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形态功能看中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

李长津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从意识形态功能看中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

李长津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意识形态建设是现实性强、敏感度高的理论问题。从本质特征看，意识形态具有价值导向、激励动员、约束控制、合法辩护和批判评价等核心功能。近几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从容地迈向世界大舞台，与此同时，国内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结构复杂化等问题。伴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关注度的日益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认知度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新的严峻形势。因此，基于意识形态功能视角，系统探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意识形态功能；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重要性

一、意识形态功能的系统解读

（一）意识形态的起源和演变

“意识形态”的英文是“Ideology”，源于希腊语中的观念（idea）和学问（logos），原意指观念的学问。在学术界、实际生活应用中，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有不同的说法。英国政治理论学者大卫·麦克里兰说过：“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最难以把握的概念。因为它探究的是我们最基本的观念的基础和正确性。”对这一概念的界定是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逻辑起点。一般认为，这个词在19世纪初期由法国人最先采用，虽没有非常确定的证据表明是谁先提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但大部分人认为法国学者德特拉西的《意识形态的要素》最早提及了这个概念。在特拉西德观点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新的观念科学或观念学”，实际上就是理念而形成的结果。

作为一个现实性和敏感性极强的理论话题，意识形态问题既可归为哲学范畴，也可算在政治学范畴，还能融为社会学范畴。公元18世纪前的欧洲，处于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完全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得人类意识完全丧失了应具的功能。无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或现在，还是与19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相对比，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面前，即当今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有的意识形态正在新生，而有的已然走向消亡。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书中说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 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纵观“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种种研究，不难发现，虽然不同阶段对于这个概念的解读不同，研究立场及其位置服务对象不尽相同，但仔细观察，其中仍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诠释此概念的一些近现代的西方学者们普遍认为，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民众所共有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和道德信仰，能够指导、约束被统治阶级全体成员的思想行为，实现统治阶级对社会的完全控制。正如美国百科全书的解释：“意识形态是一个人所共有的信仰系统，它既可以是行为的动因，也可以被用来为行为辩护，它一般表明正式的价值，并包括构成原因的信仰。它解释事情如何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意识形态作为批评、驱动力、解释或允许暗含在集体中行动。它显示在一个共同体所持有的符号和信念中，并被公开表达出来。意识形态同时是哲学、科学、宗教和想象。”还有英国百科全书的解释：“意识形态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时间因素与理论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从总体上来说持一种否定态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对构成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了否定性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意识形态在今天已不单单支持于某个抽象的理论或概念，且已逐步上升为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现实问题。既可能在现代人类社会的生活当中对国家主权的稳固造成影响，还会对政治安全等造成一定影响。

（二）意识形态的特征解析

从本质来看，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们不同的利益诉求。作为一种价值观，意识形态与普通个体对社会生活的切实直接感受和追求具有共同性，是对不同利益关系间的价值判断的具体反映。简单来说是一种价值观的理论体系，需要通过理论论证和逻辑推理来证明其合理性的本质决定了它的特征和根本功能。而内容与形式的矛盾统一就是意识形态的特征，即意识形态在内容上可能会反映出一定的阶级利益等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在形式上又会表达为具有普遍性的体现共同利益。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而是源于社会的客观存在。就如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首先，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作为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利益的观念系统，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十分鲜明的阶级属性。先进的阶级所主导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发展起到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反动落后的阶级所强调的意识形态必然会影响和阻滞社会发展。［1］其次，意识形态具有现实性。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意识形态并非是纯粹的与现实无关且空洞的东西。它是有指向性的，且总是指向现实，可是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行为方式。就像是无形的、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空气一样，弥漫在社会之中，无论处于什么背景之下，其存在都是为了维护或是批判现有的政治制度。最后，意识形态具有综合性。意识形态是在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的推动下逐步形成的一种系统的综合性理论思想。意识形态是大量的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哲学、宗教等）的具体表现形式，涉及并涵盖大量多样的知识学说，且作为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而存在。最后，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并非人脑中固有的概念，而是源于社会而存在的。但它仍然有其自身特有的发展规律。

（三）意识形态的功能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会对一个国家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这样的影响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若将其按功能作用的不同来分，意识形态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汇贯通的三大功能；若按照理论实践来分，又可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功能。若从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看，又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价值导向功能。意识形态是源于社会而存在的，与社会经济、政治有直接联系，具有阶级性，体现了一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其目的是给社会民众树立一种相对合理客观的价值，并对一些社会集团、阶级有绝对性的价值定位和行为产生导向作用，通过对民众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等进行高度整合，进而起到政治目标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导向作用。简言之，意识形态会为社会民众指出前进的目标和方向，一定程度上使民众拥有共同的追求和信仰，并且防止民众思想行为偏离公认的规范，使民众建立起认同感和自豪感，使民众热爱现有的社会制度，达到提高社会凝聚力和巩固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目的。

第二，激励动员功能。意识形态在激励和动员社会民众进行异己意识形态的反对和抵制斗争中，社会统治阶级通过对异己意识形态的有力批判从而构建起自己认可的意识形态。这项功能需要依靠占据了绝对话语权的政治精英们来将其实现。而政治阶级应当努力使意识形态朝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靠拢。这项功能尤其是在社会濒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更能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其影响力和作用力会大于一些法律规定。

第三，约束控制功能。意识形态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也有依赖性。换言之，作为受制于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它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基础而存在。其目的是更好地反映社会物质生活，并切实为现实提供更有效的社会服务，这就是意识形态存在的最基本功能。正如经济学家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中所认为的，约束功能是确保意识形态克服“搭便车”现象的有效手段，能更好地规范社会关系，有效促进经济发展目标的达成。同时，通过成功的意识形态教育，能够有效地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实现社会思想的高度统一。

第四，合法辩护功能。意识形态是依附于社会而存在，与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政治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概念，因而，国家必然涉及政党问题。诚然，意识形态中的一项功能就是为政党的存在而存在，包括为执政党行为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辩护。

第五，批判评价功能。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维护知识而存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系统思想体系，在行使其合法性功能时，为确保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进一步巩固上取得足够的共识，势必要采取批判和诋毁等一切可能方式对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有力的抨击和批判，据以排出异己力量及其意识形态的侵蚀和干扰，使自身的意识形态得以进一步的树立和巩固。

二、中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形势分析

从中国意识形态的建设历程看，我国目前已经历了从意识形态的强化、意识形态的淡化向逐步正视意识再到积极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客观性转变，标志着我国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视程度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但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里强调的仅是主宰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和军事方面的主体思想问题（即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而对于国家而言，一个国家的真正意识形态其实并不仅限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多种元素之一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可否认，“文革”结束前，我国国内（包括党内）政治意识形态几乎完全占领了社会意识形态空间，导致今天社会意识形态的乱象层出，而前面提到的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从当前所处的阶段性特征看，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围绕一系列新的历史特点，我国正致力于在新的起点和征程中进行伟大的斗争。基于此背景，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也随之出现了新的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国际形势

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大的调整和变革。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受到质疑，新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以及不同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博弈逐渐拓展开来，这使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经济政治舞台，而中国的意识形态也面临着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随着中国科技、文化等水平逐渐提高，中国向世界大舞台中心的阔步迈进，使得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度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促使中国不得不思考如何向西方国家重新讲述中国故事和全方面客观介绍中国的发展机遇等。但西方政治制度与我国有所不同，中国的高速发展被视为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价值观念等的挑战。辅之，西方文化潮流对我国社会问题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及国内外舆论的相互作用，使中国的问题在国际上成为各方的聚焦。

（二）国内形势

38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了经济上的有效变革，我国才取得了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我国出现了利益主体多元化和结构复杂化等新问题。而协调好这些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并非朝夕之事，加之民众价值观念及价值导向所出现的系列新变化，更是让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而复杂。如何正确引导世界各国文化形态和思潮对民众的影响，营造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已成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始终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更多考验已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可以说，我党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的执政规律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需要对许多问题不断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信息时代飞速发展和互联网及移动终端日益普及的今天，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媒体重塑和舆论生态的新格局正亟待重构。

三、中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任务及其重要性

（一）文化政治生活方面

当前国内正处于社会多元、多样和多变的大背景下，抓好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引导民众正视社会思想文化，促使民众热爱并更加坚定现有的社会制度体系，在多元文化中寻求主导，在多样生活中寻求共识，在全社会中营造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氛围已显得尤为重要。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争议、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这为我国新时期开展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当然，不可忽视的是，我国民众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崇尚的价值观更多的是源自于传统。所以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将其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有效融合，这一点十分重要，在我国日常生活和政治经济生活中也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经济生活方面

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价值导向的。罗尔斯在《正文论》中认为，相对于民众仅靠自身努力实现其独立生存所能过上的生活而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使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过上较之更好的生活。因而意识形态就应当与现有的制度结构相合并去向民众加以证明，并且使民众相信某一制度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从而让他们遵循具有合理性的制度的规则，进一步达到民众都会去自觉维护现行社会稳定的效果。如前所述，意识形态由于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而本质上意识形态服务于特定的阶级或利益集团，并将为其成员所共有。在一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运行机制的建立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强大支撑。意识形态和社会中民众的经济政治生活直接挂钩，意识形态的形成对于社会民众的教育引导起着重要作用。民众是否能认同且较好地融入现行的经济体制与一个社会是否稳定休戚相关。从理论上讲，社会个体的不同需求会导致价值观的不同差异，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利益冲突，从而带来大量社会经济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甚至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对经济建设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现实经济生活中意识形态的价值稳定性显得十分重要的。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进一步增强社会民众对国家政治和社会政策的坚定信心，促进国家长期战略规划和奋斗目标更加深入人心，并通过有效的教育和说服方式激励社会民众愿意主动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等作出积极贡献。经济学家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中认为，作为由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所决定的行为价值观，意识形态无疑是一种有效的节约机制，因为它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处境，从而使其决策过程更加明了简单，避免或减少不必要的交易费用的发生。因而有助于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运行机制的营造和建立。

综上所述，在我国当前的国情背景之下，意识形态建设无论在文化政治方面、经济生活方面或是思想教育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积极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方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的思想意识保障。

［1］ 张博.现代传媒条件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兰州大学，2015.

［2］ 韦莉莉.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化反思［J］.前沿，2010（07）：33-35.

［3］ 姚亚平.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阶段性特征与主要任务［J］.江西社会科学，2015（7）：5-10.

［4］ 储建国.当今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N］.人民论坛电子报，2016-01-05.

［5］ J .罗尔斯（美）.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3.

［6］ 闫骁晶.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分析及现实意义［D］.吉林大学，2011.

［7］ 道格拉斯·诺斯（美）.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0：53.

D261.5

A

1674-8883（2016）23-0040-03

李长津（1998—），女，贵州贵阳人，传播学本科生，中传电视台记者，ICUC记者团记者，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