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理型“弱者”上访诉苦的话语建构与真实诉求
——基于L城中村失地老人上访行为的案例分析

刘成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无理型“弱者”上访诉苦的话语建构与真实诉求
——基于L城中村失地老人上访行为的案例分析

刘成良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基于湖北中部L城中村失地老人及其上访现象的调查和案例分析表明：频繁上访的失地老人多为追求自身额外利益的无理型“弱者”。他们利用自身属于“弱势群体”这一身份，自愿充当大多数“沉默弱者”的代表，建构出一套迎合社会同情与支持、符合国家意志和中央政策意图的话语，片面剪裁事实，并利用政府信访治理的缺失以实现自身的真实利益诉求。这不仅淹没了真正弱者合理诉求的声音，也给基层政权带来了巨大的治理压力。有效治理无理型“弱者”上访诉苦必须努力改善信访的社会舆论环境，转变政府以往以资源来摆平冲突的消极思维模式和信访处理方式，坚持原则和底线，而不是一味妥协。

关键词：无理型“弱者”；上访；话语建构；真实诉求；基层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土改诉苦是中共建政后农民的一种特殊记忆：通过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结合的苦难诉说，底层农民将自身的悲惨命运与旧社会阶级剥削勾连起来，从而在阶级话语中认识到自身贫困的根源，并逐渐成为拥护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坚实力量。然而，当新社会物质生活日益改善、温饱早已不再成为问题时，农民的诉苦活动却没有停止，此时的诉苦已不再是对阶级敌人的控诉，而有了更多新的意涵。

某媒体在T县城中村调查采访时，一些老人找他们告状、诉苦，其中一老农将记者带到一座破败不堪的房子前哭诉家庭的穷苦和艰辛、老年生活的悲惨与不幸，媒体将相关事情报道出来后引起了各方关注。然而媒体在后续调查时却发现，诉苦老人的家庭并不贫困，在村庄中建有两栋七层的楼房，所谓的联名信也不过是出自几个农民的手笔，并没有代表性，而这几个农民又都是游手好闲、善于勒索的钉子户。笔者在农村调查中也发现，不少农民的心态颇为复杂，在家庭经济收入以及生活越来越好的同时抱怨也越来越多，无论贫富都有苦难需要申诉，有的人甚至在不满中一些群体开始走上了上访之路。

学术界关于农民上访研究主要有两大范式：社会中心范式和国家中心范式[1]。社会中心范式主要以农民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形成“维权”的分析框架，李连江、欧博文以农民负担和村庄选举为考察对象，在农民上访维权视角下提出了“依法抗争”这一概念，即农民援引中央制定的法律政策抵制地方政府各种与中央精神相违背的土政策和地方官员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抗争行为[2]。于建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农民维权的“以法抗争”，即抗争者以自身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以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主，诉诸“立法者”为辅，他认为农民以国家法律抵制基层政权来达到维权目标是一种政治行为[3]。于建嵘过于强调农民“以法抗争”政治性的分析框架受到应星和吴毅的批判。应星认为农民群体利益表达的方式选择上具有权宜性，组织上具有双重性，政治上具有模糊性[4]。吴毅则认为农民利益表达难以保障的原因主要是乡村社会中既存“权力—利益结构之网”的阻隔[5]。“维权”分析框架普遍适用于农业税取消前强势的基层政权与弱势的农民权益之间相互博弈的事实经验。

随着农业税费取消，国家开始向农村输入大量资源，“维权”分析框架难以充分解释农民上访行为，基于国家中心范式的农民上访研究开始兴起。申端锋先生发现农民上访是乡村治权弱化的结果，导致乡村治权弱化的根本原因是治理资源在不同层级政府间配置的非均衡性，农民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是因为上级政府掌握着更多解决问题的资源[6]。贺雪峰认为在后税费时期，农民上访数量不减反增的原因在于农民上访甄别系统的瓦解[7]。陈柏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上访的分类治理思路。他认为政府面对成千上万的上访者未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其问题进行性质区分，使无理上访消耗了大量的信访工作力量，而底层合理诉求难以得到重视；有必要区别对待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和商谈型上访[8]。刘成良认为，基于地缘和血缘的认同，农民达成一致行动的能力相对较强，农民在集体行动中依靠熟人社会网络进行迅速动员，从而将小事变大后迫使政府妥协的策略经常被运用[9]。田先红则认为，受国家发展战略转型、干群关系互动模式和压力型信访治理机制的影响，在当前乡村社会中，以谋求利益为主要动机的谋利型上访开始呈现出蔓延趋势，在此基础上涌现的上访专业户群体对基层信访的有效治理造成了极大困难[10]。

农民上访大多兼具维权和谋利双重特征，有效解决农民上访问题必须深刻把握对农民上访的主要动机和行为逻辑，在此基础上对其上访实行分类治理。而其难点在于区分有理上访和无理上访。笔者认为，推进上访分类治理在于根据农民上访的话语生成机制，准确把握信访中农民诉苦话语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鉴此，笔者拟基于湖北中部L城中村上访者、普通村民、村干部以及县乡干部的调查，在简要回顾失地农民上访的缘由背景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其无理型“弱者”诉苦话语建构及其真实诉求，并探讨其有效治理策略。

二、L城中村失地老人上访诉苦个案分析

L城中村位于湖北省一个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县城。城中村人多地少，分田到户后种地主力一直是老年人，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极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次征地中，村民没有提出要宅基地，老人也没有提出要社保，因为就业比较方便，即使老人也是如此。失地前，老人在农闲时会打零工，适当种植一些蔬菜等，等到不能劳动时就由子女来负责养老。从经济视角看，失地对老年人影响比较小，除了不能种地，其他事情都可以做，城中村打零工机会很多，每个村都有组织老人打零工的联络人，老人都会在每个月出去做几天，每天120元，这样一个月的生活开支都有了。

近年为了解决发展问题、改善招商投资环境，位于城市核心区域及规划发展区的十多个城中村就成为政府征地的重点对象。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征地补偿价格较低①，征地遭遇了来自村民的强大阻力。在难以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情况下，政府不得已与村集体协商，允许村庄预留出一部分土地用于宅基地分配，才使征地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农民得到多余宅基地后便开始建造小产权房，有的出卖小产权房获取了巨大收益，出卖地基的也收益不少。与此同时，围绕宅基地分配，L城中村中青年群体展开了激烈博弈，老年人则更加关注社会保障，即失地以后自己的生活来源问题。在老人们看来，政府征地后需要解决老年人的养老生活，但是诉苦的程度方面却有所不同，大多数人都是口头上说说而没有实际行动，而少部分老人非常积极，并且联合了周边村庄的老人一起到县乡政府上访，提出“要吃饭，不要饿肚子”的口号。L村多次上访的是A和J老人。

A，65岁，2013年妻子因车祸去世，在专业上访户J的指导下在与肇事方博弈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开始走上专业上访的道路。A有点游手好闲，平日里没事都会到村委晃一下，尽管不是村民代表，但是村民代表会议他都会去参加，村里任何风吹草动他都知道，甚至村里打扫卫生这样的小事他也能敏感捕捉到什么样的“大人物”要来调研的信息。在J的指导下，A上访主要反映两个问题：征地补偿标准和失地老人的社保水平太低(当地政府针对60岁以上老人发80元/月的失地补助)，在他看来政府征地就如同“把自己的饭碗砸了”。

J，75岁，老上访户，在征地博弈中获得了七处宅基地，其中四处宅基地是可以建七层楼房的，三处是可以建四层楼房的。J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他个性高傲、自命不凡，逢人便强调：“我是1959年的老初中生，做过生产队长，官场上的事我也晓得”，对于没有占到便宜或者获利不如他多的人，总是充满不屑。L村历任村干部对J都感到无奈，如老书记W在任时有次过年家里备了些年货，J就到老书记家里去闹，“凭什么你们做干部的有年货，我就没有”，然后就直接把老书记家年货搬到了自己家；J家承包土地被征用后建起了行政服务中心，他对征地补偿不满意，便常去闹事，甚至把中心大门锁上。派出所把他带走，他便在派出所大闹，因为有脑梗塞，又上了年纪，派出所拿他没有办法，只能放他回去，J回去后又到县里有关部门上访，政府不得已决定让城投公司出面给J每年5000元补偿，已经拿了四年；为了向村干部索要宅基地，他带着被褥住到了书记办公室，大小便都在办公室，最后村干部也不得不妥协。J是一颗硬钉子，村县乡干部拿他都没有办法，明知道他在无理取闹，却又没有办法，对他只能一味的妥协和忍让，然而越是如此，他就越是过分提出无理诉求，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J认为政府和村集体给他带来损失有27万②，打算与A继续上访，盘算着如何追讨村集体、政府的“欠账”。

A、J等人到处诉苦说没有饭吃，但实际情况是A本人不喜欢干活，村书记给他介绍每月两千多元工资的清闲工作都不愿意去做；J家里总共有八套房子，儿子是工程队老板，自己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逛。村里开会或者他想找村里算账时就跑过去争吵，这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反，村里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老人虽然也诉苦，但都没有提出过分要求，条件最差的X认为“征地搞发展是国家决定的，我们不能忘记国家的恩情”。

X，69岁，育有两儿一女，家里十多亩土地已经被征用，还有七八亩土地没有退出。他从未外出打过工，一直在家种菜，蔬菜每年收入有三四万。2014年X妻子得了脑梗塞，花费了八九千元钱，X在田里劳动时被锄头打伤了腿，也花了七八千元钱住院治疗。两个儿子比较懒散，不喜欢做事，家里分到宅基地，但因经济比较困难没有建新房，一直住在狭小的老宅里。原本X也住在老宅，因看不惯懒散好吃的儿子，不得已前些年就在自己承包地上建了一栋砖瓦房。他本想申请低保，但考虑到“毕竟自己有儿有女，会让村干部很为难”而难以开口。他觉得自己现在越来越做不动了，认为“养老指望儿子是不行的，儿子自己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儿子要是有能力就该他养，没能力只能指望国家养，国家比儿子有用。”

村里还有一部分老人认为征地是国家要发展、搞建设，虽然说补偿比较少，但是也不能趁机向政府勒索好处，他们也会诉苦、抱怨生活的艰辛，但是又对当前国家已经给予了6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55元新农保和80元的失地补助感到满足。如在对L城中村的访谈中CZW老人这样说道：

这么大国家给一点就不错了，中国哪一代皇帝这么做过？养老依靠国家可以提提，但是国家要是没有能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能太过分，失地补助都是根据地方的财政收入，国家补贴多少，地方配套多少，地方上拿不出来钱，就是这个样子，不能埋怨政府不好，目前给农民补的钱是少了，但是达到大家都满意的程度是不可能的，不能想要多少就要多少。

三、无理型“弱者”诉苦上访话语建构

城中村真正的贫困家庭很少去上访，反而那些家庭条件并不贫困的家庭上访更积极主动。在L城中村除了极少数家庭，大部分都拥有两处以上房产，而常常去上访的老人家庭条件也都没有差的，但是他们都建构出一套上访和诉苦的话语体系，以博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进而要求政府给予更好的待遇。虽然上访的老人是少数，但是越来越多的老人善于在媒体采访或者领导视察时利用自身“弱者”的身份优势和国家意志进行话语建构。

1.以“示弱”获得道义上的优势

《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对于弱者，人皆有同情与扶持之心。这不仅是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度一直倡导的传统道义，也是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社会价值追求。因此，弱势人群往往在中国社会能够得到广泛关注和同情。

弱者之所以成为弱者，往往是因为其本身的禀赋差异以及在职业分工中的底层结构所决定的。因此，弱者的形象在人们的心中也日益标签化和符号化，如农民、老人都容易被贴上弱者的标签。人们对于弱者的符号化导致其中一些人凭借其自身的部分“弱者”身份属性获得道义上的优势地位：在讲究兼爱传统的社会文化中，对于老人的伤害往往会成为社会口诛笔伐的对象，尤其当老人是农民，再加上失地的情境叙述时，就更能够获得巨大的社会同情进而获得道义上的优势地位。L城中村中无理型“弱者”就是凭借其自身的部分“弱者”身份属性展现出一副画面感极强的失地老人的窘迫生活境遇。J、A老人在上访信中是这样说的：

由于土地征完，青壮年外出打工，50岁以上的卖零工，60岁以上的老头生活就无着落。古人讲得好，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不是儿子不养老，而是儿子养活自己都很难。比如一个家庭一个儿子两个孙子，儿子快五十岁，孙子一个上大学，一个念高中，两人的学费加生活费，一年就要花三万多元，两人起早贪黑卖零工，一年也只能够挣3～4万元，仅能养活他自己和儿子。

可想我们老人，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赴后继呕心沥血修江河长城、筑高山平湖，是星罗棋布、没日没夜、无年无月的无私奉献，到老来生活苦如黄连，特别是70岁以上的老人，死又死不了，靠政府的55元和80元的低保金，不谈生活，光医药费都顾不上，有的村官家的老人，这保、那保好几百元，哪有什么公平、公正、公开？

失地老人生活命运本来就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这样的描述自然很容易地就让他们获得了社会和舆论同情，一些媒体为了彰显社会道义与自身责任便大张旗鼓报道，而忽略了对诉苦主体话语的真实性的深入考察。殊不知诉苦的弱者群体存在着巨大的分化，那些沉默的弱者利益就这样被代表、声音被忽视，最善于拿起弱者武器的往往是那些自己并不贫困的无理型“弱者”。

2.以国家意志及政策为正当依据

中国作为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其根本制度。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普通劳动者尤其对其中的弱势群体具有天然的保护性。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一直是国家建设和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更是不断被强化，“以人为本”、注重民生改善成为国家各届领导集体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10]。对于农民权益的保护更是受到高层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是十分注重维护社会稳定，强调对弱者给予关怀和帮助。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扶贫开发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我国国际形象。”

然而对于地方发展来讲，一方面要保护普通群众利益，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在统筹兼顾长远发展和当前民生改善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虽然说发展方向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但在发展过程中对于一些群体和个体利益难免兼顾得那么到位。那些无理型“弱者”对于基层政府在根据地方具体实际落实某些国家政策没有实现其利益预期时便感到不满，从而产生对基层政府的怨恨情绪。而在其上访表达不满时往往援引高层政策或法令，从中找到上访合法性和正当性，建构出整套话语体系，理直气壮地诉说自己的苦难和不平。

L城中村所在县城的各个城中村土地2013年就基本被征用了，2014年湖北省政府颁布了《关于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指导意见》③，J和A等老人看到文件后如获至宝，有了再上访的理由：原来自己“饿肚子”是因为基层政府没有执行省政府的政策。尤其当他们打听到省会周边地区失地老人每月都有上千元的养老保险，更产生了极大的怨恨情绪，便迅速联络周边城中村的老上访户组织了多次关于社保问题的上访活动。

3.以口号和传统意象强化“苦难”形象

积极上访的无理型“弱者”除了可以利用自身属于“弱势群体”这一身份以及国家有关政策外，还提出简明而响亮的口号，借传统意象营造苦难和蒙冤氛围来增强感染群众、扩大宣传的效果。当一群老人反复讲起“要活命、要生存、要吃饭”口号时，尽管事实上没有人到了忍饥挨饿的境地，但也会产生极大的感染力，从而很容易将不满指向基层政府。如果片面地偏信失地老人诉求而忽略其家庭在失地中获取不菲利益的事实，就必然会认为是基层政府征地剥夺了老人的生存权。事实上L城中村失地家庭在土地征用补偿中整体上都是获益的，通过房子获得的补偿远比失地养老保险多得多，并且老人本身也不是失地后就没有保障了，只是由于受制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政实力，与大城市周边村庄的失地农民比起来，保障水平要低一些。无理型“弱者”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比常人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却掩盖事实真相，以民意代表自居，喊出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以图获取更多的利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经典故事、戏剧塑造出不少代表底层人民伸张正义的“青天”意象。这些有冤必申、“青天”做主的意象也被无理型“弱者”在上访中充分应用。当戏剧中常有的意象出现在生活中时，其感染力非同一般。“苦难”不仅存在于事实层面，更存在于人们的心理认知结构中[11]。因为基层政府非常清楚诉苦和上访者的家庭经济、生活情况和上访策略，所以无理型“弱者”的那套话语和策略在基层政府及其官员那里几乎难有效果，他们更多是求助于没有也难以掌握真实情况的媒体和上级政府。这便于他们剪裁事实来呈现出悲惨生活情景，把事件的严重性进一步扩大化，以便引起重视。他们在夸大事实甚至制造假象时并不担心是否要承担撒谎的后果。

L城中村几个上访的骨干分子遇到媒体或者有关调查人员时，便会激动地说：我们是来找青天的，你们是不是青天？极尽能事的一番诉苦似乎暗示他们蒙受了巨大的冤屈，遭遇了极不公平的待遇，渴望“青天”根据他们呈现的“真相”凭借舆论的力量尽快使问题得到解决。城中村之间似乎形成了紧密的信息传达机制，一旦某个城中村有任何关于媒体或者领导调研的信息，其他城中村都会很快知道，然后一起去喊冤、诉苦。

四、无理型“弱者”话语建构的真实诉求

虽然农民诉苦和上访话语建构背后有着复杂多元的因素，但对于无理型“弱者”而言，他们想得到的额外权益是无法再通过常规路径获得的。他们也认定：遇到“困难”找组织、找政府远远胜过通过法律等途径[12]。在信访考核压力体系下，基层政府基于维护稳定的考虑，不得不对无理者的诉求做出妥协。无理型“弱者”可以说是抓到了基层政府的软肋，他们通过苦难话语建构迫使基层政府回应自己的诉求。无理型“弱者”在打着寻找公平正义和维权的旗号，真实的诉求则是为了谋取额外利益和发泄情绪。

1.谋取额外利益

有相当一部分无理型“弱者”诉苦和上访是为了谋取额外利益，即通过展示“苦难”获取广泛同情，从而争取在政府掌握的资源中再分得“一杯羹”。尤其是当前基层或地方政府或多或少掌握着一些分配性资源，在发展中又非常顾忌社会稳定问题，无理型“弱者”尤其是专业上访户就抓住政府的这一“软肋”索取额外的低保、危房改造补贴等分配性资源。

L城中村农民为了获取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和政府不断博弈，无理型“弱者”老人往往成为急先锋，由于他们本身属于“弱势群体”范畴，当冠以“失地农民”头衔时，在“年老多病”等话语包装下，就更显得“苦难深重”。任何倾听过他们诉苦的人难免有一种强烈的代入式体验。当他们组织一批老人站在政府大院或办公楼前时，政府就不得不重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代表的诉求。

L城中村的J就是无理型“弱者”群体中一个典型个案。他即使有时被带进派出所，但走出派出所时依然大模大样，然后还会非常强势地站在基层政府官员和村干部面前讲道理。当机会来临时他便会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病恹恹的老人”在媒体和高层政府官员面前诉说自己的苦难。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断向基层政府索取额外利益，他目前除了每月55元新农保和80元失地补助外还享受着城投公司每年5000元补偿。基层政府官员只能感叹“没地、没饭吃？都是在忽悠大领导，他们的家庭条件谁的不是在变好？”

真正能够这样与基层政府博弈的老人毕竟是少数，很多老人大都只会诉苦，并不都愿意成为上访者。少数人凭借掌握的绝对话语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大多数“沉默弱者”的代表。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就了解到这样一个事例：A某次把一封上访信交给中央某新闻媒体记者，并说这是村里老人的呼声，他们都签字或按手印了，希望能够得到媒体重视。后来笔者在访谈中发现：一些村民并不愿意签字或按手印，觉得不可靠，他们认为“要解决社保问题上面自然会解决的，对于J和A他们，合理的话相信，不合理的话就不相信。”

2.迁移和宣泄不满情绪

无理型“弱者”诉苦和上访还有一个动机是为了情感宣泄，因为对于一些事情积累了太多不满的情绪，当情绪得不到舒展时，郁结于心的愤怒就需要一个窗口进行表达，而实现形式之一就是诉苦，通过控诉“祸端”制造者的种种不是，得到倾听者在道义上的认同，更进一步的做法就是上访，希望“祸端”制造者得到应有的惩罚，以此来抚平心中的不满，寻求一种复仇的快感。就像土改诉苦时，穷苦农民在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时，往往会由最初的声讨演变成为打杀，让被控诉者成为群体宣泄不满的“出气筒”。

农民因为征地而产生的不满是一种多元复杂的情绪，不满指向的可能是政府征地行为，也可能是村两委工作及资金问题，还可能是少数用非常手段得到利益较多者。普通农民在征地过程中难免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控诉有时指向政府不为民做主，有时指向村干部贪腐行为，有时又指向既得利益者，甚至还有的基于自身的命运的反思而指向城乡二元结构。J、A老人在上访信中如是说：

我们老农想不通的是工农差别如此之大：工人干部退休是越老越值钱，而农民是越老越不值钱，甚至没人管。我们要求县政府领导切实解决我们实地老农问题、落实好各项政策……。

村民强烈要求清理本村账目，因为有很多问题只有通过账目才能得出真相……失地农民对此一定关注，如不查账目，就找不出干部的腐败依据，也找不出什么是地老虎，什么是苍蝇，广大村民强烈要求、坚决找出村里的腐败分子，是好干部就留下来连任，继续引导村民奔小康……。

L城中村失地老人的不满情绪多以诉苦的形式表达，然而在此过程中又夹杂着太多的个人恩怨，使得诉苦和上访话语建构变得相对复杂。老人们的一些不满无疑被无理型上访者利用。在争取社保问题上，很多村民认同J去上访的做法，但是绝大多数老人又不信任J，诉苦中还对J进行各种声讨，因为他获取了太多的额外利益，对于个体的不满又会延续对村干部的不满，他们觉得是村干部的软弱才造成了这些人贪得无厌的后果。而J在上访中也将村干部列为声讨的对象，因为他本人以及暗中支持他上访的一个老书记与现任村干部之间又有很多恩怨纠葛，他们希望通过上访将现任村干部赶下台。

五、无理型“弱者”诉苦上访治理策略

诉苦原本是物质贫乏时期、阶级斗争年代，穷苦农民翻身当家后对于阶级敌人的控诉，如今却成为了农民争取利益和发泄怨气的一种方式。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下，诉苦非但没有因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被不少人灵活运用于现实生活中，尤其是一些无理型“弱者”通过建构诉苦上访话语体系，将所在“弱势群体”的苦难剪裁和放大后呈现给媒体、政府和社会，以达到博取同情和获得自身额外利益的目的。因此，农民的维权上访已不再是仅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简单。政府和社会应该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完善信访治理，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自己的诉求嵌入维权话语，拿起“弱者的武器”，通过剪裁事实来精心经营“苦难”、片面呈现事实，以博取同情，而真正弱者的声音却被淹没。

从信访治理的视角来看，访务困境在于信访生态的困境。有效治理无理型“弱者”诉苦上访必须努力改善信访的社会舆论生态环境。社会舆论如果不能冷静理性地对待无理型“弱者”及其话语建构策略，那么就容易陷入谋利型上访者精心设计的舆论陷阱，从而使舆论绑架理性，而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的引导者和传播者，如果缺乏对事实的全面把握而一味呈现片面的深刻，则更容易在为“弱者”呼吁的同时伤害了真正的弱者。良好的社会舆论生态有助于上访甄别机制的形成，从而使得理性战胜偏见，还真正的公正于民。

无理型“弱者”能够如愿的原因还在于基层和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稳定不得不妥协。无理型“弱者”认定只要能够把事情闹大，那么一定就会得到政府的重视，问题也就一定会解决，他们相信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反正不会因为诉苦而受到惩罚。因此，对于政府来讲，要转变以往的危机处理方式，认识到冲突和矛盾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能一味采取妥协治理的手段和方法，要转变以往用各种资源来摆平冲突的消极思维模式，坚持原则和底线；要进一步建立动态的维稳机制，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及时转变危机中的应对策略，注重冲突中的信息反馈，避免小事变大，大事扩散蔓延；与此同时，还应该充分重视真正弱者的声音，及时回应其合理诉求，避免其苦难被别有用心者利用。

注释:

①L城中村所在县2014年税收收入4.4亿左右，城区均位于F镇范围内，F镇从2002年到2011年征了近八千亩土地，而2011年到2014年征了1万亩土地。该县2007-2013年的征地价格是每亩20800元，其中补偿到村民的标准是每亩11200元，土地补偿标准按照前三年亩均产值1200元的8倍计算，即每亩9600元。这部分钱归村集体，安置补助费按前三年亩均年产值1200元的8.5倍计算，即每亩10200元，青苗费按每亩1000元，这部分钱归农户所有。

②J认为政府征地后项目没有及时落地，就需要赔偿青苗损失，赔偿标准应该按照城投公司之前赔给他的每亩四千多元计算，甚至他认为税费时期一次修路给自己家带来的损失都要就算在内，尽管当时已经给予补偿，但是他认为那时补偿不公平。

③省政府要求落实“谁征地、谁负责”原则，建立养老保险补偿机制，给予被征地农民一次性养老保险补偿。养老保险补偿将实行“先保后征”，对于补偿资金落实不到位的项目，相关部门对征地审批将不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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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J].社会学研究，2012(6):14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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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曾凡盛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and real demands of the unreasonable weak’s petition: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landless elders in the urban village of Hubei province

LIU Chenglia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Rural Governmen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petition of the landless elders in L urban village of Hubei province,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so called landless peasants petitioners who usually expressed their plight strategically based on their benefits, values and emotions were unreasonable weak person.They construct a set of complaining campaigns discourse to gain the social sympathy and support in the guise of discourse rights, making use of the system pressure of grassroots regime to achieve their own purpose, which in turn cover most of the reasonable demands and bring great pressure to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In order to govern the irrational weak peti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o improve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public opinion for peti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uphold principles and bottom line when dealing with this kind of petition instead of getting rid of conflicts using resources.

Keywords:unreasonable weak; petition;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real demands; grassroots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6)01-0047-07

DOI:10.13331/j.cnki.jhau(ss).2016.01.008

收稿日期：2015－01－11

基金项目：教育部2014年重大攻关课题(14JZD030)；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自主创新基金青年项目(117-410500044)

作者简介：刘成良(1989—)，男，河南洛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