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与民国时期清华外文系的研究生培养

傅宏星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文学与文化研究]

吴宓与民国时期清华外文系的研究生培养

傅宏星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20世纪20年代末，在著名学者吴宓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外文系的研究生教育开始起步，并很快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培养模式。这些办学措施的有效实施不仅强化了清华外文系的优良传统，而且也为时下外语类研究生培养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吴宓；清华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生教育；课程要旨；办学特色

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及各学科研究所在我国高校中悄然兴起，为中国现代学术创新及高层次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始于1925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该院由吴宓先生一手创办。不过，当时筹设之初，各方面条件还不太成熟，只开办了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后直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因此，早期的清华研究生教育仅限于培养国学人才，其他专业尚未涉及。1929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后，又以清华大学各系科为依托，成立了新的清华研究院。其中，在清华外国语文学系（简称外文系）设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简称外文所），所主任由系主任王文显兼任，这即是清华最早设立的两个研究所之一。[1]50次年，外文所开始招考硕士研究生；1934年机构调整，更名为外国语文学部，隶属于清华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学部主任由吴宓担任；外国语文学部直至抗战爆发后才一度停办，1939年又恢复招生工作。

不论是在战前的清华研究院外文所（1929—1934），还是在后来的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学部（1934—1944），吴宓都始终处于中坚和骨干地位。除了亲手制订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吴宓还担任了主要的研究生课程指导。历届的招生、毕业考试的试题亦都由他拟订和审定，毕业答辩工作一直由他主持。[2]53粗略估算一下，民国时期的清华外文系总共招收16届研究生，约计62人左右，先后培养了田德望、曹葆华、赵萝蕤、杨绛、王岷源、张君川、李赋宁、周珏良、茅於美、何兆武、许渊冲、刘君若等一大批著名的外国语言文学大师和杰出的翻译家，可谓群星璀璨，交相辉映。由此可见，清华大学外文系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国内一流的外语科系，它的研究生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自然与吴宓先生的教育理念和辛勤付出密不可分。

以下尝试从清华研究院外文所（包括外国语文学部）的办学历程、吴宓所授研究生课程之要旨、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培养的特色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其间的光荣与梦想、挫折与教训，非常值得当今的办学者认真思考和总结。

1　清华研究院外文研究所的办学历程

清华研究院不仅是教师学术研究的机关，同时也承担了培养研究生的任务。根据1929年《国立清华大学规程》，凡大学本科毕业均可报考清华研究生，专业不限，入学后修完规定的学分即能结业，但若想拿到硕士学位，还必须在专任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严格的毕业考试（分毕业初试和论文口试），达到70分以上方可。例如1935年外文所就有4位同学毕业或结业，唯独田德望一人拿到了硕士学位。据说从1929年到1937年8年间，清华外文系总共只有3名研究生通过了毕业考试，[2]60其难度堪比在欧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至于修学年限，至少需要两年，对于延长没有做出硬性规定。

1.1课程设置

早期清华外文所的课程编制均按教师专长而开设，基本上是一人讲授一门课程，但吴宓是个例外。因为没有明确和固定，所以只是标明“暂设课程”，共有11门，分别是“戏剧专题研究”（王文显）、“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叶公超）、“中西诗之比较”（吴宓）、“译诗”（吴宓）、“亚里士多德诗学研究”（郭斌龢）、“伊丽莎白时代散文”（陈福田）、“伊丽莎白时代诗”（温德）、“但丁”（吴可读）、“希腊美术”（艾锷）、“浮士德”（杨丙辰、石坦安）、“源氏物语”（钱稻孙）等。

此后随着师资与课程的不断充实，到了1936年，清华外国语文学部的课程编制已经日趋科学而严密，内容涵盖了语言与文学两个方面。语言课有“高等英文文字学”（毕莲）、“英语教授法”（翟孟生）和“翻译术”（吴宓）三门。文学课又分为文学专题和作家研究两类。文学专题有“比较文学专题”（翟孟生）、“法国文学专题”（温德）、“近代文学专题”（叶公超）、“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叶公超）、“近代德国戏剧”（华兰德）、“文学与人生”（吴宓）、“源氏物语”（钱稻孙）等。作家研究有拉丁作家（吴达元）、乔叟（陈福田）、莎士比亚（王文显）、弥尔顿（陈福田）、但丁（吴可读）、歌德（杨业治）、近代作家海贝尔（陈铨）、沃尔夫与乔埃斯（吴可读）等。[3]167每门课程每周2小时，全年4学分，研究生每年须选习研究课程12学分，两年合计24学分。

1939年外国语文学部恢复招生，其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应该与战前无太大差异，但是研究环境和图书条件则远远不如。由于史料缺乏，笔者目前尚不太清楚这一时段详尽的课程编制。虽然学部主任仍由吴宓担任，但考虑到当时人员流动大，尤其是翟孟生、叶公超、陈铨等人先后归国或离职，课程调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吴宓自己就改授了“雪莱研究”“文学批评”“比较文学”三门研究指导课程。[4]118

1.2招生情况与办学成果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战前的清华外文系只招收了7届研究生，合计33人。1930年算是第一届，录取3人，均系外文系本科毕业，免试入学，[5]561吴达元是其中之一，其他两人姓名不详；1931年录取2人，分别是田德望和曹葆华；1932年录取1人，即赵萝蕤；1933年录取3名研究生，分别是石璞、万家宝和杨绛[6]467；1934年更名后的文科研究所外国语文学部录取7名研究生，分别是王岷源、陈光泰、吕宝东、何凤元、吴仲贤、蔡文显和孙以毽；1935年录取5名研究生，分别是孙晋三、张景桂、冯冷光、刘光琼和张君川；1936年录取12名，分别是索天章、张振先、孙惠方、王森堂、李振麟、李庭芗、胡继苏、章克椮、刘世沐、吴景荣、俞大鲲和杜秉正，[5]642这是外文系招生人数最多的一届。

最终毕业的学生有田德望（1935）[7]349、蔡文显、孙晋三（1937）、吴景荣（1940）等4人，通过率12%，为历史最低。这一阶段应该是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培养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系内师资精良，学风严正，招生总人数也最多。

抗战期间，共招收6届研究生，合计19人。1939年录取1名，即李赋宁；1940年录取2名，分别是周珏良和魏銈孙；1942年录取1名，即俞铭传；1943年录取4名，分别是张苏生、林同珠、吴其昱和茅於美；1944年录取8名，分别是赵默、陈晓华、朱树飏、何兆武、许渊冲、欧阳采薇、申恩荣和李杰灵；1945年录取3名，分别是徐钟尧、刘君若[8]664和陈季光[8]662。

毕业的学生只有李赋宁（1941）、魏銈孙（1942）、许渊冲（1946）、刘君若（1947）等4人，通过率21%。

至于战后到院系调整时期，共招收3届研究生，合计10人。1947年录取2名，分别是李莘和黄爱[9]485；1948年录取6名，分别是张文英、刘若愚、徐华梁、朱章甦、周翔初和胡宗鳌[9]486；1949年大约录取2名，分别是袁疆和乔佖。这一阶段应该是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培养最不正常的时期，招生人数既少，学生也大都无心读书，因此吴宓制订的系统而严密的教学计划根本得不到认真的落实。

毕业的学生有黄爱、胡宗鳌、袁疆、乔佖（1952）等4人，[7]350通过率竟然高达40%，创历史之最。

由以上数据可知，战前清华外文所在吴宓的主持下，不仅入学考试条件苛刻，录取谨慎，而且课程要求也异常严格，再加上严格的毕业考试制度，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竞争氛围，迫使学生不得不努力学习，力争上游；招生总人数尽管不少，但淘汰率却很高。抗战时期，国破家亡，人民流离，能在西南一隅创办西南联合大学，收留内迁师生，不能不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艰苦备尝的研究生们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潜心读书，弦歌不断。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因经济困难或成绩太差，或赴美留学而中途辍学，未能完成学业者比较常见。而战后直到高校院系调整的6年间，由于兵祸连年，通货膨胀加剧，民主浪潮席卷大学校园，兼之政权更迭与教育转型，培养研究生的质量可想而知。

2　吴宓所授研究生课程之要旨

吴宓在清华外文所创办之初，主讲两门课程：“译诗”和“中西诗之比较”，后期则改授另两门课程：“翻译术”和“文学与人生”。抗战期间，他又讲授“雪莱研究”“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三门课程。这些课程都是经过吴宓几十年的思考钻研和经验积累而形成，按照学生学习程度来安排，系统明确，讲授清楚，先后被列入清华研究院的指导研究学程，颇能反映那个时期清华外文系的教学精髓，以下分别介绍其课程旨趣。

2.1“译诗”

“译诗”即“翻译诗歌”，属于一门翻译课程，或可称之为“诗歌翻译”。作为清华翻译学学科的两大核心课程之一，“译诗”与“翻译术”环环相扣，密不可分，它使得吴宓的翻译教学活动从本科阶段一直延伸到研究生阶段，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教育教学体系，视野之深广，设计之精巧，也可以说绝无仅有。这在民国时期的大学翻译教学史上有首创之功，更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亦可看出吴宓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和大学教育制度的完善有着多方面的学术贡献。

“译诗”之名出现在1929年度和1932年度《国立清华大学一览》的“本系研究所暂设课程”当中，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因此不好妄测；在其他年度的《国立清华大学一览》中，则未将研究所课程表附录于外文系课程之后，故而也不便统计该课程的讲授情况。目前，关于此课程的相关记载非常罕见，外文系的研究生也从未提及，惟有联系吴宓一贯的翻译活动和诗学理论，或许能推测一二。一般而言，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翻译问题一直被看作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问题。吴宓一生酷爱译诗，其个人诗集中就收录译诗31首，他参与编辑的报刊均大量刊载译诗，仅《学衡》杂志中的译诗篇目就多达240首。[10]71他认为“译事之难，莫难于译诗”，诗虽不可译但值得译，关键是如何译，特别是翻译西方诗歌中的杰作，无疑是作诗“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最好锻练办法。因为对我们来说，西洋诗人所吟咏的对象尽是崭新的材料，经过译者的沈潜涵咏，融会贯通，用中国旧格律诗表达出来，就会创造出多种多样格调清新的诗篇。在这方面，吴宓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培养了大批卓有成就的翻译人才。相信随着更多吴宓学术文献的发现与披露，我们也会加深对其“译诗”课程的认识与理解，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2.2“中西诗之比较”

吴宓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早在1920年，他就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Old and New in China与《论新文化运动》两篇文章，首次向国内介绍了“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归国后，吴宓又在清华大学开设“中西诗之比较”，此课亦被认为是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课程之一，涉及到了“比较文学”学科的真髓。吴宓为这门研究生指导学程所写的说明是：“本学程选取中西方古今诗及论诗之文若干篇，诵读讲论，比较参证。教师将以其平昔读诗作诗所得之经验及方法，贡献于学生。且教师采取及融贯之功夫，区区一得，亦愿述说，共资讨论，以期造成真确之理想及精美之赏鉴，而解决文学人生切要之问题。本学程不究诗学历史，不事文学考据，惟望每一学生皆好读诗，又喜作诗，终成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凡选修本学程之学生，须参加教室中之讨论，须研读指定之书籍及诗章。又须于一年之内，撰作（中文或英文）得若干首或论文一篇。”[2]48

2.3“翻译术”

“翻译术”是吴宓在清华开设时间最早而且次数最多的课程之一，本科四年级同学和研究生几乎都选修过，其影响自然不言而喻。该课程的“精义”是：“视翻译为一种文学上之艺术，由练习而得方法，专取中英文之诗文名篇杰作以及报章公文等译为英中文，而合于信、达、雅之标准。”（《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即专门训练学生的翻译能力和技巧，注重动手实践。练习分短篇与长篇两种：短篇一学期可以有多次，题目由吴宓选定，专取各种困难复杂的文字，译卷由他批改打分；长篇一学期一次，学生各自选择专著翻译，教师随时指导。例如著名翻译家杨绛先生早年在清华就读研究生时，曾选修过这门课。她不仅在课堂上翻译过不少文章，而且对其此后的翻译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4“文学与人生”

吴宓开设的“文学与人生”，提纲挈领，分析透辟，是当时外文系颇为“叫座”的一门课程。该课研究文学与人生之精义和二者之间的关系，以诗与哲理两方面为主，也讨论政治、道德、艺术、宗教中之重要问题。凡是选修这一课程的学生，都要参加课堂讨论，但在讨论之前，必须先精读吴宓指定的中西文学名著若干篇，作为持论之根据。“其中有文有诗，或为哲理及文艺批评，要之，每篇皆须精细研读。此外，凡拟就本学程撰作毕业论文或研究论文之学生，每人皆应读教授为该生特开之书籍，俾汇积个人文学研究及生活经验之所得，而于一年中，撰成论文一篇。”[11]1如果要做毕业论文的话，要求还要严格得多。

2.5“雪莱研究”

本学程与吴宓讲授的另一门外文系专集研究二年级必修课程“英国浪漫诗人”相关联，乃选取英国浪漫时代诗人雪莱（Shelley）之重要篇章，精细研读。由教授逐字逐句讲解，务求明显详确，不留疑义；兼附论英文诗之格律，诗人之生平及浪漫文学之特点。

2.6“文学批评”

清华外文系能开“文学批评”课程的教授不少，最早开课的是温源宁（1928—1929），之后是“新批评派”代表人之一、原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的瑞恰慈（1929—1931）和吴可读（1931—1937）。吴宓为之撰写的“课程要旨”是：“本学科讲授文学批评之原理及其发达之历史。自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至现今，凡文学批评上重要之典籍，均使学生诵读，而于教室中讨论之。”（《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学程一览》）该课程在战前只作为专集研究三年级必修课程，而不是研究生的指导学程。惟有在外国语文学部开过一门陈铨的“文学批评之标准问题”（1935—1936），涉及“文学批评”。其课程要旨是：“此课目的在讲求欧洲各文学批评巨子之哲学的文化的立场，以阐明伊等以作批评之标准。”（《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8年联大开学后，“文学批评”课程改由陈铨（1938—1941）和吴宓（1941—1944）讲授。1939年秋，外国语文学部恢复招生，此课程同时被列入研究指导学程，亦由陈铨（1939—1941）和吴宓（1941—1944）讲授。自此开始，吴宓先后又在燕京大学（1945—1946）、四川大学（1945—1946）、华中大学（1947）、武汉大学（1946—1949）等高校讲授“文学批评”，该课遂成为他中年以后开设的主干课程之一。

2.7“比较文学”

在清华外文系暨外文所专授“比较文学”课程的主要不是吴宓，最早是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的翟孟生，之后是瑞恰慈；瑞恰慈回国后，重归翟孟生讲授此课，直到抗战开始。其课程说明是：“此课内容极广，实为作西洋文学高深研究者必须经过之学程。盖所授均为作论文及研究之种种方法及必要也（可参考英文学程说明）。”[5]583自翟孟生离开后，清华的“比较文学”课程就归由吴宓主讲。1944年秋，他前往成都燕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亦曾在四川大学中文系（1945—1946）兼授此课程。

3　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培养的特色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早，一方面，师资雄厚，生源素质高；另一方面，在吴宓的主持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培养模式。

3.1极其严苛的考试甄选制度

清华外文所的入学考试非常严格，除了要求考生具有明晰畅达的中文表达能力之外，特别注重外语测试，希望外文系研究生都能轻松运用数门外语。创办之初，就规定入学考试必须考英、法、德三门外语，甄选过程极端苛刻，宁缺毋滥。据1932级研究生赵萝蕤回忆：“作为女性，我能够选择的生活道路够狭窄的。我大学毕业时才20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那里有个外国文学研究所。”结果，赵萝蕤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分。不过，她的英语确实过硬，考了一百分。吴宓笑着对她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12]于是赵萝蕤被破格录取，并且还获得了一年360元的奖学金。

一个外文系的本科毕业生，要能熟练掌握三门外语，的确非常之难。1932年，在清华外文系借读的杨绛大学毕业，她就计划着投考清华外文所。而此时钱杨已经恋爱，钱锺书也希望她能当年考，这样可以再同学一年。杨绛本来英文、法文就好，但害怕自己的德文不过关，所以坚持回苏州补习一年再来考。为此二人意见不合，不料1933年考规突然改变，第二外国语只考一门，德文或法文任选其一。这多少让杨绛有些猝不及防。

抗战爆发后，外国语文学部于1939年在昆明恢复招生，考试科目如下：（1）国文；（2）英文（作文及翻译）；（3）第二外国语（德文、法文择一）；（4）西洋文学史；（5）莎士比亚；（6）英国浪漫诗人、英国小说、英国戏剧、西洋文学批评（四择一）。[13]87出题人分别是：（1）国文（朱自清、罗常培）；（2）英文（作文及翻译）（吴宓、叶公超）；（3）德文（杨业治）；（4）法文（吴达元）；（5）西洋文学史（吴宓）；（6）西洋文学名著（吴宓）。[13]92较之战前，考试科目虽略微有一些变化，但仍然注重考查报考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专业基础知识。

总之，外文系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吴宓的坚持下，国文、英文与第二外语一直是公共必考科目，西洋文学史与文体、作家、作品等门类也一直在必考范围之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确实是难能可贵。

3.2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

清华外文系的培养方案深受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影响，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并带有鲜明的吴宓色彩。而该系的研究生教育，应该也与“博雅之士”的培养目标一脉相承，并无二致。如果说确实存在不一样的地方，或许只是本科阶段与研究生阶段的培养层次不同，具体的课程设置和要求略有差异而已。这些办学理念在当时具有前瞻性的价值，在今天仍存在一定的借鉴意义。

吴宓在清华外文系从事研究生教育十余年，既诲人不倦、严格要求，又爱惜人才、殷勤奖掖。受其教诲而后来学成名立者为数甚多，比如8位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当中，除了魏銈孙（生平不详）之外，其他如田德望（德国哥廷根大学）、孙晋三（美国哈佛大学）、李赋宁（美国耶鲁大学）、吴景荣（英国利物浦大学）、许渊冲（法国巴黎大学）、刘君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等皆留学欧美名校，并终生服务于国内外大学讲坛，成就不可小视；蔡文显虽然未能如愿出国游学，但是他遇挫弥坚，长期执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正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是一位德高学博、受人景仰的老教授。此外，未能完成研究生学业者（仅限于曾经亲承吴先生教泽的学生，不包括战后入学者），有多达15位同学先后赴欧美求学，诸如吴达元（法国里昂大学）、赵萝蕤（美国芝加哥大学）、杨绛（英国牛津大学）、王岷源（美国耶鲁大学）、何凤元（美国纽约大学）、吴仲贤（英国爱丁堡大学）、茅於美（美国伊利诺大学）、周珏良（美国芝加哥大学）、刘世沐（英国爱丁堡大学）、林同珠（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吴其昱（法国巴黎大学）、朱树飏（美国密苏里大学）、欧阳采薇（美国加州大学）、申恩荣（美国加州大学）、陈季光（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等人，并且大都取得相应学位，学成回国；即使一些未能出国深造的同学，也几乎都在国内高校或文化机构任职，比如张景桂（南京大学）、索天章（复旦大学）、张振先（北京外国语学院）、王森堂（云南大学）、李振麟（复旦大学）、李庭芗（北京师范大学）、章克椮（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俞大鲲（中国银行研究员）、杜秉正（北京大学）、俞铭传（河北师范大学）、张苏生（商务印书馆政治编辑室编审）、赵默（台湾成功大学）、何兆武（清华大学）、李杰灵（河北大学）等。他们都是吴宓“博雅”教育的芬芳桃李，妆点着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满园春色。

3.3系统而完善的课程设置

对于中西文学的眼界，吴宓在时辈当中可谓无人能及，这从他一生的教学和研究中都能体现出来。在制订清华研究院外文所（包括外国语文学部）的课程设置中，吴宓无疑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当时规定研究生在两年的学习中必须要读两个系统的课程，包括语言与文学。语言课可选“高等英文文字学”“英语教授法”“翻译术”。文学课则分为文学专题和作家研究两类。文学专题可选“比较文学专题”“法国文学专题”“近代文学专题”“近代德国戏剧”“文学与人生”等。作家研究（拉丁作家、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但丁、歌德、近代作家海贝尔、沃尔夫与乔埃斯）可能最难完成，不仅要广泛阅读作家作品，积累大量的文学、哲学、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知识，而且还要精通拉丁、德、法甚至古英语。

由此可见，清华外文系的研究生课程系统而完善，它使得学生不敢有丝毫懈怠，只能埋头苦读，凡闯过“三关”而毕业的清华研究生大多是十分优秀的人才，因此也导致了超高的淘汰率。当然，最终未完成学业而被淘汰的同学，不一定都是因为功课不好。比如石璞就是因为生计问题而放弃读研，吴仲贤是因为考取了庚款公费留英而未能完成毕业论文，林同珠是因为考取了首届自费留美而中断学业；再比如杨绛先生，当年功课门门皆优，无奈1935年钱锺书考取了英庚款公费留学，为了照顾夫君不得不草草结业。

4　余论

综观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崛起，对当今大众化背景下改革大学研究生教育有几点启示。首先，研究生教育是为了培养高层次的专业人才，既要目标明确，又要高瞻远瞩。其次，课程设置应力求系统而完善，不达标者不毕业。没有系统完善的课程标准和严格公正的考试制度，是学不到真正的东西的。再次，建立相应的淘汰机制，明确研究生教育一定是精英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参考文献：

[1]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九十年[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黄延复.吴宓先生与清华[C]//李赋宁.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3]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茅於美.怀念吴宓导师[M]//黄世坦.回忆吴宓先生.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5]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6]杨国良.杨绛年谱[M].北京：线装书局，2008.

[7]百年清华百年外文（1926—2011）[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8]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9]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4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10]刘霁.学术网络、知识传播中的文学译介研究——以“学衡派”为中心[D].上海：复旦大学，2007.

[11]吴宓.文学与人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12]巫宁坤.一代才女赵萝蕤教授[J].中外书摘，2007（10）：14-16.

[13]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3卷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14（2016）03-0107-06

收稿日期：2016-03-24

作者简介：傅宏星（1970—），男，新疆石河子市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国学术史、教育史和外语学科史。

Wu Mi and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U Hongx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

Abstract:At the end of the 1920s,led by prominent scholar Wu Mi,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started with a training mode with characteristics soon created.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above education arrangement not only reinforced the good tradi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but also provided helpful inspir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nowadays.

Key words:Wu Mi;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Center of Tsinghua Research Institute;postgraduate education;course objectives;school-running fea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