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陕西方志研究的学术价值

韩红艳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艺术所，陕西 西安 710065）



[历史学研究]

黎锦熙陕西方志研究的学术价值

韩红艳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艺术所，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黎锦熙在抗日战争之际，为陕西地方修志，写成了著名的《方志今议》，同时还参与该省洛川、同官、黄陵、宜川县志的编纂工作。观其方志撰写，比前人的旧志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所创新，具体表现为修志的方法、方志的“史地”性质、编志的视野、方志的功能以及方志的材料来源上都能独树一帜，体现了其编纂志书思想的进步，为民国时期方志的研究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他的精神境界与学术创新为世人所敬仰，亦能带给今人更多启示。

关键词：黎锦熙；陕西方志；《方志今议》

抗战之时，教育救国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1937年7月，北平和天津两地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为了延续教育文脉，当时的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工学院三校一同迁到了西安，成立了国立西安临时大学。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教授亦随同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风尘仆仆地来到西安。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迁往陕西汉中城固县，他也一同前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来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

当时，西北联大人士一起倡议修志，为国家效力。从1940年开始，黎锦熙被聘任为编修方志的总纂，为陕西地方志建设和中国方志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研究了中国旧方志学理论，根据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取所长而用。他采用西方修志的科学方法，对新修方志的目标、功能、方法、原则、篇目等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理论集中体现在《方志今议》（又名《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一书中。全书一共有10个部分，分述了修志的原因、方法、内容、体例和材料来源等。从学术为社会服务的实际出发，突出了修志的现实导向性和可操作性。这种修志的思路，也体现在他参与的《黄陵县志》《同官县志》《洛川县志》《宜川县志》的编写工作当中。只是根据各县的实际情况，每个县志在编撰的时候篇目会略微有修改，实际上都大同小异。

《方志今议》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高度评价。方志学家朱士嘉撰文称：“从表面看，《方志今议》是专为编写《城固县志》而作，但它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部分经验，已概括上升为理论，而这种理论既是那么精湛，又有说服力，所以对于我们编修社会主义省志、市志和县志，仍有现实的参考意义。”[1]序3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为《黄陵县志》作序，认为：“新志编纂的方法不仅依次续编，而且应时创格，实已踏入科学方法的途径，而富有时代精神的特色，这是更值得赞美的。”[2]6本文结合黎锦熙的方志理论和具体实践，从五个方面对其方志研究的学术价值进行探析。

1　先明“三术”，与时俱进

对于方志的编纂方法，黎锦熙非常明确地提出“先明三术”的方法，分别为“续”“补”“创”三术。这是他对前人编纂方法的归纳、总结以及创新。

“续”是接续之意，指续修志书，包括续写前志记载过的内容和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内容。黎锦熙认为，各个地方基本都有旧志，因此当下修志应该以续写旧志为主，将旧志和新志接续好。从前志截止的时间开始接续，一直续修到新志截止的时间，需要续写的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的内容。如果旧志中某些门类可以继续存在，那么就根据储存和新获的资料，加以整理后写进志书；对一些随着社会发展而革新了的事物，比如像职官、选举、封爵、祀典等一些事情，只需要记载事实或者列表即可。基于这种理念，他在新方志中记载了近现代的军政史事，以及和社会密切关联的经济生活等。

“补”的意思为订改补充，补充前志所遗漏的事物，补写前志应该记录但是没有记录的事情，或者虽然记录但是又记述不充分的内容。新内容的补充可以使续修志书达到比前志更完备的地步。对于旧志已经有的门类，如果编者发现新的资料就要增加进去；如果旧志中有遗漏的地方，就须拾遗补给；如果旧志有错误的地方，就应该加以修正。

“创”主要是指对修志体例方法的创新，最难也最见“才胆识力”。这种新方法充实了方志学的理论体系，让方志编写不拘旧例，设立了新的拟目。民国时期，社会巨变，新事物层出不穷。当时的现状是，有些志书沿袭旧有的体例，而旧体又不适合记载新事物；有些志书新旧相交，导致修志的混乱，很难适应当时的修志要求。在此背景下，特别需要“规定体例”，并且这种“规定体例”要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方志今议》中，黎锦熙创设了城固“县志拟目”，分为总纲、自然、经济、政治、文化五大部分，共计三十篇，附录二种。五大部分详细地介绍了各篇的具体内容、编制体例、参考文献、编写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基本确立了当代方志的分类方法。对于新增的门类，如地质志、工商志、交通志、军警志、党团志、卫生志、方言谣谚志等，可以创建新门类入志；对于旧志已有的事类，可以换名或者换新内容沿袭旧名。黎锦熙采取了将方志内容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的方式，按照西方的知识系统分类整理，所修的志书成为新志的代表之作。

修志需要与时俱进，才能把握时代的气息，这需要勇气和胆魄，黎锦熙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但是，创新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把与地方志无关的内容夹杂进来。当时西学东渐，以西学为楷模，因此在他主持总编修的《洛川县志》和《同官县志》中，“列大事年表”部分将与本地历史没有任何关联的“罗马帝国分裂”“华盛顿生”“雅典斯巴达相争”“十字军七起”“英人始通印度”“路易十四立”“英人始至澳洲”“巴黎和会开”都列在上面，这些显得过于标新立异，其实可以删去。

2　“史地两性”，学科融合

在《方志今议》中，黎锦熙回顾了历史上方志是“古代地理”还是“历史著述”的争论，并以折衷的方式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一般而言，方志著述经过历史的演进发展，基本上被认定为既有“历史”又有“地里”的性质。但是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学者对这种具有双重性质的“史地”学说展开了大讨论，主要是戴东原和章学诚之间的争论。戴东原认为方志是“以考地理”，侧重在地理方面，但是章学诚认为“方志如古国史”，分歧很大。这场激烈辩论的最终结果是章学诚“方志属史”的观点被学术界所接受，也被后世的方志学家在修志时采用。

在这种情况之下，黎锦熙开始挑战章学诚的权威观点。他认为虽然“地理说”有失其本来的目的，方志是“方域之地志”，但是方志不仅能让人知道地理知识，还能让人得知地方发展的规律历程，因此“地理说”有偏颇之处。但是“历史说”则定的标准太高，让人无从下笔。方志不能说是阐释历史的著作，只是历史资料的汇编，这些资料能够反映现实的情况，从而发挥其应有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功用。黎锦熙折衷“史地”二说，认为方志是“立两标”论。他总结到：“折衷之论，则谓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今立两标，实明一义，即方志者。”[1]21由此可见，他主张让方志的“史地”性质融为一体，不仅具有历史性质，而且兼具地理性质，体现了其“跨学科”的修志理念。黎锦熙能根据社会的需要，打破当时的主流说法，让方志“史地两性”的关系重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对方志学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3　方志“四用”，时代所需

方志的社会功能，从来都为方志学家强调与重视。历来认为修志的目的，无非是为政治服务，或是进行教化，或是记载历史。黎锦熙根据时代发展所需，将方志的作用归纳为四个方面：

其一，科学资源的功用。方志里面的气候志、地质志、交通志、司法志、党团志、卫生志等，对地方的自然资源和人文信息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记载，可以成为人们获取地方资源信息的来源，可以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提供科学资料依据。因此，黎锦熙把提供“科学资源”作为方志的首要社会功能，可见他经世致用的务实态度。在战乱时期，他一直强调不能空做学问，要为国家和民生服务。这种做学问的态度，使得他能够深入研究现实，不闭门造车，最值得当下的学术研究借鉴。

其二，地方年鉴的功用。地方志的门类齐全，信息量大，涵盖面广，记载了地方上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等内容，按类编排查找方便，能向读者提供全面、真实、系统的地情，这让地方志具有作为工具书的年鉴的功能。读者通过查阅地方志，可以看到该地方每年发生的重要时事、文献记载和统计的资料，能够充分了解当地方方面面的资源，可以作为学术研究和投资实体的依据，这就承担了地方年鉴的功用。同时，从地方修志的过程来看，它是以地方年鉴为基础，经过适当地整理和加工才成书，因此地方志必定包含着地方年鉴的功能。

其三，教学材料的功用。方志收录了一个地方的文化，是进行本土教育的最好教材。民国时期，西方的科学文化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导致教育界有些人极力提倡西式教育，对本土教育不重视。针对这种情况，教育界的一些人提出了要进行“乡土教育”的口号，用来培养学生热爱国家和家乡的精神。比如地方志里面记载的仁人志士的事迹，是学生向民族英雄学习的好材料。黎锦熙举例说到，城固县的民族英雄张骞，在城固县志里面有记载，完全可以用来进行爱国教育。他还非常注重方言，在方志中《方言》一门说到：“要其最大用处，实在本邑之小学，国语一科，字读国音，词有标准，教学之际，须举土俗，比较异同，县志此门，兼供斯用。”[1]23

其四，旅行指导的功用。方志可以作为旅行指导，这是它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可惜当时的史志界并不重视方志的旅游社会功能。黎锦熙批判了这种态度，他指出方志学者受章学诚方志学说的影响太大，只重视方志“为史”的一面，都过于看重其文献价值，不重视方志在现实中的应用情况，认为把方志用于旅行指导，是降低了志书的价值。这种轻视实用的言论，导致了当时虽然人们往来非常频繁，但是想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方志却不能提供这方面的功用，实在是不好的现象。在他看来，方志具有旅行指南的功用，不仅没有降低志书的社会品位，相反还提高了志书的社会价值。反观当下，全国各地旅游风头正热，方志在挖掘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地方特色等方面，可谓独领风骚，为游客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旅游指南。如此看来，黎锦熙的理论不仅重在实用，而且很有超前的眼光。

黎锦熙提出的方志“四用”说，在济世救国的理念下彰显了方志重要的社会功能。他对方志功用的阐释，打破了以往志书重政治和重文献的见解，重新估价地方志的作用，认为方志能促进科学研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决不可小视。

4　破除“四障”，注重实用

黎锦熙认为修方志要创新，必须要破除旧观念，要破除“四障”，才能编好志书。第一是“类不关文”，第二是“文不拘体”，第三是“叙事不立断限”，第四是“出版不必全书”。四种“破障”中，前两种是针对章学诚的“三书四体”而言。“三书”即志、掌故、文征，“四体”即纪、谱、考、传。章学诚从“志乃史体”的观念出发，主张仿正史体裁作“四体”，这样就形成了以文章体裁分类的方法。

首先是“类不关文”。就是要破除旧志以事类去限制文体的障碍。黎锦熙破章学诚循正史依文体不同来划分志书类目的做法，认为不能以文章的体裁分类，方志的事类与文章体裁两不相干，方志门类用什么文体是随其事而定。

其次是“文不拘体”。方志中的各类文体，根据实际的需要来记叙，可以用图来表述，可以用表来说明，还可以是谱，或者是考，既可用一种文体，还可多种文体并用，不必拘泥于文体的限制。比如章学诚的“三书”中“掌故”“文征”都可散入诸类目中，这样每篇的内容可以很充实，编写也较容易。

再次是“叙事不立断限”。黎锦熙认为一定要破除“立断限”的障碍，全书不要设总的断限，修志中对各类事物的记述，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自己制定合适的起止时间。对于方志设定的上限时间，如果有前志存在，纯粹是续修，那么就以前志所止时间作为起点；对于地质、地理、人口等，那么必须尽力追溯源头，不受开始建置时间的限制；而有些门类因为出现较晚，如警察、政党、工业等，都是近代才产生的，所以不可能有上限，在编写方志的时候应该按照实际情况来写；一般通志式志书，其上限不应有限制，各个分志以资料为准，上溯源头即可。下限也不必划一个总的断限时间，避免机械分割记述内容的整体性，只要既能把新近发生的重要事情收入志书，又能增强志书的时代感和可读性即可。

最后是“出版不必全书”。修志是个浩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等到统一出版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已经是明日黄花。因此，当地方的专门史写好后就可以分类出版，而不必等到全部志书写完后才出版。而且即行出版的好处有五点：可以商榷和修订；可以分刊交换，征集意见；可以对地方的发展作出贡献；可以了解新事物，树立新风气；可以专篇先出，成绩容易彰显。

黎锦熙“破除四障”的主张契合时代要求，突出了修志实用性的目的，冲破了传统史学重体例形式、轻内容文体的观念。同时，他的观点突出了方志的独立性，认为方志不是依附在传统“正史”之下，方志的编写与史书编写不同，而且志书比史书更能体现时代气息，更能保存历史原貌。

5　采集材料，实践为先

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师们颠沛流离，修志的资料非常匮乏，在此时编纂方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使下，黎锦熙亲自调研，用自己的学识为修志事业作出贡献。而且实践的结果，让他不拘旧学，提出了富有创新精神的修志理论，保证了志书的品质和时代感。修志要以材料来说话，那么材料的来源就非常关键，他在《方志今议》“纂修总例”中对修志材料做了很重要的说明：材料的采集，一定要有可靠的来源和出处，保证志书是以事实说话，需要言出有据，溯本追源。对旧材料来说，如果不是原文的话，那么一定要注明出处；对新材料而言，要清楚知道其来源，做到有根有据。他认为获得材料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进行实际的调查，第二种是进行档案的整理，第三种是对群书的采录。

第一，深入地方的“实际调查”。黎锦熙在战争之际，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亲自实地调查，奔波在乡野田间，这让他对城固县的地形水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更为了解，获得可靠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这种踏踏实实的实践调查，让他的理论知识不断地丰富和完备。修志需要大量的人去实地调研，他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当地的人才资源，组成一支具有良好科研素质和团队精神的队伍。他还让西北联大各个院系团结协作，发动西北联大学生进行调研和搜集资料，在实践中锻炼了学生。有时候，“实际调查”还可以化简为“方桌访问”，通过采访和约见一些有名望的当地老者，方桌围坐，调查当地的现况及近年事要，这样可以节约时间，提高工作的效率。他在实际考察中，总结了一些经验，又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第二，定期的“档案整理”。黎锦熙倡导动员地方的各机关团体以及各级学校，预先进行训练，让他们可以整理档案，陈述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和成就。这样，根据整理的档案就能知道各地大概的情况，虽然不是很翔实，但也是一个获取信息的重要方法。“档案整理”有时候还可以简化为“报告钞送”。对于一些县里的公文报告，要定期抄送上级机关，这样就可以非常详细地知道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情况。这些档案资料，都是修志的新材料来源，对修志作用重大。

第三，有效的“群书采录”。黎锦熙建议充分利用图书馆资源，联合一些学术机构，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机构，对每个县的历史，查找书籍记载，不要遗漏。一般而言，各个地方都会有历史记载，所以凡修志者，就要对这些资料进行采录，这是非常有效的资源。“群书采录”有时候可以简化为“旧志剪贴”。在这一过程中，对旧志的一些体例进行修正，然后按照新志的要求，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而且是原书剪贴，可以很方便地查漏补缺，纠正错误。

综上，黎锦熙修志不拘泥于旧志体例，汲取各家之长，根据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要求，革新方志的体例和内容。唯此，方志才能反映出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要求，才能与时俱进，这种创新精神难能可贵。所以，他的《方志今议》在体例和内容上呈现出与前代方志极不相同的面貌。最可贵的是，他将理论付诸实践并进行验证，倡议修志要经世致用，修志不仅仅是为地方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还是为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做事情，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姚远在文章中认为：“在他这种实践的带动下，西北大学先后在兴办地方企业、医疗卫生事业、陕南地质勘探考察、地方考古、地方社会调查、培训地方师资力量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而开创了西北大学为陕西和西北地方建设作贡献的先河。”[3]

当今，各个地方都在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源，突出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形成了修纂新方志热潮。当我们重新审视黎锦熙在民国年间的方志学研究成果时，其创新的理念和深入实践的做法，对当下方志编纂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对知识分子如何做学问也是一种掷地有声的回答。

参考文献：

[1]黎锦熙，甘鹏云.方志学两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4.

[2]何炳武，陈一梅，张学领，等.民国三十三年黄陵县志校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3]姚远.抗战年代的西大教授黎锦熙[J].西北大学学报，1995 （1）：封二.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6）03-0081-05

收稿日期：2016-04-03

作者简介：韩红艳（1976—），女，陕西西安市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和文学评论。

TheAcademic Value of Shaanxi Local Chronicles Research of Li Jinxi

HAN Hongy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dArt,Shaanxi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Xi’an 710065,Shaanxi,China)

Abstract:Li Jinxi served as the editor of Shaanxi local chronicl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chronicle later became known as Chronicle New Research.Meanwhile,he also participated in editing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some counties in Shaanxi Province,such as Luochuan County,Tongguan County,Huangling County,and Yichuan County.By reading his theory of local chronicles,we can get more new information from both its content and its form in comparison with some previous chronicles. These include the methods of editing local chronicles,the nature of chronicle of the“History and Geography”,the vision of chronicle compilation,the functions of local Chronicles,and the sources of materials.These innovations reflected the progress of the compiling work of local chronicles at that time,surely making their own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research work on chronicles compil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People admire his spiritual realm and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more people today also get enlightenment from him.

Key words:Li Jinxi;Shaanxi local chronicles;Chronicle New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