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闻专业主义分析中国电视新闻奖正面报道
——以1988～2006年度消息类作品为例

牛若曦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从新闻专业主义分析中国电视新闻奖正面报道
——以1988～2006年度消息类作品为例

牛若曦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新闻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长期以来是国家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中国电视新闻奖作为政府电视新闻的最高奖项，在业界具有最高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本文立足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与方法，以中国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为例，分析正面报道的传播效果，将学理性与应用性统一起来，从而探究正面报道专业性的特点与不足。

新闻专业主义；正面报道；中国电视新闻奖；消息类

一、新闻专业主义和中国电视新闻奖

20世纪末，中国大陆有偿新闻风气泛滥，虚假报道和低俗化新闻屡见不鲜，舆论监督的缺失和新闻从业人员素质低下等职业道德问题也令社会各界担忧。为了整顿新闻工作风气，重塑新闻行业形象，1991年，中国记协制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1994年、1997年、2009年又连续进行了三次修订。该准则强调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重申“为人民服务”是中国新闻工作的根本宗旨。在学术界，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成为焦点。中国新闻界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论述包括几个要点：

第一，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理念，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性。

第二，专业主义强调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新闻机构和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第一要务；它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和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1］

第三，新闻从业人员应恪守职业伦理道德，并作为对自身的一种自觉地规范和约束。同时，业界围绕新闻专业主义的范围，构建了新闻自由、客观公正、社会责任等话语模式。

第四，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客观性原则、自由与责任的观念、服务公众的意识以及自律与他律的原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几个关键性内容”。［2］

被称为“中国电视普利策奖”的中国电视新闻奖，从1988年正式开始评奖至今，其坚持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标准在全国其他各种奖项中无疑是最高的，也最能体现不同时代背景的新闻报道特色。

二、“正面报道”样本的特点与选取

本文所指的正面报道主要是从价值倾向上来分析的。一般认为，“正面报道”有这样几个特点：从题材选择上，集中在社会的积极部分或光明一面；从报道出发点和落脚点看，倡导某种现象或观念，立足保持社会道德水平和社会秩序等方面；从报道基调上，是提倡和鼓励的。［3］这种特点符合国内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功能定位。因此，正面报道在电视新闻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中国电视新闻奖中也处于绝对优势。本文的样本筛选主要基于以下依据：

时间上，选取1988～2006年。理由是：跨越两个世纪的19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因此，研究这些表现重大变革的新闻（包括影视资料）有深远意义。同时，19年的时间长短较为合适，有利于全面、深刻地反映一个时期电视消息发展的状况。而起点和截止选择是因为：1988年是中国电视新闻奖评选的开端；截止的2006年在评选中取消了长消息和短消息之分，且对评奖做了多方面的改动：开始两个年度评选一次；取消长消息、短消息的划分，统称消息；获奖名额大幅度减少；①消息节目的时间也超过了以前的最高限制4分钟，并将系列（连续）报道与消息结合等方面。

体裁上，选择电视新闻“消息类”作为对象，主要是因为，电视消息在电视新闻节目以及整个电视节目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迅速、简要、客观地报道新近发生、发现的事实，以时效快、篇幅短、题材广、内容新等特点在电视荧屏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4］电视消息是各类电视节目的龙头和骨干，是电视台公信力、影响力的主要体现。

通过上述限定，1988～2006年这19年间，中国电视新闻奖中消息类题材共有187篇报道，其中正面报道多达122条，高居第一，占总报道数量的65.24%。

三、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分析电视新闻奖正面报道的中国特色

中国电视新闻奖的正面报道主要分为三类：一为正面事情正面报道；二为正面事情正面宣传；三为反面事情正面报道。从专业角度上来说，只有正面事情正面报道是从新闻与传播规律出发的，而后两类都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一）正面事情正面报道

在众多的获奖作品中，正面事情正面报道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例如，1988年度的《锲而不舍，绿我中华——中央领导参加植树》；1994年的《我国预报天体相撞已达国际领先水平》《天安门广场竖起“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1995年度的《检查团来了！走了！》《肖老汉不上访了》；1996年度的《王义夫带病参赛夺得银牌》《车祸无情人有情》；1998年度的《农机下乡了》；1999年度的《遭遇县里说情人》；2000年度的《林蛙不归路》；2003年度的《人工林里来了野生鹿》；2005～2006年度的《胡锦涛在延安与老区人民共度除夕共迎春》《刘翔12秒88打破尘封13年110米栏世界纪录》等。新闻专业主义强调正面报道同样要求客观、真实及公正地阐释，要求我们报道新闻时向观众真实地呈现所有内容。1995年度的《肖老汉不上访了》就较好地体现了客观性。首先，记者既采访了“告状”的肖老汉，也采访了“被告”的村支书，让他们各自诉说自己的观点；然后，再请仲裁的县委书记、相关部门发表意见；最后，征询当事人的看法。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的定位准确而清晰：公正、客观的第三者身份。作出判断和结论的不是当事的哪一方，更不是记者，而是权威部门或人士，他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合情合理、令人信服。黎明洁教授指出：“所谓客观的中介者在此指的是对新闻事实作非个人化的表达，以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身份出现的记者形象。按职业理念来说，非个人化是规范的做法，因此，中介者身份也可以说是新闻职业者的身份。”［5］

（二）正面事情正面宣传

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既是宣传党的大政方针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因此，政治宣传的重要性与获奖的可能性呈现出某种必然的联系。［6］1995年，江苏电视台获奖长消息《扶贫状元华西村》，若按照新闻本身的规律来讲，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华西村又是所有农村的典范，华西村通过资金扶助和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帮扶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在报道中宣传的影子过于明显。例如，文中有一句：“华西村生产发展了，生活富裕了，他们没有忘记国家、集体，也没有忘记左邻右舍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句并不是当事人的直接或间接引语，而是记者在报道中强加进去的合理想象。1996年，中央电视台获奖作品《江总书记重访永常村》中也有一段“江泽民的一席话，成为永常村群众奋起扶贫攻坚，发誓摆脱贫困的强大动力……他们难以忘记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也在思索如何把山村建设得更美好，来报答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的亲切关怀”等。新闻真实性要求，新闻中涉及的人物思想认识和心理活动等，必须是当事人所述。而上述几件作品中，无论是江泽民书记、王义夫、村民还是女教师心理活动的描写，显然都是记者的合理想象，带有明显的宣传味。［7］获奖作品中的合理想象大都与媒体承载的宣传任务有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新闻真实性的核心环节。

（三）反面事情正面报道

在样本中，反面题材正面报道的共有27个，涉及天灾人祸。例如，《“有困难 找政府”》（1989年）、《女教师遭洪水遇险 子弟兵奋力相救》（1998年）、《庐山三叠泉突发山洪 干警急救被困游客》（2001年）、《洪水冲出的警民情》（2002年）、《总理带灾区孩子上课》（2002年）、《在千钧一发的时刻》（2003年）等。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此类获奖作品的主角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活跃在一线救助灾民的军警，反而看不到具体灾情和灾民情况，报道及画面中只有形势一片大好的光景。在政治力量的支配下，新闻从业者首要遵循的价值取向是“喉舌”而非“专业”。［8］这种外力对媒体的要求与新闻专业主义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矛盾、冲突在所难免。

四、正面报道的传播效果

新闻专业主义要求，必须把新闻与社会责任作为其最高境界。但是，今天的新闻专业从根本上讲是不具备纯粹性的。因为政治与媒介共生互存，媒介拥有监督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受到政治权力的制约。在我国，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长期的新闻宣传实践中，我国各级媒体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弘扬时代主旋律，正面报道也因此占了很大的比重，为凝聚人心、鼓舞斗志、服务大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这种不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使得新闻的公信力越来越低，往往遇到上述正面事情过度宣传和反面事情正面报道重复的尴尬情况。虽然我们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但不代表我们要因此扭曲新闻、违背规律。记者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去选择新闻事实和寻找报道角度，往往只看到了事实有利于其主观传播目的的一面，却忽视了事实中与其传播目的背离的一面。记者主观随意地在新闻中表现出了倾向性，违反了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结果使新闻报道丧失了信誉。

正面事情如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和受众的需要来选择和报道，传播效果也会如正面事情一样积极、活泼。但是正面事情若从宣传角度去解析、阐释，不管其初衷如何，“正面报道等于宣传”的传播结果不是传播者愿意看到的。对于受众来讲，无论是什么样的正面宣传，他们关注的完全不在于稿件安排的位置有多么突出，篇幅有多么长，字号有多么大，而在于这些内容能否勾起他们阅读的欲望、能否引起他们的兴趣。在现今的政治体制下，我们应该更加注重新闻的人性化、真实化表达，在新闻实践和评奖过程中避免发生传播效果与传播愿望相违背的情况。

注释：①2004年，中国广播节目奖改称中国广播影视大奖，获奖数量大幅减少，其中消息类作品的获奖数由上年的41个锐减到8个。

［1］ 李岩.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实践与变异［J］.当代传播，2011（1）：57.

［2］ 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9.

［3］ 中国新闻年鉴杂志社.中国新闻年鉴6（1991）［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57-159.

［4］ 邱一江.新闻专业主义视域下中国电视新闻奖获奖舆论监督作品研究［J］.暨南学报，2013（9）：33.

［5］ 黎明洁.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40.

［6］ 钟丹丹.全球背景下中西传媒的价值取向比较——兼谈中国新闻奖与普利策新闻奖的比较［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1）：83.

［7］ 蔡德强，乐中伟.“合理想象”与电视新闻的真实性［J］.现代视听，2010（S1）：96.

［8］ 张洪忠，何艳，许航.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新闻从业者的价值取向［J］.国际新闻界，2006（1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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