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我的诗篇》传播成功的因素

圣娇娇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探析《我的诗篇》传播成功的因素

圣娇娇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我的诗篇》是由吴飞跃导演、秦晓宇创作执导记录工人诗人的人生和生活的纪录片电影，其以众筹方式传播之后，口碑和票房双高，与其他在院线上映的纪录片电影形成鲜明的对比。针对这一现象，本文着重对其取得成功的因素进行探析，主要从创作、价值和传播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为纪录片电影的传播提供借鉴。

纪录片创作；纪录片传播；互联网思维

以工人为背景的《我的诗篇》，选择了六位具有代表性的工人诗人，他们第一次手执诗歌站在摄像机前，讲述自己的诗歌与人生。在人们固有的认知中，收看纪录片就应该和电视节目一样是免费的，但这部纪录片产生的现象是对这种认知的颠覆，更多的人愿意花钱去影院欣赏这部片子。这部纪录片没有华丽的文字，没有流利的普通话，没有繁华的都市背景，但是却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甚至主动参与到电影的宣传中。《我的诗篇》的成功有自身的独到之处，本文对其成功经验进行分析总结，旨在为纪录片的创作和传播提供借鉴。

一、创作层面

一部纪录片能不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欣赏，首先取决于其内容的丰富性、深刻性和制作的精良程度。网络时代的受众是挑剔的，他们可以免费观看大量制作精美的影视作品，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得到受众的青睐，就必须在制作和选题上多下功夫。

《我的诗篇》是一部从诗歌切入工人生活的影片，聚焦工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影片选取六位不同背景的工人诗人，将他们的爱与恨、生与死与诗歌集结。从诗歌角度切入工人题材，这是首次。虽然过去已有许多关注农民工的纪录片，如《归途列车》、NHK激流中国——《富人与农民工》等，他们对工人生活的塑造给人的直观感受是悲苦，从而使观众对他们产生怜悯之情。与这些不同的是，《我的诗篇》展现得更多的是工人诗人的自尊，并且将“工人”和“诗人”这两个看起来不会产生任何联系的名词联系在一起，将镜头对准这个特殊群体，使题材具有新鲜感，从而引起观众的好奇心。

二、价值层面

著名编导梁碧波认为，“纪录片的社会功能是引领社会价值观。思想的引领，是纪录片的特长，在当今喧嚣、熙攘、娱乐至死的时代氛围里，需要纪录片带领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1］

《我的诗篇》在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推动着社会对话，将工人问题推到人们面前，引起全社会的讨论和反思，与工人相关的社会问题得到了关注和讨论。纪录电影是具有永恒价值的，其重要意义在于留住生活中正在消逝的，且消逝后永不复现的东西。《我的诗篇》关注的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是中国2亿民工的一个代表，一个缩影，探讨这个群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他们的诗具有为底层立言的价值、历史证词的价值、启蒙的意义和文学价值。

三、传播层面

在纪录片的宣传上，《我的诗篇》的创作团队整合了多媒体的宣传方法，整合了众多渠道的传播媒介，全方位进行营销宣传，完美地实践了互联网思维，为纪录片的传播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经验。

互联网思维，就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乃至对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2］《我的诗篇》的传播模式具有的互联网思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化思维

社会化商业的核心是网，要利用社会化媒体，通过口碑营销织网。《我的诗篇》自上映以后，采取的是“互联网众筹”的方式观影，即一个城市发起人（个人或机构），先通过互联网发布观影讯息，用户自愿付费报名参加观影。这种观影讯息首先通过发起人的人脉，在其朋友圈引起反响，帮其转发，这是一种漩涡型的扩散，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其中，且出于对身边人的信任，往往更容易被说服。众筹思维贯穿《我的诗篇》的创作和传播中，在影片拍摄之前，项目组通过“京东众筹”发起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的互联网众筹。这种众包协作是以“蜂群思维”和层级架构为核心的互联网协作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集合草根民众的力量，能够促进目标最有效的达成。

（二）用户思维

什么是用户思维？用户思维有明确的受众群概念。这里的受众群和过去的概念大不相同，以往是自然人群的概念，如今则是伴随产品而产生的特定受众。其次，用户思维注重“用户体验”。在互联网时代，以用户为中心、以人为本越来越得到重视，让用户参与传播，形成粉丝经济，是成功的营销传播所追求的。《我的诗篇》的观影分享会不同于院线的电影放映，主创人员积极加入到众筹放映活动中，通过线上或者线下就这部电影的策划拍摄形式、底层工人现状、工人诗篇领域、公益众筹等话题与观众进行探讨。这种直接交流的形式，能够增加观影的附加价值，加强观众对影片的认同感，将观众转化为“粉丝”。好的用户体验会增加转化成功率。

（三）跨界思维

互联网使得很多产业变得模糊，互联网企业的触角已无孔不入，纪录片的营销和传播也必须是全媒体、沉浸式的。《我的诗篇》在营销和传播中，整合了多媒体的传播方式，跨越了平台的界限。

首先，由秦晓宇主编出版了诗歌集，以农民工身份写作诗歌的诗人们，合作出版了《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一书。这本诗集一出版就收获了很多好评，也引起了一些文学诗歌爱好者对于纪录片的期待，这些都为纪录片上映打下了观众基础。其次，举办诗歌朗诵会。第一场是在天津大剧院小剧场上演，该朗诵会召集到十余位当代工人诗人，片方以这种方式将他们带到了台前。最后，制作方在爱奇艺发布了系列微纪录片，作为影片额外的补充，每集读一首诗，介绍了主人公的同时，牵引观众的好奇心，让观众想要去了解发生在这些工人诗人身上的故事。

跨媒体整合多种宣传方式，使得《我的诗篇》的口碑产生了“病毒式”的效果，这才产生了百城众筹观影的盛况。虽然相对于商业电影和其他娱乐性的影片，该片观影人次少得可怜，但是对于纪录片本身来说，能有如此高的口碑和票房实属不易，其成功的实践中有许多值得纪录片导演和制片人学习的地方。

［1］ 周文.传播思想与抒写情感——也谈纪录片的功能［J］.现代传播，2011（7）：93.

［2］ 杨燕婷.拆掉思维的墙［J］.中国教育网络，2015（01）：23.

G206

A

1674-8883（2016）23-0156-01

圣娇娇（1992—），女，广东广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影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