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拿破仑的新闻统制政策

梁 萱

（包头师范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浅论拿破仑的新闻统制政策

梁 萱

（包头师范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囿于法国内忧外患和长期征战的环境，拿破仑统治时期实行了严厉的新闻统制政策。他在位期间，法国大量报刊被封，思想言论受到严密监视，许多自由派人士受到迫害，报业受到极大的压制，法国的新闻界可以说是“一潭死水”。

新闻统制；封闭报刊；新闻检查

拿破仑从来都是新闻自由的死敌，他以铁腕控制报刊。1799年12月24日，拿破仑在雾月政变45天后公布了《共和八年宪法》。自1798年以来，这部宪法第一次不包含对人权的宣言或者保证，也不提自由、平等或博爱精神，更没有提到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完全抹掉了新闻自由的原则。在他当权的十几年中，法国大量报刊被封，思想言论受到严密监视，许多自由派人士受到迫害，报业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一、封闭改造已有报刊

拿破仑在位期间，法国大量报刊被封，无论是首都的报纸还是地方的报纸都遭到了残酷的清洗。雾月政变后，保皇派控制的报纸连续刊发文章，抨击执政府的各项措施，甚至要求清洗议会。拿破仑乘机借助这一骚动，于1800年1月2日颁布了法令，一举封闭了巴黎当时73家报纸中的60家，这些被封的报纸既有保皇派的也有雅各宾派的。仅剩下的13家报纸仍然受到警察部新闻局的密切监视，发行人和编辑必须签订契约，保证效忠宪法。该法令还宣布，对刊登“违背社会公约、触犯人民权力和军队荣誉，或者抨击共和国盟国及其政府的文章”［1］的报纸一律予以取缔。

1800年4月5日，拿破仑在《加强书报检查和治安措施》一文中以三位执政的名义指示警务大臣约瑟夫·富歇：“共和国执政们打算让《消息灵通报》《自由人》和《祖国卫士》等报纸停刊，除非业主物色到品行端正、廉洁、爱国的编辑。你必须坚持，这些报纸的每一期都得有一名合法编辑的签名才行。你得指令警察局长对下列事项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第一，巴黎墙壁上禁止任何招贴，并禁止叫卖未经警察局许可的报刊和小册子；第二，禁止出版商展销任何违背健全道德和政府政策的出版物。”此外，他还命令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著名革命鼓动家托马斯·潘恩遣送回国，并指示富歇在十天内向执政部门报告“关于五十来习惯于吃革命饭、经常煽动舆情的人的名字和地址。”

拿破仑声称：“大革命的时代业已终结，在法国，只能存在独一无二的党派，我决不容忍报纸说出或做出有损朕利益的事情来。”［2］因此，他对定期出版物的内容非常关注，经常亲自阅读报纸，对任何关于自己的批评报道有着难以置信的敏感。报刊上只要出现一星半点的批评，他都会火冒三丈，大发雷霆：“请再遏制一下报纸吧！让他们登出好稿来。要让《论辩报》和《政论家报》的编辑明白，不久之后我将认为他们对我毫无用处，我要把他们连同其他所有报纸统统予以取缔，只留下唯一的一份报纸。”［3］

巴黎的报纸在拿破仑的眼皮底下更是要表现得温和些，否则，一旦触怒拿破仑，它们就难免要遭到灭顶之灾。1804年帝国建立后，巴黎原来的13家报纸被封闭了9家，剩下的4家报纸一律成为政府掌管的官报。这4家报纸是《箴言报》《巴黎新闻》《法国公报》和《论辩报》（被没收后改名为《帝国日报》）。

地方报纸也难逃首都报纸之厄运，一样遭到清洗。法国地方政府同警察署和内政部一起竭力打击那些“不太听话”的报纸，无论是雅各宾派的还是保皇派的报纸都无一幸免。记者在文章印刷前必须上交备案，这一规定最初针对传单，后来扩大到定期出版物。富歇要求地方报纸只能转载《箴言报》上的文章。

二、实施新闻检查制度

拿破仑认为，虽然出版物应该有助于提升人们的民主、平等和自由意识，但出于统治的需要，不能给予出版物过多的自由，如果给予出版物自由的话，那就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此，在出版物上发表的言论在帝国时期遭到了最无情的检查。政府控制了所有出版的文字，只有获得政府信任的报刊才有权出版。对外对内政策不再属于报纸的报道范围，政府只准报纸过问戏剧生活方面的问题，以及刊载无足轻重的文艺简讯和广告。

1810年2月5日，皇帝颁布了出版业和图书业管理条例，成立了出版管理署，建立起了正式的书报检查制度。从此，每一家报纸都受到了当局的严密监控，在每次印刷前都会有一次例行检查，只有经过皇帝和大法官的“法眼”，审查通过了才能最终走向市场。事实上，从1805年开始，当局就已经在各个报馆的编辑部内设立了新闻检察官。新闻机构受到了警察的严密控制，各报必须向警察局呈报账目，并缴出1/3的收益以支付负责监视它们的政府代表的薪俸。后来，拿破仑转变策略，开始把那些亲近自己的文人安插进报社以建立自己的“亲信体制”，这样既有利于报社接受，又可以更加有效地实施审查制度。

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出版管理署滥用职权，在进行审查时也没有特别固定的标准，只要他们不喜欢，那些无辜的书报就不可能通过审查。以“精神有害”作为理由，就足以禁止任何一本书和一种报刊的出版，就可以任意逮捕作者、出版者、印刷者、出售者和购买者。1811年，卢卑克的一家“妇女时装杂志”就是在“精神有害”的借口下被封掉的。

拿破仑讨厌印刷品，因为它诉诸舆论而不诉诸当局。他认为，“印刷出版是强有力的武器，绝对不能让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权利；出版权力不同于其他的自由权利，这样的权利有煽动民众的功能，国家应该加以阻止”。因此，通过1810年2月5日颁布的出版业和图书业管理条例，拿破仑将出版业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该条例颁布后，巴黎当时的157间印刷所就被关闭了97间。巴黎的印刷商减至60个，而且他们还被要求“能够证明自身具有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心，并且能够对皇帝效忠”。政府颁布这些条例的目的，在于“防止任何印刷品带有颠覆皇帝和国家利益的内容”。［4］在新书上市前，印刷商需提前登记作品名与作者名，然后再把作品的复本送呈出版管理署接受审查，否则这本书将不会被授权上市。该条例还希望作者在写作时就自发地屈从于审查制度的标准，即使有些作品已经通过了审查，但按照最高行政法院的意见，内政部长仍有权对某部作品采取中止印刷或查禁等措施。一旦被出版管理署查禁，报纸还授命对这些被查禁的作品进行严厉的批评，那些不被当局所接受的作品往往在报纸上被一一列出，并受到恶劣的攻击。

1810年8月3日，政府又颁布敕令，规定除塞纳省外每省只许有一个定期刊物，而且要在政府的监督下才能出版发行。因此，在1800年1月的大审查中幸存下来的170家报刊中，又有100多家被迫停刊了。然而，仅剩的几十家报纸除了转载《箴言报》上的文章之外，报上刊登的其余文章都不得涉及政治问题。除此以外，非定期刊物也要受到检查。当时，仅存的几家报纸的出版者备尝惊恐、屈辱和奴颜婢膝的滋味。而拥护拿破仑政权的作家却可以得到大量津贴。拿破仑就是通过对新闻界大棒加胡萝卜的双面手法来对其进行全面控制的。

一言以蔽之，在拿破仑独裁统治时期，各家报纸在严密的新闻审查制度的束缚下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平淡无奇。记者们只能报道远离权力的事件，对外对内政策不再属于他们的报道范围。报纸只能刊登一些死气沉沉的官方公文和一些关于古文学、农业技术题材的文章，以及一些无足轻重的文艺简讯和小广告，内容毫无新意。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报纸的读者数量大幅减少，相应地，报纸的发行量也急剧下降。

三、迫害自由派人士

任何对拿破仑统治不利的思想言论都要受到严厉钳制，一些敢于发表批评性言论的自由派人士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国家监狱像以前一样挤得满满的，只要有一点点反对皇帝或者政权的言论就要遭到逮捕。诗人德索盖斯因为在1804年擅自发表了一首著名的讽刺短诗“是的，伟大的拿破仑——一条大变色龙”而被逮捕；圣路易的一名住院实习医生富尔因为在1804年12月5日颁发鹰徽时曾高呼：“不自由，毋宁死！”两人都被当作疯子而监禁起来，全国人人自危。［5］

1807年，齐拉勒尔在《信使报》上发表文章，反对法国教会的自由，这明显违背了拿破仑的宗教和平政策。不久，他就被拿破仑下令逮捕。同年7月4日，夏多布里昂在《信使报》上刊载了一篇文章，表面上是关于暴君尼禄和史学家塔西陀的，但在当时看来，很明显是在隐射拿破仑的统治。“在一片死沉沉的气氛里，除了奴隶的桎梏声、告密者的谄媚声，听不到一丝生息。众人在这位暴君之前战栗，得其恩宠和招其怨恨是同样的危险……”［6］拿破仑由提尔西特归来后，立即勒令这位“新塔西陀”离开巴黎，同时下令《信使报》不得再刊载他的文章。

总之，在拿破仑执政时期，囿于法国内忧外患和长期征战的环境，实行了专制的新闻统制政策。他对法国报业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控制报刊，操纵舆论，体现‘朕’意”。［7］正如法国学者让·蒂拉尔（Jean Tulard）所说：“多少年之前，在大革命时代，新闻界曾是那样的强壮有力；多少年之后，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新闻界也能够掌握自己的权利；可是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新闻界就是一潭死水。”［4］

［1］ 陶涵.世界十国新闻史纲要［M］.北京：文津出版社，1989：26-27.

［2］ 皮埃尔·阿尔贝（法），弗尔南·泰鲁（法）.世界新闻简史［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26-32.

［3］ 王养冲，陈崇武.拿破仑书信文件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13-199.

［4］ 让·蒂拉尔（法）.拿破仑字典［M］.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99：641-642，1397-1398.

［5］ 勒费弗尔（法）.拿破仑时代（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63-164.

［6］ 威尔·杜兰（美），艾丽尔·杜兰（美）.拿破仑时代［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1043-1045.

［7］ 展江.拿破仑与新闻事业［J］.新闻大学，1994（2）：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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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8883（2016）23-007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