂。

卢欢：2015年7月，您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最新长篇小说《别人》，转向了以一家都市报为主体，写和自己距离最近的媒体人、媒体事。“这十多年来的笔，一直尽量远离私人的生活现场”，但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转向自己身处的行业？能谈谈这部新作么？

须一瓜：过去有涉足媒体领域的，基本是个体性的，或者擦边而过。但这部小说，却是贴面舞了。我为这个小说写过一个创作谈，讲到我对身边人事用材有一贯的紧张与谨慎。至少我现在还认为，世界肥美，我不需要顺窝边草。也因为，不能、不愿、不忍，如果你的用材是直接复制、直接剥制身边生活，那么，其中的人，可能面临尴尬。但我也知道，小说家基本都是手贱的，我也许终究也逃不开。事实上，逃开了也难免瓜田李下。现在，写了《别人》，为了一句承诺，我认认真真写了一群貌似身边的“别人”。

在这个历史时期，“别人”是最难以把握的世相。因为，我们丧失了对彼此基本把握的辨识体系，换言之，我们中的一些人的品性准则、价值都在分崩离析中。没有信仰浸润、甚至没有坚定一点的力量，指证、护佑我们，让我们明晰确认自己的重心。我们既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别人。每个人都是他人的别人，别人在云雾深处。多少人对别人只有恨没有爱，只有期待、算计和利用，多少人愿意关注别人的挣扎与哀嚎，多少人会怜惜别人的痛与梦想？小说中，有人比一般人看见了这个现实真相。它用媒体框架，写了那一群人的梦想与梦魇，欲望与挣扎，写了世相人心中的妖与妄。

卢欢：如果说作家有两种，一种总处在一个回望的状态，需要发酵，去回忆过去的经验;另一种则会直接反映我们当下的经验。您是属于后者么？

须一瓜：我没有记忆，所以不得不成为后者。我不知道，等自己再老一点的时候，记忆是否会成为写作经验。好多作家虽然比我小，但他们回头看的眼光是很准确、清晰的。像魏微写《胡文清传》，就是这样的。她处理得非常出色。

这可能跟每个人的记忆类型存在差别有关吧？对于我而言，是记忆有障碍，有缺陷。我下一步要写的一个长篇小说会涉及到自己的父母辈。我可能要以我的父母为原型，多少会恢复一定的年少记忆，但是我又担心，我一直吃不准这里头的虚构和写实的比例各有多大。那天我跟《沉默女王》作者、法国作家玛丽·尼米埃聊到怎么在小说里写父亲，她告诉我，如果你家人健在的话就最好不要碰这样的题材。她写了，而她的父亲已经死了。其实我很珍惜父母经历的一段历史，那同时也代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童年。我有感受历史的新角度和自己喜欢的视角，但是在考虑如何面对他们的时候就会顾虑重重，内心充满纠结。我是完全写实呢，还是要服务于我的主题进行适当的虚构？小说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回顾。但是，如果真的需要大量回望的东西的话，我将如何去完成？当然，我也有很多好处可享用。跟独生子女不一样，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年轻时阅读面比较大，记忆力特别好。我曾经有一个中篇小说，需要过去的材料，就得到过他们的帮助。说起来，我年龄比他们小，我需要依赖他们的记忆。

心理天平失衡了，

你会在轻的一头努力加些砝码

卢欢：据说，在写了几十个中短篇之后，您对这个赎罪主题情有独钟。您终于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黑子》。这部小说好像是酝酿了好久才面世吧？

须一瓜：我有一天突然看了自己一个旧的U盘。U盘里显示，那是2006年，我把《太阳黑子》的标题打了出来。但是我当时在快节奏地写着中篇和短篇小说，因为不断有刊物约稿，我就着急地还债，给完了这一家，再给另外一家，根本没有时间静心下来经营这个长篇小说。我总是拉不下面子拒绝各方约稿。其实一圈下来，第一家得到稿子的又觉得你好久没给它稿子了。当我看到这个U盘时，完全不记得这个事了，才发现自己起心动念得那么早，却拖到2010年中才动笔写，写了差不多一年八个月。我当时就很感慨，那么想写，却一直拖着没有写。

卢欢：《太阳黑子》讲述了一个赎罪的故事。小说里的辛小丰、杨自道、陈比觉三人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知道他们犯下了杀人的罪行。所以他们属于法律范畴上的逃犯，更像是精神上的逃犯。您是如何写出他们的那种精神的孤绝感，从而打动读者的？

须一瓜：这种负罪的压力让人产生一种孤绝感，让人跟社会、跟他人保持一种自我的封闭。事实上的监狱不存在，但是这种距离的保持是存在的：不敢追求幸福，不敢接受亲情、温情。我觉得，打动读者的可能还是他们那种很真实强烈的、自我拯救的心理吧。人做了不好的事情，或者有了愧疚歉疚之心之后，就想去平衡它。就像天平一样，一旦失衡了，你会在轻的一头努力加些砝码。这个小说可能还是写一个良心失衡的故事，讲他们如何使心平衡过来。

卢欢：小说里设置了小女孩尾巴这个角色，我感觉行文中有她出现的地方，要明快、温情得多。您写她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此外，这三个人要都尽力抚养小女孩，都想当好爸爸，是不是已经超越了赎罪的层次？

须一瓜：小说的主题是要让这三个人想方设法地去自我救赎。他们之所以不停地做好事，且不留名，说白了，就是要让失衡的心理回来，要对得起良心。

平衡、救赎的方式有很多，我在给他们选择职业的时候就做了考量。比如，因为职业的缘故，大量的好司机和坏司机会在我们报社热线上出现，好的的士司机见义勇为，这种角色可以帮杨自道实现梦想。做协警，这可以更直截了当地惩恶扬善。事实上我了解到，真的有逃犯混进了公安系统当协警的，这就让我的写作有真实的基础，辛小丰这个角色也有了一个赎罪的平台。

小女孩尾巴可以说是小说中很重要的设计。小女孩的出现是明亮的，美好的，代表人间温情。从技术上来说，有你所说的那种作用，它缓冲了整个小说的凶险主题。把她放到第三个人、天文爱好者陈比觉那里，跟他一块在鱼排上生活。鱼排又可以让他们三个人退到一边、聚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可以给尾巴提供一个生活的空间。陈比觉也有了一个赎罪的平台，他一直在照顾这个小女孩。

三个罪人都要各就其位，都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所以，小女孩的存在一直告诉这三个逃犯：他们是罪人。她的存在也会让他们的救赎有一个表达的方向。这个女孩就是那个女孩的投胎转世。不管说是迷信也好，还是犯罪心理脆弱也好，当他们自己那么认定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变得更加有力量、有方向，而不单单是当一个好父亲就能够洗刷自己的内疚和罪孽的。

卢欢：您想借小说表达自己关于赎罪、忏悔意识等什么样的思考？

须一瓜：这个小说还是在说赎罪心理。毕竟中国的忏悔没有宗教背景的形式，这三个人也没有任何宗教背景。我想起来，以前跟一个读书破万卷的同事有过一个比较坦率的争论。他说，这个小说的三个人物太洋气了，中国人不可能有这种赎罪的心理，大家都觉得只要我偷了抢了没有被人发现，我就平安无事，就等于没偷没抢，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我的观念是，这个小说跟宗教背景无关，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守的良心，以一种不伤害人的平衡状态为舒适的状态，而若是用言辞或者肢体伤害了人之后就有不安的心理。我们表述这种不安的心理的词汇有很多，比如，负疚，愧疚，歉疚，羞愧，不安，忐忑等等。总之，我们觉得事情做得不对了，很多人想要用一种方式平衡过来，比如采用送礼物的方式，甚至拐了很多弯也要把歉疚之心表达出来。

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如果跟父母说了不好听的话，过后我会假装经过父母身边，可能就是做一个动作，摸摸他们的肩膀，扯扯他们的耳朵。我女儿也有类似的举动。这个心理是真实存在的，不分大人小孩，也不分种族国界，也不讲宗教背景。只要是人类社会，当我们感觉到对别人过分了，对不住了，就会心里不舒服，想着要尽量去平衡。如果一直没办法表达，心里会一直不安下去。我不相信，有那么坏的人，只要没人发现自己所做的坏事，心里依然那么舒服。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事情随时随地可能遇到。

卢欢：还有，如何看待一个道德和伦理的难题：我们该以怎么的态度对待这些渴望救赎的有罪之人？

须一瓜：真正需要救赎的人在乎的是给自己一个说法，根本不需要指望别人怎么看他。我们看到有人在救赎，肯定有一种很珍爱的心理。这毕竟是人类很美好的情感。比如我就会很珍视这样一闪而过的心理，我觉得愧疚之心是很美好的。人性中有一些带着神性之光的情感，让我流连。那种由衷的悔过、愧疚、负罪感、救赎努力总让我看到天堂之光。我也知道，当这个平衡找回来之后，或者巅峰感觉过去后，神性会消退，做恶心也可能再起，人也可能会重聚新的愧疚与悔过，如此循环，轮回着普通人的情感程式。而期间的光芒，闪照过人间。

卢欢：电影《烈日灼心》改掉了三个人是凶手的结局，这也是很多人对于改编的争议点。我注意到，您对此表示过不满意，还特地引用了国外社会调查数据来证实小说构思的合理性。这个构思是您很注重的？

须一瓜：我以前做政法记者的时候，警察也跟我说过，十六七岁的少年真的比动物还凶猛，这是一个失控的年龄段。国外的调查数据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这个年龄段的人比儿童、比成年人还危险，犯罪率比较高，而且集中在刑事犯罪、暴力犯罪上。他们会对认为恐惧的事情作出失当的、过激的反应。少年的犯罪冲动跟生理、跟荷尔蒙都有关。

这个小说后面的情节都是从三个少年“激情”杀人这个根基出发的。恶果在天平那头越重，求善的砝码才需要越多，否则，他们怎么才能维持内心的平衡舒坦？背负恶案的设置，是小说的情节逻辑使然，是人物行动的逻辑力量。我如果设置这些人物作案的年龄是二十五六岁，你就可以把它推翻，说我错了我都心服口服。如果是二十五六岁以上，这起案件就很难成立的嘛。

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面临的一个是审查尺度，还有就是考虑到观众的心情。既然你把这三个人写得这么好，为什么要他们真的犯罪？其实改编后的电影面临更大的问题，就是这三人既然是冤案，没杀人怎么走上了刑场呢？这又涉及到司法是否客观公正的问题。我也在想，如果按照我写的那样拍，也许我们就看不到这个片子。

卢欢：有网友说，文学和影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千万不要根据一本书去看一部影片，反之亦然。您觉得呢？

须一瓜：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嘛。电影有电影的精彩，小说有小说的魅力。个人的施展空间、使用手段都不同。筐子也不一样，一个长篇小说的筐子显然比一个两小时的电影筐子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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