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春秋时期的诗义使用机理
——以《载驰》为例

曹 阳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西安 710128)



【文学艺术研究】

《诗经》在春秋时期的诗义使用机理
——以《载驰》为例

曹 阳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西安 710128)

《诗经》编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305篇诗歌作品，仅从现有资料分析可知，春秋时期主要是一个使用诗歌的繁荣时代，而并非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在春秋用《诗》的众多事例中，《载驰》属于产生于这一时期并被多次使用的特殊诗篇，以《载驰》为例，分析《诗经》在春秋时期诗义变化现象，并探讨其中的使用机理。

春秋赋诗；《载驰》；诗义；使用机理

一、《诗经》在春秋时期的传播

《诗经》集结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作品。春秋时期是《诗经》编结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一个“用《诗》的时期”。通过先秦传世典籍所记春秋时期的引诗、赋诗，可以对春秋时期的《诗经》传播状况进行大致的考察。

1.先秦历史典籍涉及《诗经》数量统计

现有先秦历史散文主要以《左传》《国语》为例，其中《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其涉及《诗经》的数量是先秦典籍中最多的，数量达到266处。引《诗》方式包含引用诗篇中的某一诗句和赋《诗》全篇某一章节两种方式，所引诗多数可在今本《诗经》中找到，但是也有引逸诗的例子(包含14处)，共涉及《诗经》篇目120篇。《国语》记载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到周定王十六年(前453)五百年的历史，所记内容涉及《诗经》共37处，很多与《左传》引诗情况可以相互印证。《战国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纵横捭阖言论事迹，其中所记涉及《诗经》共7处。在战国诸子著作中，涉及《诗经》的地方变得更少，《孟子》引诗37处，《荀子》引诗83处，《墨子》引诗11处，《韩非子》引诗5处，《庄子》引诗1处。

2.从春秋到战国《诗经》传播状况的变化

从传世先秦历史典籍中涉及《诗经》的数量变化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是《诗经》传播的一个重要时期，各种场合频繁出现引诗、赋诗的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外交赋诗活动，在特定的政治外交目的之下，赋予《诗经》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值得我们关注。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正可以印证春秋时期的《诗经》繁荣传播的状况。至战国，文献资料展示人们的引诗、赋诗活动明显减少。与春秋时期相比，战国时期，《诗经》更多地作为诸子百家所使用，以证明自己观点的论据而存在，其本身独特的价值在这一时期被忽视。从现有材料里也不见战国时期再有新的诗篇被创作。可以说，战国时期《诗经》之传播归于沉寂。

3.春秋赋诗的价值

关于春秋赋诗，郑玄认为所赋之诗“或造篇，或述古”。从《左传》与《国语》来看，春秋时期的赋诗多数为述古，即称引已有的诗篇作品。“造篇”的情况很少，从统计来看，有明确记载的总共五次，即：隐公三年卫人赋《硕人》，闵公二年郑人赋《清人》，闵公二年许穆夫人赋《载驰》，文公六年秦人赋《黄鸟》，定公四年秦哀公赋《无衣》，共五首，其中定公四年秦哀公所赋《无衣》尚不确定属造篇。“造篇”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与“述古”篇相比，借助这些明确的历史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造篇”创造的背景及诗歌本身的价值意义。

通过《左传》赋诗的“述古”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诗经》在春秋时期的意义使用，对“造篇”的分析，我们可以窥探《诗经》篇目创造的本义状态。在《左传》所记五首“造篇”中，《载驰》尤为独特。《左传》不仅明确记载了其创造的历史背景，更记载了这首诗创作之后，在外交场合的两次使用。所以对《载驰》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诗经》从创作到使用的变化机理。

二、《载驰》的历史价值

《载驰》一诗是春秋时期许穆夫人在其宗国卫国遭狄人侵略即将灭亡之际所作，她忧心故国，不顾许国大夫的阻拦，四处奔走，求助于大国，并在齐的帮助下复国，被誉为“是一位有识有胆的爱国诗人”。[1]她的诗作《载驰》被收入《诗经·鄘风》，《左传》亦记载其诗，被用于诸侯国间之外交幹旋。许穆夫人及其诗《载驰》广为流传并为人所称道。

1.《载驰》的政治意义

关于《载驰》的创作，我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许穆夫人将齐国作为其求助目标的原因。了解了这一点，就有助于深层了解这首诗歌背后的政治与情感意义。

首先是齐国“诸侯之伯”的实际能力。在周王朝初期，齐与卫均为周天子分封的侯爵诸侯国，“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2]随着周天子实际地位的下移，无法对各诸侯国进行有效的束缚管辖，也更失去了对诸侯国的庇护。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诸侯国本该寻求周天子的保护，但在周天子丧失能力的情况下，只能由“诸侯之伯”代行权力。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之下，以“尊王攘夷”为号，庄公二十七年时被王使召伯命为侯伯，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个霸主。在齐桓公为霸主的时期，他之所以能够赢得各诸侯国的信服，其威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领导诸侯国对北方少数民族及南方楚国入侵的成功抵御。在闵公二年狄人伐卫以前的事件有：庄公二十八年楚伐郑，与鲁、宋人救郑；庄公三十年，山戎攻伐燕国，燕告急于齐，齐国出兵伐山戎；闵公元年，狄人伐邢，齐人救邢。所以，闵公二年，狄人伐卫，卫人向齐人求救，齐人出兵帮助的可能性最大。

其次，齐、卫两国本有姻亲之盟。春秋初期，周王朝由强转弱，日益衰微，各诸侯国之间关系复杂，政治、军事形势变化无常。在这种形势之下，为了稳定本国统治，避免被其他政治联盟吞并，各国都寻求与邻邦或其他大国结为同盟。结为姻亲政治联盟因最为直接有效而被广泛应用，如秦晋联姻、齐鲁联姻等。许穆夫人约出生于周庄王七年(前690)，是卫国公子顽与其庶母齐僖公之女宣姜因政治婚姻所生。《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3]266宣公去世之后，卫国陷入混乱，齐人为了保护宣姜在齐国的地位，即齐国在卫国的利益，利用大国的的势力强使“昭伯烝于宣姜”。在齐国的干预下，黔牟被赶走，惠公回国执政。许穆夫人之前齐卫两国就有这样的姻亲关系，至许穆夫人本人，依然与齐有姻亲瓜葛，刘向《列女传》记载：“初,许求之,齐亦求之。懿公将与许,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系援于大国也。今者许小而远,齐大而近。若今之世,强者为雄。如使边境有寇戎之事,惟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国,妾在,不犹愈乎? 今舍近而求远,离大而附小,一旦有车驰之难,孰可与虑社稷?’卫侯不听,而嫁之于许。”[4]说明在许穆夫人时期，齐、卫仍然有结为姻亲之盟的意愿，特别是许穆夫人，早已认识到齐、卫姻亲对卫国带来的利益。基于此，在卫国危亡时期，许穆夫人向齐国求救便有了情感上的可能。

综上，齐国有拯救卫国的实力与地位，也有解救卫国的情感可能性，但毕竟卫国拒绝了齐国而将许穆夫人嫁于许国，所以齐国处于何种心态才出手帮助卫国成为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评此事云:“盖齐桓不救者,怀失妇之私嫌；败然后救者,存霸主之公义”，[5]肯定了齐国从“霸主之公义”出发帮助卫国，这样的说法很有道理，但是将不救的原因归结为“失妇之私嫌”就有些狭隘了。因为最终还是齐国出兵才解救了卫国。这样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许穆夫人赋《载驰》使得霸主齐国最终不顾“失妇之私嫌”而拯救卫国，背后展现出的是对齐国霸主地位的尊奉与褒扬。

2.《载驰》的情感力量

周公在吸纳西周之前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制礼作乐，使得“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6]周公以礼治国，对礼制大力推行。礼成为国家的政治体制、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根本制度。[7]

在春秋时代，关于女子归唁的礼制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1)《春秋榖梁传·庄公二年》：“夫人既嫁，不逾境，逾境非礼也。”[8](2)《礼记·杂礼下》：“妇人非三年之丧不逾封而吊，如三年之丧,则君夫人归。”[9]1220妇道人家如果不是由于父母去世，就不能越境到他国去吊丧。如果父母去世，就是贵为国君夫人也要归国奔丧。(3)《礼记·礼运下》云：“‘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不言王后夫人，明无适臣家之义。夫人父母在，有时归宁，亲没，使卿大夫聘。”[9]681

依照这些说法，许穆夫人归国吊唁确乎不合礼制。前人分析《载驰》的创作背景时，认为许穆夫人奔赴卫国之所以遭到了许穆公及许国大夫的强烈反对，根由便是以为不合礼制。如《毛诗注疏》言：“是以许穆夫人闵念卫国之亡，伤己许国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归国而唁其兄。但在礼，诸侯夫人父母终，唯得使大夫问于兄弟，有义不得归，是以许人尤之，故赋是《载驰》之诗而见己志也。”[10]288郑玄《仪礼疏》也认为：“许穆夫人卫侯之女，父死不得归，赋《载驰》诗是也。”[11]

于礼制上的不得归和于情感上的迫切归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构成了《载驰》诗歌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这也是《载驰》成为经典诗篇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塑造了许穆夫人这一光彩夺目的巾帼英雄形象。

《左传·闵公二年》言：“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3]267将许穆夫人事迹与齐救卫连言无疑是对许穆夫人行为的正面肯定。《韩诗外传》载：“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夫道二，常之谓经，变之谓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诗》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我不臧，我思不远’。”[12]更是大力表征许穆夫人。此外，西汉刘向将许穆夫人列入《列女传·仁智》，褒扬之情亦不胜言表。

三、《载驰》的具体使用

载，属于语助词，可释为“又”。驰，策马急驱之意。“载驰”初为策马急驱之义，在许穆夫人的这篇诗作被收入《诗经·鄘风》并以之命名之后，“载驰”成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符号。这个符号不仅包含着许穆夫人的家国之情，载着其悠悠归思，更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合为大夫所赋，其含义被进一步深化。

《左传》共计赋诗32场，68篇次。多赋雅诗，作为风诗的《载驰》共被赋两次，均为大夫所赋，用于行人辞令。赋诗是赋诗者“歌以咏之”，重在“言志”。在外交场合，诗言诸侯之志、言一国之志。在共同的诗学修养平台上，观志者根据言志者所赋的诗来推测其心意，并作出相应的回答。赋诗使得外交辞令委婉含蓄、庄重典雅、言简义丰。

1.文公十三年棐之会，子家赋《载驰》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3]598-599

鲁文公到晋国朝见，重温衡雍之盟建立的友好关系。卫侯于沓会见鲁文公，请求帮助卫与晋讲和。鲁文公回国途中，郑伯在棐地会见鲁文公，也请求他帮助郑与晋国讲和。郑国与卫国都曾背叛过晋国，投靠楚国，现在见风使舵，求鲁文公做中间人，郑伯与文公在棐地宴饮，郑国大臣子家赋《鸿雁》，言郑国处境艰难，欲让鲁文公怜惜，折返晋国，为晋郑讲和。鲁国对此并不情愿，因为秦国伐晋之前，曾经拉拢鲁国，鲁国态度暧昧。晋国失利，对鲁国有所不满。鲁文公去朝见晋侯，借昔日盟约来调整与晋国的关系。鲁国大臣季文子说：“寡君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赋《四月》，言役行在外多时，思归祭祖，婉拒了郑国的请求。郑国子家又赋《载驰》之四章，取“控与大邦，谁因谁极”，意为小国有危难，求鲁国这样的正义大邦伸出援助之手。文子赋《采薇》之四章，取“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意，言不敢有负所托，表明文公答应了郑国的请求。于是郑伯拜，公答拜。鲁文公帮忙促成了卫、郑与晋国的合议。

在此处，郑国子家对《载驰》断章取义，取许穆夫人的深思远虑“控与大邦，谁因谁极”之句，又暗含齐作为正义之邦救卫的历史意义，向鲁文公求助。许穆夫人所求助的对象齐国当时是诸侯霸主，子家赋《载驰》所求助的对象鲁国，并非当时的霸主，而当时的霸主实是晋国。子家这样的赋诗无疑给予了鲁国很大的尊奉。

2.襄公十九年齐晋大隧之盟，穆叔赋《载驰》

齐及晋平，盟于大隧。故穆叔会范宣子于柯。穆叔见叔向，赋《载驰》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曰：“齐犹未也，不可以不惧。”乃城武城。[3]1051

齐、晋两国讲和，在大隧结盟，鲁国穆叔会晋国范宣子于柯地。穆叔进见晋国大夫叔向，赋《载驰》之四章。叔向明白穆叔之意是齐国对鲁国的威胁并未解除，请求晋国多多关照。叔向说：“不敢不承命”，答应救鲁，就在武城筑城。鲁国穆叔赋《载驰》之四章，与郑国子家有异曲同工之妙，亦取“控与大邦，谁因谁极”之句，向晋国求助。

在春秋战乱频仍的境况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复杂，结盟以求生存，国家之间时有互相援助是基于其时代的特征。《载驰》中“控与大邦，谁因谁极”，[10]292因其字面意及历史意义，为形势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求助于他国提供了委婉的表达。

四、春秋赋诗《载驰》篇的赋诗机理

从闵公二年许穆夫人创作《载驰》到文公十三年棐之会子家赋《载驰》，再到襄公十九年齐晋大隧之盟穆叔赋《载驰》，《载驰》从创作到使用，可以以个案为例看出《诗经》在春秋时期的传播与使用状况。

1.赋诗的方式是“断章取义”

闵公二年许穆夫人创作《载驰》，整个诗篇，饱含浓郁的家国情怀，但是子家与穆叔赋诗却并不是赋出全篇，这涉及春秋赋诗的方式——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

齐庆封好田而嗜酒，与庆舍政，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蔽氏，易内而饮酒。数日，国迁朝焉。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故反卢蒲癸。癸臣子之，有宠，妻之。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独焉辟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3]1145-1146

将不避同宗娶女这样不符合礼法的行为与“赋诗断章”相对等，可以看出“赋诗断章”实际上是对诗本义的主观化使用。如杜预所注：“言己苟欲有求于庆氏，不能复顾礼，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13]也就是说，取诗篇中最能表达自己意愿的章节而使用，不顾及整个诗篇的意思。对此杨伯峻的注解更加明确：“赋诗断章，譬喻语。春秋外交常以赋诗表意，赋者与听者各取所求，不顾本义，断章取义也。”[3]1146谈到了不仅赋诗者表达自己意思时是“赋诗断章”的，听诗者对诗篇也是主观化选择理解接受的，是“断章取义”的结果。虽然赋诗时的“断章取义”表面上看来是将自己要表达的意思灌入被引诗句，但实际上却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所赋篇章的意义局限。子家与穆叔赋《载驰》虽取其一章，却依旧与《载驰》创作时的历史意义相关照，即“控与大邦，谁因谁极”。这种历史意义在其赋诗时规范着他们“取所求”时的意向，也是他们赋诗时能与听诗者沟通的历史前提。

2.赋诗双方沟通的机理是历史比拟

通过子家与穆叔的赋诗可以看出，在赋诗过程中，以“断章取义”的方式节选最能代表诗篇意义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目的，但是特定诗篇诗句的选择只是触动赋诗双方理解的媒介，赋诗的一方目的在于通过特定的诗篇诗句传达诗篇背后的历史事实，解诗的一方也是依据同样的方式实现对诗篇诗句的正确理解。赋诗以双方的现实状况为出发点，借助所赋诗篇诗句联系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将现实与历史进行比拟，从而以委婉的方式实现政治目的的传达。

我们说许穆夫人赋《载驰》饱含了浓郁的家国情感，子家与叔向的赋诗传达了强烈的政治目的，不是说子家与叔向的赋诗不再有情感性，而是说这种情感的传达也要借助历史比拟来实现，并且情感的传达依旧是出于对政治目的的追求。这是春秋时期《诗经》传播的特点。

[1]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94.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480-1481.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刘向著,张涛译注.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94.

[5]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259.

[6]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1861.

[7] 毛振华.左传赋诗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5.

[8]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春秋榖梁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6.

[9]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 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1]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仪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671.

[12] 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34.

[13]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239.

[责任编辑 朱小琴]

The Usage Mechanism of the Poetic Flavors of the Book of Song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Taking ZaiChi as an Example

CAO Yang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Xi’an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Xi’an710128,China)

TheBookofSongscollects 305 poems from the early West Zhou Dynasty to the Mid-Spring and Autumn Dynasty. Studies on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indicate that poems were slathered rather than composed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tudies on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poem ofZaiChiindicate the change as well as the the usage mechanism of the poetic flavorsoftheBookofSongs.

chantingsongs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Dynasty;ZaiChi; poetic flavor; usage mechanism

2016-04-22

西安外国语大学第四届科研六项培育项目：文化记忆下的春秋赋诗诗义转化机理(syjs201632)。

曹阳(1994—)，女，陕西汉中人，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I207.222

A

1008-777X(2016)05-007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