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培养理论”研究发展与批判的十年（1975～1985）

耿书培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国外“培养理论”研究发展与批判的十年（1975～1985）

耿书培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本文将对1975～1985年期间以美国为主的培养理论研究文献进行总结和评述。按时间顺序从培养理论的发展特点、批判质疑以及衍生概念等角度切入，对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实验过程、变量选择以及涵化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价和分析。进一步探究培养理论在研究方法、内容及自身定义上的突破，从而更好地追踪该理论的发展缘起和脉络。

文化指标；社会认知；主流化；效果分析

一、理论研究背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电视中的暴力内容十分普遍。1978年，美国三大网（ABS、CBS、NBC）的节目在“周末儿童观看时段”以及“午夜档时段”都达到了一个新的记录，特别是儿童节目中所出现的暴力指标相较于1977年增长了52个点（George Gerbner & Larry Gross，1979）。暴力元素作为电视节目的主要部分之一，已经越来越受人们关注。此前已有社会学家开始致力于探索电视暴力内容与受众攻击性行为的关系。社会等级、年龄、性别以及文化背景一定程度上会不会对攻击性行为的层级产生影响？基于这样的假设和认知，很多学者开始进行探索和研究。

二、确立与完善（1975～1979）

（一）理论的确立

培养理论源起于1960年，是媒介效果研究的主要理论之一，集中关注电视观看对受众认知的影响。早期研究中，学者们只纯粹地关注电视暴力和受众的关系，并未形成独立、严谨的理论体系。直到1976年格伯纳及其他学者一起发表了《Living with television： The violence Profile》。他提出了一个假设：“电视娱乐对受众的情绪具有煽动性还是平复性，亦或二者都有？”通过文化指标研究法对电视内容的影响进行测量后，格伯纳提出年度暴力指数和电视内容对受众的社会现实认知存在相关关系（Gerbner，1976）。该研究通过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阅读习惯以及电视内容收看等变量，得出重度电视观看者与轻度电视观看者由于接触时长和收看内容的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化社会认知。重度观看者表现出来的对周围环境的不信任及自身安全感的缺失明显高于轻度观看者。这些“电视答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电视对受众那些符合社会功能的假想的培养效果是存在的。

（二）培养理论的再验证与完善

1977年，学者F.Scott Andison将培养理论初期成果进行了概括综述，并对其效果再次进行了实验论证。此次实验样本容量大，有超过30000名测试者，测试内容是此前十几年来关于该理论的67项研究成果。结果表示，观看电视暴力内容虽然与受众的攻击性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联系是微弱的，电视内容不是受众产生暴力攻击行为的主要因素。相对于小孩来说，电视暴力内容的培养效果较成年人更加显著。这个实验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电视暴力内容对受众侵犯性行为有宣泄效果或没有效果”的论述。

为了进一步证明并完善培养理论，格伯纳及其团队在1777～1980年间更新了四份关于培养理论的报告——“电视暴力概要”。在《TV Violence Profile No.8：The Highlights》中，格伯纳分析了1967～1976年这十年间，三大电视网节目内容中所包含暴力指数的高低情况（1977）。在实验分析中，格伯纳将现实世界和电视中的世界进行对比发现，电视的暴力在一定程度上涵化了电视受众对于社会真实认知的心理，并且影响到现实生活中受害者和施害者的比例。紧接着，1978年发表的第九份概要（Cultural Indicators：Violence Profile No.9）中，格伯纳承接了前一份概要的结论，但是在社会真实认知层面上作了进一步的细分。研究发现，相对于轻度电视观看者来说，重度电视观看者内心的恐惧要高，并且持有枪支等保护器械的可能性高，社会脱离感也更强。第十份概要（The demonstration of power：Violence Profile No.10，1979）再次证明对于电视来说，暴力内容是一个频繁的、持续的影响因子，电视观看甚至会影响青少年对法律程序和议程的想象。

一系列实验报告都在重复证明，电视暴力不仅仅会逐渐涵化受众的行为，还会影响受众的心理和认知。学者们针对受众的暴力行为、卑鄙世界观以及对现实社会的认知进行了详细阐述，培养理论的细节和概念也被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三、批判与修正（1979～1981）

在理论不断完善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针对培养理论的研究过程、分析变量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一）研究方法的质疑

Paul M.Hirsch认为格伯纳在考虑受众的认知和行为时，没有将“不看电视”的人群作为对照组纳入数据分析当中（1980）。这样无法避免一个可能：“观看电视的人所持有的社会认知与不看电视的人相同。”从而也就无法证明培养理论的成立。同时他还认为，格伯纳对“重度、中度以及轻度”三类电视观众定义不统一。

Hawkins和pingree则指出，格伯纳对于电视内容分类的不明确导致了研究结果的不准确（1981）。比如犯罪类冒险节目就和社会暴力以及卑鄙世界观都有联系，而卡通片可能仅仅涉及暴力内容。所以研究方法的不严谨和前期实验的漏洞，让培养理论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二）控制变量的引入

Michael Hughes质疑格伯纳在早期研究中将“电视观看时间”作为唯一变量引入培养理论的分析中，导致培养理论的影响和结果是线性的、单一的（1980）。批判者们认为年龄、性别、种族、收入、学历、人口、社会活动等，都是影响电视内容培养效果的因素。这些因素对观众造成了不一样的观看经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受众将用什么样的方式将电视内容与社会现实相联系。电视对社会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也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而且当这些变量被同时控制的时候，培养理论的效果会发生一定变化，也会打破其固有的线性模式。

Michael Hughes还强调了格伯纳的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逻辑因果联系的错误。他认为，在格伯纳的结论中“观众对于自身遇害或者被疏远隔离的恐惧是因为大量观看电视造成的”这一逻辑存在问题。由此可见，培养理论中单一的、线性的推断是存在漏洞的。

（三）主流化

面对质疑和批评，格伯纳和其他学者们也进行了回应。首先他们提出，当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时并不代表两者没有关联。而且在不同实验中对观看程度的不同定义与调查对象、问题设置以及研究目标有关系。但他们也承认目前的研究存在一定的疏忽和漏洞，并声明要继续努力寻找完善培养理论的证据。对此格伯纳对早期的培养理论研究进行修正，并将第三变量引入培养分析，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主流化”概念的提出。

1980年，格伯纳完成了《The Mainstreaming of America--Violence profile No 11》，“主流化”的概念被正式提出。格伯纳根据“文化指标”研究，将“主流化”（mainstreaming）和“共鸣”（resonance）进行了细化。“主流化”是现实社会的普世价值观。在电视的影响下，不同社会阶层和经济地位的人的认知和行为像支流一样从四面八方汇入社会主流化的河流中。电视会倾向于培养相对普遍的社会观点，其对人们观念意识的影响是一个潜移默化、长期的过程。不过，在所有的培养过程中，电视的影响不是绝对的、全方位的、不容有差异的，而是潜移默化的。最初不同的观点认知会伴随着电视收看慢慢倾向于同质性、平均化。

1982年，格伯纳发表了《Charting the Mainstream：Television’s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Orientations》，从性别、角色和暴力等角度，将主流化引入“电视对政治倾向性的影响”的研究中。电视内容在政治观点、阶级地位和收入等因素影响上更加倾向于培养中立的观点。重度观看者在收入认知上向“中产阶级”靠拢，在政治立场上向中立的人靠拢，并且他们在种族问题、女性权利问题以及少数人群等问题的立场上倾向于保守的主流化观点。

主流化观点的提出可以说是培养理论的一个转折点，它将培养理论从单一的暴力视角深化到综合意识形态，在理论深度上进行了很大的扩展，使培养理论上了一个全新台阶。

四、衍伸和发展（1981 ～ 1985）

（一）不同议题的涵化效果研究

在回应批判和质疑的过程中，培养理论的支持者们也将培养的主题从暴力扩展到了其他领域，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变量的分析，丰富和完善了培养理论。

1.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Charles Aktin发现，相对于虚化的娱乐电视节目来说，倾向于真实的电视新闻中所呈现的暴力内容对受众的攻击性行为产生的影响更大（1983）。究其原因，电视新闻相对于电视娱乐节目（电视剧、真人秀、卡通等），其所呈现的画面更加逼真、更有代入感。所以Aktin认为，大量的电视新闻报道是受众产生犯罪或攻击性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学者Akiba A.Cohen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验证。他认为，相对于年龄层小的青少年组来说，年龄层大的青少年群组对电视新闻和社会现实的接受差异更大（1983）。

总的来说，电视和现实所反映出来的暴力和冲突，对受众的接受程度和社会认知影响存在差异。电视内容中的新闻报道比娱乐节目对受众认知的涵化程度更深，但是，总体的电视内容是不是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呈现对观众的冲击不同。

2.性别与认知。性别一直是培养理论分析过程中的重要变量，很多学者针对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对不同性别受众的培养效果进行了分析和验证。

Alexis S.Tan就针对女性青少年受众测量了电视美容广告对她们的人物期待认知的影响（1979）。结果表明，观看大量美容广告的女性受众比观看中性广告的受众更加在意自身是否年轻漂亮，他们认为这些美丽特征会在男性群体中受到欢迎。电视美容广告在短期内会涵化青少年女性受众对自身和人物的期待认知。

Daniel Linz则在《The effect of Multiple Exposure to Film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一文中探索了男性受众在观看了虐待女性的电影之后，他们对女性的态度和认知的变化（1984）。大量观看有关虐待女性电影的男性受众，会对女性受虐事件越来越没有同情感。在一开始，男性受众观看施虐女性的电影在心理上会有一定冲击和变化，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涵化和培养，这种冲击感会逐渐降低。

除了美容广告和暴力内容，肥皂剧也影响了受众对于现实世界中事件的认知（Nancy L.Buerkel，1981）。大量观看肥皂剧的受众会提高生活中流产、犯罪和离婚的概率。重度肥皂剧观看者对医生、律师和商人等职业有较高的评价。Nancy L.Buerkel还指出，肥皂剧对女性的培养效果比男性受众更加显著，肥皂剧中夸张的内容也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受众的现实认知（1981）。

3.焦虑与不安。电视暴力内容会使重度观看者产生恐惧和焦虑的研究分析，似乎在培养理论一开始就进行了验证。比如“对于夜晚走路的恐惧”“对于小区治安管理的态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电视暴力的涵化效果。Jennings Bryant利用大量的实验对结果再次进行了检验。受众在观看电视暴力中犯罪的部分不会增加受众内心的不安，只有当他们看到不公正司法待遇的时候焦虑暴躁的情绪才会产生。如果测试者在一开始处于低度焦虑，那么电视观看就会增加他们的焦虑情绪；如果测试者处于高度紧张焦虑中，电视观看则会适当减轻和释放他们的不安情绪。所以，这也再次证明了电视的培养效果和受众自身以及环境因素是分不开的。

Suzanne Pingree和Robert Hawkins就证明了电视的培养效果不仅仅适用于美国本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同样适用（1981）。澳大利亚人对美国电视节目的关注比对本土节目的收看要高，这样的现象在小孩群体中尤为显著。澳大利亚本土的电视节目暴力指数并不高，但是当澳大利亚的观众长期接触美国的电视内容时，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也非常危险。这就意味着，当节目出口时，至少在犯罪和暴力这个层面上，电视内容对当地受众世界观的影响是存在培养效果的。

4.公众信任和政治倾向。培养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被完善。从单一的研究暴力因素深化到意识形态的研究，而意识形态就包括了受众的政治立场及对社会政府的信任度。

格伯纳从性别、角色和社会阶级等角度，探究了电视内容对受众的政治立场和观点的影响（1982）。重度电视观看者的政治立场一般都持中立态度，而且政府的宣传和教化对于重度电视收看者的影响更大。Barrie Gunter加入人口统计学变量，重点探讨了电视收看与公众信任之间的相关性（1983）。电视内容对于公众社会意识的培养效果是存在的。重度电视观看者会根据电视上所呈现的内容来判定自身所处的环境是否公正平等，从而影响到政治意见。

（二）研究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对于培养理论的创新很多学者都作了尝试。批判和修正的过程是创新，培养效果的领域扩展也是创新。然而，有的学者为培养理论加入了新的概念。

Donna Rouner就对受众积极观看电视的类型和培养理论做了相关研究（1984）。通过对163名测试者的采访，了解他们对电视中人物的性格、道德标准以及自身价值的认知和判断。Donna Rouner认为，不同的电视类型会影响到观众不同的收看行为，电视内容所产生的培养效果并不是单一的、同质的。受众观看电视的行为也不是一成不变，观看习惯会受到周围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影响。所以，电视的观看不一定是影响受众认知的最主要因素，培养理论还将继续被验证。

然而，学者Rodney Carveth认为，早期的研究都致力于探索电视观看可能产生的培养效果，而忽略受众观看动机也会成为电视内容选择的潜在影响因素（1985）。他强调，将受众的观看动机和培养理论结合起来分析，并将电视肥皂剧观看作为切入口。结果显示，常年观看肥皂剧的观众对医生、律师等职业评价非常高，并且肥皂剧的观看与离婚率存在正相关关系。在问卷调查的过程中，Rodney Carveth总结了五大电视观看动机，发现观看动机会影响受众对电视内容的选择。在数据分析和总结之后，学者指出，电视内容对受众认知的涵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受众的观看动机。然而，受众的观看动机又会影响受众对电视内容的选择，不同类型的电视节目对受众认知的培养效果不同。观看动机、培养效果和电视类型这三者相互影响和制约。观看动机主要与受众的使用行为和想象性满足有关，所以Rodney Carveth认为，应该将使用与满足理论和培养理论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培养理论体系基础更加牢固，而且阐释范围和领域也越广。用其他的传播学理论来解释培养理论，将会带给培养理论新的内容和概念。

五、结语

1975～1985年是培养理论发展具有不寻常意义的十年。该理论经历了从正式提出、受到质疑和批判，到引入新的第三变量，再到适用议题不断扩展和深入的一个过程。从探究电视暴力和受众认知的单一线性关系，到后来加入第三变量不断开辟新的影响领域，培养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虽然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和挑战，但是学者们依然坚持不断寻找新的理论支撑，使得该理论更加完善、严谨和充实。

美中不足的是，这十年的培养理论在研究方法、变量设定和效果测量上仍然存在一些漏洞。特别是变量间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值得一再验证和探索。不管怎么说，培养理论之所以一直充满活力，是因为学者们在不断质疑和创新的过程中构建了更精准的理论框架。该理论的研究方法、变量分析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空间，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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