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巷门

胡燮敏

说巷门

胡燮敏

何谓巷门?《常熟小掌故》：“巷门，旧时街道两端设有木栅，以防盗贼，称做巷门。”

巷门主要功能是用来防盗的。巷门的形制，类似今日住宅小区的物业门卫。

但要追溯巷门历史，应该起源于唐代的坊。

赵超在《也说唐代的“坊”》（《文史知识》1991年第7期）阐述：“坊是唐代城市建筑中的一个特定的格式，它是用纵横交错的干道与坊墙将城市划分成一个个封闭的方形区域。……坊设正一人掌坊门管匙，督察奸非。”

坊正的职责与里正明显不同，坊是为了治安管理而设置的。从坊内来讲，坊墙可以保护坊内居民免受外来的骚扰。因此，坊只是城市中为治安管理而产生的地域警戒组织。坊正的职责主要管坊门开闭，治安检查，捕捉贼盗等不法之徒。里正却主要管理户籍、田地、赋税、徭役等行政事务。

唐时长安有108坊，东都洛阳有103坊，扬州、苏州约有60坊。

这些坊一般呈长方形，四周围筑有30米多高的夯土坊墙。大坊内开十字街，坊内小巷称为“曲”。坊墙的四面皆有坊门，即所谓“坊有墉，墉有门”。小坊内只有一条横街和东西两个坊门。

坊内实行邻保制。张庆在《唐都长安的居民区——坊》(《文史知识》1989年第9期)介绍：“四家称为一邻，五邻称为一保，保有长，负责管理保内诸项事务。邻保之内各户有相互告发及救助之责。”《唐律·斗讼律》规定，凡发现强盗及杀人案，邻里有告发的责任，否则便要杖六十。《唐律·捕亡律》规定，凡邻里遭强盗或有杀人，被告知而不救助的，处杖一百。

《新唐书·百官志》：长安各坊实行每日按时启闭坊门的制度。每年除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坊门日夜开放，准许人们上街观灯外，其余各日均实行宵禁。日暮，街鼓击八百下，坊门关闭，人们不得外出。各坊角设有武侯铺，由铺卒巡察警戒。大铺30人，小铺50人。左右街使则率领骑卒循行嚣呼，武官暗中探访。

凡有公事赍文牒者，或坊中有婚嫁之事，持有县司文牒者，或丧病须走向赴及求医访药等情，带有本坊文牒者，可以放行，其余仍在街上行走的便为“犯夜”。《唐律·杂律》规定，“诸犯夜者笞二十”。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坊市制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中国传统城市随之进入了开放式的发展阶段。

到了明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增长和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明代江南经济的日趋繁荣、城市人口激增，导致各种社会矛盾逐渐激化。江南各地府县城除了修筑城垣、驻扎重兵增加防御设施外，城内设置警铺，如苏州城内设置警铺点61个，巡夜防盗。警铺中备有锣、鼓、梆、铃、灯笼、火把和枪戟刀剑等武器，一旦盗贼作案，一铺鸣锣击鼓，各铺都会响应，齐心协力地搜捕盗贼。更对一些僻静的小巷实施封闭式管理。即在街巷口建有栅栏，置有巷门。河道出入口也增建水栅。当时苏州府有条谕规定：凡属僻静街巷，须置栏门锁，朝启暮闭。这些巷门，直至清朝才逐渐减少。

巷门的设置，一般弄、巷都有，钱铺、当铺的所在地，豪门富室所在地巷门的建筑设计尤为高档，管理尤为严格。一般由富商、豪门出钱修筑、管理。

例如苏州城内的洪元弄，是坐落在北寺塔附近的一条短巷，就有一前一后两个巷门。洪元弄呈“丫”字形，一头是一座庙宇，是条死弄堂，另两头连接古市巷与祥符寺巷。巷门就设在两个弄堂口，谓之“前巷门”和“后巷门”。

常熟城内的翁家巷门、邵家巷门，王家巷门为最著名的三处巷门。

翁家巷门内有翁心存官绅宅第。翁家为常熟望族。父子任帝师，叔侄中状元。地位显赫，家族兴旺。

翁心存，道光壬午进士，后来做到工部尚书、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同治间，授读同治帝。翁心存有三子，即翁同书、翁同爵、翁同龢。

翁同龢为咸丰朝状元，历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并且是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

翁同书，道光二十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贵州学政，詹事府任少詹事。咸丰八年（1858）授安徽巡抚，赏四品衔。

翁同爵，历官陕西、湖北巡抚，湖广总督。

其孙辈也是人才辈出。

邵家巷门，内有邵氏宅第。邵家也是望族。

邵亨豫，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选庶士，授翰林院编修，主持河南乡试，同治二年任国子监祭酒。历任内阁学士，陕西、湖北、湖南巡抚，礼部及吏部侍郎等职。著有《愿学堂诗集》《奏议》。

邵松年，邵亨豫之子。光绪九年(1883)二甲第五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七年，任河南学政，光绪二十一年归田省母。光绪三十四年任常昭县自治筹备公所所长。民国六年任《常昭合志》协修。著有《澄兰堂古缘萃录》十八卷，《虞山画志补编》，又编写《海虞文徵》三十卷。

王家巷门，巷内有之园，系清光绪间江西、浙江布政使翁曾桂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所建，俗称“翁家花园”。园内曲水回流如“之”字形。翁同龢题款为“之园”。占地面积6915平方米，由水面、住宅、园林三部分组成。

翁曾桂为翁同书第三个儿子，于同治十二年(1873)五月，补为刑部湖广司郎中，萱调浙江司。光绪七年正月 (1881)外放湖南衡州(今衡阳市)知府。他到任后，清理狱讼，宽猛相济，衡州秩序明显好转，此后，被调任常德知府和长沙知府。光绪二十年七月，翁曾桂署湖南按察使，同月，江西按察使出缺，被擢任。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翁曾桂简任浙江布政使。其间，翁曾桂曾用自己历年积俸，在常熟城内建造“之园”。

除了城内巷门外，一些市镇也建有巷门。

据《斜塘镇志》记载，斜塘形成于清朝初年，时称南斜塘镇，清初经济渐盛时，南来北往的商户在小镇老街上落户经商，逐渐形成了商贾云集的繁华街市。南斜塘为一条东西向的商市街，路面由碎石和条石铺设，这条老街的东西街口，以前就设有防盗木栅巷门，北部诸村乡民来赶集，一般均由西巷门进入街东；在东山的杨湾，旧时有三街六巷门之说，至今仍保留有数座巷门；据苏州人王梦沂介绍：太湖西山岛的东村，被称为“栖贤巷”的巷口，还留有明代所建的巷门，据说，这座巷门建得比苏州城里的巷门还要考究。硬山顶砖木结构，四周设青石压沿，中间用小砖铺地。四根立柱柱头带有卷杀，上置栌斗，四角刻海棠曲线，施雀替，支承脊檩。前后柱之间设有坐板，供人憩息；西山古有“七村八巷”之说，每一道巷门，便是一个古村的门户，从门户的外形、材质以及雕镂的字画图案，大致可以看出此村的历史、渊源。

常熟吴市，位于常熟市境东北，吴市最早是一个村落，旧地因有东、西两溪而称“双溪”。到了明代形成集镇后，因吴氏大族世居之地而取名“吴家市”，又称“老吴市”。据旧县志载：“老吴市”跨金泾塘，为里人吴天宪所创，距城六十里，街道横一纵二。据考，此地乃明代宣德年间左副都御史吴讷之故里。又据清马幼良《四镇辑略》云；“烟户三百余家，人丁一千四百口。”虽然是小街小巷，但都建有巷门。并有巷门题款：在东巷门上有砖刻的“古吴旧墅”四字，西巷门上有砖刻的“昭德里”三字。

有据《双浜小志》记载：在清代道光年间，东张市镇分为东街、南街、小南街、西街、北街，呈十字形。除小南街外，俱有巷门。东街长约三十丈，市梢南有樵泾，可通后塘岸，巷门题“廉让里”。南街约长十八丈，地皆王氏公祭基，巷门题“仁寿里”。西街长约四十六丈，巷门题“尚义里”。北街长约三十四丈，巷门有更楼，题“忠孝里”。

巷门的建筑，有的是砖砌立柱的，有的是木建构的，有的似牌楼状的砖木结构。

木结构的，一般是栅栏，由一根根松树原木做成的两扇栅栏，有三四米高，可以自由开启。

有的砖砌立柱并有发券，上有名人题款，如“古吴旧墅”“昭德里”等。

有的似牌坊，据已故常熟画家曹寿铭介绍：“巷门如牌楼形，或云仅是木栅，如报本街之两端，原都有木栅。”

栅门的开放时间，一般白天敞开，到了晚上“二鼓即关闭”，一般有前巷门、后巷门，有的前后都有看门人，有的只开放一方。旧时城里没有夜市，也没有娱乐活动，所以一到晚上，住在巷子里的居民很少有人出门。偶有外出，归来的话，就得在巷口“叫门”。

溫雪康在《陈希安“逼上畅园”》中回忆:40年代初，当时红得发紫的评弹艺术家沈俭安到常熟梅李说《珍珠塔》，“本来受日寇蹂躏后的梅李还是一片沉寂惶恐之气，四条街的巷门断黑就关。自沈俭安开书后，场场满座，夜场特别兴旺热闹。”

《浦薛凤回忆录·万里家山一梦中》回忆说：“所住县南街一带，街头弄口本均有木栅与巷门，旁置一矮短广广之笼房，备有更夫夜卧。二更时分，木栅巷门上锁，行人必须叫醒更夫启锁，始能通过，并须略付小费。予幼时屡随大人夜归，必须经过此项手续。其后此制废除，固有麻烦，但路黑摸索，行走不便，遂有设置路灯之议。”这是常熟城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情景。

巷门的主要功能为防盗、维护治安，因此，社会一旦安定，人们就不太重视巷门了，随着商业的繁荣，有些巷门成为累赘，有的就把巷门拆除，有的不派人看守，巷门自然就名存实亡了。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巷门的功能逐渐消失，巷门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上世纪五十年代，苏州、常熟各城市大搞城市建设，拓宽街巷，部分巷门就随之拆除了。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时，对街巷进行整治。破破烂烂的巷门，有碍观瞻，影响街巷整洁，于是余下部分就让房管部门拆除了。

古老的巷门，真实地记述过城市、乡镇的历史沉沦。如今，古老的巷门消失了，余下的是浓浓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