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科技奖励

2016-03-03 15:21
关键词:北宋科技人才

王 艳

(洛阳师范学院 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洛阳 471009)



北宋的科技奖励

王艳

(洛阳师范学院 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洛阳 471009)

摘要:北宋科技奖励形式多样,有降诏奖谕、迁秩升官、发放实物等。北宋科技奖励主要集中在应用性极强的领域,如医学、天文学、工程营建、武器制造等方面。北宋科技奖励的时代特征较为鲜明,如奖励领域有所扩展,奖励品类增多、比重有所变化,奖励领域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缺乏评审机制、随机性较强等。

关键词:北宋;科技人才;奖励

一、北宋科技的奖励形式

北宋科技奖励的形式多样,有降诏奖谕、迁秩升官、实物等各类精神和物质奖励,具体推行时有使用单一的奖励形式,也有并用多种奖励形式,而后一种形式更为常见。

(一)降诏奖谕

降诏奖谕即下发诏书或敕书予以表彰,诏书颁发给待制、大卿监、中大夫、观察使等五品官以上,敕书颁发给少卿监、中散大夫、防御使等官员以下[2]3783。降诏予以表彰的奖励方式在宋朝较为多见,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京西提点刑狱官、知河阳高绅主持修筑黄河堤岸,将废弃石头堆砌成河堤,“计省工巨万,而又坚固”,省工省料,且十分牢固,朝廷特下诏书加以表彰[3]1670。北宋初年江南诸路通过水路将粮食运至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漕船自真州(今江苏仪征市)、扬州(今江苏扬州市)入淮河再到汴河,一路需经历5段堤堰,“粮载烦于剥卸,民力疲于牵挽,官司舰舟由此速坏”。需要多次搬卸漕粮,不仅耗费了大量民力,而且加快了漕船的损毁程度。天禧三年(1019年)朝廷组织人员开通扬州古河,修成后“漕船无阻,公私大称其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朝廷颁发诏书奖励了参与工程营建的相关人员[3]2149。因漕船行至淮河需冒风波之险,故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皮公舱提议开通60里洪泽河以“稍避其害”,朝廷令其负责开挖工程,工程结束后“人以为便”,方便了来往的大小船只。皮公舱除受到敕书奖谕外,还获得银绢200两匹的物质奖励[3] 5569。降诏(敕)奖谕属精神鼓励,朝廷在下发的诏书或敕书中对科技工作者的成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褒扬,给予极高的荣誉。降诏(敕)奖谕虽无物质刺激,但因其能够带来社会威望和普遍尊敬,仍能够满足科技工作者的高层次需求,即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两个层次,强化科技工作者的角色意识,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强大的内部动力,具有很高的心理层面价值。

(二)迁秩升官

奖掖官职、加官晋爵是宋朝主要的奖励方式之一,多用来表彰对国家有突出贡献之人。自宋太祖建隆以来,近臣、皇亲、诸大校及重臣身患疾病,一般派遣内侍携医官前往诊治。若医治有效,医官便有迁秩机会[2] 13509-13510。翰林医官刘翰因医术精湛,精通医理,升迁迅速。如开宝五年(972年),赵光义患病,刘翰与道士玄秘大师马志共同前往医治,治愈后刘翰升殿中省尚药奉御,获赐银器、缗钱、鞍勒马,马志则获赐通议大夫阶及器币、鞍马[2]292。刘翰还曾奉命修订《唐本草》,共辑出《神农本经》360种,《名医录》182种,参订新附133种。《唐本草》编校后,刘翰加检校工部员外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刘翰又被任命为翰林医官使,再加检校户部郎中。景祐元年(1034年)宋仁宗身患重病,久治不愈,“侍医数进药不效,人心忧恐”。魏国大长公主推荐翰林医学许希诊治,宋仁宗痊愈后授许希翰林医官,赐绯衣、银鱼袋及器币[3]2698。因旧有历法与天象不合,宋神宗熙宁年间诏修新历,沈括时任提举司天监,主持修历,熙宁八年(1075年)修成《奉元历》,沈括和其他官员各迁一官[3]5802、6434。中国古代价值观以“官”定位,获得一官半职被视为光宗耀祖之事,迁秩升官对科技工作者有较强的吸引力,可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激发其创造力。

(三)发放实物

宋朝用于科技奖励的物品种类较多。缗钱是宋朝实行科技奖励的主要物品。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黄河相继在棣州厌次县(今山东惠民)等地决堤,次年朝廷派遣右领军卫上将军陈承昭治理河患,事后奖励陈承昭钱300贯[4]7546。旧有宫观多采用黄丹烧琉璃瓦,造价颇高。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许州(今河南许昌市)百姓贾士明发明了新的烧制方法,以黑锡取代黄丹,成本低廉,省费颇多,朝廷奖励贾士明钱500贯[3]5896。银、帛也是科技奖励的常赐物品,如天武右厢都指挥使韩晸从征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镇)时被弩矢射中左腿,箭镞遗留骨内近30年。景德初宋真宗派刘赟前往医治,刘赟用药将箭头取出,韩晸“步履如故”,求见宋真宗,“又极称赟之妙”,朝廷因此奖励刘赟白银若干两[2]13510。司马光《涑水记闻》载太皇太后曾患水疾,御医无从医治。宋神宗派中使召王麻胡为太后医治,效果甚佳。宋神宗大喜,将王麻胡提拔为翰林医官,并赐金紫,同时奖励价值数千缗的银帛[5],远高于普通标准。

章服即官吏的服饰及佩饰,其目的在于区别官职之高下、地位之贵贱,“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6]15。赐章服是指凡官品未及,不能服紫、绯的官员,朝廷特赐改转服色,赐予紫、绯服,以及相对应的金、银鱼袋。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府州折御卿患病,经医官冯文智诊治后痊愈,冯文智获赐绯衣,加光禄寺丞。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明德太后患病,冯文智前往医治,治愈后加尚药奉御,赐金紫[2]13509。按照章服制度,不同式样、颜色、配饰的服饰只能赐予与之相对应级别的官员。因此,臣民将获得超出自身身份以外的服饰视为引人注目的政治殊荣[7]59。

北宋科技奖励品中有宅第一项。北宋初期宅第并不轻易授予他人,“国家故事,执政大臣非有勋劳于社稷,不轻赐田宅”[4]4752,寻常物品不足以表彰伟业时才赐宅第,“将相大臣有大勋大业,非寻常赏典所可报,赐第可也”,表彰对象的身份、地位、业绩均在考虑范围之内。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集贤校理苏舜钦于十月十八日、二十三日陆续接到两道圣旨,要求赐第给医官副使柳尧卿及天文官杨可久[8]1081、1077,可知宅第奖励已及技术官员,这也从侧面证明当时的技术官员所受的奖励幅度有了较大提升。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朝廷赠皇城使、达州团练使、带御器械程昉为耀州观察使,赐宅一区,“以昉任水事有功,特恩也”[3]6782,这是以身后赐宅的方式奖励生前治水有功的官员。

奖励品中还有土地、度牒等。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赐都大提举疏浚黄河司勾当官李公义、内侍黄怀信官淤田各10顷,“赏浚河劳也”[3]6435,这是以淤田作为奖励物品。元丰元年(1078年),权都大管勾巡护惠民河杨琰堵塞曹村决口,省人功、物料钱100余万缗,为表彰功绩,朝廷除令杨琰任满后再任外另赐度牒50道[3]7086,这是以度牒作为奖励物品。物质奖励可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绝大部分科技工作者为谋生而从事科学工作,他们对物质的需求相当强烈,与精神奖励相比,更希望能得到物质上的奖励和补偿。况且钱帛等物质奖励还具有双重激励作用,不仅能够提供强大的外部刺激,具有短期的物质激励作用,而且可发挥长期的精神激励作用。

该模式是基于全球化语境对培养交际者跨文化人格的新要求,结合成分模式、共同取向模式、发展模式、适应模式和因果模式的不同关注焦点而形成的。许力生把知识习得、动机培养、技能训练、交流活动和实际效果看成构建跨文化能力递进-交互培养模式的五大基本要素。该模式将动机、知识、技能、语境和效果五要素均纳入其中,克服了成分模式、共同取向模式、发展模式、适应模式和因果模式各有偏废的缺陷。同时,它探讨了交际的交互性本质,并以全球化为现实基础,将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整个过程置于交际的语境之中。

另外,树立丰碑也是宋代科技奖励的形式之一,如天禧四年(1020年)因滑州(今河南滑县)河道堵塞,朝廷动用役兵9万人,事成后奖励修河部署、钤辖、转运、都监、官吏使臣等衣服、金银带、钱帛等。宋真宗还亲自制文刻碑,“以纪其功”[3]2182-2183。通过碑文对事迹进行颂扬,这种方式的影响力更为广泛和久远,表彰对象会因留下来的遗迹而受到后人缅怀,故激励效果更为显著。

二、北宋科技的奖励领域

北宋科技奖励的领域虽较为广泛,与前朝相比有所拓展,但仍集中在医学、天文学、工程营建、武器制造等应用性极强的领域。

(一)医学

医学是宋朝科技奖励较为集中的领域,与其他学科多缺乏奖励标准不同,北宋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医疗奖励制度。如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朝廷规定太医局轮流差遣学生前往太学、律学、武学及诸营医治病患,发放印纸,令学官及将校记录诊治过程及治愈率,“以为功过”,作为奖惩依据,到岁终时“会其全失而定赏罚”。该条法将奖励级别定为3等,上等每月奖励15贯,中等10贯,下等5贯[3]6724。元丰六年(1083年),朝廷令太医局选医生8人,医治商旅、穷人及鳏寡孤独者,要求实名诊治。“会其全失,为赏罚法”,根据医效进行赏罚[4]2879。宋徽宗崇宁年间,朝廷规定安济坊僧人若3年医治人数超过1 000人,奖励紫衣、祠部牒各1道。医者则每人发给手历,以记录疗效,岁终“考其数为殿最”[2]4339。根据医效来评定等级,予以赏罚。宋朝统治者重视医学,并能根据医者的水平和成就予以奖励和提拔,鼓励医者探索医方和医术,以造福社稷和民众。

(二)天文学

北宋王朝对天文气象极为关注,不断修订历法,并重奖参与者。北宋初年天文学家王处讷“留意星历、占候之学”,深究义理,精通天文历法,建隆二年(961年)王处讷制定新历,修成后宋太祖亲自作序,并命名为《应天历》,为表彰王处讷,将他升为少府少监,太平兴国初年改司农少卿,并判司天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王处讷又献上新历20卷,“拜司天监”。司天监监为司天监长官,为从三品,因官品高很少除人,且宋太宗以后罕置司天监监。王处讷能得此高位确属不易,这应该是宋朝给予技术官员的最高奖励了[9]245-246(此处的“司天监”是指官名,为“司天监监”和“判司天监事”的简称。王处讷之前已为“判司天监事”,故太平兴国六年升迁的职务应为司天监监)。因《应天历》误差较大,建隆七年(982年)朝廷下令司天台主簿苗守信与冬官正吴昭素、主簿刘内真修订历法,修成后赐名《乾元历》,因此历“颇为精密”,朝廷给予两人绢帛以示鼓励[2]13499、[3]529。《乾元历》运行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误差,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朝廷令判司天监京兆史序等编订新历,赐名《仪天历》,修历官“迁秩,改服章、赐帛有差”[3]1054。宋英宗治平初年,司天监周琮改修《明天历》,《明天历》运行至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出现与天象不合的现象,故诏历官再造新历。治平五年(1072年),提举司天监沈括推荐精通历法的淮南人卫朴参与制历,3年后修成《奉元历》,朝廷奖励卫朴钱100贯[3]6434。

宋朝还鼓励天文工作者制造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北宋初年,天文学家韩显符因“少习三式,善察视辰象”,被补为司天监生,迁灵台郎,累加司天冬官正,专习浑天学。宋太宗淳化初年,韩显符开始制造铜浑仪、候仪,至道元年(995年),韩显符根据唐李淳风流传下来的方法研制成功,朝廷给予杂彩50匹的奖励。之后韩显符又献上《法要》10卷,自后专门负责检测浑仪。因韩显符对天文学的发展贡献突出,累加春官正,又转为太子洗马,后改为殿中丞兼翰林天文[2]13501-13502。熙宁年间,沈括献上《浑仪》《浮漏》《景表》三仪及浑仪制器,朝廷令依据沈括的天文学理论对天文仪器及历法进行改造,熙宁七年(1074年)制成浑仪、浮漏。沈括除迁右正言外,获得银绢各50两匹的奖励,司天秋官正皇甫愈等10人减年升资,其余官员“各赐银绢有差”[3]6212。宋朝天文气象领域虽未正式出台奖励制度,但奖励的幅度、次数并不亚于医学领域。一旦天文工作者有所突破,朝廷便予以嘉奖,或迁秩升官,或发放实物,以此来激励天文工作者的创造热情。

(三)工程营建

北宋河患频繁,朝廷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整治,并根据治理情况对官员予以奖惩。李华瑞、郭志安在《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官员奖惩机制》一文中认为北宋王朝对黄河河防中的官员已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考课和奖惩机制[10]。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黄河决堤,朝廷调遣士兵5万人治理河患,步军都指挥使田重进负责该项工程,供奉官刘吉主动请缨。史载刘吉“塞决河有方略”,素有谋略,在实践中摸索出不少技术和手段,人称“刘跋江”,名震河上。堵塞决口后因刘吉“之功居多”,除授西京作坊副使,奖励物品也颇为丰厚[11]135。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都水监王亨、高超等在黄河决口抢险时“献筑土供埽,月堤闭口,比修闭决口裁省功料故”,改进筑埽方法,工程量大为减少,故受到朝廷表彰,王亨减磨勘3年,高超则获得30贯钱的物质奖励[3]5967。

在经济重心南移后,汴河成为北宋时期维系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治理和维护的任务相当繁重。汴河水源主要来自黄河,泥沙淤积速度极快,故需要寻找新的水源。熙宁五年(1072年),沈括曾奉命勘测汴河河道,采取分层筑堰法测量汴河沿岸地势。元丰以来屡有人建议以水质较清的洛水作为汴河的补充水源,改汴口为洛口,以解决黄河携带的泥沙问题,元丰二年(1079年)导洛入汴工程正式动工,这项工程北通黄河,南接运河,全长51里,引洛水入新口斗门,通流入汴。导洛入汴工程结束后,汴河通漕时间延长,水势较为平缓,且解决了以往汴河泥沙淤积速度过快的问题[12]。此项工程实施后不久,汴河出现了“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绝”[3]7226的繁华景象。工程结束后近200名官员受到奖励,知都水监丞、主客郎中范子渊,同判都水监、遥郡刺史宋用臣因“首议导洛水入汴及筑堤捍河毕功”,奖励幅度较大,范子渊升为金部郎中,宋用臣升为寄六宅使、遥郡团练使,给寄资全俸。其余官员也因“董役有劳”而获得不同级别的奖励,知都水监丞王修己等37人各进一官,余官减磨勘3年者9人,2年者5人;三司军大将等迁两资者56人,迁一资者81人。各级官员除增秩外,“仍等第赐钱”[3]7297,按照官位和级别的高下奖励数额不等的缗钱。

宋朝对其他工程营建者也多有奖励。如宋仁宗朝陈希亮知宿州(今安徽宿州市),汴河横穿全城,水流湍急,“水与桥争,常坏舟”。于是陈希亮设计了一种无柱桥梁,称为“飞桥”。“飞桥”方便了舟楫往来,减少了船只倾覆的危险。朝廷奖励陈希亮绢帛以示褒奖,并将“飞桥”技术推广至京畿及泗州等其他地区[2]9919。宋神宗元丰年间,朝廷集中大量人力和物力耗费近一年半的时间重修了尚书省官邸。该项工程规模较大,“壮伟雄盛,近世未有也”。营建完毕后朝廷对相关人员给予了奖励,入内供奉官宋用臣升为昭宣使寄资,迁一子官,文思副使秦士禹、供备库副使杨琰等8人各转一官,减磨勘2年等。吏人、工匠、医者等均获得了奖励,转一资、赐帛7匹者5人,转一资、赐帛5匹者80人,转一资、赐帛3匹者50人。转一资者50人,无资可转者赐帛。赐帛30匹者2人,20匹者7人,15匹者7人,10匹者15人[3]8210-8211。此次奖励范围极广,上至主管官员下至一般匠人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奖励。宋代大规模的工程营建较为频繁,在政府的主导和鼓励下,主管者多能积极主动地采取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并加以推广,使受益者越来越多。

(四)武器制造

有宋一代三面临敌,国防安全遭受严重挑战,北宋为加强国防建设多鼓励新式武器的研发者。宋真宗即位后,辽朝连续发动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宋军皆遭惨败,故开始大肆整顿边防。当时研制武器的风气较盛,如咸平年间,相国寺僧人法山的族人为外敌掳掠,法山为报家仇,愿还俗参军,同时献上兵器铁轮拨,铁轮拨重达33斤,首尾均有刃,为马上格斗的战具,朝廷补其为外殿直。咸平元年(998年),御前忠佐石归宋献上木羽弩箭,“箭裁尺余而所激甚远,中铠甲则杆去而镞存,牢不可拔”,射程远,杀伤力大,朝廷增加了石归宋的月俸,还补其子为东西班侍。咸平三年(1000年),造船务匠人项绾等献上海船样式,获得缗钱奖励。同年神骑副兵马使焦偓献上自制兵器盘铁槊,槊是一种重型兵器,多用于马上作战,焦偓研制的盘铁槊虽重达15斤,但可演练多种招式,具有很强的杀伤力,适宜运用在对辽、西夏的战争中,焦偓因此被任命为本军使,由副职升为正职[2] 4910(军使、副兵马使分别为禁军骑军都一级编制单位的长贰)。宋神宗时期因开边所需,更加注重打造和搜集各式精良武器。熙宁年间王安石之子王雱建议招募天下良匠制造兵器,朝廷“置工官以总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赏罚之”,这样便可达到“人人务胜,不加责而皆精矣”[2]4910、4914的目的,制定奖赏措施以鼓励工匠制造精良兵器。

以上奖励多集中在传统兵器制造上,这一时期在军事技术上还出现了新的表彰领域,即对火器制造的奖励。北宋时期是早期火器的创制阶段,火器已开始用于战争,与冷兵器并用,火器威力更大,在战争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故朝廷十分鼓励对这一新型武器的研制与开发,并在北宋初年取得突破性进展。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兵部令史冯继昇等献上火箭法,政府奖励了衣物和5匹布帛。另据南宋学者王应麟《玉海》载,同时获得表彰和奖励的还有岳义方[13]2754-2755。据考据,火箭是“指将火药包绑在箭上, 点燃后以弓、弩射出, 可称为‘火药箭’,一般射程为150—200步(248—330米)。以弓发射者称‘弓火药箭’,以弩发射者称‘弩火药箭’。冯继昇和岳义方是最早见于文献著录的火器发明家和火药技术的奠基人”[14] 249。火箭发明后迅速运用到实战中,宋军大举攻南唐时装备了大量火箭,以至北宋末年仍库存有2万支的攻南唐火箭。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开封保卫战中也曾使用过火箭等火器[15]715、514。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神卫水军队长唐福献上研发的火箭、火球、火蒺藜等多种火器,获得缗钱奖励[2]4910。上述研发的火器主要是燃烧性和爆炸性的,可烧伤敌人和惊吓军马,有较大的杀伤和破坏作用,尤其是火蒺藜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爆炸性兵器[16] 271,用炮抛射,借助爆炸力将铁蒺藜抛射出去,杀伤力极大。宋代武器制造水平普遍超过前代,三面临敌、国防任务重虽是首要原因,不过朝廷对从事兵器制造与改进的相关人员的奖励也是推进武器制作水平不断进步的重要因素。

三、北宋科技奖励的时代特征

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北宋科技奖励带有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科技奖励领域有所扩展

北宋科技奖励领域有所扩展,当与统治阶级对科技的重视程度有关。李约瑟曾说“……对于科学史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后来的宋代那么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完全不同。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则较着重于科学技术方面”[17]131。除此之外还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宋代社会生产飞跃发展,商品经济异常活跃,文化教育事业繁荣昌盛,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未知领域,为宋代科技工作者提供了诸多的研究课题,对科技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要求科技也要相应地随之发展。而宋朝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代背景,也要求科技人才在国防、军事领域有所发明和创造。科学技术在宋朝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其奖励领域也因此有所扩展。

(二)奖励物品趋于多样化,比重有所变化

中国古代科技奖励的物品总的趋势是由单一逐渐趋于多样化[18]51。处于封建社会转型期的宋朝因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显著变化,表现在科技奖励领域则是奖励品的种类多样化,如前文所述,奖励品中常见的就有绢帛、钱、银、章服、土地、住宅、度牒等物。宋朝科技奖励物品品类较多,除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外,与政府广开财源是分不开的。如宋以前作为奖励品的土地多为国有性质,至宋国家直接掌握的土地锐减,而奖励用田仍不在少数,即是因为土地来源趋于多样化,如有荒田、逃田、户绝田、籍没田、官买民田等,又有属于国有土地性质的营田、屯田、官庄、常平田、职田等,还有产权似不够明确的水利田等[19]。如上文所及的奖励用田即为淤田。除僧人外,度牒在前代极少赐予他人,宋朝度牒具有法定价格,可作为货币使用,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宋神宗熙宁以后常作为奖励物品赐予有功之人,故在科技奖励物品中度牒也占有一席之地。

宋代科技奖励物品所占的比重与前朝相比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如绢帛在奖励领域中的比重有所下降,钱、银比重则加大。唐代绢帛在奖励领域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军费与赏赐方面,(唐朝)绢帛的使用殆数倍于金银”[20]119。宋代绢帛在流通领域中的用途和作用大为减弱,随着商品经济的飞跃发展,钱、银开始在流通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始超越、替代绢帛。不过宋代绢帛在流通领域中的用途和作用虽大为减弱,但仍不失为奖励领域中的重要物品。

(三)科技奖励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

北宋科技奖励多集中在医学、天文、工程营建、军事技术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领域。生老病死,在所难免。在古代医疗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统治阶级更注重养生之道,故史籍中充斥着大量对从医者奖励的记载[21]。天文学自远古以来一向为统治阶级所看重,古人认为天象变化与国家兴衰、皇权更迭有密切关系,且中国为传统农业大国,天文气象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受科技水平所限,“靠天吃饭”的古人更需要相关天文知识的引导。而水利兴修的好坏则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宋朝始终与周边强势政权毗邻而居,北宋与之对峙的政权先有辽、西夏,后有金朝,南宋与之对峙的政权则先有金朝,后有元朝。故为加强国防装备,增强抵御外敌的力量,宋朝多重奖从事武器制造与发明者。这种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和功利性的科技奖励适应了社会需求,促进了应用科学的发展,鼓励人们去探求和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不过,科技奖励在无形中为科技研究活动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宋朝将科技奖励集中在应用学科范围内,使得从事科技研究的人员目光短浅,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应用学科上,其结果必然使中国古代科学应用性特点更强。从长远来看对科技发展十分不利,即便是应用科学也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

(四)科技奖励缺乏评审机制,随意性较强

北宋科技奖励既有非正式的、临时性的奖励,也有正式的、制度化的奖励,以前者为多。随意性强是宋朝奖励体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科技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除医学、水利等相关领域外,北宋科技奖励缺乏相应的评审机制,或依照前例,所谓“依例而赏”,或依照科技成果产生的社会效益,甚至完全凭借皇帝个人的喜好来进行奖赏。这种不规范的评价方法缺乏公正性,并造成一定的误差,往往使真正能产生社会生产力的科技发明和创造湮没民间,而一些华而不实的所谓发明和创造反而易于得到皇帝的青睐。如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知并州杨偕派送阳曲县(今山西太原市北)主簿杨拯献上《龙虎八阵图》及神盾、劈阵刀、手刀、铁连槌、铁简等物,上言《龙虎八阵图》“有奇有正,有进有止,远则射,近则击以刀盾”。按此布阵可战无不胜,并鼓吹“历代用兵,未有经虑及此”,宋仁宗阅后降诏予以褒奖。而实际效果却远非如此,“其器重大,缓急难用”,在实战中并不能运用自如,纯属纸上谈兵。又如宋徽宗崇宁年间朝廷不顾地方官员的意见,弃用“轻小易用,且可省费”的旧式兵车,改用许彦圭所上的“车大而费倍”的新式兵车,带来不良后果。熙河转运副使李复先抨击许彦圭“但图一官之得,不知有误于国”[2] 4911、4918-4919。这些“赏不当赏”的做法即是缺乏评审标准、外行评价内行所致。

四、结语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宋朝统治者更加注重多种统治手段和方式的综合运用,将奖励制度视为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等领域遍行奖励制度,广度和力度超越前朝。奖励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体现了宋朝的统治理念,在维护国家统治与稳定、促进经济繁荣与昌盛、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学者斯蒂芬·P.罗宾斯将激励定义为“通过高水平的努力实现组织目标的意愿,而这种努力以能够满足个体的某些需要为条件”[22] 166。科技奖励是一种激励形式,它为人类从事科技活动提供了动力。宋代科技兴盛,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与各项科技奖励措施的推行是分不开的。北宋王朝对科技管理者和工作者创造性劳动及其价值的肯定,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科技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满足了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而宋朝社会经济取得的长足进步又为大规模的实物奖励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注释:

①姚昆仑《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对宋代科技奖励制度虽有提及,但因未专文论述,故仍有可探讨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周寄中,吴佐明.科技鼓励学——科技奖励系统的机制和功能[M].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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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M].袁翰青,何兆武,刘巍,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18]姚昆仑. 中国科学技术奖励制度研究 [D].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7.

[19]王艳. 宋代赐田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2013,(6):121-125.

[20][日]加藤繁. 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1]王艳. 宋朝身后抚恤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宋朝官赙特征探析[J].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5(1):126-129.

[22][美]斯蒂芬·P.罗宾斯. 组织行为学[M].孙健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吉家友)

·历史研究·

Scientific Rewards of Technology during Northern Song Dynasty

WANG Yan

(Heluo Culture Exchange Center,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471009, China)

Abstract:There was a variety of different kinds of scientific rewards of technology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cluding imperial edict, rank promotional and physical rewards. These rewards mainly focused on various applied fields, such as medicine, astronomy, constructional engineering, weapon manufacturing, etc.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s distinguished and characteristic of its scientific rewards of technology, such as the expansion of the reward fields, the increase of categories and the change of the reward proportion. Actually, the fields of the reward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demands of the time. Meanwhile, it is noticed that such kind of rewards may have been random and lacked of review mechanism.

Key words:Northern Song Dynasty;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rewards

作者简介:王艳(1969—),女,河南信阳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 (10BZS028)

收稿日期:2015-11-09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6)01-01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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