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故乡以及青春之日

王蒙++池田大作

池田大作：人生的年轮叠加，人越来越发现对生长的故乡特别思念。我青春时代爱读的近代日本作家阿部次郎说过：“造成我这个人的最初师友不管怎么说首先是这个故乡的风土。有人问我师友时，我第一要举出这乡里的感化。”

人出生世上，最初见到的是父母、家人、故乡，以及时代。这对于年轻之日的自我形成起到很大作用。

我的故乡是东京。少年时代自然还是很丰富的，王蒙先生喜爱的富士山雄姿也清晰可见，春夏秋冬在原野、田地、河边玩耍。家业是养殖、制造紫菜，早上天还黑着就起床出海，在东京湾帮家里干活。所以，跟大自然打交道的辛苦也从小烙印在心里。

故乡的自然、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等留在幼小的生命中，培育感性和精神性，形成一辈子的基础。

我们信奉的日莲大圣人在给门下的信中，也以汉高祖刘邦看重出生地沛郡为例，认为珍惜所出生的土地作为人是当然的。

王蒙先生的出生地是北京。

北京是中国多代王朝的首都，尤其是近代，可以说这个城市浓缩了激荡的20世纪。

把北京和位于中国最西部、与中亚相连的新疆当作故乡，仿佛能看出王蒙先生人格之宏大的缘由。

王 蒙：谢谢您对我的关注与了解。正如您所说的，北京是我的出生地，北京的一切，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

汉语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祖籍。我的祖籍是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我的祖上，我得知的情况是曾经长期住家务农在目前为沧州市所属的孟村回族自治县。后来因为家里连续有人患病辞世，在祖父那一代，他们迁移故家到了南皮。南皮也不简单，晚清的洋务派大臣，著名的张之洞就是南皮人。我的祖父王章峰，曾参加康梁主导的公车上书，要求清廷进行改革，反对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大败给日本后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还是天足会的成员，反对女性缠足。

在我出生后不久，与母亲一同回到了祖籍，南皮县芦灌乡龙堂村，在家乡待了两年左右。我学说话先学的是当地方言，后来在四岁时回到北京，学习的是普通话，因此我至今仍然能很好地讲那里的方言，并对那种方言有亲切感。

虽然在那里生活的时间很少，祖籍对我仍然有意义。我身上仍然有乡下人的影响，例如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注意节约粮食，相信善恶报应等等。同时我也看到乡下的陋习与不开化，例如社交与礼貌的缺乏，脾气火爆，尤其是乡人对骂的野蛮与丑恶，这些我已经写到《活动变人形》里了。

池田大作：王蒙先生的作品《活动变人形》我也知道。

书中尖锐地提出问题：为什么出生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这个家庭？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今后应该做什么？

这也是摸索人生道路的青春之心的问题。大概青春时代谁都为自己生来的境遇而焦虑。

20世纪，我们一同活过来的时代是战争的时代。

我从小患肺病，苦于病弱，医生说“活不到三十岁”。父亲也因为风湿病卧床。战争开始，四个哥哥都被征兵，就我一个人支撑父母、家庭。十五六岁在严酷的军工厂做工，还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曾在烈日炎炎的训练中倒下，做工时咯血。

我家在东京大田区，让给别人办军工厂，搬进的房子为防备空袭延烧被强拆，只好重新盖房子，才开始住又被空袭烧掉了。

大哥暂时退伍，从中国回来，含愤给我讲：“战争就是说得好听。日本兵不可一世，中国人真可怜。”敬爱的大哥的话至今留在我心中。

大哥又去了缅甸战场，阵亡了。战争结束两年后接到通知时，无论遇到什么样苦难也总是很乐观的母亲浑身颤抖地呜咽，那身影烙印在我胸中。

在故乡东京度过战时青春，这种体验成为我实践佛法的生命尊严哲理、为和平而战的出发点。

王 蒙：在我三岁的时候，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全面开始，我小时候听过一个词儿：“逃难”。逃难在汉语中指的是躲避战祸，尤其是躲避敌军。到底是从哪里逃向哪里，我记不清也问询不出答案来了。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多次对我与姐姐说：“你们应该记住，你们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

我的童年经历了战争期间的一切艰难，例如，一切供应实行配给制度，粮食供应中含有难以下咽的“混合面”，即将橡子面与麸、糠等大量加入到口粮当中。还有各种防空措施，包括在窗玻璃上贴纸条、挖防空壕与空袭警报。

北京对我当然意义重大。在北京的战时生活，既让我体会到生活的艰难与危险，也让我模模糊糊感到了屈辱与紧张。例如上小学时要我们背诵日本占领军与汪伪当局制定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口号，它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剿灭共匪，肃正思想”。有趣的是，恰恰是这句口号，使我认识到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不然，为什么日军与汪伪当局，视共产党为头号敌人呢？

那时北京的胡同中有不少日军家属，我与他们的孩子一起做过游戏，我也会唱一些日语童谣。我对日军子女，没有负面的观感记忆，童年小伙伴，不能对侵略战争负责。至今一访问日本，我就会想起自己的儿童时代。我的家人则对有些日籍男士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比较放肆，有时穿着一个裤衩非常暴露地走在胡同里，与我战后访日时在日本本土看到的彬彬有礼的日本国民完全不同。

池田大作：一想到当时日本的侵略给中国人造成多么大的苦难就心痛不已。战争是残酷的，破坏一切。而且，任何时代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是庶民，是妇女，也是孩子们。

那场战争结束已过去将近七十年，这期间时代、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作为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动，日本和中国都在变成少子化、老龄化社会，可能家庭观、家庭形象也随之变化。但是，人作为人活着，家庭的重要性任何时代都不变。对于青少年来说，家庭也是学习像人一样生活的规范的舞台。

家庭是人生的基础。家庭不和使人深受其苦，而家庭和乐可说是人幸福的一个体现。

王 蒙：我是非常重视婚姻、家庭的，而且由于我童年的时候在家庭里面的一些不愉快的记忆，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常吵架，最后离婚了，有些甚至是非常恐怖的和悲哀的记忆。

可能是我从自家父母的不和感到十分恐惧与痛苦，反过来我特别希望自己有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我始终认为一个男子，应该负到对家庭、对妻儿的责任。

我始终认为，在个人与体制、社会、国家之间，还应该也十分必要有个家庭，能够相互多一点照顾，多一点温暖，多一点相濡以沫。在1949年以后的风风雨雨中，我一直还比较乐观，身心都正常健康，这首先要归功于我的妻子崔瑞芳、我的孩子们、我的双亲与兄弟姐妹们，他们使我从来没有出现过孤独、晦气、悲观绝望的感受。当然，同样重要的还有朋友们。在友人当中我始终得到了应有的善意。

池田大作：国家也罢，社会也罢，出发点是家庭。各个家庭健全，地域、社会才能发展。开放的家庭才会产生对社会做贡献的力量。就是要开创这种方向。

如您所言，人生中友情是可贵的，无须赘言。没有友情的人生，不论怎样有财富或地位，人生也不能不乏味、凄寂。

北京故宫博物院展是我创办的东京富士美术馆策划的，以家庭、女性、孩子等为主题，从2011年到2012年巡回日本全国各地展出。这个展览关注与以往不同的侧面，一百零四万人参观，人数刷新了日本国内举办中国美术展览会的最高纪录。听说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外展览会当中也是观众最多的。

2011年发生东日本大震灾，为数甚多的海外展览会中止，但故宫博物院的先生们“要通过这个展览会疗慰灾民，为复兴出力”，“要战胜灾难，永远地平稳无事”，予以最大的支援，使展览得以举办。这种真情厚谊感动了很多日本人。

展示的很多名品中也有中国人和西方人合作的仕女图。还有壶，是一级文物，上面画有母与子的美好形象，出色地融合了东西文化的风格。

母与子的笑颜之花盛开处，就有和平，就有跨越国境扩展共鸣的生命光辉。

我第一次访华以来多次参观过故宫，和中国的先生们交谈鉴赏文化珍宝。

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和发展做出贡献的蔡元培先生曾这样强调接触优秀艺术和文化的意义：

“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

这种文化养育的“开放风气”也是北京的特长吧。

王蒙先生注目今日北京的哪一点美好品质呢？访问北京的最好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王 蒙：北京的最好的季节就是秋天，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秋天的北京是最好的。说北京有什么特別好的地方呢？我觉得北京还是有一种，我不知道日文里能不能表达出来，就是它还有一种大气大器，它对各种大的事比较关心，包容性也很强。新的东西也能够接受，古老的东西它留下来的也很多，故宮就不必说了，就像我现在因为是住在北京的靠北一面，那边儿还有春秋战国——燕国时候的遗址——蓟门烟树。还有，就是土城——北土城、南土城，还有一些古老的、古旧的东西。现在北京话也很占优势，北京人的幽默也还可以，人多一点幽默感也有好处，北京人喜欢开玩笑。

好了，童年的事不再多说了。北京此后一直是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这使我从小就又爱文学，又关心政治。

还有一点知识，对北京来说很重要，现在中国的普通话，台湾叫做国语，据专家们考查，是原来的北京话受了鲜卑、金、蒙古、满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而改变了不少发音的语言，原来的北京话根据利马窦的音标记录，是更接近于现江苏、浙江的“吴语”的。尤其在满族大量入关后，接受了北京话，又用自己的发音特色改变了它，才有了最早的朝廷官话，所以普通话在英语里被叫做“满大人”，普通话是中国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太可爱了。

关于青春与读书

池田大作：听说王蒙先生上小学时曾跳级，非常优秀。而且刻苦学习，拿到奖学金，以减轻母亲的负担。

还听说王蒙先生从年轻之日就努力读书，爱读鲁迅先生以及我也见过的巴金先生、谢冰心先生的作品，尤其被巴金先生的文学打动，立志走文学之路。

鲁迅先生青春时代留学日本，先在为中国留学生办的学校（弘文书院）学习。实际上同一时期创价学会第一代会长牧口常三郎先生在该校当教师，教地理学。

鲁迅先生在混乱的时代呐喊“救救孩子”，这是很有名的。牧口先生也主张“教育为孩子的幸福”，但军政府把孩子当作“小国民”，强制推行为军国日本的教育，牧口先生遭到镇压，被投入监狱。

我也曾和鲁迅先生的儿子周海婴先生谈过与这二位的奇缘。还和继承鲁迅先生精神的北京、上海、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先生们长年交往。对于从青春时代爱读鲁迅先生的文学的我来说，实在是光荣之至。

您青春时代心中深深留下了鲁迅先生的什么作品呢？

王 蒙：更准确地说是少年时代吧，鲁迅给我的第一个冲击是小说《祝福》，祥林嫂的命运令我五内俱焚。鲁迅并没有进行过太多的激进主义的宣传，但是读了《祝福》你不由得会激进起来。我想起一个故事，1980年我首次访美，结识了一些台湾学人同胞，我与他们共同看了中国大陆影片《祝福》，台湾同胞说，“不得了，这样的片子看多了，我们也会投奔共产党的。”

我也喜欢鲁迅的《好的故事》，朦胧中有一种对于美好的事物的幻想中的爱恋。

我佩服鲁迅的深度，他对于人的灵魂的解剖与触摸，使他人难以望其项背。

池田大作：在鲁迅先生的《祝福》中，比谁都能干的主人公祥林嫂被残酷剥夺了人的尊严、女性和母亲的幸福，还遭受周围的人们欺辱，被描写得非常悲惨。正因为凝视这种盘踞在人的世界的深深黑暗，鲁迅先生才始终为人们的幸福黎明坚持斗争。

鲁迅先生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可以说，正如鲁迅先生所指明，不惜自身，愿望其他人幸福的慈爱，和与人之恶战斗的勇气是一体的。

而且，鲁迅先生相信跨越任何障碍进步的“生命”所蕴藏的伟大创造力、成长力。

鲁迅先生深刻洞察“生命的路”引起我共鸣。他对探究生命的佛教深有造诣，也令我感佩。

刚才说的鲁迅先生的“发愿”，令人想起大乘佛教的菩萨立下的四个“誓愿”，第一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即拯救一切众生。

进而想到鲁迅先生引导的近代中国“文学革命”的核心“白话运动”，就是说，文学基于口语，不再用难解的文言，这也出于能够有更多的民众觉醒，走正确之路的誓愿。

其次我难忘巴金先生、谢冰心先生。

和两位誓愿日中和平友好的先生就日本古典文学（《源氏物语》）、近代文学（夏目漱石）等谈论文学也记忆犹新。

巴金先生对我说：

“要用自己的作品、自己的力量救助人，用真理使世界更美好。”

“青年是未来的希望，青年前途无限，所以青年必须努力，我们也予以帮助。”

听说巴金先生也反复勉励过王蒙先生。巴金先生年轻时从鲁迅先生手里接过文学的旗帜，而接着继承的就是王蒙先生。巴金先生该多么高兴啊。

王 蒙：二位先生去世后我都写过纪念文章。他们的真诚热烈感人至深。巴金先生每次同我见面都督促我说“要多写一点”，这使我永远警惕不要做一个自己不写，同时到处纠正旁人的作家。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去看望巴金先生，见他老人家心情不佳，我便开玩笑说，世界上有许多争拗，中国国内也有许多争拗，能不能发明一个简单的游戏规则，像玩牌似的以胜负代替争论？巴金先生笑了。事后我有些后悔，因为巴金先生是一个极认真诚恳的人，而我讲的有点放肆，我赶紧给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打电话致歉，结果小林说：“你的这次造访是他近年以来最快乐的一次待客。”

玩笑固是玩笑，但是反映了我的一种对于争拗的疲劳感，对于庄子的“齐物论”的靠拢，还有对于规则、运气与是非三者关系的思考。是非问题宜于学术研究，尽量不要搞得零和模式；规则制定易于生效，但不易被各方接受；运气则是三十年风水轮流转，谁也不能垄断。

池田大作：我在日本，还有到府上拜访时，也见过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女士。前年（2012年）创价学会访华团瞻仰巴金故居时也受到热忱欢迎。

刚才提及《庄子》的“齐物论”，“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此乎彼乎，是耶非也，超越对立差别，万物齐一，志在这种境地、理法。

《庄子》中含有对打破束缚人的社会差别而高飞的“精神自由”，和从无限宇宙俯视互相争斗的小的“精神提升”的促动。我也觉得很明白《庄子》的思想给文学的巨大影响。

20世纪，墨西哥出身的世界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也瞩目《庄子》，因为对于西方根深蒂固的“非彼即此”的对立的、二者择一的思考，东方流传着《庄子》“齐物论”的格言“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印度哲学的格言“汝即梵”这样融合的、一体的思考。

我对谈过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博士从强调自己和他人、自己和宇宙的这种一体性的东方思想里发现了人克服自我中心性而扩大自己的可能性，特别是通过大乘佛教探究“生命”。

佛教迫近了贯穿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根本法则。

这一点，谢冰心先生也始终凝视“生命”，感受了作为小宇宙的万物生命和大宇宙生命的交响。她说：生命的象征是活动，是生长，“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

王 蒙：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从新疆回到北京，与谢冰心先生来往不少。她是一个文明、幽默、纯洁、高尚的爱国作家。她尤其关心女性，关心儿童，她讨厌一切装腔作势特别是吹嘘自己。她对我有一种熏陶，做人应该本分，说话不要太夸张，尤其不可显摆自身。

我认为谢冰心先生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难能可贵的健康、文明、高贵的元素，如果像冰心先生这样的人再多三十倍，一切都会不同，中国的历史代价会少付出许多。

池田大作：谢冰心先生正如您所言。

她热烈赞颂日常出现在身边的坚强而朴素的生命的意义。

“弱小的草呵！/骄傲些罢，/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

冰心文学里流淌的正是对生命的“爱心”。

这也许是女性特别闪耀的特质。

冰心先生还珍视这句话：“爱书吧，它能使你生活愉快，它教给你尊重人，也尊重自己，它鼓舞你的思想感情去爱人类，爱和平。”

青春时代的读书多么重要啊。

我自己十多岁赶上战败，在日本所有价值观崩溃当中探求何谓正确的人生之路，读破世界名著，和朋友们交谈，那日日夜夜难以忘怀。

这个时候遇见了创价学会第二代会长、我的人生导师户田城圣先生。户田先生年轻时是天才的数学教师，并爱好中国文学，造诣很深。在他的熏陶下，唐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成为我青春时代思索的粮食，青春之友。

在户田先生身边，更深入地学习了世界上古今东西的文学作品。十年里他还教给我各方面学问。即使在百忙之中，见面就叱咤激励：“今天读了什么书？内容怎么样？”能有今天的我，全亏了这种训练，感激不尽。

据说近来年轻人不读书。读书，不仅是知识，也深厚地培植智慧和精神，扩大视野，从广阔的视点教给我们人的生活方式，触发跟现实战斗、战胜现实的智慧。

王蒙先生的作品《活动变人形》里有主人公倪藻少年时代爱读《世界名人小传》的情节。主人公从中发现的是和自己眼下的艰难现实（家庭、教育）不同的，人应该知道自己的使命，并为之奋斗。

王 蒙：读书是对于知识与学问的丰富，更是对于灵魂的丰富与滋养。一个不读书的灵魂是干瘪的、粗糙的、麻木的与危险的，因为它太容易上浅薄、自私与鲁莽的当。

我最近参加一些电视台的知识竞赛类节目，发现中国有许多少年青年，热衷于读书，情况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悲观。有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小雷，他已经读了《史记》十几遍，说起《史记》上的历史故事，他如数家珍。还有一位学理工的青年李先生，他读《三国演义》已经七十多遍。

也有相反的例子，例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民意调查中，有不少人把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列为最不想读下去的书。我认为原因在于国家发展太快，生活方式与心态变化太快，就像在急流中人们很难把握得住自己。而网络的急剧发展，使人们在获取信息方面，日益浅薄化、海量化、便捷化、人云亦云化。现在中国的传媒也在讨论青少年的“网瘾”问题，如果一代人以上网代替阅读，我觉得那会陷入一个白痴时代。

池田大作：我也认为，失去接触好书的机会，活字文化衰退，将导致人本身的衰退。

因为有王蒙先生所指出的“抓不住自己本身”，迷失知性和道德，变成无根草，找不到人像人一样活的道路之虞。读书和深思是人确立自己、活得有意义、发挥创造力的途径。

德国诗人赫尔曼·黑塞举出“中国伟人的书”是“培养教育自己、赋予自己特色”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我喜爱他赞颂“书籍”的诗，可以说讴歌了“抓住自己本身”的读书意义。

“书籍使你成为你自己/悄悄给我带回来/那里有你需要的一切/有太阳，有星星，有月亮/因为你寻求的光/就在你自己的心中/围绕书籍的世界/成年累月探求的智慧/那时，从哪一页放射光芒/因为智慧已经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